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胡佛頹然無語，只是低頭看自己的腳尖。但是，在三層舖的貧民窟裡，吃不飽的孩子們抬起頭來了，地方法院裡一肚子怨氣、準備鬥爭的農民們抬起頭來了，縫補破衣服的婦女們抬起頭來了。空中好像響起了一陣魔樂。加利福尼亞州聖莫尼卡市的威爾·羅傑斯在打字機上記下了這樣一句話：“就是羅斯福一把火燒了國會，我們也會大聲歡呼說，'好哇，火到底點著啦!'”
美國人民不是束手無策。在這個緊急關頭，他們已經授權政府採取直接的、強有力的行動。他們要求在政府領導下有紀律，有方向。他們選我出來實現他們的願望。基於這種精神，我接受他們的委託。
借用沃爾特·惠特曼美國19世紀著名詩人。 ——譯者一句詩，新總統真是“聲威赫赫地登上了舞台”。阿瑟·克羅克寫道：“羅斯福當時神色嚴峻，連老朋友也感到他變了另一個人。”亨利·史汀生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當時的心思：“我完全給嚇倒了。”新的第一夫人認為總統就職典禮進行得“非常非常嚴肅，不免令人生畏”，“因為富蘭克林講到他必須取得通常只在戰時才授予總統的那種大權時，聽眾竟表示最熱烈的支持。”不過，當時在華盛頓為《新共和》周刊採訪新聞的埃德蒙·威爾遜卻嗤之為“一例的譁眾取寵，一例的不著邊際”。他還寫道：“有一點最清楚不過，這就是獨裁政治快要出籠了。”這時，知識分子們仍然不了解羅斯福，有些知識分子永遠也不了解他。真的，即使最接近他的人，也感到他難以捉摸。他決定競選總統，事前竟連自己老婆也不告訴，這是很少見的。羅斯福夫人是從路易斯·豪那裡才知道這件事的。羅斯福首次執政之初，美國的有識之士是怎樣想的，羅斯福夫人下面這段話說得最真切了：“我們有一種盲目走下去的感覺，因為我們置身激流，誰也不知道何處是岸。”但是，總的說來，美國人民並不像她那樣感到前途茫茫。他們認為羅斯福這次演說十分成功，週末，有45萬人寫信祝賀他。
當晚，埃莉諾去參加慶祝舞會，羅斯福留在總統府同路易斯·豪研究工作。星期天早餐後，羅斯福自己滾動輪椅經過新建的坡道來到闃無一人的橢圓形辦公室，獨自四下打量。桌上空空如也，除國旗和國璽外， 能拿走的東西胡佛都拿走了。沒有便箋，沒有鉛筆，沒有電話，連叫人的按鈴也沒有。他慢慢認識到，一個人在這裡，什麼事也乾不了。於是他大叫一聲，一個秘書和一個助手急忙跑了進來。這件事值得一提，因為羅斯福只有這一回才覺得身為總統卻不知怎麼辦是好。晚上，他動手幹起來了。他一邊咬著往上翹的煙嘴，一邊起草文件，援用那幾乎被人忘記了的大戰時期定下來的《對敵通商法》，宣布全國銀行一律休假四天。他要求第73屆國會在星期四召開特別會議，以便將擬好的緊急法案送去討論。這時全國再也沒人搞貨幣兌換了，可是大家還得想辦法生活下去。
這是對美國人的首創精神的挑戰，而他們果然也想出了種種應急的辦法：印發各種臨時票證，賒銷商品，以貨易貨，憑票取貨，憑代用幣乘車，使用加拿大和墨西哥貨幣代替美國貨幣，如此等等。道氏化學品公司用鎂鑄成“道氏金屬代用幣”，定值每枚二角。威斯康星州有一個摔跤家和人訂合同，表演一場的報酬是西紅柿一罐加土豆200鎊。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市有一家報紙發出通告，說廣告費可以免收現金，改付農產品就是了。紐約州一位州參議員到首府奧爾巴尼市開會，自帶一周吃的東西：12打雞蛋，半隻豬。 《紐約每日新聞》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辦“金手套”錦標賽半決賽，賣票花樣之多，最是驚人不過：票價是五角，但除五分錢娛樂稅必須付現金外，其餘可以用任何實物償付。於是專雇了一個人，為形形色色的來件作價，其中有：香腸、床墊、帽子、鞋子、大衣、魚類、麵條、女睡衣、牛排、電火花插頭、方盒式照相機、 拼板玩具、厚運動衫、罐頭食品、袋裝土豆、高爾夫球褲、機工工具、 塗腳藥膏、《聖經新約》，以及當時青年婦女所謂“伸伸腿”的不用繫帶的內褲。
人們絕大多數都認為，一旦銀行休假結束，就要正式宣布使用臨時通貨，各州、各市政府乃至某些企業都要自己發行地方性代用券了。亞特蘭大、里士滿、馬蒂塔克和諾克斯維爾等城市，這時早已這樣做了； 納什維爾市在3月6日開始的那一周結束之前也快要有價值100萬元的代用券流通。費城也將發出800萬元流通。新澤西州努特利市有一家造紙公司，原先一周只開工三天，這時改為一天三班，24小時給威斯康星州和田納西州印出六噸重的代用券。然而，一想到各州各市的地方幣、各公司的兌換券滿天飛的情景，財政部長伍丁就不寒而栗了。 3月7日星期二， 他在早餐時候告訴雷·莫利羅斯福智囊團主要成員，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譯者說，據他看不必使用臨時通貨。他說：“我們可以用各銀行殷實可靠的資產作為儲備來發鈔票嘛。大家不會害怕的，這不是戲台上用的道具，是貨真價實的鈔票。”這樣做，不會有什麼損失。伍丁公開說：“我們已經到了溝底，再壞也壞不過這樣了。”
伍丁同參議員卡特·格拉斯在卡爾頓飯店晝夜奮戰，星期四這天果然如期完成了草擬法案的工作。國會特別會議開始了，眾議員們相繼走進會場。這時伍丁就把寫完的稿子交給國會的秘書，同時嘟囔著說：“這個法案就用我的名字好了，稿子完了，我也完了。”秘書把稿子在會上高聲宣讀，可是當時人聲嘈雜，眾議員裡沒有幾個聽得清的。法案不是人手一冊，因為沒有時間排印。就是秘書手裡那一份，有些地方也是最後急急忙忙用鉛筆塗改過的。大家一陣叫嚷，就把法案通過了，一共用了38分鐘時間。這時羅斯福夫人在樓上旁聽席上一邊結毛線，一邊點票數，活像是慈祥的德法熱夫人英國小說家狄更斯一書裡邊的法國革命時期的一個人物。她每天編織，暗地記下她所仇恨的貴族的名字。 ——譯者。投完了票，眾議員們便蜂擁到參議院會議廳，聽格拉斯說明他們自己剛才通過的那個法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格拉斯這位小個子的弗吉尼亞州參議員是支持伍丁法案的，不過他也承認其中某些部分確實讓他吃驚。根據這項法案，總統和財政部長“ 已經採取或今後要採取的”任何措施，議會都要一律批准，這種立法措施真是嚇人。法案規定，囤積通貨的要判刑，有問題的銀行要派人去“ 維持”(受託管理)，此外還授權政府以各銀行的資產為儲備，發行20億元新鈔。晚上8點36分，羅斯福衣衫不整，身旁堆滿了從海德公園住宅運來的書籍，圖片也來不及開包，就在白宮簽署了這項法令。當晚國家印製局添雇了375名新職工。美國政府的印鈔機器全部開動了。
