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郵報》寫文章的人問英國的大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歷史上有過類似大蕭條這樣的事情沒有·他回答說：“有的，那叫黑暗時代，前後共400年。”為此驚呼大難臨頭，未免言過其實，但是這兩個歷史時期至少有一點看來確實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雖然身受其害，卻都不懂得是什麼在作祟。
有人籠統地歸罪於“時勢”，這所謂“時勢”乃是胡佛的隱諱真相的說法。有人又把大蕭條同1929年的股票市場崩潰混為一談，往往說，“大蕭條以來我還沒有進過城”；或者說，“過去我常進城，不過那是大蕭條以前的事了。”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約翰·E·埃傑頓說大蕭條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懶怠工造成的。他說：“很多現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時偏要罷工，便是根本不想幹。他們無非想乘機替共產黨鼓吹罷了。”對於這種含沙射影的指責，失業隊伍裡著實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他們採取這種態度，其原因在於40年前美國基督新教的道德觀還很有勢力。千百萬人陷入絕境，當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會工作者們卻一再說：失業的人自覺羞愧。 1932年2月，有個人被房東攆走，他對《紐約每日新聞》的記者說：“我已經兩年多沒有固定工作了，有時我真覺得自己像個殺人犯似的。我怎麼搞的，連自己的孩子也沒法照顧啦·”
由於教養的關係，這樣的人自小就相信，誰賣力氣，誰就有出息。現在呢，不管勤的懶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喪。正如沃爾特·李普曼當時所說：“整個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覺得自己孤零零的，誰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對自己不信任了。”17年後，里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一書中剖析一個性格內向的人在陷入這種困境時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屢試屢敗，前程絕望，一個人就很可能再也沒有內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壓力，於是滿心內疚，只恨自己無能。”某某人寧可自殺也不靠救濟過活，這樣的報導當時報紙上登過不少。埃米爾·迪爾凱姆法國社會學家(1858～1917年)。 ——譯者早就創造了“利他主義的自殺者”這個術語，說這種人寧可犧牲自己，也不願成為社會的負擔。
真正的原因在哪裡呢·在於從柯立芝總統到胡佛總統任內的所謂“新世紀”的繁榮並沒有確實的基礎。回顧起來，大蕭條似乎是產業革命最後來了一次大動盪，由此在新的技術革命到來之前造成的一個間歇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有了各種大規模生產的技術，工人每小時的勞動生產率已經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這樣大量的商品生產，消費者的購買力顯然也需要相應提高，這就是說，要增加工資。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工人的收入並沒有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而相應增加。就是在黃金時代的1929年這一年，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也已計算過，一個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當年美國家庭60%以上的進款是達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句話，購買力跟不上商品產量。那時有各種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為產量突增不是什麼問題，說什麼“只要有個好推銷員，什麼都能賣得出去”。實際上是，有錢的人搞股票投機(有些並非有錢的人也做投機買賣)，而掮客則提倡一種可說是群眾性的投機，慫恿那些手頭並不寬裕的顧客亂買東西，靠延期過長的賒賬的辦法來做買賣。
