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這是很離奇的：史密斯大發脾氣，話說得那麼兇，可是引起這場風波的話卻是很溫和的。歸根結底，羅斯福建議的無非是要為挨餓的窮人想點辦法而已。
羅斯福競選總統，總部設在紐約市麥迪遜大道331號一所不大引人注目的辦公樓裡。競選運動進行得併不順利。他自競選州長大獲全勝以來，在民主黨內一直領先，但是到黨代表大會快要開幕的時候，卻突然失去了優勢。他最忠實的競選助理人是61歲的路易斯·麥克亨利·豪，此人當過記者，貌不驚人，小個子。他在回答電話時愛說：“這裡說話的是中世紀的土地神。”在紐約州外，許多政界人士都討厭他。不過，在某些論客看來，羅斯福出來競選總統，本來就沒有什麼值得恭維之處。右派的伯納德·巴魯克美國金融界和政界巨頭(1876～1965年)。 ——譯者說羅斯福“軟弱無力”；澤西城的民主黨頭子弗蘭克·黑格預言羅斯福在11月的大選中，“不可能獲勝”；支持艾爾·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華德報系各報說：“在富蘭克林·羅斯福身上，我們看到了另一個胡佛。”
當時縱觀民主共和兩黨的頭面人物，能提出進步的、解決國家困難的建議的惟有羅斯福一人。但是自由派對他的攻擊卻比別人更兇。海伍德·布龍、埃爾默·戴維斯和沃爾特·李普曼都瞧不起他。 《新共和》周刊說他“絕非有高超見解和過人毅力的人”。 《民族》周刊的編輯奧斯瓦德·加里森·維拉德在5月11日給羅斯福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美國人向來相信，非常時期會有領袖出現，使美國製度維持下去的，可是你卻使我們感到失望。”翻一翻民主黨代表大會前各期的《民族》周刊，人們就會看到如下種種的反羅斯福論調：“讓他當總統候選人，事情難望改善。”“他這個候選人沒有引起什麼真正的熱情。”“沒有什麼證據說明人民擁護羅斯福當領袖。”“軟弱無力，準備妥協。”“在這樣的時刻讓羅斯福這樣軟弱的人繼赫伯特·胡佛之後當總統，後果勢必十分嚴重，因為人們誤信他是一個開明人物。”《民族》周刊還學著斯克里普斯·霍華德報系的腔調，這樣說：“胡佛用另外一個名字還是胡佛。”
按1932年民主黨代表大會的規則，想得到提名為本黨總統候選人，需要2/3的票數。史密斯很快就成為反羅斯福聯盟的領袖，4月底，他跟羅斯福都參加了馬薩諸塞州的預選，而且擊敗了羅斯福，贏得了本州所有36個代表的支持，投票總數是3∶1。5月，約翰·南斯·加納(他是眾議院議長，報閥赫斯特支持的候選人，素有給人亂扣“赤黨”帽子的作風)在加利福尼亞州預選中獲勝，得到6萬張票，其次是羅斯福，史密斯居第三，票數比羅斯福略少。現在羅斯福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在全國黨代表大會獲勝，那就是跟各州民主黨頭子講條件。 6月底，民主黨人集中在芝加哥(早兩個星期共和黨人在這裡提名胡佛連任總統，有一個代表想提名柯立芝，被芝加哥警察趕出了會議廳)，豪在國會飯店第1502號套間開始為羅斯福拉票。他問前弗吉尼亞州州長哈里·伯德說：“你有什麼要求·”伯德說他想當參議員。這位“中世紀土地神”追問：“這就是你的要價嗎·”伯德說是的。弗吉尼亞州已經有兩名民主黨參議員，但是豪說：“好吧，我們讓格拉斯或者斯旺森改任內閣閣員吧。”那時搞政治的人，就是這樣打開天窗說亮話的。
在芝加哥體育場主席台那裡，約翰·麥克法官正在準備發表一篇平淡無奇的演說，提出羅斯福當總統候選人。民主黨事先已經通過了一篇駭人聽聞的政綱，保證把聯邦政府的支出削減25%，平衡預算，維護金本位制，採取自由經濟政策，只有一項是中聽的，這就是廢除禁酒法。這時支持羅斯福的人甚至連一首競選主題歌也還沒有選定。 《紐約人行道》這首歌，史密斯已搶先採用了；羅斯福家鄉海德公園是一個小鎮，並無人行道，本來也用不上這首歌。為了頌揚羅斯福先前在海軍部助理部長任內的貢獻，豪決定用《起錨》這首歌。當麥克法官走向主席台時，豪的女祕書忽然跑進房間對豪說，《起錨》這首歌絕對不能用，因為有一家香煙公司的廣播節目已經用過了。她建議改用證券市場大崩潰那年米高梅公司影片《追趕長虹》裡的一首歌。這位小姐在第1502號套間的臥室裡跳著走著，一邊哼著歌曲，一邊打著響指來湊拍子。豪沒奈何，只得表示同意換主題歌，抓起話筒說了一句：“告訴他們演奏《幸福的日子又來到》!”這樣就給他們那一代的民主黨人定下了黨歌。麥克法官講完了話，遊行開始，劣質的管風琴就奏出這樣的一首歌的調子：
幸福的日子又來到了!
天空烏雲盡掃了!
讓我們重唱一首歡樂之歌——
幸福的日子又——來——到了!