一連兩晚，印製局燈火輝煌，臨照著哈得孫河灘。新印模來不及刻，就沿用“1929年印行”字樣的舊版。聯邦儲備銀行12個分行行長的簽字也來不及去要，便從政府檔案裡找出舊樣本來，派人送到澤西市的美國鑄刻工場廠趕製印模。星期六清晨，裝滿一袋袋新鈔票的飛機從華盛頓先後起飛。第一架在午前就把鈔票送到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從那裡又立即分送各銀行。
真正精彩的一幕是如何對那些囤積戶施加壓力，使他們不得不把緊緊攢在手心裡的黃金和貨幣放出來。原先此輩不到一周工夫，就已把全國15%的貨幣藏了起來。國會儘管橫下狠心，也無法定出法律，對於那些事先囤積貨幣的人追加懲罰。於是，政府便改而乞靈於宣傳的辦法。 3月8日星期三，聯邦儲備委員會宣布：凡2月1日以後向銀行提取過黃金，而到下星期一為限還不退回儲存的，銀行便公佈他們的姓名。這一宣告剛在報紙登出，各家銀行的電話交換台就忙得不可開交。銀行對來電話的人說，如果有黃金要送回儲存，銀行就為他們開門辦理，還不讓記者知道。幾小時之內，只見多少床墊為之撕裂，多少鐵罐因之出土，多少秘藏寶盒得以重睹天日。各地銀行都說門前又排起長龍來了，彷彿上週爭先提款的情景一般，不同的是，這回男男女女都帶上滿載黃金和貨幣的旅行包、手提箱就是了。看到這種情況，聯邦儲備委員會大受鼓舞，於是星期五又宣布擴大涉及範圍，要各銀行上報過去兩年內提過存款的人名。網拉得更開了，魚也更大了。到星期六晚間為止，各州聯邦儲備銀行已經回收了共計3億元的黃金和黃金兌換券。以此為儲備，又可以發行7.5億元的新鈔票了。因此，甚至在載運這批新鈔票的飛機還沒有離開胡佛機場之前，伍丁就批准某些儲蓄銀行可以讓儲戶每戶提取現金十元。商業開始活躍起來了。不出一周，就有13500家銀行(佔全國總數3/4)復了業，交易所又重新響起了電鑼聲。紐約股票價格猛漲15%。道·瓊斯的股票行情發報機傳出了這樣一句話：“幸福的日子又來到了。”
幸福的日子還沒有真正回來，不過金融恐慌總算過去了，既沒有發生幣制混亂，也沒有實行銀行國有化。下的藥無疑是極猛的，通貨膨脹一開頭，果然無法控制。但是羅斯福當時只能這樣做，別無他法。有一位朋友對他說，如果成功，他將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名垂千古；如果失敗，他就是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羅斯福回答說：“如果我失敗， 我就是美國的末代總統了。”可是他不甘失敗。 “新政百日”已經開始了。
在這100天當中(從3月9日在歡呼聲中製定出《緊急銀行法》到6月16 日通過《全國工業復興法》)，新總統頂著狂風暴雨前進，一天天顯示出他有無窮的智慧和無限的精力。到國會議員們精疲力竭，宣告休會那一天，羅斯福已經發表了十次重要演說，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每週舉行記者招待會和內閣會議各二次的慣例；宣布了廢止金本位制，向國會提出了15篇咨文；指引議員們通過了13個重要法案，其中包括對一切銀行存款實行保險，對抵押住宅者發放新貸款，對華爾街金融市場進行改革，撥發40億元作為聯邦救濟金，准許公開經營啤酒業，以及成立民間資源保護隊、農業調整管理局和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等等一系列法令。羅斯福也說：“有時連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受震驚。”
可是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臨時招架的辦法而已。羅斯福對身邊的新政派說：“挑一個辦法試試看嘛。失敗了，就另換一個。總之，要搞點什麼試試。”他認為自己在大選中之所以取得一面倒的勝利，就是因為人民授權他進行變革，可以說怎樣變都行，只要快變就是。最初，他打算先讓國會通過伍丁那個“挽救銀行”的法令，隨後就打發議員們回家休息，由他運用總統大權來辦事。要是這樣做，舉國上下本來也會一致支持的。保守派的《波士頓紀事晚報》就發表過社論說：“目前應由總統獨攬大權。這樣做勢必引起史無前例的複雜問題，但是人民思變之心太切，就是任憑總統一人獨斷專行，他們也心甘情願。”參議員布頓· 惠勒說，為了羅斯福總統，國會議員們“就是像馬戲團的動物那樣跳火圈，也乾”。至於美國選民們，據查爾斯·米切爾森說，即便有人說羅斯福“長著一副透視眼”，他們也會信以為真的。約翰·根室後來也說：羅斯福當時如果想搞獨裁，易如反掌。 “我們往往忘記，羅斯福初任總統的百日之中，國會自覺自願授予總統的權力，是何等龐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駕一切的啊!就是德國國會給希特勒的權力，也不過如此。 ”
但是羅斯福還是主張遵循憲法來辦事的。他說，他要像他的本家西奧多·羅斯福那樣，做一個“熱心佈道的總統”。群眾給白宮的大量來信啟發了他，使他覺得不妨在進行立法革命——實際上是一場革命——的同時教育人民，向他們闡明新政的目標。當時還沒有“美國新聞處”， 也沒有“美國之音”。他不需要這些。有他當教師，整個美國就成了一個大課堂。
第一堂課是在他上台後第五天開講的，他把採訪白宮新聞的記者召集到辦公桌周圍。他在任職期間，舉行過空前頻繁的記者招待會(共998 次)，這是第一炮，這第一炮登時就打響了。威爾·羅傑斯評論說，羅斯福竟能把像銀行業務這樣複雜的問題講得深入淺出，人人理解，連銀行家也能懂。後來，查爾斯·比爾德(此人平日並不佩服羅斯福)也寫道： 羅斯福所討論的“有關美國生活和美國社會的種種根本問題，比歷屆總統加在一起還要多。”記者招待會結束時，記者們掌聲雷動。就這樣， 羅斯福一下子把美國的新聞中心從紐約挪到華盛頓來了。美聯社把駐華盛頓人員增加了兩倍，合眾社發出的新聞稿從此有1/4來自華盛頓。各大城市的報紙紛紛派記者到白宮採訪，規模較小的報紙也每日採用華盛頓專欄作家的通稿了一篇稿件分送各報同時刊載。 ——譯者。後來，連羅斯福夫人也加入了專欄作家的行列。
