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扣押我們的土地的權柄。我們要給點顏色讓他們看看。 ”阿默林格還告訴眾議院勞工委員會說：“先前有好日子過、不隨便說話的人， 現在有不少也發出這樣的議論了。 ”
威爾·羅傑斯說：“保羅·里維爾里維爾是波士頓人，1775年4月18 日晚上，英軍出發進攻北美洲革命軍，他連夜騎馬由查爾斯鎮到列剋星敦鎮，沿途大聲報警，讓大家及時準備。——譯者僅僅喚醒了康科德鎮上的人，但是這些傢伙卻喚醒了整個美國。”且聽艾奧瓦州的人在20號公路上唱出了這樣的歌：
讓我們過個農民節，
農民節要好好地過，
我們吃我們的小麥、火腿、雞蛋；
讓他們吃他們的金子吧!
在蘇城東面48英里的切洛基鎮附近，米洛·雷諾的農民軍營地被人用霰彈槍襲擊，蘇城因此很快就解圍了。雷諾跑了，包圍其他城市的農民也跟著撤退。但是雷諾說，“你們擋不住農民運動，正如擋不住1776 年的美國革命一樣。”農民們使用武力，反抗政府，這是合乎美國傳統的，誰也不敢懲罰他們。康斯爾布拉夫斯鎮有60個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個武裝農民圍攻監獄，當局只好趕快放人。農民們認識到直接行動有效，便決定想辦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贖權的土地。
堪薩斯州一個村子外面，警察發現了一具屍體。被殺的是律師，他剛剛宣布把一個500英畝的農場的抵押回贖權取消。內布拉斯加州的夏延縣有二十萬農民債台高築，於是他們的領導人宣稱，如果本州立法機關不想辦法幫助他們，他們就要集合起來，把州議會大樓踏平。在胡佛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個冬季，艾奧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爾、範布倫縣和勒馬斯等地都因取消農場回贖權問題發生了暴動。其中勒馬斯事件特別嚇人：穿著黑襯衫的自衛隊沖進法院，把法官查爾斯·C·布雷德利從高座上拉下來，蒙上眼睛，拉進汽車，開到一個偏僻的交叉路口。自衛隊頭頭對他說：“你肯不肯發誓，以後再也不簽署取消農場回贖權的文件了· ”法官不答應。再三問他，他還是不答應。他們便打耳光，用腳踢，把他打翻在地；還用一根繩子一頭綁著他的脖子，一頭繞在路標上；又把一個油污的輪轂蓋蓋在他的頭上，旁邊有人大聲說：“這就是他的皇冠! ”法官始終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不過，儘管法官被剝光衣服挨了毒打，過後他卻不敢對那些人提起公訴。
在法院簽署了取消農場回贖權的文件之後，往往有好幾百名農民出現在拍賣場上，大聲嚷：“不准賣!”準備出價競買的人被推到一邊，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鄰居們便用幾塊錢就把原來的土地買下，還給本主。有一次，縣執法官主持拍賣，一匹馬只賣得五分錢，一頭荷爾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頭豬又是五分，兩隻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財產轉手時，總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購買人把土地又歸還原主，並由官方發給地契，確認他有99年的產權。代表東部各州保險公司派來打官司的律師們往往被綁架，受到被絞死的威脅，弄得總公司不得不軟下來，同意暫緩扣押土地。 1933年1月底，全國農民協會主席約翰·A·辛普森告訴參議院農業委員會說：“規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現在已經在全國各地露頭了。”美國農業服務社聯合會主席愛德華·A·奧尼爾三世還補充說：“除非給美國農民想點辦法，不然的話，不出一年，農村就要鬧起革命來的。”
在那個多事的冬天，許多敏感的青年漸漸懂事了，30年後，他們將成為美國的領導人物。儘管他們對於周圍事物反應不同，但是沒有誰能忘記大蕭條時期的情景。他們一生中目睹美國歷史多次發生危機，可是對於他們性格的形成，這個來得最早的危機影響最深。
我們不妨看一下名單。 1932年時，羅伯特·F·肯尼迪7歲；弗蘭克·丘奇和詹姆斯·鮑德溫8歲；馬克·哈特菲爾德和諾曼·梅勒9歲；約翰·林賽、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麥基西克10歲；惠特尼· 揚和約翰·格倫11歲；詹姆斯·法默、斯圖爾特·尤德爾和查爾斯·珀西12歲；愛德華·布魯克、喬治·華萊士、麥喬治·邦迪和拉塞爾·朗13歲；比利·格雷厄姆、奧維爾·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萊辛格14歲； 約翰·F·肯尼迪、小羅伯特·塔夫脫、約翰·康納利和勞倫斯·F·奧布賴恩15歲；阿瑟·米勒、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尤金·麥卡錫和約翰·托爾16歲；戴維·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爾曼·沃克、索爾·貝洛、沃爾特·赫勒和白修德19歲；威廉·威斯特摩蘭、坦內西·威廉斯、喬納斯·索爾克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18歲；杰拉爾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歲。
1932年秋，尼克鬆在惠蒂爾學院三年級讀書，主修歷史，同時在自己家裡開的商店裡賣新鮮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趕到洛杉磯公共市場去跟菜農講價錢買進蔬菜。他家裡有飯吃(當時美國還有八千萬人既不挨餓也不靠救濟過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並無怨言。但是，他是大學生， 這個身份又跟別人不同；因為當時18～22歲的青年，上大學的不到1/8， 上過中學的也只有一半。對大多數人來說，正規教育仍然限於在只有一個教師的小學裡讀書，這樣的小學在全國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們能回到1932年去，便會發現典型的中產階級多半住在城市裡；郊外住宅區已經開始形成，但只佔18%的人口。那時，一個人帶著家小舒舒服服住在離工作地點不遠的地方，還是可能的。如果一個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區參觀，他首先會發現街道上有好些東西不同於今日：“停車”的交通標誌是黃的，郵箱是綠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舊。原來從1929年起，沒有幾所房子經過粉刷，有些房子還沒有蓋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東杰弗遜街，麋鹿會原定要蓋的11 層樓就沒有完成，34年來，那上無片瓦的屋樑一直仰對著天空。
