大凡美國一遇戰爭，便出現紛紛的歷史百川匯於一的局面，這時全國各階層無不將這個鬥爭看做一大整體，因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與其役，儘管也許是間接的。但事過境遷，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揚鑣，各行其是了。曾記否，當年有過這麼一個星期：國務院同外國簽訂了一份互惠貿易協定，華爾街有幾家企業合併，紐約大街上舉行火災水漬貨大甩賣，派恩布拉夫市競選美女，某青年主婦記得她這時鋪上了一塊名貴的東方地毯，世界棒球聯賽吸引著全美五千萬球迷。
對於研究美國總統動態的人來說，從戰胜日本到爆發朝鮮戰爭這四年十個月零十日，實在是多事之秋。這段時間，華盛頓總是在鬧著點什麼事兒，而又總是脫不了哈里·杜魯門的干系。如某次他偶訪墨西哥，墨西哥總統陪他去參觀活火山，哈里便說：“比起咱美國國內的，這算得了什麼!”當然，除此以外，其間也還有許多重大的事。杜魯門看問題的角度的確不同凡響。他是總統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誰不是只顧操心國家前途的呢!
這兩次戰爭中的間隙，無疑是翻天覆地的時代。不錯，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砲不響，轟炸機不飛，軍艦下錨停泊，海軍陸戰隊閒得在做俯臥撑運動。對那些出生於蕭條時期、成長於烽火年代的人，這是一個過渡，一個喘息機會。這段安寧的日子裡，一代醉心搖滾舞音樂的大學畢業生(此輩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躍而為美國各界的領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婦的懷抱中了。 “你知道你們是怎麼回事·”1961年豬灣危機時的一天早上，埃爾斯佩思·羅斯托跟她丈夫說，“你們二次大戰的小軍官，現在可輪到你們當權了!”
後來約翰遜時代，華盛頓流行一句打趣的話，把首都說成是“住滿了有權有勢的男人和他們年少無知時娶下的婆娘”。這話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說戰後姻緣無非是此輩得意征途中一時的歧路失足，這也並不確切。對於那些青年復員軍人和新嫁娘來說，40年代後期，何嘗不是他們燕爾歡愉、山盟海誓的好歲月，心靈的寶鼎中正燃著香氣裊繞的希望之煙呢!年輕，又不曾殘廢，已經是萬幸了；結婚，就是把自己獻給對方，就是互贈定情物，不勝繾綣之樂；它像是為青春熱情所串連起來的絢麗多彩、萬花繚亂的電影鏡頭，流行樂曲若斷若續，聲、色、香、味變化無窮；又像是廁身第五大街的雙層公共汽車中，從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領後一瞥而過的窗外的廣告畫；它無非是買回塑料袋裡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裡的黃丸使之變為奶黃色；無非是自家調製塗牆的色粉，諸如此類的身邊瑣事；還有，兩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煙，又是何等樂趣；而再過十年，這種樂趣就要大為失色了。
結婚這事，還意味著讓同別的新夫婦玩猜謎遊戲；意味著像《好心與寶冠》劇中的阿歷克·基內斯一對那樣輕篙泛舟；意味著等上六個月買戰後第一批福特牌、雪佛蘭牌汽車，選購好洗快乾、挺刮漂亮的新式襯衣；意味著因她至今還把私房錢縫在大花裙里而笑謔一番；意味著她到醫生那裡檢查後，你把她接出來在小飯館吃中飯時她說真的有喜了，於是兩人開懷慶祝起來；意味著觸及她初孕的乳房而產生的神妙感；還有，週末躺在床上，你為她朗誦劇本《一個推銷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誦小說《1984年》而悚然；在電影裡看瑪麗·馬丁洗頭髮，議論奎格船長這個討厭人物，或者聽伊迪絲·皮亞夫和保羅·羅伯遜唱歌，用的是那個老式落地收音電唱機，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塊褪色的牆遮著；星期日下午，拿著1948年的新產品、隨拍隨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機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產品33.3轉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紋唱片；然後下一年1月份又放勝利唱片公司新產品的45轉密紋唱片，然後又突然渴望聽聽老式的78轉唱片；婚後生活也意味著在“鄉村”夜總會消磨幾小時之後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兩家廝混，或是沿著闃無人影的第52大街溜達(皮特里洛淘汰搖滾舞音樂，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萊斯皮的尖聲“進步的”爵士樂“博撲”開了道、奠定基礎，就是在這裡)。燈火闌珊時，你在傑米·賴安夜總會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這時，社會上逐漸崇尚個性，講究趣味起來。素不相識的男人在襪子上繡上花樣；把錢叫做“木拉”，向過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滾球，清晨3點鐘給朋友打個歌唱電報，讓那個送報人唱給他聽，在新婚夫婦的彈簧褥上縛些小銅鈴，然後在門外偷聽，模仿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腔調說：“我絕不要打仗，埃莉諾也絕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羅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機天線扎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車的望後鏡上吊著一雙嬰兒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車洗得乾乾淨淨，彼此見面打招呼時說“Longtimenosee”(“好久不見”)這樣的中國式英語，結了婚的少婦頭戴著捲髮夾就去上市場，口裡老是嚼著口香糖；她們會把全家帶去看《吉普車上四女郎》和《硫黃島戰役》之類的電影，但絕對不看《維爾杜先生》，因為《行列》雜誌揭露主角卻利·卓別林是個赤黨。