3月12日星期日，羅斯福講授第二堂課，是直接對全國人民講的。總統府樓下外賓接待室的壁爐前頭，裝上了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共同廣播公司的擴音器。總統說，他希望這次講得親切些，就像坐在自己家裡，鄰居也坐在他們的起居室裡，雙方隨意交談那樣。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華盛頓辦事處經理哈里·布徹說：既然如此，那就叫做“爐邊談話”好了，以後就真的作為正式名稱叫開了。羅斯福這次談的是全國銀行暫停營業的問題。他那像牙長煙嘴點著香煙，慢慢燃燒。他說： “朋友們，我想告訴大家，過去這幾天我們乾了些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幹，下一步又打算怎麼幹。首先，我要指出一個簡單的事實：你們把錢存進銀行，銀行並不是把它鎖在保險庫裡了事，而是用來通過各種不同的信貸方式進行投資的，譬如買公債，做押款。換句話說，銀行讓你們的錢發揮作用，好使整個機構轉動起來……”
不知怎的，羅斯福談話竟能談得那麼親切，用人人懂得的詞句和比喻，把工業經濟的複雜結構講得一清二楚。他的語言質樸實用，同他在白宮所選用的室內裝飾具有同樣風格。上屆總統的那套闊氣排揚，現在是一掃而光了。沒有伺候吃飯的底下人了，沒有飯前吹號的號手了，軍旗敬禮分列式取消了，衛兵換班儀式也取消了，一頓上七道菜的盛宴也簡化了。在華盛頓官場裡，羅斯福那裡的伙食是最不講究的。他當不起講究吃喝的人，他沒有那份工夫。在總統府作過客的人，不論時間長短，都認為白宮的菜餚單調無味，同宿舍包夥差不多。有一位女客一連三晚吃的是同樣的飯後點心：一小片菠蘿、兩顆櫻桃，再在拌得稀稀的奶油裡放上一點核桃仁。甚至這樣也還算是盛情款待呢。至於總統本人的午餐呢·一角九分一份的肉末煎蛋。
在某種意義上，所有這些都只是表面文章。他實權在握，再不用擺什麼排場了。小阿瑟·施萊辛格說得好，羅斯福是“天生當總統的”。歷史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左右自己所處的時代。他在政府裡慣唱獨角戲，喜歡發號施令。他跟一位來客打趣說：“如果你有可能當總統，你難道不想當一當嗎·有誰不想當的呢·”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博士有名的瑞士心理學家(1875～1961年)。 ——譯者會見羅斯福後對人說：“毫無疑問，這人渾身是勁。他智力超群，卻又難以捉摸，可是說乾就乾，厲害得很。他花樣繁多，別人無法預料。”W·M·基普林格說：他從沒見過有哪一位總統“像這個羅斯福這樣擁有無上權威”。埃德·弗林說：羅斯福手下的助手和內閣閣員好比聽差似的，“事事都是總統自己做主。” 阿瑟·克羅克報告說：羅斯福“是老闆，是發電機，是鍾表的發條”。亨利·摩根索1934～1945年任財政部長。 ——譯者寫道：羅斯福“任何時候都是統治者”。摩根索好同羅斯福爭論，羅斯福也樂意跟他爭論，可是只在一定限度之內。過了這個限度，羅斯福就用那滿佈斑點的大手往桌上一拍，再不說“我認為如何如何”了，而改口說“總統認為如何如何”。爭論到此結束，誰勝誰負，自然不消說得。
總統的14小時工作日是這樣開始的：坐在床上，邊吃早餐邊瀏覽外事電報和亂雲也似的大堆報紙。他那臥室牆上掛著海船圖畫，壁爐架上放著家人的照片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小擺設。新政開頭那100天裡，他的親信顧問往往也到床邊來商談，但是起床前這段時間他一般是不見客的。 9 點過後，刮臉，由男僕歐文·麥克達菲幫他穿好衣服，坐上無臂墊的小輪椅，推到辦公室去。 10點開始會客。要是那天國會開會，他總有1/4的時間要花在電話上。他跟人談話，總是稱名不道姓。慣戴咖啡色三角女帽的勞工部長弗朗西絲·珀金斯，在羅斯福就職後第一周時首都政界還不熟悉她，她也不熟悉華盛頓。一天，她的助手接電話，聽到對方說：“ 我是富蘭克富蘭克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名)的簡稱。——譯者，我可以同珀金斯小姐講話嗎·”助手轉告珀金斯，珀金斯回答說：“富蘭克·我不認識什麼富蘭克。問他是在哪里工作的·”這一問，對方樂了，回答說：“在合眾國工作，我是總統啊。”
總統隨時都願意接電話，甚至內閣開會時也不例外。跟總統通話那麼容易，真叫人吃驚。大約有百把人可以不必向秘書通報事由就能直接請他聽電話。 30年後最肯接電話的高級官員是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 但是能這樣直接和他通話的也只有25人。他的消息來源廣泛極了，因此人們往往忘了他是一個跛腿的人。他在內閣會議上常常信口說出什麼地方的人說了些什麼話，包括他夫人的話。例如他會告訴人家：“內人說，那個地方傷寒病流行。”他上任以後，頭一批命令裡就有這麼一條： 凡是因有困難打電話向白宮求助的，一概不准掛斷，政府裡必須有個人同對方談談。這就使他的群眾來信在美國總統史上佔有最出色的地位。有一封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總統先生：
此信只是想告訴您，現在一切都辦妥了。您派來的人找到了我們家，我們便同他一道去了銀行，銀行答應押款可以慢一點還。上次去信， 我說家具也給人拿走了，這一點您想必還記得。這些家具，您派來的那人也幫我們弄回來了。像您這樣的總統，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