70年代的各種用具、輕巧裝置和物質享受，多數還很少見。那時還沒有電動割草機、家用空氣調節裝置和自動洗碟機；沒有乾衣機、電熱毯、定時自動開關收音機；沒有保溫玻璃窗、尼龍絲襪、易洗易乾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沒有自動咖啡鍋、配乾電池的電動剃刀；沒有過濾嘴香煙、電動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沒有圓珠筆、電動打字機、口述錄音機、靜電印刷複製機；沒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體聲收音機、黏性膠帶；沒有家用電冰箱、盒式錄音機、彩色的或瞬間印出的膠卷；沒有玻璃纖維釣竿、垃圾處理裝置、磁帶錄音機；沒有掃雪機、電動手術刀； 沒有家用吹髮暖風筒，沒有電動罐頭刀，沒有公共場所的音樂播送裝置。儘管吉爾伯特·塞爾德斯在《哈潑斯》雜誌上曾預言過：“不久我們大概就會有簡便廉價的機械裝置(目前正在不斷改進中)，把廣播中心台發射的電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機旁邊的小銀幕上了。”可是那時還沒有電視機，連黑白電視機也沒有。但是雖然沒有這些，中產階級居然也度過了大蕭條時期的整個30年代。簡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大多數美國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熱空氣爐，人工加煤，一天兩次。一個冬天，全國大約需要4億噸煤，由一個渾身黑黝黝的人送來，運煤的卡車開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滾進爐子旁邊的煤箱裡。當時所謂“冰箱”不是電冰箱，而是裝冰塊的箱子，由一個送冰的人送來。家庭主婦需要多少磅冰，寫在廚房窗口的一張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 一看便知。只有有錢的丈夫才能給太太買一個新式的烤麵包電爐，能同時把兩面烤焦(這是那一年西爾斯·羅巴克百貨公司商品目錄中所謂“特級烤麵包爐”)。在大多數的家庭裡，麵包是放在煤氣爐、煤爐或者柴爐裡烤的。爐子也用來燒熱大熨斗，把從洗衣店裡剛拿回來的洗淨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裡沒有熱水龍頭，還用爐子燒熱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
留聲機得用手上發條，這叫做“維特羅拉”或者“格拉摩風”，不叫電唱機。家庭主婦開始做那繁重的清潔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塵帽；通常只有一種機器可以幫點忙，這就是地毯清潔機。 1932年12月，由亞拉巴馬州電力公司供電的大小住戶，總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塵器。大多數農莊的照明都靠煤油燈。在全國農家中，用得上電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 90%的農家既沒有浴缸，也沒有淋浴設備。 75%的農家室內沒有自來水。 50%的農家到井里或小河裡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給小孩洗澡。 (有好幾百萬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塊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門外。)蟲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個問題。滴滴涕那時還沒有，不分農村城市，惟一的防蟲設備是噴藥器(“亨利，快點拿' 飛立脫'指噴藥槍。——譯者來呀!”)和粘蠅紙。做媽媽的給孩子弄點水果汁也得自己動手，買來“花旗”蜜橘，放進鋁製擠汁盤，花上半天工夫一個一個地把果汁擠出來。
姑娘們懂得怎樣用髮夾夾住頭髮(男孩大約在同樣年齡也第一次穿上長褲子)之前，媽媽就對她說清楚，有社會地位的婦女跟沒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別。有地位的婦女有這些好處：男人給她開門讓她走在頭里，公共汽車和電車上有人起身讓座；她一進電梯，男人就摘下帽子來；賣肉的聽她的話，要什麼肉就切什麼肉；食雜商店聽到電話，就送貨上門；如果她生小孩，照例臥床十天(全部費用，包括請醫生，共25元)。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順從丈夫的意旨，因為在舉行婚禮時她已發誓要“愛他， 尊敬他，服從他”了。她在眾人前一舉一動都要規規矩矩。中產階級的婦女不能在街上抽煙，不能滿頭都是卷頭髮的夾子就出去見客；手提包裡可以放個帶鏡子的小粉盒，裝些化妝品，可是只能在無人處或者女廁所裡才好拿出來用；不能破口罵人，也不能講下流笑話。 (有時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謂婦女同性愛是什麼意思，可是去問誰呢·)廣告的撰稿者們想盡辦法來嚇唬她，弄得她怕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內衣臭，怕坐辦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煙味，怕結腸功能衰竭，怕乳房下垂，怕腳癬。裙子要長過小腿肚(如果裙子不過膝，那準是個婊子)。有身份的婦女不戴上扣鐘女帽就不能出門，就像丈夫沒有戴上前簷下彎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樣。她可以用“伊帕納” 牌牙膏(據說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韋斯特醫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紅，但是指甲油和染髮水卻不行。理髮師那時還不懂得怎樣染髮，這樣的事情體面的婦女們連談都不敢談。紐約大學化學專業有個聰明的青年學生，挨家挨戶兜售自製的“克萊羅爾”牌染髮劑，可是為了混飯吃，竟不能提“染髮”，只能說給頭髮“上上色”。
中產人家做母親的往往還要看護病人。那時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 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時的苦。牙醫一般使用的麻醉藥是普魯卡因(奴佛卡因是後來才有的)，病人坐上手術椅才臨時配藥， 打針打下去又有種種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萬的病人醫牙還是用鑽錐吱吱地來鑽的。因為高速鑽頭還沒有發明，所以看一次牙醫不能解決多少問題。許多醫院的麻醉師使用的是氯仿，其後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見得比氯仿好多少。當時沒有磺胺藥，也沒有抗生素。患腦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經常致命。甚至連病毒感染(當時稱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譯者)也算重病號。雖然住院花錢不多，但是沒有疾病保險—— 美國醫師協會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藍十字會非營利性的保健組織。 — —譯者，所以多數病人只能待在家裡，也就是說，讓做母親的守著。她很少有藥物幫助治療。憑處方出售的藥只限少數幾種巴比妥酸鹽，主要是苯巴比妥。 40年後的今天，人們吃藥太多了，可是當時藥品卻銷不出去。 1932年至1934年間共有3512家藥房倒閉，欠下了5900多萬元的債務。