小傢伙們現在已是十幾歲了(teenage這個詞最初出現在《紐約時報雜誌》1945年1月7日那一期裡)，越來越露頭角。有些家庭不歡喜孩子們在外亂闖，還可以使他們循規蹈矩留在家裡。瑪格麗特·杜魯門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憶錄《紀念品》一書中寫道，人們還管她叫“'那個杜魯門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幾歲的青少年一樣，對這種稱謂很討厭。”然而在白宮外面，這種“青年的力量”正在改變整個社會風氣，往往不是吵鬧過頭，就是趣味低級，使老一代的美國人嘟嘟囔囔。至於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條板加上溜冰鞋的輪子製成踏板車，踏在上面溜著玩，樂此不倦。
這時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國自動選唱機已有50萬部，給它的主人們每年賺2.5億美元，不過都是鎳幣。這些歌曲本身沒有什麼價值，歌詞也容易忘掉，但自動選唱機這種玩意卻很受歡迎。青年人簡直是崇拜這種機器。位於哈得孫河谷的一所名為斯卡巴勒的中學，有一班1947年的畢業班，就把一部自動選唱機作為禮物送給學校，家長和教師帶笑在一旁看著。
正是在杜魯門執政那些年，美國開始不可挽回地成為國際大家庭的成員。 1941年聖誕節，氣候陰冷，丘吉爾到白宮做客，某日夜半，羅斯福靈機一動，想出了“聯合國”這個名稱。 《時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裡說，“聯合國這個新詞”已悄悄竄入世界詞彙中了。在那一年前，按照《財富》雜誌的調查，美國選民只有63%贊成美國加入國際組織。到1944年3月，贊成的就有68%。同年，在大學生中進行一次全面調查，贊成美國派出代表團常駐聯合國的，比例為50∶1。薩姆納·韋爾斯也贊成這樣做，他寫了一本頗有說服力的書，名為《抉擇的時刻》，主張要組織一個世界政府。每月一書協會把它推薦出來，作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銷售了近50萬冊。阿肯色州眾議員富布賴特建議，支持“創立一個適當的國際機構，使之擁有適當權力，以確保和維持各國間的公正與持久和平……而美利堅合眾國亦應參與這種機構”。這個議案以360∶20在眾院通過。到了參院，這個議案亦得到兩黨一致支持。
費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舊金山市和南達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紐約市競爭，要把聯合國設在自己市內，並免稅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洶洶然投了反對票，不歡迎這個新的世界組織到那裡去，但有人認為這是由於當地人反對威爾基，反對他寫的那本《天下一家》，藉此發洩一下怨氣。參議員阿瑟·范登堡在他的華德曼公園現在叫謝拉頓公園。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轉彎的街角。現仍是一些著名議員的住宅區。寓所認真思考了幾個月，終於改變看法，認為只有通過國際相互依存，這個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對他來說，這是個歷史性的轉變。戰時他有一次在倫敦的地下室躲空襲，德國飛彈騰空而來，震撼大地，他對他的陪同人員說：“人類有了這樣的武器，怎麼還談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范登堡打破了黨內孤立派的頑抗，他對鴉雀無聲的參院發言說：“我一向公開表示，認為要依靠自己力量來保護美國的。我仍然相信，不管有無其他國家的合作，我們永遠也不能再讓我們國防力量下降到無能的程度。但我不相信今後有哪個國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我認為美國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國合作……我認為國際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嚴和權限。我認為我們切身利益要求這樣做。”
兩黨參議員全體起立，熱烈向范登堡鼓掌。報章讚揚他的演說，認為“毫無疑問是篇偉大的演說”，是“參院八十年來最重要的演說”，是“用武力對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證不再出現慕尼黑的諾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在一片興高采烈聲中，世界的另一頭打響的一炮，華盛頓卻聽而不聞。原來胡志明抑制著滿腔怒火從巴黎回國，宣布越南獨立，自己當總統，上山打游擊。但國務院遠東司對駐在當地的外交官員並無發出特別指示。叛亂者畢竟只是當地人，算不了什麼，必要時幾個連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就可以把它擊潰。但估計亦無此必要，因為越南是法國殖民地；有法國外籍軍團在，要是真有麻煩的話，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出動鎮壓的。