由於經紀人到處放賬，股票市場基礎不穩，終於垮台。影響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銷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萬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賬了，因為他們不管什麼商品都一概賒給無力付款的人。 “新世紀”的繁榮時期就此結束，接踵而來的是一場大恐慌，全國惶惶然不知所措。上次的長期經濟危機發生在1893年，自此以後，美國已經高度工業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鄉，已經不可能了。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難臨頭的前夕擔任總統，可說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在當商務部長時只醉心於提高生產力，卻不注意購買力不足的危險性。他只是在卸任離開白宮很久以後，對當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寫道：“這邊為數不過幾千人……卻佔有大部分的生產成果；……那邊是佔20%左右的人口，卻只分到那麼一點點東西。”
從股票市場崩潰到1932年(大蕭條時期最慘的一年)，經濟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這個下降趨勢又因為採取了某些措施的緣故而更加速了。按老規矩說，這些措施本該使經濟復興的，可是事實恰好相反。為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物價是不能降的，於是銷售量下降了。銷售量一減，只好用解僱工人的辦法來降低商品成本。這個工業部門的工人失業了，哪裡有錢去買別的工業部門的產品呢·這樣，銷售額越下降，被解僱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購買力的全面萎縮，結果是：產業工人窮了下來，連累農民也窮；而農民的窮，又回頭加深了產業工人的窮。 “誰也沒錢買對方的東西，”這是一個俄克拉何馬州人在國會的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說的話，這把惡性循環這個現像說得清清楚楚。 “所以，在同一時間，同一國家裡，既是生產過剩，又是消費不足。”
1932年6月，美國東北各名牌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步21974名老學長的後塵，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時連在紐約百貨公司開電梯也要有學士學位，而且對他們當中好些人說來，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但這年的亨特學院畢業、年剛20歲的西爾維婭·菲爾德·波特可是個例外。她“當時由於好奇”(這是她後來說的)，“想弄清楚為什麼周圍的一切都在崩潰，為什麼大家紛紛失業”，於是就把主修課由英語改為經濟學；畢業之後，憑著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資諮詢公司裡找到個職位。她一邊幹活，一邊開始系統研究金融界的狀況，希望有朝一日在這個問題上寫專欄文章。西爾維婭·波特於1935年開始為《紐約郵報》撰稿。她發現，當時的美國已經陷入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
自從1720年英國南海公司垮台以來，“南海泡影”這個詞，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種沒有前途的企業“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諢名。這家公司是做股票經紀生意的，1711年在英國倫敦成立，取得南海貿易的專利權。因為有利可圖，股票價格飛漲，本來是100鎊一股，竟漲至1000鎊一股。後來股票暴跌，希望破滅，所以人們稱之為“南海泡影”。 ——譯者。這個“泡影”確是破滅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只等於極盛時代的13.5%。不過，後來它還是翻過身來，繼續做了80年生意。相形之下，美國鋼鐵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情況就顯得更糟。波特小姐畢業時，這兩家公司的股票已經跌到1929年前的價格的8%。整個來說，紐約證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價格，只等於1929年的11%；投資者的損失達740億元，相當於世界大戰全部戰費的三倍。全國有五千多家銀行倒閉(與胡佛家鄉西布蘭奇市毗鄰的艾奧瓦城有五家銀行，全倒閉了)，8.6萬家商號暫停營業。美國國民總產值從1040億元下降到410億元(1973年估計為21770億元)。 1932年，有27.3萬戶人家被房東攆走。工人即使謀得一職，每周平均工資也只有16.21元。
不過有些行業卻是分外興隆。出售避孕藥物的行業一年賺了2.5億元(當時的青年後來做了爸爸媽媽，早把這事忘了)。在全國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電影(成人票價二角五分，兒童一角)。吸紙菸的人逐年增加，當時誰也不知道這個習慣是有害的。 “開耳溫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機暢銷一時。小型高爾夫球場和流動圖書館也很興旺。阿爾弗雷德·C·富勒組織了一批人挨戶推銷刷子，成績很好，僅在嚴峻的1932年8月一個月裡，銷售額竟由1.5萬元增加到5萬元，以後更逐年增加100萬元之多。