做母親的比現在辛苦，可是母親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現在大。當時父母對兒女的影響的確是很大的。還沒有teenagesubculture(青少年亞文化群)這回事；《韋氏大詞典》給teenage這個詞的定義是“用來做柵欄和樹籬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伙子”，小伙子都是忠於家庭的。現在那種令人發愁的到處出現的青少年集團，那時還沒出現，所以孩子們很少感覺到朋友和父母之間有什麼衝突。沒有哪個孩子想到要跟別的孩子談論自己父母之間的矛盾。如果一個中產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開車到鄉下兜兜風(這是常有的事)，孩子們就不參加棒球比賽，不“跳方格” 一種遊戲。 ——譯者，跟父母出游去了。大蕭條時期，家庭裡的娛樂活動反而增加了。據匹茲堡市調查一百多個白領階層和專業人員的家庭的結果，大多數家裡都有了更多的娛樂活動：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客廳遊戲、打橋牌，尤其突出的是聽廣播。
收音機往往是起居室裡最顯眼的一種設備。無論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飛歌”牌也好，“銀星”牌也好，“豪華”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經不時興的那種“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機。安排廣播節目的人，考慮到家庭的生活情況，所以在白天播送讓母親們聽的分段連播節目，晚上播送新聞、滑稽劇和歌舞雜耍，其間穿插一小時的兒童節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節，中產階級的少年幾乎個個頭戴毛線帽，身穿羊皮襯裡的黃褐布上衣和燈心絨燈籠褲，腳穿繫帶子的高筒靴，靴邊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褲和“克茲”牌籃球鞋)。如果他走運的話，還有一部“護林”牌28英寸自行車，配上腳剎和防漏的墊式輪胎。車子閒著時，就用一元五角的掛鎖鎖住。在那樣的年頭，他不會不明白錢是多麼有用，能買到多少東西。五分錢可以買到一塊三色冰磚，一個“霍爾頓”牌的紙杯冰淇淋，一根棍兒糖，或者一長條麵包；也可以在市內打一次電話，要一杯咖啡，買一份《星期六晚郵報》、《柯里爾》雜誌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錢可以買到一些糖果，一支鉛筆，一張明信片，一疊紙，一顆玻璃彈子，甚至可以讓你的好朋友說出心裡話。
如果爸爸給零用錢(譬如說，逢星期天給五分)，或者幫人家鏟雪、 剪草(剪一片地工資兩角五分)掙得幾個錢的話，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藥房這種街頭小藥房，兼營冷飲、小吃、香煙、書報之類。 ——譯者。在那裡，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屬腿子的桌子旁邊，喝一瓶可口可樂。不過俄亥俄州揚斯敦市的孩子們最喜歡從一個糖果商那裡買冰棍吃，這人開著白色卡車，搖著鈴，慢慢通過郊區，自稱“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攢下五角錢，可以買到最近一期的《湯姆·斯威夫特》 連環畫。正如戴維·里斯曼所指出的，兒童文學作品裡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這些英雄有奮鬥的目標，讀者認為自己也同他們一樣，因此極力模仿他們……英雄們獲得勝利，常常是由於有善於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說，臨危不懼。”意味深長的是，中產家庭最愛讀的書是查爾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從紐約飛渡大西洋，到達巴黎，成為當時的英雄人物，30年代時傾向納粹。 ——譯者的《我輩》。
孩子們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羅·埃爾默·莫爾當時說的，有“內心的製衡”)，總想有所作為，雖然大蕭條時期情況不好，不可能有太遠大的志向。 1931年，《文摘》雜誌調查了孩子們喜歡的職業：八歲的男孩希望長大以後到西部做牧牛騎士，當飛行員或者做軍官；女孩希望當電影明星。到了18歲，男孩便希望當律師，電氣工程師或者建築師了；女孩想學速記，當秘書。到了青春時期，孩子們逐漸清醒起來了，可是這並不是有趣的事。多蘿西·迪克斯這樣解釋青年的處境：“童年時代那麼短，童年以後那一段生命又那麼長。做母親的最多只能讓孩子們舒舒服服過幾年，以後就得面對現實了。如果她不把孩子們培養成為堅強的人，卻把他們弄得軟弱無能，無法對付各種困難，那就要鑄成大錯。由於父母的錯誤，孩子們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價。”
孩子首先要學的是講究儀容舉止，因為這在將來找工作時大有用處。爸爸告訴他，“坐要坐得筆直”，“這裡有一角五分錢，拿去理個發吧。”他心裡想買的大概是“輕靈”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機，可是最先到手的卻是一套價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嗶嘰服裝，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條燈籠褲、外加一雙兩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開學日，就穿上這身服裝。做母親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個上士班長在舉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閱兵禮之前逐個檢查班裡的士兵一樣(不知怎麼，孩子總是忘了帶白手絹)。母親想讓孩子給新老師一個好印象，可是孩子卻不懂得這個。
上學時，孩子帶個“傑作”牌紙本子(封面印著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畫)，在上面吃力地抄寫作業，所用的是筆劃粗、線條圓的帕爾默式字體。課室裡的座位常常是按學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學校里至少有一間課室的牆上有龐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被毀。 ——譯者遺跡蝕刻畫或者古羅馬愷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說的，這些東西“表明學校的裝飾對於兒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課本中有些課文，今天讀起來倒挺有意思。少年時代的林登·約翰遜在地理課本里讀過這些話：
法屬印度支那的氣候和居民的特性都類似暹羅。森林覆蓋的山上盛產貴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則遍種稻穀。其他產品有蠶絲、棉花、茶葉和香料，還有綿延的地下煤層。
公民課有個課本這樣說：
一個孩子如果不聽話，一輩子都要吃虧。小時在家裡不聽話，長大後就不會遵守國家的法律，雖然他也參加選舉，選出了製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國政體的男女青年很快就會發現：在民主國家裡，服從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國家一樣，都是必要的。
在托馬斯·馬歇爾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廣泛採用的《美國史》(1930年麥克米倫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話：