這裡有個詞義問題，不易弄明確。但要理解戰後世界政局，對這詞義就必須有一定的了解。 25年前，所謂“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聯合國”，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50年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那篇著名的演說，提出那個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計劃時，從他的演說措辭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謂“世界”，還是局限於北美、西歐及其盟國和屬國。那時還未有“第三世界”，或諸如此類的概念。你可能會感到驚異，但是1942年用“聯合國”名義發表的元旦宣言只有26個國家簽署：那就是美國、聯合王國、蘇聯和國民黨中國；五個英國自治領；八個當時還受納粹德國奴役的國家和九個南美共和國。總之，一個所謂參加聯合的國家就是保證要打敗希特勒的國家。 1945年，非洲只有四個獨立國：即英國勢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國的奇怪傀儡利比亞、剛從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來的埃塞俄比亞和過去到現在都是在白人寡頭政治統治下的南非。到了戰胜日本時，聯合國的成員國增加到51個，那是多了一些剛解放的歐洲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還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國。但是聯合國還是像個上等人的俱樂部，你在那裡可以拍拍手叫聲“僕歐”，侍役便會應聲而來，聽候吩咐。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權利，說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種人，又已年滿21歲”也不會得罪其他會員，包括皮膚是黑色的會員。換句話說，周圍的鄰居還沒有開始因為黑人增多而遷走。
在紐約市那個五光十色的曼哈頓島，有不少繁華異常的區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華的東區第七十幾條街。戰後在這裡舉行宴會，通常是以雞尾酒開始。當時最流行的是“海風”，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你一邊要酒，一邊表明：第一，你從來不看電視的；第二，你認為克里斯琴·迪奧爾一定是發瘋了。談到第一點，你可能說的是真話，也可能是假話。但第二點，你是完全錯了。克里斯琴·迪奧爾的神經至少和你一樣正常。戰爭結束時他不過是個默默無聞、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裝設計師，但他很精明，估計到美國女人對巴黎時裝還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華盛頓那個令人討厭的政府關於戰時服裝的第L-85號條例的規定，即她們的衣服折邊不得超過二英寸，襯衫只能釘一個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邊，腰帶寬度不能超過二英寸，外套不得縫上兜帽或圍巾，裙部不得寬於72英寸。自從巴黎陷落以後，這五年來許許多多美國姑娘已經穿慣了沒有口袋和沒有打褶的襯衫，簡樸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過最後一點使男人們可以一飽眼福。但迪奧爾認為這樣下去不行。 1945年底，這個出色的服裝設計師設計出離地不到12英寸的寬闊的大裙，肩部不貼墊，乳罩則加墊(一般人稱為“假奶”)，鞋和帽的設計，也使男人們倒抽一口涼氣。如果女人們流行他的服式，她們就得花一筆錢，把所有衣服重新購置。舉手之間，他就把每年營業額達30億元的服裝行業和那些專供婦女閱讀的雜誌爭取過來，贊成他的設計。 《哈潑斯市場》、《時髦》和《漂亮》等雜誌簡直是著了狂一樣。有個作家歡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圓圓的，你的腰部細細的，裙子這樣寬大，意味著你有一雙嬌嫩的美腿。你這樣才像是你呢!”它們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對過去那些貧乏、簡樸、單調的式樣，提倡迪奧爾那種豐滿、奢侈、多彩(當然也就是昂貴的)的“新式樣”。
“新式樣”，這已成了1946年時裝界的戰斗口號。對美國的丈夫們說來，除了再也看不見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來還有一個前景，就是要為老婆的新衣服付賬：一件塔夫綢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只花17.95元，如果買巴黎制的原裝貨，要450元。對太太們來說，所牽涉的問題更加複雜。大多數人也覺得價錢太貴。許多人還認為，這樣V形衣領、窄腰身，垂下來的肩膀、半長不短的裙，從緊扣著的裙腰上突然散開來的輕薄的蟬翼紗罩衫，實在是難看得很。不但如此，那些推銷口號簡直就把她們當做笨蛋。這些時裝雜誌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時髦》傻笑著說：“在這一期裡，穩重的人的優點丟了。”簡直不成句子。如果她們買這種荒唐的新裝，就無異於承認自己是個傻瓜，是弱者，是神經質的小笨蛋。這種人管家也靠不住，讓她出門那就更危險了。