有一個名叫J·保羅·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價油井買了下來；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萬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萬股。各地也有個別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馬薩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觀挺特別的餐館，屋頂漆成鮮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時代的建築風格，這時正瀕於破產。赶巧街對過來了一家戲班子(第一台戲是尤金·奧尼爾的九幕劇《奇異的插曲》)，每晚8時30分中場休息，觀眾紛紛到這家餐館吃飯，於是老闆霍華德·約翰遜就渡過了難關。
但是以上種種都只是例外而已。重工業的關鍵美國鋼鐵公司，當時的開工率只達19.1%。美國機車公司不需要好多鋼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機車，可是1932這一整年只賣了一台。汽車製造業也不像往常那樣大量買進鋼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車公司逐漸消失了，什麼施圖茨汽車公司、奧伯恩公司、科德公司、愛德華·皮列公司、皮爾斯·阿羅公司、杜森貝克公司、富蘭克林公司、杜蘭特公司、羅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有個不自量力的人出了一種“羅克尼”牌廉價汽車，要跟福特公司競爭，結果損失2100萬元，本人自殺了事。 1932年1月間，富於創造性的細菌學家阿瑟·G·謝爾曼用手工粗製第一輛木製拖車，在底特律市汽車展覽會上展出，轟動一時，但全年只銷售了80輛。航空運輸業也一落千丈，當時的班機有12個座位，可是據商務部統計，平均每班有七個座位是空著的。除了新發明的有聲電影外，所有其他娛樂場所都瀕臨破產。爵士音樂家埃迪·康登整整四年只灌了四次片子，因為唱片製造業的營業額由每年5000萬元跌到了25萬元。薩莉·蘭德能勉強維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記者問她為什麼要搞這樣的玩意兒，她回答說：“我不脫褲子，就掙不到錢啊。”
因為覺得人窮丟臉，所以大家總是遮遮掩掩，不讓鄰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瞞得過去。對門人家的底細，誰也識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時出門的青年律師，說不定是揀個偏僻地方去挨戶兜售雜誌、便宜領帶、真空吸塵器、高壓鍋、“二合一”牌鞋油之類的東西的。他甚至可能乾脆換一套破衣服，在另一個市區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萬人那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漸消瘦，只有徹夜同絕望交戰的份兒。當然，人在街頭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竅門。譬如，花五分錢要一杯咖啡，然後白要一杯開水，把櫃檯上的番茄醬倒一些同開水一攪和，就算是番茄湯了。冬天，報紙塞在襯衣裡邊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職業介紹所外面要排上幾個鐘頭的隊，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紮起來就是了。鞋可是個特殊問題。硬紙板可以襯鞋底，有些人還喜歡在鞋後跟墊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腳。但是如果一隻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麼辦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紙板，接著是襪子補丁，於是雪水滲進鞋裡，糊滿了腳丫子，加之鞋釘直扎腳跟，結果只好用一種特殊的姿勢走路。
窮人家為了省錢度日想出的種種妙法，說來真了不起。男人的刮鬍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動手捲紙菸，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錢一包)；為了省電，改用25瓦燈泡。孩子們撿汽水瓶到鋪子裡退錢，一個兩分；上麵包店排隊買隔宿的麵包。婦女們把舊被單剪開再把兩邊縫接起來，這樣就把中間磨損的地方分移到兩邊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給女兒穿，這樣在鄰居太太面前就不顯得寒磣了——其實鄰居手頭一樣緊，恐怕採取的辦法也是一樣。許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賀聖誕的卡片保存起來，明年好改寄給別的朋友。有時，某人一連幾個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聽說他“有事出門”了。如果這人體貼妻子，他是不會對她透露此行實情的，因為其中的辛酸她萬萬想不到。