這首歌固然起了鼓舞作用，但這還不夠。經過三次投票，黨代表大會仍然僵持不決。有些支持羅斯福的代表動搖了。根據全州統一投票規則，在密西西比州的黨核心會議裡，羅斯福只要少一票，就要失去全州的黨代表票數。幫羅斯福競選的人們聽了長島的政界人物吉姆·法利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1932～1940年)。 ——譯者的話，對加納說，如果他支持羅斯福，就讓他當副總統。威廉·倫道夫·赫斯特擔心，如果支持羅斯福的人分為兩派，就會選出一個主張美國加入國際聯盟的人為總統候選人。加納聽了赫斯特的勸告，同意跟羅斯福做這一筆交易。加納從華盛頓打電話通知他的競選經理人薩姆·雷伯恩，加利福尼亞州代表便轉而支持羅斯福。擠滿看台的史密斯派看見這種情況，可氣壞了。這一派的代表不肯讓全黨一致支持羅斯福，跑到各處撕毀羅斯福的競選標語。幽默評論家威爾·羅傑斯說：“哈哈!他們今天可是真正的民主黨人了。他們你攻擊我，我攻擊你；一會兒攜手，一會兒翻臉；他們鬧得四分五裂，只好休會大吉。這才合乎民主黨的傳統精神啊!”別的評論家卻沒有那麼客氣。海伍德·布龍諷刺羅斯福說：“黨代表大會翻來覆去，好像螺紋；羅斯福見縫就鑽，好像螺絲。”門肯在《巴爾的摩太陽報》上寫道，民主黨人選出的是他們黨內最軟弱無能的總統候選人。 《舊金山紀事報》同意這種看法。胡佛總統第二天早晨跟朋友們踢重皮球鍛煉身體，也認為門肯說得對。有人對胡佛說，用不著擔心，美國人還是傾向保守的；另一個又說，羅斯福是一個毫無辦法的拐子羅斯福因患過小兒麻痺症，兩條腿壞了。 ——譯者，選民不會選他當總統的。就這樣，好些閒言碎語開始流傳起來了。
羅斯福坐上三引擎的福特機從奧爾巴尼飛往芝加哥，因為天氣惡劣，中途停了兩次，航程長達九小時。在飛機上，他寫好了接受提名的演講稿。候選人接受提名，從來沒有誰的行動這樣迅速。但是羅斯福認為，當前是大蕭條時期，人們必須採取史無前例的行動。他把腿部的支撐套扣好，站在代表們面前，說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說，民主黨應該打破“不合理的傳統”。他大聲說：“我為你們和我自己在這裡表示決心，要為美國人民舉辦新政。”有些代表認為，“新政”(NewDeal)這個名詞，是把過去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1901～1909年任美國總統。 ——譯者的“公道政治”(SquareDeal)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1913～1921年任美國總統。 ——譯者的“新自由”(NewFreedoms)這兩個口號巧妙地結合起來了。不過記者們隨後發現，羅斯福是喜歡隨便藉用別人的話的。他用的“被遺忘的人”這個詞出自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教授1883年的一篇演說。 1932那年，作家斯圖爾特·蔡斯美國經濟學，社會學家(1888～〓)。 ——譯者剛出版了一本書，書名也恰好就是《新政》。一個詞、一個主意、一種計劃出自何處，羅斯福是不大管的。他的大政方針已見於他在奧格爾索普大學所作的一次演說。他說：“如果我對美國人的心思沒有猜錯的話，美國人非但需要，而且要求進行大膽的堅持不懈的試驗……最緊要的是要有所作為。”他已經開始邀請一些教授來提建議。 《紐約時報》詹姆斯·基蘭把這些教授叫做brainstrust(智囊團)，後來所有的人，包括羅斯福自己，都用了這個名詞，不過去掉了S這個字母，叫做braintrust。
如果所謂天才就是極其善於利用各種人才、各種事物的人，那麼，這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確可算得是一個。約翰·根室把他比做“萬向節、配電盤、變壓器”，因為通過他，別人的聰明才智就能夠得到發揮。過後不到一年，他就變成一個傳奇人物了，可是在他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大家覺得他也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50歲，寬肩膀，大個子，兩條腿癱瘓了，可是胳臂很長，兩隻手又大又多毛，滿是斑點；他華髮稀疏，肚皮略大，兩隻藍色的眼睛靠得很近，眼底下老是有些褐色的陰影，嘴邊拖著兩條長長的皺紋，像是一對括弧。毫無疑問，他所接受的是鄉紳式的教養，指導他思想的是格羅頓學校校長恩迪科特·皮博迪的舊道德觀念，這給了他不少精神力量。在美國政界人物中，也許只有他把經濟問題看做道德問題。羅斯福的自信心是驚人的(有人說“上帝一定是給他進行過精神分析治療了”這是說去了他的思想障礙，因此他毫無顧慮。——譯者)，記憶力也是驚人的。他幼年時代在意大利只見過一回的街道和建築物，長大以後還記得清清楚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一條船在蘇格蘭附近沉沒，不知是由於被魚雷擊中還是觸礁。羅斯福說可能是觸礁，接著就滔滔不絕背出當地海岸漲潮的高度，礁石在水下多深的地方。他最拿手的一個表演(他是愛表演的)是叫客人在美國草圖有符號標誌，沒有文字的地圖。 ——譯者上隨便畫一條線，他便順序說出這條線上有那幾個縣。他熱心改革，一見撒哈拉大沙漠，就想引水灌溉。在當時那個停滯不前、無所作為的世界上，他早已是一個全球知名的人物了。布魯塞爾的《明天報》上有人給他占星算命說：他有許多特點，其中包括理想主義太強烈，主張改革太急切，以及“眼光十分遠大”。還說：1941年以後，他將有遭遇意外的危險。
羅斯福再三告誡美國人：“要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講實際，不能走極端。”這種話，理論家們是聽不進去的。哈羅得·拉斯基英國政治學家(1893～1950年)。 ——譯者嘲笑他說：羅斯福是“想用一顆藥丸來解救一場地震”。李普曼說他太軟弱，面面俱到，太想討好。歐內斯特·林德利報導說：美國人渴望有個救世主，不過羅斯福先生“無論看起來聽起來都不像救世主”。約翰·杜威美國哲學家(1859～1952年)。 ——譯者說：人們認為提名羅斯福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結果是“害了自己”。勞工組織那時每況愈下，無論是哪一個總統候選人他們都不支持。