是啊，誰也沒有聽說過這樣的總統。羅斯福每天收到的群眾來信， 少則五千，多則八千，十倍於胡佛的。有個眾議員把他同耶穌相比。根據在紐約小學生中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他最受歡迎，上帝其次，得票遠不如他。美國人民確實感到，羅斯福把他們看做自己的朋友。當時總共有41首流行歌曲是歌頌他的。當他係好腿上支架，站在公眾面前的時候，有人真的伸手去摸他那斗篷的邊緣來表示敬意。紐約市演出歌劇《 真是樂死人》，演員們在謝幕時唱一支歌，竟把歌詞原文“讓溫特格林當總統”改成“羅斯福是總統”，觀眾聽了每次都起立鼓掌。安尼·奧黑爾·麥考密克在《紐約時報》寫道：“從來沒有哪個總統能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叫人覺得這樣滿懷希望。”甚至連皮埃爾·杜邦和威廉·倫道夫·赫斯特也高興起來了。有個金融巨頭對約翰·弗林說，他認為自從耶穌去世以後，最偉大的領袖是羅斯福，並深悔自己錯投了胡佛的票，請求上帝寬恕。沃爾特·李普曼也修正了原先的估計，他寫道：“我們全國人原來對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不過一周時間，我們現在對政府、對國家又恢復了信心。”
羅斯福的魅力把各大學、各機關里的大批聰明有為的青年都吸引到華盛頓來了。首都供應食宿的場所驟然成了生意鼎盛的行業。 G街、R街、新罕布什爾大道和第21街一帶的褐石住宅統統改成了宿舍，招待新政派裡邊的單身漢。首都那些墨守成規的人不禁害怕起來。日後有人同小阿瑟·施萊辛格談起這事，說：“一批討厭的青年律師在華盛頓住了下來。……他們得意揚揚，闖進辦公室，佔用桌子，索取文件，忙這忙那，沒個完。我始終不明白，這些人來這里幹啥，來了之後乾了些什麼， 後來為什麼又走了。”
這些人有的一來就再也不走了，有的走了又回來幹別的。當日匯集在新政旗幟下的人物有迪安·艾奇遜1949～1953年任國務卿。 ——譯者—— 財政部副部長；J·W·富布賴特後來先後任眾議員和參議員。 ——譯者——
司法部的青年律師；休伯特·漢弗萊後來是約翰遜政府的副總統。 —— 譯者，他放棄了藥物學研究，擔任救濟工作；還有亨利·福勒，他是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的青年律師。在辦事最能幹的新人當中，有一位叫林登·約翰遜的，是得克薩斯州眾議員理查德·克萊伯格的行政助理。約翰遜說服了美國政府，讓得克薩斯州農民帶頭鏟掉自己所種的一些棉花， 來擁護農業調整管理局的減少剩餘農產品的措施，因而引起社會的注目。
新政派中，還有一些二流的知名人士，如薩姆·羅森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阿道夫·伯利、“鐵褲漢”約翰遜、哈羅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個眾所周知的綽號“急躁鬼”，他暗地倒也喜歡這個諢名，卻不知羅斯福背後叫他“唐老鴨”。雷·莫利在華盛頓一家旅館裡租了一套房間，派頭十足，是這班人中最有才氣的。那些名聲不如他的人套用聖詩，這樣來挖苦他：
莫利!莫利!莫利!我的上帝!
聖詩原文是“聖哉，聖哉，聖哉，我的上帝!”英語“聖哉”(holy)與“ 莫利”(moley)諧音。 ——譯者
農業部的勁頭特別大。新到的總顧問杰羅姆·弗蘭克羅致了一大批才華出眾的青年律師：瑟蒙德·阿諾德、阿貝·福塔斯、艾德萊·史蒂文森、納撒尼爾·韋爾、約翰·艾布特、內森·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同班同學阿爾杰·希斯。政府其他部門有些人對他們很欽佩，認為日後此輩多數是要飛黃騰達的，尤其是希斯。
希斯同普雷斯曼、威特、艾布特和韋爾是共產黨一個小組的成員， 常在康涅狄格大道一間音樂室裡秘密碰頭。這幾個人對新政府進行了研究，感到頗難捉摸，這是不足為奇的。他們認為，莫利是一個狂熱的自由派，而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卻是強烈反對承認俄國的。當時美國還不承認蘇聯政府為合法政府。 ——譯者華萊士認為共產主義製造階級對立，這種論調跟艾爾·史密斯很相似。但是最使人迷惑不解的還是總統本人。剛就職時，羅斯福主張進行試驗，可是依然傾向保守，而且他在新政初期採取的那些措施又得到中間偏右的人大力支持。他挽回銀行頹勢後的第一招就是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削減退伍軍人退役金和政府人員(包括議員)的薪金，這也是費解的。
羅斯福成立了民間資源保護隊，很得保守派的好評。這個隊組織貧苦的青少年參加水土保持工作，讓大家有活可干。共產黨有個發言人說這是“強迫勞動”，勞聯領導人威廉·格林更說它大有“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和某種蘇維埃主義”的味道。但是民間資源保護隊是羅斯福的得意之作，而且由於陸軍的協助，一成立就辦得很好。這項工作是由麥克阿瑟負責組織的。喬治·馬歇爾當時還是上校，因管理南方各州17個大隊卓有成效，名噪一時，因而受到羅斯福的注意。 (艾森豪威爾少校卻在賓夕法尼亞州碰了釘子，因為他沒有考慮政黨關係，把重要職務都給了共和黨人。)最後總共有250萬青年參加這個隊，穿上了草綠色制服。他們完成了羅斯福設想的防護林帶，南起得克薩斯州，北至加拿大，遍種樹木2億株。
4月19日，羅斯福廢止了金本位制，這在右派當中可不那麼得人心。現在看來，這是由於當時迷信黃金之故。若干世紀以來，歐美各國都死死抱住黃金不放，以為這是西方文化的標誌。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金本位製成了強國的特徵，銀本位製成了落後國家的特徵。有些共和黨人把貨幣貶值的方案叫做“橡皮本位制方案”“橡皮”在美國俚語指沒有價值。 ——譯者。艾爾·史密斯說，他贊成“金本位”，反對“吹牛本位” 。羅斯福的預算署長也說，廢止金本位意味著“西方文明的毀滅”。不過，當美元貶值11.5%之後(同年夏天貶值17%，隨後穩定了下來)，美國在世界市場上就又能同歐洲那些早已走上通貨膨脹道路的國家競爭了。這一點，一般人不理解，華爾街那些大老闆們卻是明白的。查爾斯·G·道斯對廢止金本位鼓掌贊成，共和黨的領導人也一樣。 J·P·摩根有一個老搭檔叫做羅素·萊芬威爾的，寫信給羅斯福說：“你放棄金本位制， 挽救了我國免於全面崩潰。”摩根本人也不准人們非議羅斯福，他在一篇罕見的公開聲明中說：“據說總統放棄金本位，我表示歡迎……看來很清楚，要扭轉大蕭條的局勢，就要駁斥並戰勝那些主張收縮通貨的人。”