這樣的“出門”人當然是找工作去的。關於找工作，1932年前後傳說的可多了，有些聽來離奇，卻一點不假。確實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職業介紹所門口，第二天好佔個排頭。確實有一個阿肯色州人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確實有人出錢買工作做。曼哈頓六號大街某職業介紹所招聘300人，確實有5000人來應聘。華盛頓州確實有人到樹林裡放火，為的想人家僱他當救火員(此事第72屆國會的勞工問題小組委員會有證詞記錄在案)。 《商業周刊》做過調查，證實有不少人不再喜歡美國了，有的已經離開美國，有的正設法離開。 30年代初期，遷居國外的人數年年超過遷入的。俄國在紐約有個貿易機構，叫做蘇美貿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請書，要求移居俄國。有一次令人最難忘懷：他們登廣告招募6000名熟練技工，報名應聘的竟達10萬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機械工、廚師、火車機師、木工、電工、售貨員、印刷工、化學家、製鞋工、圖書管理員、教員、牙科醫生，此外還有洗染工、飛行員、殯儀工人各一人。
雖然紐約本市已經有100萬人失業了，仍有無數人從鄰近各州到紐約來找工作，這些異鄉人中有少數加入了在曼哈頓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錢的7000“鞋童”的隊伍，又有少數插手走私運煤的勾當(紐約市10%的煤是由賓夕法尼亞州的失業礦工偷運進來的)；但是大多數只是混跡在市內那82條長龍里領麵包度日。如果身邊還有一角錢，還可以在充滿汗臭和消毒藥水氣味的小客棧裡睡他一宿；如果身無分文，就在街上撿些報紙當做鋪蓋，到中央公園、地下鐵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場去過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場的餘溫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裡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做丈夫的這樣出去走了一趟之後，鑽進空貨車或者趴在車底下，又回到家裡，不免同妻子合計，看看家底子還能維持多久。於是變賣結婚戒指，抵押家具，憑人壽保險單借錢，或者乾脆向親戚求援。下一步往往是想開個夫妻店。原先裝作有錢，這時在街坊眼裡可露餡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爾夫球場；男的可能開個“客廳雜貨店”，女人可能給別家太太洗頭、捲髮、修指甲，每次一元。馬薩諸塞州失業紡織工在房間里安上織布機；康濕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鐵絲上穿別針，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只掙得五塊錢。
這些都是萬不得已的辦法，成功的寥寥可數，因為有錢買東西的人實在太少了，最後只好承認失敗。當父親的跑到市政廳去說自己已經一無所有，請求列入貧民冊。由於統計錯漏很多，當日究竟有多少貧民，不得而知，總之，大約有1500～1700萬人失業，大多數是一人養活全家的。 1932年9月的《財富》雜誌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此數近於人口總數的28%。而且這個研究報告一如其他報告，那正在另一種地獄裡受難的1100萬戶農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內的。
尼克松總統任內，美國農村人口只佔全國人口總數的5.2%，因此，40年前美國還有25.1%的人口靠農業或者想靠農業過活，這一點人們現在是很難想像了。這些農村人口沒有分享過什麼“新世紀”的繁榮；他們的處境全國早已公認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場大崩潰只不過使他們更慘罷了。 1932年，有個記者說他一看到美國農民便想起報紙的星期畫刊上那些蒙古農民；飢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陰影籠罩著美國莽莽大平原。自伊麗莎白女王時代1558～1603年。 ——譯者以來，農產品價格從來沒像現在這麼低過。一蒲式耳約合36升。 ——譯者小麥的售價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麥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糖每磅只值三分，豬、牛肉每磅二分半，200個一箱的蘋果，如果個個完好，才賣四角。
把農民辛勤勞動的成果按市價折算，一車燕麥還買不到四元一雙的“湯姆·麥坎”牌皮鞋。一車小麥夠買這雙鞋了，但是每英畝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稅，農民每收一英畝小麥，就要虧一元五角。以棉田活來說，身體最壯、手腳最快的男工，從早幹到黑，整整14個小時，摘300磅棉花，卻只能拿到六角錢。用玉米棒子當燃料，比賣玉米買煤燒還合算。肉價慘跌：一隻羊送到市場，運費一元一角，售價不足一元。蒙大拿州有個牧場主，賒到了一些子彈，花兩個小時把一群牲口全部殺了，扔進山溝，由它爛去，原因是賣牲口的錢還抵不過飼料。他臨行時嘟嘟囔囔地對一個記者說：“唉，這也算是對付蕭條的一種辦法吧!”