人們對民主、共和兩黨越來越不抱幻想了。威爾·羅傑斯的結論是：“大多數人認為，如果可能的話，最好對所有候選人都投反對票。”堪薩斯州的共和黨州長候選人艾爾弗雷德·蘭登因為有個名叫約翰·“羊腺”·布林克利博士的第三黨競選人而岌岌可危；加利福尼亞州阿拉米達縣的地方檢察官厄爾·沃倫在競選連任時，有五六個莫名其妙的人出來跟他競爭。在民主黨內，休伊·朗格是否支持羅斯福還有問題，此人乃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霸，到處隨身帶著手槍。羅斯福認為他是國內兩個最危險的人物之一(另一個是麥克阿瑟將軍)。
李普曼說：他看不出，羅斯福與胡佛之間“有什麼根本原則上的分歧”，左派人士紛紛離開民主黨。路易斯·芒福德表示：“如果我投票的話，我就投共產黨的。只有共產主義才一心以拯救文明為己任。”芝加哥大學保羅·道格拉斯教授(他後來是民主黨中有聲望的人物)那時宣稱：如果民主黨毀滅了，倒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約翰·張伯倫在當年9月裡寫道：談到進步思想，“不是指望諾曼·托馬斯美國社會黨領袖(1884～1968年)。——譯者，便只能指望威廉·福斯特，儘管這兩人誰也不會有什麼成就。”支持托馬斯的人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貝尼特、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斯圖爾特·蔡斯、埃爾默·戴維斯、梅里斯·厄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周刊的主筆。維拉德仍然在唱那些左派老調，關於羅斯福，他這樣寫道：“羅斯福談到了'被遺忘的人'，但是這些人究竟被剝奪了什麼權利，應該為他們想些什麼辦法，他並沒有認真、明確地加以說明。我們看不出他有什麼領袖才能，也沒有跡象證明他能應付當前這個非常局面。”
這種說法未免過分，但是TRB《新共和》周刊的一個專欄作者的筆名。 ——譯者在《新共和》周刊上寫道：“羅斯福在競選運動中所採取的是騎牆政策。”《時代》周刊也說：羅斯福“在競選運動中的形象，是一個精力充沛，心地善良，出身名門，但是缺乏大膽改革的信心的人。”這卻沒有看錯。羅斯福只是在9月23日向舊金山聯邦俱樂部作過一次真正有激進意味的演說，後來就再也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當時他的思想主要還是保守的，他主張維持金本位制，平衡預算，讓企業界自由競爭。何況他還必須保持本黨的團結。民主黨左翼有一個休伊·朗格，右翼就有十個像史密斯和加納那樣的人。史密斯說：“我們應該不再談什麼'被遺忘了的人'和階級差別了。”加納還讓人捎話給羅斯福說，如果他“思想”太激進了，有人會“踢我們，踢得我們屁滾尿流”的。羅斯福並沒有太激進。他的演說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好些話似乎只反映出一種膚淺的樂觀主義。他在匹茲堡市所作的演說更是十分錯誤。他的智囊團新成員裡有一位休·“鐵褲漢”·約翰遜將軍，是巴魯克的朋友，又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的同班同學，後來還在墨西哥邊境上跟喬治·巴頓是戰友。他在兒時愛唱這樣一支歌：“別人都是壞傢伙，只有休·約翰遜很不錯。”目前，他仍然抱著這種態度。依他看來，智囊團裡別人都是壞傢伙。羅斯福坐火車到各處競選，智囊團不在身邊時，他說服了羅斯福，慫恿他接受了在民主黨競選綱領裡寫下一條，把聯邦預算削減25%。四年以後，羅斯福又聽到了這種意見。
但是，就听眾來說，羅斯福在關稅和動力工業問題上採取什麼立場，還不如他的風度那麼值得注意。他們看到的是一位儀表堂堂的好領袖：獅子般的頭昂起來，目光炯炯，煙嘴朝天翹起，海軍大氅披在寬大的肩膀上，何等瀟灑大方。他的風度極其熱情、親切、尊嚴；他總是微笑著，開口就是“我的朋友們”。他的演講雖然沒有充分闡明政府的政策，可是話說得很精彩。報刊的編輯們讀到羅斯福這樣的話，“在我國，惟一真正值得寶貴的，是自然資源和人民大眾，”免不了要嘀咕一聲。可是參加投票的人民卻覺得羅斯福顯然是滿懷誠意的，因而深受感動。在他們看來，羅斯福的話清楚具體，比喻通俗。羅斯福關心人民，這一點人民是感覺到的。參加這次競選運動，對他自己和美國人民都有教育作用。他在橫越大平原西進的路上第一次看清楚美國的經濟情況已經到了怎樣危急的地步。他對一位朋友說：“我細看了幾千個美國人的臉孔……他們的神色都像迷路的孩子那樣徬徨。”
胡佛總統這時回到了白宮，他覺得精神振作起來了。羅斯福的演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當然，《文摘》雜誌的民意測驗預言羅斯福將獲勝，這可能幫了羅斯福一點忙；打賭的人認為胡佛會輸，賭注為七比一，這也可能提高了羅斯福的聲望。但是，最大的意外卻來自緬因州。這個州當時還是照例在9月裡舉行選舉，結果選出了一位民主黨州長和兩位民主黨眾議員。自國內戰爭以來，這是共和黨第一次在緬因州失手。 1928年競選總統，胡佛曾在40個州獲勝，如今在緬因州竟敗於民主黨，這使他大惑不解。他告訴秘書說：“我們必須鬥爭到底。”他以前說過，競選運動進行四個月以後，羅斯福一定會失去工商界的信任，而在他的心目中，工商界是有某種不可思議的力量，能左右選舉的結果的。有些企業，例如福特汽車公司，事實上已經通知所有職工說：“為防止時局惡化，爭取情況好轉，你們一定要選胡佛當總統。”但是工人們顯然不聽老闆的話。除此以外，共和黨裡還發生了驚人的叛黨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愛達荷州參議員博拉和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海勒姆·約翰遜竟都跑到對方去了。