但是不論是什麼措施，只要受到華爾街23號摩根財團所屬公司所在地，這裡用它來代表壟斷資本集團。 ——譯者的歡迎，就很難說是革命的，甚至連開明也說不上。直到了3月下旬，羅斯福才真正向左轉，他要求國會批准《農業調整法》和《聯邦緊急救濟法》。他在5月12日(也就是上任後第65天)簽署了這些法律。 《農業調整法》是有鑑於艾奧瓦州的農民暴動而製定的，用減少產量的辦法來提高農產品價格。出錢津貼農民，叫他們少種地，這顯然和常識背道而馳。華萊士下面這段話代表了當時千百萬人的看法：“我希望今後再也不這樣搞了。長得好好的莊稼，偏要毀掉，這有違人類的良心。”然而，四個月以後，他卻不得不下令把600萬頭小豬宰掉。他很不得已這樣做了，又說這是因為過去柯立芝和胡佛的錯誤政策造成的後果(羅斯福還打趣說，對豬也要實行節制生育)。
關於聯邦政府辦救濟會有什麼長遠影響，當時的爭論就更多了。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不客氣地說過：“人們不是在'長遠'以後才吃飯的，他們天天都得吃啊。”此人瘦長個子，一頭蓬髮， 說話刻薄，在紐約搞社會福利工作，在對付大蕭條的工作中出過力，到新政結束以後還一直同羅斯福保持密切關係。他是從樓梯下邊進入政府的。原來最初他沒法見到總統，就趁勞工部長弗蘭西絲·珀金斯參加紐約一個來賓雲集的晚會時，把她拉到樓梯底下一個角落談話(那時人聲嘈雜，只有在樓梯底下談話才聽得清楚)。他向她說明，由聯邦政府辦救濟事業，是當務之急。於是珀金斯小姐把他推薦給羅斯福，羅斯福又把他提出的方案提交國會。方案一提出，共和黨人無不大吃一驚。馬薩諸塞州參議員羅伯特·盧斯說：這就是“社會主義那一套”。緬因州參議員卡羅爾·比第大聲疾呼：“上帝救救美國人民吧!”
但是共和黨人的上帝既然失靈，就只好聽羅斯福的了。 5月22日，羅斯福把霍普金斯帶到華盛頓。聯邦政府的救濟事業從此始，直到1942年結束，期間機構、名稱換過幾次(民政工程署、工程興辦署、公共工程署)，領導人也換過幾次(先是霍普金斯，接著是伊克斯，最後又是霍普金斯)。當時霍普金斯直截了當地說：“我來華盛頓，就是要做到誰也不挨餓。”紐約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嘲笑反對救濟的人說：“我到市場去，花兩塊錢買一隻鸚鵡，一天就能教會它叫'白給!白給!白給'!不過鸚鵡是一輩子也不懂經濟問題的”羅斯福的救濟事業是以工代賑，反對派說這是白給，助長懶惰。 ——譯者。但是，反對救濟的人也不示弱，他們攻擊救濟事業的話，比“白給”要難聽得多。北方的血汗工廠老闆們和南方的種植園主們都惱火極了，因為他們的廉價勞動力沒有來源了。上層中產階級批評家以為，領救濟金的人都是一些斜靠著鐵鍬或草耙的懶漢，這些批評家的絕招是把“扳倒擱”(boondoggle)這個意義不明的詞兒加以曲解。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名叫羅伯特·馬歇爾的手工課教師在紐約市參議會調查會上作證，他說他教過一些失業的人做“扳倒擱” 。所謂“扳倒擱”是1925年一個童子軍領隊發明的，指的是童子軍野營中有實用價值的作業，例如用繩子編帶子。誰知沒有幾天，全國報紙的社論就都嘲笑說，辦救濟就是讓人們“扳倒擱”，而且轟動一時，弄得成千成萬的讀者以為(直到今天還以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的成績只不過是為了救濟失業的人，找點什麼事給他們幹乾而已。
其實，兩位主管救濟的人都是討厭人們吃閒飯的，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認為只給救濟，不給活干，會使人們喪失自尊心。只要聽到婦女們說：“我們不再靠救濟了，我丈夫在為政府乾活，”他就十分高興。就大多數情況來說，人們確實是在幹活，而且幹的是艱苦活。民政工程署、工程興辦署和公共工程署的資金，先後投入3萬個以上的新辦工程和事業，諸如請教師，興水利，設郵局，築橋樑，辦監獄，修機場，打下水道和涵洞，開闢公共游泳池、運動場和兒童遊樂場，興建發電廠和火車站，等等。全國新建公路的10%，新開醫院的35%，新建市府大樓、法院大廈和新設醫療設施的65%，新辦學校的70%，都是霍普金斯任內那幾年搞出來的。這麼一來，丹佛市才有了供水系統，俄亥俄州馬斯金格姆河流域才有了攔洪工程，得克薩斯州布朗施維爾市才有了港口，基韋斯特市才有了公路和橋樑，接通了市區和大陸上的佛羅里達州。
工程興辦署(以及它的前身和後繼機構)投資於私人企業力所不及的各種工程，使整個美國的面貌為之一變。建成了哈得孫河下面的林肯隧道，把紐約市和新澤西州連接起來；建成了紐約三鎮橋，把曼哈頓和長島連接起來；把賓夕法尼亞鐵路改為電氣化。它出錢試制了第一批柴油機。由於有工程興辦署，華盛頓才有了動物園、林陰大道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大廈。如果沒有工程興辦署所組織的工程隊，就沒有加利福尼亞州的卡馬里洛精神病院，沒有肯塔基州的諾克斯堡金庫，沒有舊金山的博覽會會場，沒有達拉斯市的迪利廣場，沒有聖路易斯市的花卉館，也沒有哥倫比亞河上的波恩尼維爾水壩和科羅拉多河的博爾德水壩。為了建設博爾德水壩，有近二百名工人喪失了生命。這個水壩連共和黨人也非常感興趣，1946年他們再次控制國會時，就將它改名為胡佛水壩。興辦所有這些工程，總共開支還不到200億元——只相當於尼克松首屆政府五角大樓年度預算的1/4。