由於農業品價格慘跌，數以萬計的通告出現在住戶門柱上和各縣的法院門口，宣布這家那家農場債務不清，不准贖回。據估計，密西西比州1/4的農場都被拍賣掉了。共和黨的農村報紙編輯威廉·艾倫·懷特對胡佛總統說，他應該去看看中西部的情況。懷特寫道：“農民們，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經抵押出去，誰都知道農產品既然跌到今天這個價錢，他自己遲早要完蛋的。”農場主破產了，連買捆東西的繩子、修理東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種子都拿不出錢了，這時放貸的銀行就取得了農場的產權，一變而為遙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種這塊土地的人卻淪為佃戶。鄉下的牧場主用羊肉餵禿鷹，燒玉米烤火；城裡的千百萬人卻買不起那賤到使農民破產的農產品(黃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雞蛋每兩打四角一分)。買不起的原因是失業的人太多，至於那些幸而還有工作的人，工資也低極了，叫做“餓不死人”的工資。
沒有一個人出來保護他們。總統不贊成減工資，也說過話，但是又反對用法律規定每小時工資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國鋼鐵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減工資時，工人們竟毫無辦法。整個勞工運動幾乎煙消雲散了：勞聯會員人數從1920年的410萬減到220萬，只佔勞工總數的6%。 1932年，曾發生過多起拼死鬥爭式的罷工，但都以失敗告終。許多礦工每月工資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過磅員的卡壓，還得在煤礦公司所開的商店里高價購買生活用品。他們一反抗，資方的武裝狗腿子就夥同國民警衛隊實行血腥鎮壓。聯合礦工工會勢單力薄，只能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別無他法。
在林恩和洛維爾這類新英格蘭工業城鎮裡，只有1/3的工人還有工作，忍受著農奴般的待遇。有一個工人離開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到紐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裡被捕，說是犯了“流浪”罪，送進法院，最後又勒令回到原廠。因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減工資。百貨商店的售貨員工資低到每週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過調查，據說多數女工每小時工資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 1932年，伐木業每小時工資減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業是七分半，磚瓦製造業六分，鋸木廠五分。在大蕭條時期之前，馬薩諸塞州各紡織廠很少要求熟練工人在一天八小時內看管20台織布機的，可是在採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勞動強度製”之後，作家路易斯·阿達米克親眼見過，竟有些十來歲的女童工要從黎明到黃昏，不停地看管30台寬式織布機。
在布魯克林區的“血汗工廠”裡，15歲左右的童工每週只掙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週工作50小時，報酬是二元三角九分。 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勞工局長報告說，本州有一百多個工廠裡的工人，每週工作55小時，而工資只有六角。紐約市是紐約州里剝削工人最厲害的地方，而市內那個僱用5萬名女工的服裝工業，其剝削之凶又冠於全市。 《時代》周刊寫道：“無法無天的雇主”已經“把美國工人的工資壓低到中國苦力的水平了。”製帽工人鉤織一打帽子，只得工資四角，一星期只能織兩打。做圍裙的女工做一條掙二分半，一天只能掙兩角。給拖鞋加襯裡的女工，搞了72雙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鐘能加工一隻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時，拿回家裡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個做褲子的工廠，女工把一條褲子的線頭清除並用海綿揩乾淨，只得工資半分。處理這樣一條褲子要花五分鐘，所以每小時的工資是六分。哪個雇主厚道一點，就無法跟這种血汗工廠競爭。領取救濟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胡佛總統仍然不肯從國庫撥款補助，因此在大蕭條臨近第四個冬天的時候，整個救濟機構已是搖搖欲墜了。
有一位參議員發表意見說，現在工人每週只有一兩天的工資，實在無法維持他們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麼·給工資要看工人的需要·我從來不考慮這個，我是按效率給工資的。至於社會福利之類，本人是作為宗教事務來處理的。”無疑，他認為他自己已經盡了責任了。正如《財富》雜誌所說，當時的理論也同過去的一樣，以為有了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和公私合辦的福利機關，老弱病貧的人就都得到照顧了。
可是實際上行不通。大蕭條一方面使要求救濟的人數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濟金的來源陷於枯竭。 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只佔救濟金支出總額6%，於是便有三千萬人左右要依靠公辦福利事業照顧了。不幸得很，這副重擔子，地方政府卻挑不起。自從1930年以來，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產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幣值計算，房地產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產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產稅還是要照繳。於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最初是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紐約市各條街道幾乎天天有人攆房客；費城也一樣，多家躑躅街頭，因而小女孩們竟編出一種新遊戲，名曰“攆房客”。