奴隸：儘管黑人是奴隸，他們在種植園時代通常很快活。他們喜歡跟別人在一起，喜歡唱歌、跳舞、說說笑笑，喜歡鮮豔的顏色，如果頭上裹上了一塊紅色或黃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揚揚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誇獎，對於仁慈的主人或監工總是忠心耿耿。他總是慢吞吞的，什麼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動手。大多數種植園主認識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視奴隸，善待奴隸，獎勵奴隸，這樣就能博得他們的一片忠誠。
但是脫離現實的作風還不限於此。 30年代的各地學校裡——有幾年連首都的學校也如此，老師們是不准提到蘇聯的。地圖上的俄國所在地是空著的，不加任何標誌，就像非洲那些“沒勘探過”的地區一樣。每天上學，首先要向國旗表忠心，並作基督教式的祈禱，信猶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參加。 1932年的人常常意識到有個上帝，而上帝又有點像道學先生。當年10月，《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評論厄爾·卡羅爾的《虛榮》，說是有傷風化。戲劇家卡羅爾也跟小說家厄斯金·考德威爾一樣可惡，使《時代》周刊的老闆盧斯簡直無法容忍。盧斯說：“卡羅爾先生的滑稽對話幾近誨淫，在劇壇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爾頓·伯利的表演，亂喊亂鬧，粗俗之至。有的觀眾看見了就臉紅，有的卻哄堂大笑。伯利模仿著不男不女的聲調，談論女演員們的屁股，對著擴音器大聲說了不少下流話，似乎覺得這樣才開心。”伯利特別高興而《時代》周刊又特別生氣的是，合唱隊有些女演員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當時，美國的中產階級區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夜復一夜》塑造了瑪夷·韋斯特和喬治·拉斐特兩個人物形象。喬治在同一個朋友談話時說：“上帝，多麼漂亮的'寶石'啊!”瑪夷回答：“親愛的，上帝與'它'無關。”當時，所有那些獨攬大權的人， 包括威爾·霍·海斯，都在觀望這種變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創作的音樂《四十二街》中，演唱這首音樂的合唱團的一個女孩說：“恐怕我要' 傳播'。”第二位說：“在你左邊的第一個'門'。”前者又說：“不，在我的'襪子裡'。”這樣無恥淫蕩之事並不是比比皆是。對青少年來說，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話故事中的魔鬼和經常曠工的職員一樣，每當新一年的第一天，他們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會故態復萌。在性報導的處理方面，幾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脫。每個青春發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會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會導致性無能，就如俗話所說：“手掌上長出了頭髮。”
姑娘們也操心得很。她們怕在學校裡被稱為“騷貨”、“破鞋”。由於青年人的社會主要是男系中心，她們處境就更加困難了。很少人請姑娘們去騎自行車兜圈子，跟她們交換鋼彈珠或者橡膠糖畫片，討論克利夫蘭市的全國航空比賽，玩“插小刀”、“占山頭”、“奪大旗”、 “抓逃學”(除非她們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頑皮的姑娘)等等遊戲。有時， 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談一下，評論伊帕納民間歌唱團、克利科特俱樂部愛斯基摩歌唱團、兩洋吉卜賽歌唱團的優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這個國慶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兩英寸的天地響和“櫻桃炮”把鐵罐炸得飛上半空，姑娘們卻多半只能在旁邊瞧，炮聲一響就嚇得尖聲叫喊。
到了夏天，中產人家要是擔負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費用(這不算太多) ，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為別的，只因每年小兒麻痺症流行，也得這樣做。小兒麻痺症一來，人們就待在家裡，不敢去看電影， 不敢參加集會，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門。這樣，城里許多中產階級的兒童就在童子軍夏令營或者基督教青年會夏令營學會了游泳，逐漸愛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圍飛來飛去的螢火蟲和六月蟲。他們懂得了，8月蟈蟈兒叫，再過六個星期就霜凍了。
有時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嶄新的“雪佛蘭”牌汽車(在底特律市的離岸價格是445元)旁邊的腳踏板上，開車去“旅行”。所謂旅行是很冒險的，路上確有發生事故的可能。裝在雙座跑車或者轎車背後的備用輪胎往往要拿下來派用場。 30年代的輪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車並不舒服，“路邊旅館”的飲食質量也靠不住。過夜是件麻煩事，因為房間難找。據美國汽車協會說，旅客通常要花一個星期才能到達目的地，再花一個星期才能回到家裡。看起來好像遊覽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 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號公路穿過華盛頓、費城、紐約市和波士頓市的中心，到了特拉華河和哈得孫河(喬治·華盛頓橋還在建造中)必須坐渡船過河，而在大蕭條年代，緬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間多雪， 兩旁土又松，車一開快，就會出事。那時還沒有州際公路。從東海岸驅車橫過全國，惟一道路是沿著30號公路(林肯公路)進入芝加哥市中心， 再沿著66號公路走。這兩條公路都只有雙排車道，有好幾段只是泥路， 沒有鋪柏油。 66號公路爬過落基山脈，急轉彎處坡度很陡。
如果這些聽起來有點像是原始生活，那麼我們還要補充幾句。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當時美國社會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當然，要有錢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點， 就能過今天無法得到的舒適生活了。中產階級的生活環境比現在安靜得多。那時沒有超音速噴氣機的震耳噪音，沒有風動碎石機、強衝力鑽岩機、空氣壓縮機，也沒有鏈鋸；沒有高保真度收音機、磁帶錄音機、錄音擴放裝置；沒有125分貝晶體組，也很少鉚釘槍。人們彼此之間的往來也不那麼多，聯邦調查局只有三百多萬個手指印；社會保險沒有數字代號，全國沒有劃分郵區，自撥長途電話沒有裝上，也沒有信用卡電腦儲存銀行。那時上大學相當容易，1932年只有3.5萬人考大學。如果你想坐飛機的話，班機很少，但是對旅客們卻招待得很殷勤，因為當時勞力過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護士執照的女服務員伺候得特別周到。