其實，婦女們又有她們的困難，她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因為社會還是受各種禁忌所束縛，當然你也可以說是受自製所束縛。她們的媽媽從小就教她們處世接物總要謙謹溫和，因此她們一氣之下，也做了在當時時代條件的局限下能夠做到的事。肯塔基州有676個職業婦女簽名發表了一個反對新式樣的宣言，特別攻擊裙的長度，因為女孩子歡喜把腿部多露出來，不管縫紉機神通如何廣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長。於是“剛過膝”俱樂部就在幾個城市應運而生；達拉斯市有1300名“剛過膝”會員穿著剛過膝蓋的短裙，在商業區遊行，高舉標語牌，反對跟著法國屁股後面走。迪奧爾在巴黎大聲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麼錯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機於1946～1947年出現。有幾百萬碼印花雪紡紗和花邊堆積在曼哈頓區服裝工業的倉庫，等待著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圖市的人們做出選擇。顧客們也受到很大壓力。姑娘們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個姑娘時，彼此都拼命考慮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從。有些人採取戰後第三世界那種態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樣”的新式樣，暫時把問題迴避一下。比如說，英國還得處處緊縮，還在實行物資配給制。鞋跟不得高過二英寸，而貝露港路的聰明女服飾商卻造出價廉美觀的鞋面結實的平底高跟鞋。 1946年間，美國的服裝設計師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裝，還新設計一種無直帶的橫扣式的乳罩。快要到復活節時——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雙方的鬥爭還是勝負未分。不久，女人們似乎一下子就軟化了。你可以說她們是軟骨頭，是笨蛋，但是這些中產階級的婦女，凡是有現款或可以掛賬的，誰都不願在復活節那個星期天裡穿著古老的服裝，怪裡怪氣。當她們魚貫走進教堂通道時，她們也就向全國——也就是說向她們叫苦連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謂“上流社會”(hautmonde)的風尚這問題上，她們仍是惟外國之命是從。而“上流社會”這個詞來源於法國，絕不是偶然的。
這場鬥爭過去後，女人們不但掛白旗投降了，還好像是沒有鬥爭過似的。她們甚至穿著帆布鞋、木底鞋、軟靴、尖跟“涼鞋”，戴上有面紗、羽毛、甚至鳥籠子裝飾的土耳其式帽，到處走來走去。鞋匠搞這樣光怪離奇的產品，倒還有道理，因為婦女們穿上那種長裙，腿部裸露有限，這樣，小腿修長的婦女，就想用古里古怪的鞋、五顏六色的尼龍襪和各種各樣的鞋帶來吸引人們的注意。但是那些帽子卻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那些不切實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狀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如果說這樣搞有什麼社會意義的話，那隻能說是表現了女性的直覺，表現了女人有做不對的事、無聊的事、變換花樣的事的權利。
在曼哈頓區的晚宴席上，客人們在淺斟細酌海風或馬提尼雞尾酒的時候就可能談及下列話題：拉里·麥克費爾用300萬元收買了揚基棒球隊；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羅馬教皇新封了四個美國人當紅衣主教；丹佛大學全國輿論研究中心的報告說，有36%的美國人預料25年內美國又會再打仗，另外有23%則預料50年內會再打仗，但只有20%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最後一場世界大戰，這時談興就低沉了一些。這次民意測驗是在1945年末進行的，那時美國公眾還不知道美國和斯大林的關係已經不穩到怎樣程度。
在那些年頭里，在東區第七十幾街一帶舉行的宴會都是正規的，穿什麼衣服也不能隨便。男的要打黑領帶，女的要穿晚禮服。客人們在鋪著雪白台佈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主賓坐在男主人右邊，男女交錯著坐，旁邊那個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規矩，你和左右兩邊的客人講話應酬，都要一視同仁。最後喝完了酒，蠟燭將盡，男女才起座分開。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蘭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們則到樓上去，做她們在這種場合下要做的事情去。一般她們總會有些時間談談有特殊興趣的流行話題。比如說，耶魯大學的兒科專家阿諾德·格塞爾那本《生命的頭五年》，當時還很暢銷，在化妝室里通常會引起議論。 (還有兩本書《長袍》和《心情的平靜》更是暢銷，但在這些女客面前談及這兩本書，那等於在社交上自殺。)那時女人們都愛把手袋、帽子和服裝配套，還愛把黑綢制的美人斑貼在臉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女人對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農莊里的女人一樣非常感激。合成纖維的出現，使她們生活改變了，無論在曼哈頓或在艾奧瓦州都是如此。僕人幾乎已經絕跡，僱傭僕人的需要也同樣消失了。戰胜日本後不到一年，電器商店已出現了電力干衣機。而且在40年代後期，主婦們每年買進22.5萬部自動洗碟機和75萬部垃圾處理機。 1947年，冰凍鮮橙汁也上市了。當然，有些新玩意兒是荒唐的。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輕的工業設計師讓·奧蒂斯·賴內克領了一種電氣吉他的專利權，這種吉他可以把音調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人們議論說：畢竟，我們是個自由國家呀，我們知道，它有各種各樣的人，可是確有些人真沒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