但是，趕走住戶，空出房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這只能使有產者更加不得人心，卻不能使他們有錢上稅。結果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薩姆納·H·斯利希特教授對參議院製造業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在全國范圍內，凡是失業的人，幾乎都暫緩交租了。”各市區和郊區，欠交房地產稅有20%～30%。城市少了這筆收入，便削減公用事業。於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殘破不堪，冬天冰雪載途，無人清掃。由於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芝加哥市有兩年全無入息，只好向銀行借貸。市內那60萬失業人口，更弄得它焦頭爛額。
地方政府財政破產了，加之社會上又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人們為了爭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獲得審議的機會，也得事先變賣家產，取消保險，直至借貸無門的地步，並且證明所有親戚全部破了產才成。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無子女的，在很多城市還是領不到救濟。接受救濟是為人所不齒的。 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市通過了一項議案，禁止領取救濟金的人參加選舉。這一招在馬薩諸塞到俄勒岡等十個州是不需要的，因為這幾個州的憲法早已規定選民必備的財產條件。西弗吉尼亞州的醫院要病人保證交醫療費才收；有一個孩子需要開刀，轉診醫生這種醫生設有私人門診但沒有手術室、住院部，將需動手術的病人轉到別的醫院治療。 ——譯者竟勸外科醫生，且等孩子父母答應付1000元再說。得克薩斯州羅伊斯城有兩個大夫在當地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分娩，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納稅人協會竟想不准領救濟的孩子上學；有些獲得公家資助的人家，竟不獲准進教堂做禮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最後獲准領取救濟的也只是極少數人。而且，據《財富》雜誌報導，在某些工業城鎮、礦區和佃農分成製農場裡，“所謂救濟事業不過徒有其名”。城市裡應得救濟的人家，只有25%獲得某種形式的救助。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丟盡了美國的臉。”再說，即使列入了救濟名冊，也並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週只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救濟金頂多只夠買糧食和燃料。領救濟的人家，在股票市場大崩潰前往往早已衣著不全，如今又過了三冬，其衣著之襤褸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況是，身為一家之長，那渾身打扮竟像歌舞雜耍劇中的流浪漢：上衣缺釦子，袖子見窟窿；膝蓋外露，後襠透空；頭上那頂涼帽是在誰家鍋爐房裡掛過幾年的，腳下那雙破球鞋貼滿橡膠補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兩隻不一樣；除此之外，披上一張老羊皮短襖，既臭且臟。
公職人員同領救濟的人往往無法區別，因為他們的財源相同。一般地說，地方士紳們總還能讓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樣的製服，因為那時大家都擔心治安問題。可是對公立學校的教員就沒有那樣關懷了，由於地方政府稅源不足，教師的生活比別人來得苦，大蕭條初期，還在他們的工資裡扣錢來資助施湯站呢。學生每年增加二十多萬，學校就得進一步節約開支。教室不夠，書桌就擺在走廊裡，有爐子的活動房子裡，甚至洋鐵皮棚子裡。音樂課和美術課取消了，教科書是這學期用了給下學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損，字跡模糊，殘缺不全。教室越來越擠了，最後，竟連教員的工資也發不出了。
到1932年為止，只因教育經費不足，全國已經有30萬兒童失學。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亞拉巴馬州的教員，只得輪流到各學生家裡去“吃派飯”。俄亥俄州德頓市的學校每週只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學校有停課十個月以上的。在堪薩斯州，因為小麥一蒲式耳只賣二角五分，所以鄉下的教師每月工資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個月薪水，合計280元。艾奧瓦州的教員每月薪金40元，隻及華盛頓政府所說的產業工人最低生活費的一半。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
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於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只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蘭德的每週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有1000個教員乾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員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他們拿保險單借支了112.8萬元，並向高利貸商人借了23.2萬元，年息是42%。儘管自己挨飢受餓，這些教員竟還從乾癟的腰包裡掏出錢來養活1.1萬名小學生呢。