你完全用不著預先通知旅館、高級餐館、理髮店或者醫院給你留地方。誰也不擔心污染問題，因為工廠煙囪根本不冒煙。家庭教師、理髮師、女裝裁縫、音樂教師，甚至內科醫生都會一請就登門服務。如果你在辦公室工作，秘書會每天早上準時上班，絕不隨便跑出去喝咖啡。她們不在辦公室打私人電話，也不因為工作超時就提意見。 “只要有人在工廠門口排長龍等活干，廠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這是塞繆爾·英薩爾的說法(他是會這樣說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則把這條原理說得含蓄些：經濟越衰退，活兒就乾得越出色。
除環境舒適外，用70年代的眼光來看，當時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國不僅不用為國外的危機操心，而且就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國外好像根本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國胡作非為，但是誰有閒工夫去過問它呢·德國舉行了總統競選，84歲的保羅·馮·興登堡擊敗了43歲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對於他們兩人，美國人同樣不感興趣。在倫敦，威爾士親王跟一個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談情說愛，不久前她入宮覲見過英王，後來辛普森夫人跟丈夫離婚，和威爾士親王即後來的愛德華八世結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屬再嫁人，為英皇室所不許，因此愛德華八世於1936年退位。這件事當時是轟動一時的新聞， 引起種種議論。 ——譯者可是這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她是有夫之婦嘛。西貢當時是那麼遠的地方，只能做好萊塢一部電影的背景，片名，由克拉克·加布爾主演，是逃避現實的影片。中東地區比美國中西部地區還要平靜。正如《時代》周刊4月4日所報導的：“在巴勒斯坦，猶太人是只佔居民16.9%的少數民族，沒有任何政治權力。只是十年前國際聯盟委任英國統治該地時，曾經給過猶太人代辦處一些提出參考意見的權利罷了。”
儘管已經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許多日後被認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當時還沒有出名。溫斯頓·丘吉爾的名字在書報上出現，只不過因為他是一本反共小冊子《在暴風雨中》的作者。 (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納、克里斯托弗·莫利、奧爾德斯·赫克斯利、約翰·多斯帕索斯、魯濱遜·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詹姆斯·M·巴里、查爾斯·諾德霍夫和詹姆斯·諾曼·霍爾。)那些出生年月為眾所周知的人——例如喬治·蕭伯納、拉迪亞德·吉卜齡、喬治·M·科漢，以及約翰·高爾斯華綏——人們是把他們當做前輩人物看待的。這在文娛界尤其如此，五個最賣座的電影明星是瑪麗·德雷斯勒、 珍妮特·蓋納、瓊·克勞福德、查爾斯·法雷爾和格里塔·嘉寶。這時艾琳·鄧恩剛剛上銀幕；克勞黛·考白特(與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電影)也是初出茅廬。琴逑·羅傑斯只不過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團裡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納爾遜·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爾一年以後才到好萊塢。四歲的雪莉·鄧波兒剛在國內的標準銀幕(高18英尺，寬24英尺)初露頭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單盤膠卷短片，名叫《娃娃戲》。本尼·古德曼和湯米·多爾西同住在一個寓所，在紐約各劇場的樂隊里工作，並在推銷霍夫曼薑汁啤酒的廣播節目裡吹單簧管，表演許多新鮮手法。在得克薩斯州博芒特市，16歲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個名叫勞倫斯·韋爾克的旅行樂團團長，問他說：“你不是要找一個喇叭手嗎·”隊長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韋爾克搖頭說：“孩子，你吹得太響了，我們樂隊不好用。”
回頭看來，那時美國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來的發展。奧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著氣球穿過了同溫層，便在飛行日誌裡寫道：“我們已經達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類的一切紀錄!”那時人們無法知道，再過一些時候，這件事就成了明日黃花了。威廉·畢比博士坐在潛水器裡，在百慕大群島附近海裡下沉到2200英尺，人們覺得他真了不起。他們誰會相信，30年後，海底觀察員能夠在同樣的深度生活整整一個月呢·1932年美國海軍舉行演習，有一艘航空母艦在瓦胡島的東北面從幾艘擔任警戒的驅逐艦旁邊溜過去，拂曉時“襲擊”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裡的好些軍艦。那時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窺探，可是沒有人注意； 東京還有關於這次演習中“襲擊得手”的長篇官方密報，可是也沒有人知道。
最可驚的是，報紙讀者竟不知道劍橋大學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發現了中子。這是原子裂變的關鍵，可是這一發現的重要性卻無人懂得。根據當時的物理學說，只有極大穿透力的衝擊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認為完全是理論性問題。人們覺得，用不帶電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辦不到的。拉瑟福德勳爵在一個會上說過，那些以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過是“白日做夢”。艾伯特·愛因斯坦那時正從德國逃出，到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去，他也說，要放出原子能，是“異想天開”。鈾只有惟一的一個用途值得一提，就是塗在時鐘上，使數字夜裡發光。鐘錶原來是用鐳塗的，1932年改用鈾了，因為新澤西州有個鐘錶廠發現塗鐳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們查出，吸收了鐳積聚在骨頭里，就必死無疑，因此嚇壞了。改用鈾做塗料之後，鐘錶廠的人放心了。鈾是那麼保險，那麼無害!誰都沒想到它也會使人喪生，甚至沒有想到它會使人得病。
羅斯福!