於是，胡佛穿上短筒皮鞋，戴上硬膠領，走到人民群眾中去了。他能活著回來，算是走運。他是有心使用卑劣手法的，他曾向一位閣員說：美國人“恨”共和黨政府當局，所以要取得勝利，惟一辦法是“嚇唬他們，讓他們擔心羅斯福會做壞事”。他在得梅因市談到自己的關稅政策時說：“如果保護關稅取消了，成百上千的城鎮就會變成一片荒蕪，幾百萬個農莊就要長滿野草。”可是聽眾卻報之以嘲笑，還推著“胡佛車”四處遊行，車上寫著這樣的標語：“不管胡佛說什麼，我們一定要達到目的，這不是瞎吹。”他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市對聽眾說，羅斯福說的都是些“胡說八道……錯話……空話……假話……破壞別人名譽的話……蠢話……血口噴人的話”，可是聽眾卻報之以噓聲。他在克利夫蘭市保證，凡是“好”公民，他都要讓他有飯吃，可是聽眾卻轟他。在聖保羅市，他提到退伍軍人請願發補償金被趕走這件事，說：“謝天謝地，我們在華盛頓還有一個好政府，懂得怎麼對付亂民。”可是聽眾怒吼起來。最糟糕的是在底特律市，這是個有25萬人需要救濟的地方。他一到車站，等著他的人就噓噓作聲，不斷怪叫。騎警揮著警棍驅散了人群，但是在胡佛的轎車駛過時，沿途幾萬人揮著拳頭，高呼“絞死胡佛!”標語上寫著：“打倒胡佛!胡佛是殺害退伍軍人的兇手!胡佛把幾十億元白白送給銀行家，還開槍打死退伍軍人!”後來有個特工人員告訴一位記者說：“從特迪·羅斯福即西奧多·羅斯福，特迪(Teddy)是西奧多(Theodore)的暱稱。——譯者時代起，我就跟隨歷任總統到處旅行，從來沒見過有人這樣噓總統的，這樣成群結隊上街來對總統作蔑視的手勢的。這太難看了。”在群眾示威時，特工處長斯特林望了一下胡佛，只見他面無人色，幾乎說不出話來。他那列火車在情景淒慘的地區開過時，人們把雞蛋和番茄向火車扔去。胡佛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只得打電話請教前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
柯立芝回話說他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也不知該說些什麼好。”他感覺為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那設在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市的銀行也要倒閉了。最後，他同意到麥迪遜廣場花園去作一次演說。共和黨人以為柯立芝是有號召力的，花園一定會擠滿人。但是不然，有2/3以上的座位空著。氣急敗壞的招待員們跑到街上苦勸過路行人進去聽聽惟一活著的卸任總統柯立芝演說。會場里共和黨的忠實黨徒向他熱烈地鼓掌兩分鐘。他拿出手錶，暗示這樣一鼓，不免浪費了340元的廣播費，於是掌聲停了下來。有人喊道：“卡爾的作風就是這樣的嘛!”卡爾是對柯立芝的親密稱呼，他的全名是卡爾文·柯立芝。 ——譯者但是他已經失去了當年的風度，聽眾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種聽眾了。他說：“共和黨認為，應該促進工商業。工商業有了收益，普通人民的福利也就跟著上去了。”他等人鼓掌，可是沒有反應。他接著說，“我以前當總統的時候——”人們忽然哄然大笑。他晃晃腦袋，迷惑不解。以前演說的時候，可從來沒有人這樣嘲笑過他啊。他結結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一回到家，就說自己已經“油幹燈燼”了。 15個星期以後，他真的死了。
這時執政黨確實是在垂死掙扎，不擇手段了。農業部長大罵羅斯福，說他是“典型的騙子宣傳家”。海軍部長預言，如果羅斯福當選，將有1億人的身家性命難保。胡佛叫嚷說：“同胞們!我國今後100年往哪裡走，關鍵在於是恪守美國傳統，還是亂搞什麼新花樣。”胡佛的胸膛挺不起來了，眼睛周圍的皺紋更深了，嘴角的線條更粗了。他在最後一次的廣播裡預先警告選民們，不要相信“那些喬裝打扮，什麼都說得到做得到的神仙”。威廉·艾倫·懷特指出，胡佛的聲音“乏透了”，胡佛的講話是“空虛、絕望的哀鳴”。
拿胡佛這副模樣和羅斯福一比，真是有天淵之別。羅斯福在廣播裡對聽眾說：“你們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張，但是你們都對我挺好。”“因為大家團結一致，我們就能擰成一股繩，把我們從大蕭條的泥坑里吊出來。”他豁達寬宏，自信必勝，從來競選總統的人沒有誰像他那樣把握十足的。大選那晚，他身穿深藍色背心，掛著大學生聯誼會會員章，閃閃發光，坐在紐約市比爾的摩飯店的民主黨總部裡，收聽民主黨不斷傳來的捷報，直到凌晨零點17分，胡佛承認失敗。羅斯福在48州中贏得了42州的選票，只有康涅狄格、緬因、佛蒙特、新罕布什爾、特拉華和賓夕法尼亞這幾個州除外，共得472張選舉人票；胡佛這個“被拋棄了的總統”(《時代》周刊這樣挖苦他)，只得到59張。自林肯以212票對21票擊敗麥克萊倫以來，兩黨競選史上還沒有人得過這樣大的勝利。不過也有人注意到，諾曼·托馬斯得到的公民票數也從上次的267240張增加到728860張。為了慶祝勝利，路易斯·豪打開一瓶珍藏20年的雪利酒請大家喝。當晚有三個嬰孩在布魯克林區的貝思·艾爾醫院呱呱墜地，都藉用了羅斯福的名字，叫做富蘭克林·德拉諾·梅布蘭，富蘭克林·德拉諾·芬克爾斯坦，富蘭克林·德拉諾·拉金。