據《陸海軍紀事報》日後的報導，那幾年裡，由於軍事撥款一般極少，許多陸軍兵營和海軍基地也全靠工程興辦署的工人才免於失修。沒有工程興辦署的各項建設工程，美國經濟在二次大戰期間和戰後就不能那樣發展。沒有田納西河流域工程(這是羅斯福的百日新政期間的遐想之一)，那兩顆結束第二次大戰的原子彈也就製造不出來。當然，原子彈有其利弊，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下面這個事實：蘇聯到了50年代中期肯定會掌握核武器的生產技術的。固然，製造原子彈不是興辦田納西河工程的主要目標，它開始只是沿河建築一系列水壩，向本流域內的居民供應和出售電力。但是結果是防止了河水侵蝕300萬英畝的農田土壤，把整個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九倍，而且原來投入工程的資金已以繳納聯邦稅的方式全部償還。這項建設本是參議員喬治·諾里斯多年來夢寐以求的，但是計劃的實現還是靠羅斯福。羅斯福剛到白宮，各事未定，就給諾里斯寫信說：“一俟目前這批緊急法案搞完”，就希望他來談談有關“ 田納西流域的發展計劃”。有這樣一位總統在，人們自然會感到，無論想做什麼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過也有做不到的事。銀行可以保住，農民可以得救，挨餓的人可以給飯吃，奔騰澎湃的田納西河可以馴服，但是美國是一個工業國，工業上有許多問題卻不是憑法律可以解決的。羅斯福也曾試過一下，在他的新政措施中，全國復興總署是費了最大氣力來辦的。不能認為它徹底失敗了，因為它鼓舞了人心，而且由於加強了勞工組織，可以說對經濟最後能夠復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它雖則沒有達到羅斯福原來的期望(顯然沒有)，可是確實使全國有如戰時一般，暫時團結起來了。全國復興總署的歷史，有點像一場足球賽，派出的球隊雖然十分出色，最後卻輸了球。休·約翰遜將軍一開頭就預測將來的結果，他打了個用語雜亂而寓意巧妙的比方：“開頭是看煙火，後來是放冷箭。幹這件事，好比睡在斷頭台上跟人打賭，希望萬中得一，刀子下不來。”
約翰遜是新政派中風頭最健的人物，羅斯福選中了它負責主持全國復興總署工作。這個機構之所以沒有取得多少成就，也許是由於他那種“老子天下第一”的態度。誰礙他的事，他就罵人，說人家是“血裡帶著耗子氣味”，“國務院裡油頭粉面的花花公子”，“靠說空話、蠢話、廢話吃飯的傢伙”，等等。他還把商業部大廈的辦公室比做聯邦火車站的收小費的廁所，因此開罪了胡佛。不過，全國復興計劃之不易成功，在5月7日羅斯福的第二次爐邊談話中就可以聽出來了。當時總統提到要辦全國復興總署，說他要求企業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擬訂計劃”， 政府在各個工業絕大多數從業人員的協助下，“有權制止不公道的做法，並強制執行所訂立的協議”。
羅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競爭和女工童工的殘酷待遇，這是正派的企業家人人都可以接受的。問題是，由資方按工業種類訂立法規，當然就意味著要停止對托拉斯進行鬥爭，要恢復資方定價制。勞工方面很不安，於是約翰遜只好聽從了鐵路員工協會總顧問唐納德·里奇伯格的勸告，在《全國復興法》中加上第七條第一款這一歷史性的條文這一項條文的主要內容是：工人有“組織和通過他們自己選擇的代表進行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不得限制工人加入自己選擇的工會作為受僱條件；雇主應遵守總統批准的有關工資、工時等規定。 ——譯者，使集體談判合法化，從而推動了30年代工人運動的發展。對於將來要發生的事，大企業家這時已有預感。全國製造商協會和美國商會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對這一條表示了強烈反對。於是羅斯福把贊同和反對的兩派代表請到白宮開會，就條文的措辭取得了協議。會議結束時，第七條第一款條文原封未動，這並不是一個吉兆。企業家們和他們在國會裡的代言人之所以同意，是因為他們當中有些人認為，一切自由競爭都應該停止。正如瓊斯—拉姆森機械公司當時的經理拉爾夫·弗蘭德斯所說，他們“完全相信，要復興和繁榮，就非限制競爭不可”。
“鐵褲漢”約翰遜的宣傳工作幹得很出色，所以1933年過了大半， 人家還沒注意到隱藏著的棘手問題。一次，亨利·華萊士跟約翰遜談話， 談到印第安人所崇拜的一種神鳥，約翰遜就以印第安人的表意文字為藍本，畫了一隻藍鷹作為全國復興總署的標誌，在下面寫上“人盡其責” 這句話。他在對報界談話時提出了嚴重警告：“不管個人還是團體，誰要是不尊重這只神鳥，後果自負。”凡是遵守他所製定的法規的企業， 可以在廠門店門掛上藍鷹徽。開汽車上街的消費者則在擋風玻璃貼上這個圖案。 《時代》周刊每期封面上也印上了藍鷹徽。有四個女孩在背上刺了藍鷹花紋。在舊金山壘球場上，八千個兒童排隊組成了一個巨大的藍鷹徽。巴斯比·伯克利也不落後，將《舞台大觀》的最後一場改寫，讓魯比·基勒、狄克·鮑威爾、瓊·布隆代爾和好萊塢全體臨時演員排隊，先排成美國國旗圖案，然後組成羅斯福像，最後排成藍鷹徽。凡此種種無不令人眼花繚亂，興高采烈，加之約翰遜將軍又到全國四處奔走，要各行各業把法規一個個簽訂了下來，真是煞有介事。
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如此。 1933年仲夏，在全國復興總署領導下， 已經有一百萬雇主簽名表示願意遵守全行業性勞動工資規程，有九百多萬工人依照這些規程幹活。但是這些雇主絕大部分是小企業主。在紡織、採煤、石油、鋼鐵、汽車、木材、服裝、批發商業、零售商業和建築這十個最大的行業中，只有紡織業簽訂了行規，而且是經過六個星期的盡力勸說以後才簽下來的。新政班子裡也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霍普金斯對約翰遜說：“休，你那些法規好討厭!”不管什麼藍鷹不藍鷹，煤礦的私僱警察照樣向礦工開槍，亨利·福特也不肯“盡”他那一份“責”啊。約翰遜一氣之下，把自己那輛福特公司的“林肯”牌車賣掉，另買一輛通用汽車公司的“卡迪拉克”牌。羅斯福下令，所有政府部門只許向那些跟全國復興總署合作的企業購貨。有個記者問約翰遜，如果有人拒絕遵守法規，那會怎樣呢·約翰遜抹了抹嘴上的啤酒沫，惡狠狠地說：“ 當心他們的鼻樑給打扁!”