大選結束不久，紐約東65街49號突然來了一幫共產黨。當選總統接見了他們，他聽到有個人說，“我們要你告訴胡佛總統，聯邦政府必 須……”羅斯福就不客氣地打斷了這人的話，說：“我不能叫總統幹這干那，對聯邦政府來說，我現在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公民。”他說話是算數的。在沒有接掌大權以前，他絕不過問政府的事，卻只顧坐著文森特·阿斯特紐約皮毛業和房地產業巨商。 ——譯者的遊艇出去釣魚。他挑選了一個不甚起眼的內閣班子，不論誰來見他，他似乎總是點頭稱是。休伊·朗格(此人當時同阿肯色州參議員約瑟夫·魯濱遜的保守勢力正鬧得不可開交)在談到羅斯福時說：“我同他談話，他說，'好!好!好!'可是，第二天魯濱遜找他談，他還是說，'好!好!好!'大概他對誰都說'好!好!好'!”當時美國社會上分崩離析的情況如此吃緊(連羅斯福夫人埃莉諾都懷疑，事到如今，還有誰能“有辦法挽救美國”)，而羅斯福卻一味採取謙恭、含糊、事不關己的態度，未免不負責任。大家都認為他應該有所作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莫過於那位即將離任的胡佛總統了。
11月間，胡佛打電報給羅斯福，建議面談。於是羅斯福便在前往佐治亞州途中過訪白宮。兩人談了大半個下午，卻是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早在這次會晤之前，羅斯福就風聞胡佛手下某閣員說過：“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傢伙弄進洞裡來了，他再也脫身不了啦。”然而使羅斯福無法脫身的洞何嘗挖成了呢·胡佛接連好幾小時只想拉對方上政府這條快要沒頂的船，羅斯福都搪塞迴避了。這次訪問後，羅斯福更感到自己表態不得了。他回到佐治亞溫泉，看看全國各報，就越發感到這個做法有理。胡佛這時已向國會送去了最後一次國情咨文，無非只是老調重彈，說什麼要增稅啦，歐洲各國應該還戰債啦，又說：“我們所建立的製度是個人自由的製度。我們美國製度的基礎是：讓各種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都能自由發揮作用。”美國應該“對前途有信心”!
但是，美國的耐心已經快耗光了，美國的資金也快耗光了。 1933年聖瓦倫丁節2月14日。 ——譯者——當晚10點，胡佛正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發表臨別演說，美國整個銀行系統終於開始總崩潰了。當天下午，密執安州州長威廉·A·康斯托克接到緊急電話，請他去底特律市商業區參加銀行界會議，這一去就脫不了身了。這時底特律的聯合監護信託公司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它一倒，全市銀行很可能跟著紛紛倒閉。銀行家們要求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銀行一律暫停營業。商量到半夜，康斯托克同意了，便坐車到首府蘭辛市，宣布全州550家銀行一律休業八天，說是“銀行放假。”
胡佛在華盛頓匆匆給羅斯福寫了一封信，只因心慌意亂，信封上連他的繼任者的名字都拼錯了。這一陣子羅斯福對於種種意外事情，倒習以為常了(一周前有一個失業的泥瓦工向他開槍，結果誤中芝加哥市市長舍馬克，因傷致命)，不過這封信卻不免教他分外惱火。他細讀來信，不禁大罵胡佛“無恥”。事情正是如此。原來胡佛竟大言不慚地說，舉國都在擔心，不知新政府要幹些什麼。他說，他從愛國以及維護“信心” 的立場出發，要求羅斯福公開表示：對於現政府的方針政策，他將不作變動。胡佛要幹什麼，他自己心裡明白。他在給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戴維·A·里德的信裡寫道：“我知道，如果當選總統果然發表這樣一個聲明，他就認可了共和黨政府全部主要的施政方針，也就是說，他那些所謂新政，便十亡其九了。”胡佛早對朋友說過，他認為羅斯福是個無能之輩，好對付，現在則更進一步，把他當傻瓜了。可是羅斯福不發表這樣的聲明，胡佛的看法又變了，他對亨利·史汀生當時任國務卿。 ——譯者說，羅斯福是“瘋子。”
倘若羅斯福當日竟然同胡佛的政策攪在一起，那就確有神經失常之嫌，因為這時已經很清楚，胡佛的政策把整個美國搞破產了。
密執安州的金融危機，由於房地產價直線下降，情況的確特別嚴重，但問題卻是全國性的。自從股票市場大崩潰以來，全國倒閉的銀行已超過5500家；可以想見，群眾的心情是多麼惶惶不安。他們的對策是囤積黃金、貨幣。這時銀行黃金庫存每天要減少2000萬元，儲戶搞不到黃金就要紙幣。結果是：一方面，作為貨幣儲備的黃金越來越少；另一方面，財政部又不得不增發紙幣。
銀行擠兌，照例帶著自殺意味。加之這次危機發生在通貨緊縮已經三年之日，形勢就更加複雜了。當時即使是情況最好的銀行，手裡的抵押品和各種證券，其市價也只落得原來的一個零頭。全國18569家銀行， 庫存現金不過60億元左右，卻要應付410億元的存款。為了準備現金應付提款，銀行不得不出售抵押品和證券，因此損失慘重。