羅斯福回到了他市內的住宅東65街49號，他的母親擁抱他，興高采烈地說：“這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刻。”可是羅斯福卻好像有點失去了競選時的信心。上樓之後，他兒子(25歲)把他扶上床，低頭吻他，祝他晚安。羅斯福抬頭對兒子說：“吉米，你知道我這輩子只擔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為了一件別的事擔起心來了。”年輕的兒子問他：“爸爸，你擔心什麼呢·”羅斯福答道：“我擔心我幹不了總統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倚枕而坐，看看全國各報的社論，覺得精神又振奮起來了。連《芝加哥論壇報》也說：羅斯福的“個性和主張都是人民所喜歡的。他們覺得他有善意，有誠心”。羅斯福是有這些品質的，但是別人不能以為這是弱點，可以利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羅斯福的眼光不敏銳，看不出人家心裡暗地在想什麼，他是搞不到總統這個職位的。那天早上，他正好需要這種眼光。胡佛發來賀電，他必須回電。起先，他在來電背面批了幾個字，說他準備在今後幾個月裡“與你合作”。但是他停了下來，把這句話勾掉，改寫為：“我將盡力達到你我共同的目標，這就是對國家要有所貢獻。”當時，新總統雖選上了，可是要到下一年3月4日才能就職，胡佛有四個月的過渡時期。羅斯福預感到胡佛是想把他纏住，使他擺不脫下台政府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猜對了。
12月5日，任期將滿、開會人數不足的第72屆國會議員無精打采地回到國會山。有些議員原以為，先前退伍軍人到首都請願被攆走，失業者就全都嚇跑，誰也不敢再到華盛頓來了，這時可不免大吃一驚。這裡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國會門前迎著他們，大聲喊道：“餓肚子的要有飯吃，有錢的要多納稅!餓肚子的要有飯吃，有錢的要多納稅!”新任首都警察局長奉命不得遷就這些搗蛋鬼，便嚴格執行起這個命令來。警察先用催淚彈和防暴槍把這些人趕出國會山，然後把他們團團圍住，逼他們經新澤西大道走到設在紐約大道上的一座臨時營房——梅格斯營。警察局長對報界說，他已經把受監管的人集中在一個“拘留營裡”了。看守人員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不給看病，甚至不准他們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眾議員對他的選民說，他看見警察故意刺激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縮了48小時才得到釋放。臨走，他們唱起了一首新學會的歌：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在整個30年代初期，特別是第72屆國會舉行最後一系列會議的那幾個月裡，全國都聽到了饑民示威遊行的步伐聲。紐約有3.5萬人擠滿了聯邦廣場，聽共產黨人演說。在俄克拉何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聖保羅市，成群的人闖進食品雜貨店和肉類市場，把貨架上的東西一搶而光。多數人還只是暗地裡感到忍無可忍(自殺人數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各處集結起來採取暴力行動了。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佔領了州議會大樓，西雅圖市有5000人佔據了十層樓的市政府大廈。 5000名忍無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師闖進了市區的銀行。失業者越來越熟悉《國際歌》的曲調了。有一位42歲名叫路易斯·布登茲的激進分子居然率領了俄亥俄州的失業者聯盟的群眾向哥倫布市議會大樓進軍，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共和國。”
制度觀念、權力觀念和私有財產觀念(這些是不用學也自然懂得的東西，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後來稱之為“人類社會的膠合劑”)，已經出現了崩潰的跡象。有人搞抗稅運動，有人違法開採公司私有的煤層，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經主人許可就在空地種菜，這樣的事越來越多；在救濟事業完全停辦的底特律市，還出現了分散而無目的的暴亂行為；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區的居民一溜煙全部遷走。佛羅里達州的基韋斯特市已經陷於破產，衛生局沒有經費，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饑民議論紛紛，想要採取暴力行動了。馬薩諸塞州有一個市長一邊望著2000人的失業隊伍在市政廳周圍轉來轉去，一邊寫道：“只要來一顆火星，就可以使他們變成暴民。”北卡羅來納州州長馬克斯·加德納提出警告說，眼前已經有發生“暴烈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險。芝加哥市長安東·舍馬克聽說伊利諾伊州不肯撥款救濟芝加哥市的60萬失業者，便告訴州議會：“要是你們想停辦救濟站，那就先把軍隊派來吧。”
有錢人沉不住氣了。各公司招工部門人員態度越來越粗暴無禮，銀行出納員們神經緊張，民選的市長縣長動不動就出動警察，警察動不動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動嘴不動手的，現在也隨身帶槍了。弗吉尼亞州里奇蒙市有一個失業工人委員會的代表團在感恩節過後幾天拜訪市長富爾默·布賴特，市長吩咐警長：“給我揪住他們的領子、褲襠，把他們扔出去。”賓夕法尼亞州費耶特縣礦務公司的私僱警衛慌慌張張，開槍打死了四個礦工。紐約市禁止蘋果販子在人行道上擺攤子。新任市長約翰·奧布賴恩還對市民誇口說：“你們的新市長是條硬漢子，赤黨隊伍休想侵入紐約市。”便衣警察揮舞著警棍衝進聯邦廣場的集會，據《紐約時報》報導說：“婦女尖聲喊叫，男子頭破血流。”俄克拉何馬市的警察用催淚彈驅散開會的人。有人佔據了西雅圖市的市政大樓，警察就用救火水龍把他們趕走。芝加哥的執勤警察用警棍對付那些要求發工資的教師。兩個警察抓住一個中年女教師，另一個劈頭蓋臉打將下去。