對教員、救濟工作人員和警察來說，窮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過的了。 30年代初期，還沒有人罵警察為“豬玀”。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壞罷工，人們還是普遍認為他們同工人一樣，也是受剝削的。 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車廠血腥鎮壓“反飢餓遊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紐約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來就在自己執勤的那些最貧困的市區向窮人分發救濟糧，賑款由本市公職人員(包括警察)捐助，佔他們的收入的1%。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他們這樣做，是“第一次公開承認，對於那些規規矩矩可是陷於赤貧的人，官方責無旁貸。可是承認這一點的不是上層人物，而是那些在貧民區里工作的最下層公職人員”。
不過，目擊那些最淒慘的情況的還是教員，因為大蕭條時期受害最慘的人就在教室裡。 1932年這年最可怕了，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症狀是“思睡、發懶、困倦、智力發展受阻”。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就要這樣做啦。”一個名叫莉蓮·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你看見了沒有·”有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馬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只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麵包啊。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可是胡佛總統對記者們說：“並沒有誰真正挨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麼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誌乾脆罵總統撒謊，它說：“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確的描寫。”活活餓死的事例，《財富》雜誌、《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了不少。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說：有29人餓死，另有110人死於營養不良，多數是兒童。胡佛總統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裡，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城裡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後邊跑，有什麼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裡，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衝出來搶。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內科醫生，他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三個乾瘦憔悴、老態龍鍾的婦女”(這是他後來的描述)“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裡邊掏東西”。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淨。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躑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這樣的人他“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後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那年頭，富裕的美國人認為把吃剩的施捨給沒飯吃的同胞，就算是大發善心了。紐約吉斯科山的麋鹿會一個美國慈善機關，1876年成立。 ——譯者和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吩咐僕人，要把殘羹剩飯送到窮人手裡。 《布魯克林之鷹》報建議設立一個總站，請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殘湯剩菜送到那裡，讓窮人分享。俄克拉何馬市有一個名叫約翰·B·尼科樂斯的煤氣公司經理草擬了一份計劃，呼籲飯館、市民俱樂部和旅館的廚師把殘羹剩菜裝進“容量五加侖的干淨鐵桶，標明里面有'肉、豆、馬鈴薯、麵包等等'”。這些鐵桶由救世軍收集，分餉失業者。與此同時，農民還送來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捐獻柴火的偏偏又是農民!)。這位經理給陸軍部長赫爾利寫信說：“我們預料，有些不值得照顧的人有時會來找點麻煩，但是我們必須不怕麻煩，因為只有這樣，那些值得照顧的人才能得到照顧。”赫爾利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力勸政府採納。但是胡佛屬下的緊急就業委員會主任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誤解，便把方案否決了。