密執安州的銀行垮台以後，全國各地銀行每天的黃金支付總額陡然增加到3700萬元，提款數增加到1.22億元。各銀行門前無不人山人海， 爭提存款。紐約市布朗克斯區有一位少婦，把孩子出租給排隊提款的婦女，每次收二角五分，因為抱著孩子排隊，能排在前頭。從2月20日開始的那一周間(這時國會兩院興高采烈地通過廢止禁酒法)，巴爾的摩信託公司已經付給儲戶1300萬元，其中將近半數是在星期五一天之內付出的。當天深夜，馬里蘭州州長艾伯特·C·里奇宣布全州200家銀行休假。第二個州沉下去了。
為了響應胡佛總統“保持信心”的號召，有責任感的人都極力故作鎮定。 《底特律新聞》評曰：“我輩眼前種種經歷，過後思量，當必啞然失笑。”《巴爾的摩太陽報》的口氣更是輕鬆：“人生盡多如意事、 不如意事，昔日如此，今亦如此。這倒也好，日後大家都添了一些閒談的資料。”巴爾的摩商會主席表示，他認為沒有理由不照常營業。國內收入署這時也發出措辭強硬的通知說，再過半個月又得繳所得稅了。
海德公園沒有出來消除這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正如羅伯特·舍伍德所說，羅斯福知道“好戲還在後頭”。他一向精於審時度勢，這時更認識到，胡佛下台下得越難看，自己上台就上得越光彩。如果說他不到橋頭不同意過橋(他要過橋也難!)是不負責任的表現，那麼這樣做倒也符合美國政界一條老規矩。查爾斯·A·比爾德指出，當年林肯在被迫下決心以前，“也始終沒有採取無條件解放黑奴的辦法。他明知勢在必行，卻不急於表態。”話雖這麼說，可是羅斯福之挑選威廉·伍丁當財政部長，卻不免近於開玩笑。伍丁個子矮小，精靈，是一位鐵路設備製造商，此人假髮遮禿頂，好說雙關語，收藏各式各樣的五元金幣，閒時愛彈吉他作曲。一周以後，新政府上台，人們就會領教到伍丁是怎樣雷厲風行，足智多謀了，但在這之前，他的名聲只限於為兒童編過這麼一首歌，歌曰：
我們是藍色小鳥，
整天笑笑鬧鬧；
唱個快樂的歌兒，
忘掉一切煩惱。
2月26日星期日，印第安納波利斯市和阿克倫市各家銀行同時宣布， 提款不得超過存款的5%。當晚，俄亥俄州的十來個城市也跟著照辦。臨到星期一——是日也，德國國會被縱火焚毀，日軍在風雪中侵入滿洲指我國東北各省。 ——譯者——宣布限制提取存款的城市已經增加到100 個。與辛辛那提市隔河相望的肯塔基州的卡溫頓市，也有五家銀行實行了同樣的限制。星期一晚，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吉福德·平肖簽署了一項法案，准許銀行自行決定歇業與否。托馬斯·拉蒙特讓人捎口信給羅斯福說，據摩根看，“情況之緊急，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其實情況並非“無以復加”，而是很快就進一步惡化了。 3月1日星期三，已經有17個州的州長急急忙忙宣布全州銀行休假。平肖州長只因宣布得過於匆促，五天后他趕到首都參加新總統就職典禮時，口袋裡竟只有九角五分錢。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奧斯卡·K·艾倫是預支了旅差費，口述全州銀行停業的佈告交別人發出，然後乘火車上華盛頓的。當選總統羅斯福在星期三坐汽車到了紐約市內第65街自己的住所，同伍丁商談(據阿瑟·克羅克在《紐約時報》上報導，這時好些有地位的人要求羅斯福馬上把政權接過來)。兩人直到星期四下午才露面，同乘汽車，由20輛響著喇叭的摩托車前導，風馳電掣地駛過第五大道，然後朝西向哈得孫河渡口駛去。那天早上，紐約下了小雪，市民們默默站在雪地裡看車隊駛過。在無線電城音樂廳外，立著一塊用紙板做的名叫“金剛”的大猩猩， 齜牙咧嘴，對人獰笑，原來這是同名的電影在曼哈頓區首次放映。在哈得孫河碼頭邊，靜靜地停泊著的法蘭西輪船公司的“巴黎”號噸位已經有人定下了，要把價值900萬元的黃金偷運出境，不過羅斯福一行人卻不知情。渡口對岸，一列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的專車升火待發。下午，羅斯福登上專車，在寒霧中向華盛頓隆隆駛去。他在車上時而同伍丁談銀行問題，時而同法利談宗教問題。
羅斯福一行在雨雪交加中到達華盛頓聯邦車站。總統臨時辦公處設在五月花飯店，那裡有一大疊電報等著羅斯福來處理：21個州和首都華盛頓的銀行，不是已經停業就是停業在即；聯邦儲備銀行的數字說明， 僅在一周間，黃金庫存就減少了2.26億元；財政部缺錢，弄得聯邦政府人員的薪金都發不出去，更不用說償付3月15日到期的7億元短期公債了。這邊羅斯福行裝甫卸，那邊伍丁就把他請到一旁，告訴他說，胡佛政府的財政部長奧格登·米爾斯和聯邦儲備委員會負責人尤金·邁耶爾來電話，建議宣布全國銀行一律停業。胡佛總統認為還不必採取這樣激烈的措施，想徵求羅斯福的意見。羅斯福搖頭不語，他這時仍然對誰也不提意見。據天氣預報，星期六總統就職之日天晴，但是這會兒氣壓卻還在不斷下降。
3月3日星期五，《紐約時報》在最後一版登了一幅廣告，主題是約翰·多伊和簡·多伊代表美國普通男女的姓名。 ——譯者夫婦如何稱讚鮑厄裡儲蓄銀行“經營有方”。看來廣告的用意是想讓儲戶放心。但是辦不到啊。正午，中央車站前面排上了長龍。無數紐約市民擁向這家全球首屈一指的私營儲蓄銀行，要提現款。下午3點，銀行大門關上了， 可是一大群人還沒有拿到錢。這時只見伊利諾伊州州長亨利·霍納坐在芝加哥市聯邦儲備銀行里，神色緊張，一邊捻鬍子，一邊看統計數字：兩星期以來，芝加哥各家銀行已經付出了3.5億元。這場風暴在內地各州肆虐17天之後，此刻轉向紐約和芝加哥這兩大金融堡壘，猛撲過來了。