勞聯一位發言人在參議院某委員會作證，談到“工業城市暴動此起彼伏的問題”。他說：“鬧事的人大多數並不懂得什麼叫共產主義，他們只是要麵包。”可是在有產階級看來，要實行共產主義和要麵包有什麼區別，無須研究。羅伯特·舍伍德寫得對：“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發幾陣不祥的閃光，讓人們看見令人惴惴不安的情況。”既然政府不能維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許多城市裡的商人們生怕鐵路切斷，電話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組織起自衛委員會來。不少人囤積蠟燭和罐頭食品。好萊塢有個導演隨身帶著一身舊衣服，準備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裝“擠進人群去”。紐約市各大飯店發現，那些平時一到冷天就來市內租房過冬的闊氣客人，現在都在鄉村別墅裡躲著了。有些人還在別墅屋頂上架起了機關槍。
此輩並非神經過敏。從各種事實來看，假如羅斯福果真是又一個胡佛，美國勢必步拉美七國的後塵，政府將為大蕭條的難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頭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爾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個。這位哈佛大學商業學院院長說：“資本主義正在經受考驗，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決於這次考驗的結果。”《耶魯評論》、《斯克里布納》雜誌、《哈潑斯》月刊、《美國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載了好些文章，對叛亂是否迫在眉睫這個問題展開了辯論。諾曼·托馬斯後來談到“由普選結束到新總統就職”這個期間的情況說：“無論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沒聽到過那麼多公開挖苦民主政體和美國製度的話。”
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體，這是當時人們意見很分歧的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向左轉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還只不過是中間道路。約翰·多斯帕索斯輕視社會主義，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開擁護共產主義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爾、馬爾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蘭維爾·希克斯、克利夫頓·法迪曼、厄普頓·辛克萊、埃德蒙·威爾遜等人。威爾遜極力主張“從共產黨人手中把共產主義接過來”，隨後又補充說：“俄國是世界上道德的頂峰，那裡是一片光明，永存不滅。”威廉·艾倫·懷特把蘇聯稱為“世界上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每月新書俱樂部選上了《新俄羅斯簡介》介紹給讀者，書中把美國的混亂透頂和俄國的秩序井然作了對比。威爾·羅傑斯說：“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國佬……他們的辦法真了不起啊……國內人人有工做，想一想這多好。”埃爾默·戴維斯說，為利潤而生產的製度已經失靈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閱讀馬克思的著作，並且寫道：“為了要革命，也許參加共產黨是必要的。”斯圖爾特·蔡斯在《新政》一書中問道：“為什麼只有俄國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樂趣呢·”政府裡同左派人士眉來眼去的人可不止一兩個。密西西比州州長西奧多·比爾博承認：“我自己也染上一點紅色了。”明尼蘇達州州長弗洛伊德·B·奧爾森更是直截了當，竟對一位華盛頓政府官員說：“告訴他們吧，奧爾森正在給明尼蘇達州國民警衛隊招募隊員，誰要不是共產黨，他就不收。”為了讓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補充一句：“明尼蘇達州是一個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險卻在於政治上的右派。知識分子沒有權力，比爾博和奧爾森也不過是政界的兩個怪人。有錢有勢的人以及陸軍部長赫爾利都屬於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減軍備，因為這樣做勢必“削弱維持國內治安的力量”。 1932年9月，美國退伍軍人團通過一項決議，宣稱“現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對付經濟危機了”。 “美國法西斯協會和黑衣社”在亞特蘭大市成立了，雖然它們名聲不好。 (有人問休伊·朗格，美國會不會出現法西斯主義，他回答說：“肯定會，但是在這裡不叫做法西斯主義，要叫做'反法西斯主義'。”)可是繼黑衣社之後，又出現了什麼銀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團”、美國民族主義黨等等組織。據說有一個後備役軍官的秘密組織已經作好準備，如果新總統辦事無能，他就動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將軍對國會作證說，紐約某債券掮客出價1.8萬元，想收買他為右派工作。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對學生們說：極權主義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比民選制度培養出來的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倘若說有什麼人能代表美國的統治集團的意見，這位得過諾貝爾獎金、擁有34個名譽學位、當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當之無愧的了。