後來“將軍”又改變了策略。他發起了一個全國性的運動，要求所有雇主先表示同意，讓工人每週工作40小時，每週最低工資12美元，正式的法規留待以後再訂。 1933年7月24日，羅斯福在爐邊談話裡專門談了這個問題。他說：“打起仗來，如果進行夜襲，士兵們都在肩上帶上個耀眼的標誌，免得誤傷自己人。根據這個原則，那些跟我們合作，參加全國復興運動的人，也要彼此一望而知。”他的意思很清楚：要么“盡你那一份責任”，要么當心挨揍。全國復興運動這時已經開始有點像教會傳播福音了。波士頓市市長詹姆斯·邁克爾·柯里把10萬名兒童集合在波士頓廣場，帶領他們宣誓說：“我要做一個美國的好公民，保證為全國復興運動儘自己的一份義務，買東西只在藍鷹商店裡買。我一定勸家里人在9月份買東西當時約翰遜發起了一個叫做“現在就買東西”的運動。——譯者，而且只買美國貨。我決心幫助羅斯福總統，讓美國重新過上好日子!”
在全國范圍內，凡是有點公民榮譽感的城市居民都舉行了支持復興運動的遊行，並且有許多彩車，有演奏著《幸福的日子又來了》的樂隊。紐約的遊行隊伍，比所有其他城市的規模更大，有25萬人參加，走了十個小時，觀眾達200萬。交響樂團指揮沃爾特·達姆羅希是廣播工作者的領隊，查爾斯·溫寧格是演員的領隊，艾爾·喬爾森是電影從業人員的領隊。參加遊行的還有1000名理髮師，1萬名銀行家、經紀人和交易所職工，2萬成衣工人。檢閱台上放了50只信鴿，給羅斯福帶去賀信。天黑了，第五大道燈光亮了，但是參加遊行的人還不斷地從華盛頓廣場步伐整齊地走出來，其中有雜貨商、珠寶商、當舖老闆、屠戶、消防隊員、 警察、圖書館員、藥房老闆、出版商和酒吧間的招待員等等。全國別的地方同樣也可以感覺到這一股熱潮。在塔爾薩市，休·約翰遜的77歲老母親走在遊行隊伍前面，邊走邊向人們打招呼說：“大家最好服從全國復興總署的指揮。我那小子乾起來可是雷厲風行的，雷往哪兒打，誰也說不准。”海伍德·布龍報導說：各地參加遊行的人都感到有希望，有信心。 “人們排起隊來，肩並肩地站齊，就產生一種親密團結的感覺。” 忽然之間，約翰遜將軍辦公室裡收到了一批又一批的法規草案，總數竟達200萬份。除汽車製造業和採煤業外，所有主要工業部門都支持復興運動了。跟著，汽車製造業也參加進來了(只有福特公司除外)。最後參加的是採煤業。人們熱情洋溢，連胡佛也正式表示贊助了。
但是，逆流來了。胡佛改變了主意，認為全國復興總署那一套是極權主義的做法。工商界攻擊它是“偷偷摸摸搞社會主義”，工會領袖們罵它是“工商界的法西斯主義”。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甚至說，NRA(全國復興總署)這個略語的真實意思是“禁止複興”(NoRecoveryAllowed) 。 《哈潑斯》月刊的一位撰稿人到四個州調查了一下，發現有些掛著藍鷹徽的公司，實際在肆意違反所簽訂的法規。已簽訂的700種法規中，有568種規定由企業主們確定價格，這可能是霍普金斯原先的設想。沃爾特·李普曼對全國復興總署作了這樣的評論：“權力過度集中，個人獨裁作風，使人覺得美國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官僚主義統治，而大起反感。”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一年的前半年，好多專欄評論家和企業家原來都曾要求羅斯福實行獨裁。那時和現在不同之處，就在於羅斯福已經把美國的局面扭轉了。他之所以挨罵，正是因為成績巨大。他當總統的頭四個月裡，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經過調整的工業生產指數已由59上升到100。經紀人說這是“羅斯福一手創造出來的市場”。 3月份時，好多人有氣無力，驚魂不定，不敢反對約翰遜；現在他們腰桿硬了，敢於說話了。 《 柯里爾》周刊寫道：“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感到很滿意。”《文摘》雜誌歡呼說：“股票債券大漲價，增值達幾百萬元。小麥、玉米和其他產品的價格也都回升了，飽受大蕭條折磨的農民又多了幾百萬元的收入。”這個刊物沒有提到農業調整管理局，實際上是這個局促使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只有《紐約時報》明白指出：羅斯福已經挽救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絕大危局，贏得了個人的大勝利。 “他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在美國人心目中，羅斯福竟有呼風喚雨的本領。那時不管總統要怎麼幹，全國都願聽命，甚至求之不得。羅斯福總統發表了一篇又一篇勇敢的演說，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巨大的成就，這使他獲得了千百萬美國人的頌揚，異口同聲稱之為天賜的時代巨人。”雷·莫利說：是羅斯福挽救了資本主義。
人們對總統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也變了。羅斯福每次坐車到國會，路上的人都熱烈鼓掌。從前當過胡佛總統四年的警衛的特工人員理查德·傑維斯說：“現在又聽到人們向總統鼓掌了，我很開心。”8月，羅斯福輕鬆愉快地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我有個大喜訊告訴大家。”原來政府發行年息三點二五厘的5億元公債(這是1931年9月以來財政部第一次發行的長期公債)，認購總數竟超額五倍。要是在一年前，這種事情說了誰也不相信。不管赫斯特系報怎麼詆毀羅斯福，這是工商界對新政充滿信心的鐵證。自1929年以來，這是企業界第一次給期票貼現。幹嗎不貼現·羅斯福同大蕭條的鬥爭，看來勢不可擋。國會聽他的話，哈佛大學的憲法學教授托馬斯·里德·鮑威爾也公開說：“依我看，如果最高法院根據其腳踏實地的判斷，想要支持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以某種方式行使權力， 這在憲法學上是有充分根據可以這樣做的。”如果鮑威爾教授不懂憲法，還有誰懂呢·那就只有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查爾斯·埃文斯·休斯了。可惜，當時竟沒有人想起要去請教他。休斯後來反對新政。 ——譯者