當天上午，財政部的交通員凱瑟琳·謝伊小姐給赫伯特·胡佛送來一張500元的支票，這是他最後的一筆薪金。胡佛收到支票時，興致似乎很好，因為根據午前收到的報告，金融恐慌可能正在減退。但是過午以後，就知道這不過是幻想而已。明尼蘇達州和堪薩斯州已經垮了，北卡羅來納州和弗吉尼亞州也快了。照例，新總統就職前夕，卸任總統是要請新總統共進晚餐的，但是胡佛這時精疲力竭，滿腹煩惱，實在鼓不起勁來，便隻請羅斯福全家在下午4點來出席正式的茶敘。就胡佛而言，他生羅斯福的氣不是沒有道理的。據他說，美國已經“處於金融恐慌和混亂的邊緣”，可是這個局面卻完全是由於羅斯福這個紐約佬缺乏信心所造成的。飲茶之際，他提出許多數據，要求羅斯福答應跟他一起採取兩黨聯合行動。羅斯福還是說，他還想等一等。可不是嘛，一到明天，他就是總統了。他把病腿上的支架整了一整，準備告辭。這時他對胡佛說： “總統先生，我知道照例是要回拜的，但是你要是不想回拜，那就別麻煩了。”
胡佛從客廳那一邊大踏步走來，氣勢洶洶地站在羅斯福面前，用極其刺耳的聲音說道：“羅斯福先生，等到你像我這樣在華盛頓待上四年，你就會知道，美國總統是從來不去拜訪誰的。”說罷就轉身要走出客廳。
羅斯福的兒子吉米瞟了父親一眼，他從沒見過羅斯福這樣生氣的。這時羅斯福夫人不等丈夫開口，霍地站了起來，連忙說：“談談很好嘛，不過此刻我們也該走了。”
不過，兩位總統一交一接，要完全斷絕往來是不可能的。伊利諾伊州和紐約州都已瀕於崩潰，伊利諾伊州長霍納和紐約州州長赫伯特·萊曼認為不可能離開本州去參加新總統就職典禮了。回到五月花飯店後，羅斯福同胡佛保持電話聯繫，直到凌晨一點才由羅斯福建議雙方都睡一會兒。兩位總統休息了，雙方的顧問就亂糟糟地聚在財政部大樓會商，替他們兩位做出各種決定。顧問面前擺著聯邦儲備委員會剛送來的報告， 說情況不妙。過去兩天，全國銀行儲戶總共提走了5億元現金。他們認為紐約各銀行還不理解目前的災難有多嚴重，應該設法保護他們才是。米爾斯和伍丁都認為，必須說服紐約州州長萊曼命令全州銀行停業，霍納州長也必須宣布伊利諾伊全州銀行停止付款。凌晨2時，霍納宣布全州銀行休假，萊曼也在4時20分做出了同樣決定。清早6時，胡佛接到了報告。他說：“我們已經山窮水盡，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全國金融的心臟停止跳動了。各州的銀行業務有的完全停頓，有的部分停頓。華爾街街頭雖然國旗飄揚，慶祝新總統就職，但證券交易所卻正式關閉了。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也關了，這是85年來第一遭。曼哈頓第五大道的諾曼·文森特·皮爾牧師正在草擬他第二天上午要講的佈道辭，要求銀行家和公司經理跪在上帝面前懺悔罪惡。堪薩斯州的蘭登州長大罵企業家是“奸商”。阿瑟·克羅克把當時華盛頓的氣氛說成無異“戰時的圍城”，天空一片灰色。國會東邊那40英畝的園林和空地上，黑壓壓站著十多萬群眾，等候新總統就職典禮開始。負責指揮閱兵式的是麥克阿瑟，他預料有人會鬧事，便在所有要害地點都派軍隊架上了機槍。郵政部長沃爾特·布朗雖然馬上就要卸任了，只因戴著高頂禮帽坐在汽車裡直不了腰，特地調來一輛新的高級轎車，由此可見胡佛政府的氣派。從許多方面看，就職典禮顯得很草率。新任副總統約翰·南斯·加納不耐風寒，臨時藉了一條圍巾。新任財政部長伍丁因為人擠，沒法就座，只好同攝影記者高踞在欄杆上。
國會山鐘鳴正午12時，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終於成為美國第32屆總統。
羅斯福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挺著寬闊的胸膛，隨著最高法院法官查爾斯·埃文斯·休斯宣讀誓詞。他把手放在家傳300年的《聖經》上，翻到《新約·保羅致哥林斯人的第一封信》第13節念道：
即使我說得天花亂墜，如果沒有慈心一片，那也猶如鐘鳴鈸響，徒有其聲而已。
即使我預見未來，深通奧秘；即使我信念十足，力能移山；如果沒有慈心一片，我又算得了什麼呢!·
他走上了講台。不顧歡聲雷動，徑從口袋裡掏出手抄的講稿，那是他上星期天在海德公園書房裡寫的。這裡沒有一句話因襲別人，純粹是羅斯福口吻：
首先讓我明確地說，我堅決相信，我們惟一引為恐懼的只是恐懼本身，一種無名的、喪失理智的、毫無道理的畏懼心理。它能把我們搞癱瘓，什麼事也辦不成，使我們無法由退卻轉為進攻。
羅斯福洪亮的聲音通過廣播網響遍了水深火熱的美國大地：它傳到血汗工廠和淒涼客店，傳到“胡佛村”和流浪漢的棲身處，傳到佃農們辛苦耕耘的不毛之地，傳到在工廠外寒風中打哆嗦的襤褸人群。
我將要求國會授予我一件惟一足以應付目前危機的武器，這就是， 讓我擁有足以對緊急事態發動一場大戰的廣泛行政權。這種授權之大， 要如同我們正遭到敵軍侵犯時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