為了培養出一批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的人而準備犧牲立憲政體的，還有沒有別的人呢·有。除了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和企圖收買巴特勒將軍的那個債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開出來提倡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但是卻有不少人擁護極權主義的原則。堪薩斯州州長蘭登聲稱：“寧可讓獨裁者用鐵腕統治，也不能讓國家癱瘓下來。”這是影射羅斯福，他兩腿癱瘓。 ——譯者1932年，紐約州眾議員小漢密爾頓·菲什說：“如果我們不能在現制度下實行獨裁，人民就要改革這個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寫信給當選總統羅斯福說：“不論你需要什麼權力，我和共和黨其他黨員都準備給你。”艾爾·史密斯認為，應該把憲法收起來，“束之高閣”，直至危機過去為止。 《浮華世界》周刊(這個雜誌有幾個副主編，包括克萊爾·布思·布羅考，日後的盧斯夫人)竟發出這樣的呼聲：“任命一個獨裁者吧!”沃爾特·李普曼要求削減國會權力，讓總統全權處理國家大事。他說：“危險的不是我們失去自由，而是我們辦事不利索，不徹底。”共和黨參議員戴維·A·里德爽性說：“如果美國什麼時候會需要一個墨索里尼的話，那就是今天了。”
《紐約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畫，畫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維治村格林維治村在紐約市下曼哈頓區，是藝術家文學家聚居之處。 ——譯者的酒會上對一個無精打采的年輕男人說：“哦，這很簡單嘛，只要我們小組把發電廠和電台奪過來就行了。”多數人認為，當前的危險是城裡可能發生暴動。據說陸軍部長赫爾利正把他手里為數有限的部隊集結在大城市附近地區。但是造反的人總是叫當局防不勝防，暴動偏偏發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認為農民是美國人當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黨佔優勢的艾奧瓦州(胡佛總統的家鄉)，曬得黑黝黝的本地農民就首先手拿乾草杈和霰彈槍乾了起來。他們終於用武力來反抗這樣一個不合理的製度了：一夸脫牛奶，農民賣給分銷商只得兩分錢，可是分銷商在蘇城卻賣八分啊!
在64歲的艾奧瓦州農民協會前任主席米洛·雷諾的領導下，農民們把通往蘇城那十條公路全部封鎖了，用釘上長釘子的電線桿和圓木橫在路心。過路卡車所載運的牛奶，不是被倒進溝裡，就是拿到市內免費分送。只有給醫院送牛奶的卡車才能通過。如果警察護送隊來了，同情暴動的電話接線員在一小時前就向農民通風報信。警官們紛紛被解除武裝，手槍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裡。 20號公路於是得了個新名，叫做邦克山20號公路。邦克山是美國波士頓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獨立戰爭時美軍在這裡打敗英軍。 ——譯者有個戴著一角錢一頂的草帽的老頭子眼望著《哈潑斯》月刊編輯瑪麗·希頓·沃爾斯，這樣說：“他們說封鎖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說，當初波士頓人把茶葉倒進海裡，也不見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頓人民抗議英國征收重稅，把東印度公司進口的342箱茶葉倒進海裡，這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前奏。 ——譯者農民運動繼續擴展，弄得梅因市、康斯爾布拉夫斯市和奧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斷了。在威斯康星州，聲勢洶洶的農民一天之內就衝進一個牛奶場三次，把3.4萬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還把汽油倒進牛奶桶裡。國會有個小組委員會聽取了俄克拉何馬州人奧斯卡·阿默林格作證，敘述一個平時很保守的牧場主是怎樣跟他談話的。牧場主說：“我們美國也應該來一個像俄國那樣的革命。”阿默林格問他打算怎麼幹，他回答說：“我們會得到400支機關槍……還有火砲、砲車、彈藥、步槍，一支大軍需要的東西，我們都快有了。如果美國有足夠的人敢像我們這樣幹，我們就要向東進軍，把東部各州和西部切斷。我們有吃的。我們有豬、牛、玉米，東部各州什麼也沒有，只有扣押我們的土地的權柄。我們要給點顏色讓他們看看。”阿默林格還告訴眾議院勞工委員會說：“先前有好日子過、不隨便說話的人，現在有不少也發出這樣的議論了。”
威爾·羅傑斯說：“保羅·里維爾里維爾是波士頓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軍出發進攻北美洲革命軍，他連夜騎馬由查爾斯鎮到列剋星敦鎮，沿途大聲報警，讓大家及時準備。——譯者僅僅喚醒了康科德鎮上的人，但是這些傢伙卻喚醒了整個美國。”且聽艾奧瓦州的人在20號公路上唱出了這樣的歌：
讓我們過個農民節，
農民節要好好地過，
我們吃我們的小麥、火腿、雞蛋；
讓他們吃他們的金子吧!