美國人物畫像埃莉諾〓〓她父親是西奧多·羅斯福的兄弟，母親是出名的美人。她生於1884年，取名安娜·埃莉諾·羅斯福。 “太傷心了，”誰都這麼說。孩子太醜了。
凡是客人來訪，埃莉諾就咬著手指躲在一邊，總要等母親叫：“進來吧，老奶奶!”這才出來。母親於是向客人解釋：“這孩子真怪，古板極了，我們都叫她老奶奶。”這時埃莉諾真想鑽進地裡去。
她八歲時，母親害白喉死了；九歲，父親又因酒精中毒去世，於是就被送到外婆家寄養。外婆家教極嚴，埃莉諾15歲以前從沒有跟年齡相仿的人做過朋友。
18歲那一年，她開始進入社交界。社交界為之嘩然。她身高近六英尺，聲音高亢刺耳，門牙外露，什麼化妝品也不用。她有時無緣無故吃吃地笑，有時又莫名其妙地淒然淚下。家人說，這孩子準是傻了，所以遠親富蘭克林·羅斯福雖然已經向她求婚，但富蘭克林的母親薩拉卻竭力反對了三年才同意這門親事。
1905年3月17日結婚，由伯父西奧多主婚。她繼承了伯父的異乎常人的精力。誰都在議論，一個女人家這樣子，不對頭。而她的精力是怎樣使用的，大家也不以為然。有人問她，為不為家務煩心·她說：“我每天用在家務上的時間很少超過15分鐘。”她的工夫都花在窮人身上去了。因此，1913年她離家外出之際，她那年輕的丈夫愛上了她聘用的一位每天來幫忙一段時間的社會工作秘書露西·默塞爾。
1920年，露西同一個有錢的老頭拉瑟弗德結了婚。 1921年，羅斯福因小兒麻痺症兩腿癱瘓。薩拉要兒子放棄社會活動，回海德公園村過殘廢人的生活。但是醫生對埃莉諾說，羅斯福應該重返政界，她可以充當丈夫的得力助手。婆媳兩人為此爭執不下。埃莉諾自己參加了婦女工會聯盟，後來又捨命為民主黨工作。她對羅斯福說：“你一定要努力爭取當州長。”在家裡，本來是薩拉說了算，現在漸漸不行了。薩拉寫信給兄弟說：“現在富蘭克林只聽埃莉諾的了。”
羅斯福果然當上了州長，隨後又做了總統。
在舉行總統就職典禮時，羅斯福特地安排漂亮的露西·默塞爾·拉瑟弗德坐在前排貴賓席上，還讓她乘坐專用汽車。
就職典禮一結束，埃莉諾就去“補償金遠征軍”的第二營地訪問。她同那裡的退伍軍人一道唱歌。事後，這些人議論說：“胡佛派軍隊來打我們，羅斯福派夫人來看我們。”
羅斯福難得到各地旅行，所以這位第一夫人便年行4萬英里，發表演說，巡視貧民區，參觀幼兒園和青年遊樂園，訪問勞苦佃農。她一回來，富蘭克林就不厭其詳地向她打聽見聞。他很風趣地給了她一個特工代號：“羅浮”(Rover)意思是“漫遊者”。 ——譯者。
《紐約人》周刊上登過一幅漫畫，畫的是一個礦工瞪大了眼睛對另一個礦工說：“我的天哪，過來的不是羅斯福夫人嗎·”
埃莉諾不在家時，露西就去探望羅斯福。
在華盛頓，埃莉諾每周定期在白宮二樓條約廳舉行一次女記者招待會。她的專欄文章《我的一天》在135家報紙上同時發表。她為《婦女家庭良友》雜誌每期寫一頁長的問答欄的專稿。她在廣播界的地位，僅次於羅斯福本人。 “甜心”牌香皂、“席夢思”牌彈簧床墊、“約翰斯· 曼維爾”牌建築材料、“塞爾比”牌皮鞋和“龐德”牌冷霜的廠商出錢請她每周作兩次廣告，報酬全部捐贈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某次，她在同一時間在白宮舉行兩個招待會，兩處有門相通，她這邊跑跑，那邊待待，來回招呼客人。
羅斯福同露西相會，一般是在喬治城和阿林頓市郊外路上。有一次，總統的專車本來是從華盛頓開到海德公園村去的，但是為了到露西的莊園和她見面，特地繞道到新澤西州阿拉默奇地方一個很少使用的鐵路支線去。
這時埃莉諾心裡已經明白，她同羅斯福之間非但不可能什麼深情， 就連比較密切的關係也談不上。
“平靜的背後無不隱藏著壓抑的痛苦。”這是埃莉諾最喜歡引用的一句話。
在欽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賢妻，政界人物，女政治家，新聞記者，同時又是第一夫人，幾位一體，而且往往同時一身數任。比起羅斯福來，她更能打破常規，更同情下層的人，在政治立場上總是更左一些。她曾在海德公園村同丘吉爾辯論：維護戰後世界的和平最好的辦法是什麼。丘吉爾說是英美聯盟，埃莉諾說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滿埃莉諾的人(以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為首)說她“愛管閒事” 、“空談改革”、“無病呻吟”。有些漫畫家竭力醜化她。有些捉弄她的笑話十分無情，例如：“儘管隔一道籬笆，埃莉諾也能咬到蘋果。” 駐英大使約瑟夫·肯尼迪抱怨說，埃莉諾老是麻煩他，“她經常來信， 要我邀請一位叫什麼蘇西·格洛茨小姐的難民來使館喝茶。”
一天，埃莉諾問羅斯福，她自己那麼心直口快，是否成了他的包袱( 這時她正仗義執言，說美國人民應有參加共產黨的權利)。羅斯福笑著回答說：“太太，我們是自由國家嘛!”
羅斯福在佐治亞州溫泉逝世的噩耗傳來之時，埃莉諾正在華盛頓參加一個婦女界活躍分子的集會。
回白宮後，她聽說羅斯福彌留之際露西一直在他身邊。她哭了一會兒，然後像往常一樣，又安靜下來了。
父母、婆婆、丈夫都刺傷了她的心，於是她便來關心全人類。她繼續寫專欄稿，先後出版了15本書，改革了民主黨的塔馬尼俱樂部，並在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兩屆總統任內擔任美國派駐聯合國的代表。她年復一年被美國婦女界選為最受敬仰的婦女，而且據蓋洛普專搞民意測驗的。 ——譯者報導，在全世界各地，她都是最得人心的婦女。
74歲那年，埃莉諾寫道：“我們必須光復我們作為世界領袖的形象。我們必須共同努力，利用一切知識來為全人類服務。只要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什麼都不怕了。”
四年以後，她逝世了。艾德萊·史蒂文森致悼詞說：“她的光輝給全世界帶來了溫暖。”聯合國大會為她肅立默哀。她跟羅斯福一道安葬在海德公園村的園地裡。羅斯福之後的三任總統，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都參加了葬禮，低頭默哀。合葬墓前立著一塊碑，上面刻著她自己選定的碑文：“我們惟一引為恐懼的，只是恐懼本身。”
露西沒有來。 14年前，她在紐約一家醫院裡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