在蘇城東面48英里的切洛基鎮附近，米洛·雷諾的農民軍營地被人用霰彈槍襲擊，蘇城因此很快就解圍了。雷諾跑了，包圍其他城市的農民也跟著撤退。但是雷諾說，“你們擋不住農民運動，正如擋不住1776年的美國革命一樣。”農民們使用武力，反抗政府，這是合乎美國傳統的，誰也不敢懲罰他們。康斯爾布拉夫斯鎮有60個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個武裝農民圍攻監獄，當局只好趕快放人。農民們認識到直接行動有效，便決定想辦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贖權的土地。
堪薩斯州一個村子外面，警察發現了一具屍體。被殺的是律師，他剛剛宣布把一個500英畝的農場的抵押回贖權取消。內布拉斯加州的夏延縣有二十萬農民債台高築，於是他們的領導人宣稱，如果本州立法機關不想辦法幫助他們，他們就要集合起來，把州議會大樓踏平。在胡佛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個冬季，艾奧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爾、範布倫縣和勒馬斯等地都因取消農場回贖權問題發生了暴動。其中勒馬斯事件特別嚇人：穿著黑襯衫的自衛隊沖進法院，把法官查爾斯·C·布雷德利從高座上拉下來，蒙上眼睛，拉進汽車，開到一個偏僻的交叉路口。自衛隊頭頭對他說：“你肯不肯發誓，以後再也不簽署取消農場回贖權的文件了·”法官不答應。再三問他，他還是不答應。他們便打耳光，用腳踢，把他打翻在地；還用一根繩子一頭綁著他的脖子，一頭繞在路標上；又把一個油污的輪轂蓋蓋在他的頭上，旁邊有人大聲說：“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終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不過，儘管法官被剝光衣服挨了毒打，過後他卻不敢對那些人提起公訴。
在法院簽署了取消農場回贖權的文件之後，往往有好幾百名農民出現在拍賣場上，大聲嚷：“不准賣!”準備出價競買的人被推到一邊，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鄰居們便用幾塊錢就把原來的土地買下，還給本主。有一次，縣執法官主持拍賣，一匹馬只賣得五分錢，一頭荷爾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頭豬又是五分，兩隻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財產轉手時，總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購買人把土地又歸還原主，並由官方發給地契，確認他有99年的產權。代表東部各州保險公司派來打官司的律師們往往被綁架，受到被絞死的威脅，弄得總公司不得不軟下來，同意暫緩扣押土地。 1933年1月底，全國農民協會主席約翰·A·辛普森告訴參議院農業委員會說：“規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現在已經在全國各地露頭了。”美國農業服務社聯合會主席愛德華·A·奧尼爾三世還補充說：“除非給美國農民想點辦法，不然的話，不出一年，農村就要鬧起革命來的。”
在那個多事的冬天，許多敏感的青年漸漸懂事了，30年後，他們將成為美國的領導人物。儘管他們對於周圍事物反應不同，但是沒有誰能忘記大蕭條時期的情景。他們一生中目睹美國歷史多次發生危機，可是對於他們性格的形成，這個來得最早的危機影響最深。
我們不妨看一下名單。 1932年時，羅伯特·F·肯尼迪7歲；弗蘭克·丘奇和詹姆斯·鮑德溫8歲；馬克·哈特菲爾德和諾曼·梅勒9歲；約翰·林賽、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麥基西克10歲；惠特尼·揚和約翰·格倫11歲；詹姆斯·法默、斯圖爾特·尤德爾和查爾斯·珀西12歲；愛德華·布魯克、喬治·華萊士、麥喬治·邦迪和拉塞爾·朗13歲；比利·格雷厄姆、奧維爾·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萊辛格14歲；約翰·F·肯尼迪、小羅伯特·塔夫脫、約翰·康納利和勞倫斯·F·奧布賴恩15歲；阿瑟·米勒、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尤金·麥卡錫和約翰·托爾16歲；戴維·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爾曼·沃克、索爾·貝洛、沃爾特·赫勒和白修德19歲；威廉·威斯特摩蘭、坦內西·威廉斯、喬納斯·索爾克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18歲；杰拉爾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歲。
1932年秋，尼克鬆在惠蒂爾學院三年級讀書，主修歷史，同時在自己家裡開的商店裡賣新鮮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趕到洛杉磯公共市場去跟菜農講價錢買進蔬菜。他家裡有飯吃(當時美國還有八千萬人既不挨餓也不靠救濟過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並無怨言。但是，他是大學生，這個身份又跟別人不同；因為當時18～22歲的青年，上大學的不到1/8，上過中學的也只有一半。對大多數人來說，正規教育仍然限於在只有一個教師的小學裡讀書，這樣的小學在全國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們能回到1932年去，便會發現典型的中產階級多半住在城市裡；郊外住宅區已經開始形成，但只佔18%的人口。那時，一個人帶著家小舒舒服服住在離工作地點不遠的地方，還是可能的。如果一個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區參觀，他首先會發現街道上有好些東西不同於今日：“停車”的交通標誌是黃的，郵箱是綠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舊。原來從1929年起，沒有幾所房子經過粉刷，有些房子還沒有蓋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東杰弗遜街，麋鹿會原定要蓋的11層樓就沒有完成，34年來，那上無片瓦的屋樑一直仰對著天空。
70年代的各種用具、輕巧裝置和物質享受，多數還很少見。那時還沒有電動割草機、家用空氣調節裝置和自動洗碟機；沒有乾衣機、電熱毯、定時自動開關收音機；沒有保溫玻璃窗、尼龍絲襪、易洗易乾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沒有自動咖啡鍋、配乾電池的電動剃刀；沒有過濾嘴香煙、電動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沒有圓珠筆、電動打字機、口述錄音機、靜電印刷複製機；沒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體聲收音機、黏性膠帶；沒有家用電冰箱、盒式錄音機、彩色的或瞬間印出的膠卷；沒有玻璃纖維釣竿、垃圾處理裝置、磁帶錄音機；沒有掃雪機、電動手術刀；沒有家用吹髮暖風筒，沒有電動罐頭刀，沒有公共場所的音樂播送裝置。儘管吉爾伯特·塞爾德斯在《哈潑斯》雜誌上曾預言過：“不久我們大概就會有簡便廉價的機械裝置(目前正在不斷改進中)，把廣播中心台發射的電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機旁邊的小銀幕上了。”可是那時還沒有電視機，連黑白電視機也沒有。但是雖然沒有這些，中產階級居然也度過了大蕭條時期的整個30年代。簡直像拓荒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