尼科樂斯、《布魯克林之鷹》報、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會員和麋鹿會會員們似乎從沒想到，更富於戲劇性的解決辦法已經近在眼前。富人腦滿腸肥，大眾飢腸轆轆，這個鮮明對比已經有人在考慮，而且覺得未來事變的陰影已經隱約可見了。托馬斯·沃爾夫時常站在紐約的公廁裡同那些處境悲慘的人們交談，談到他再也不忍聽下去，便踏著階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見“曼哈頓的摩天大廈在冬夜寒光中閃閃發亮。伍爾沃思百貨大樓就在不到50碼開外，再過去不遠是華爾街的幾家大銀行，一律是巨石和鋼鐵築成的堡壘，屋頂塔尖放射著銀色的光輝。人間不平事，莫過於此了：這邊是悲慘萬狀的地獄，那邊一條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燈火輝煌的高樓矗立於淒然的月色之中。這些高樓是權力的頂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財富就深鎖在樓底堅固的地下庫房裡。”
逆境一來，美國人向來是要尋找替罪羊的。 1932年初，沃爾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對下曼哈頓區的那些財閥攻擊開了。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擺佈。回想20年代，美國的金融家和工業家曾經是全國有口皆碑的英雄。不過哈佛大學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總統提出過警告(雖然說也沒用)，他說，有這麼一些東西在威脅美國的經濟：“耍手段，玩把戲，甜言蜜語，胡吹瞎說，欺矇哄騙。”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這種高喊大難臨頭的預言家的。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所描寫的那樣，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對待工商業家的態度竟好比他們已經“發現了什麼點金石，能把資本主義那種很不穩定的局面一變而為永恆繁榮的局面”。梅隆當年曾經名噪一時，大家說他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89～1795年任美國商業部長，提倡保護關稅，與金融家拉攏，大得資產階級的稱讚。 ——譯者以後最偉大的財政部長”。《美國商業》月刊說：美國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證券市場崩潰三年之後的今天，孩子們卻唱起這樣的歌來了：
梅隆拉響汽笛，
胡佛敲起鐘，
華爾街發出信號，
美國往地獄衝。
不過，這首歌金融巨頭們是聽不進去的。他們依然鼠目寸光，盛氣凌人，脫離實際。他們在《文摘》雜誌裡讀到的文章，無非盛讚大蕭條帶來的好處，例如說：“現在人們做生意比以前客氣了，在家裡也往往比以前講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沒頭腦的女人家。她們過去不知好歹，不關心丈夫，不料理家務，現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謹慎了。”一位共和黨的新澤西州州長候選人給選民們帶來了好消息：“繁榮太過分，就會敗壞人民的道德品質的。”據報導，有人建議杜邦家族的某成員出錢舉辦星期天下午的廣播節目，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星期天下午三點鐘人人都在打馬球，沒工夫聽。”J·P·摩根說：“如果消滅了有閒階級，那就是消滅文明。我所說的有閒階級是指僱得起一個傭人的家庭，這種家庭全國有2500萬或3000萬個。”人們告訴他，據人口調查，全國家庭傭人總數還不到200萬，他似乎感到吃驚。不過人們覺得，摩根不了解實情，本來不足為奇。正如沃爾特·李普曼所寫的，美國工業界和金融界的許多領袖人物，“已經從我國歷史上最有影響、最有權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這一年，美國65%的工業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裡；僅佔全國人口1%的人擁有全國財富59%。芝加哥有個人叫做塞繆爾·英薩爾，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長和11家公司的總經理。由他掌管的各種公用事業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王國，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萬僱員為325萬顧客服務。 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擁有的證券實值在30億元以上。失業的人們在瓦卡大道低處燒火取暖，仰望著那高聳入雲的英薩爾大樓，對一些記者感嘆說：“為什麼那個老頭兒不能幫我們一點忙呢·”
這個老頭兒實在無法幫忙，因為他有他自己的難題。他那個由控股公司構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國快倒坍了。不消幾天，成千上萬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師)，就要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他們手裡那些英薩爾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價的4%了。英薩爾由36名保鏢護衛著，日夜奔走，力圖挽回頹勢，可是這年4月，他那兩個投資信託公司就被宣布破產了。 6月，他因欠下6000萬元的債，逃往歐洲，庫克縣的大陪審團陪審員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審團。 ——譯者便對他提起公訴。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卻從後門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車南下羅馬，接著又飛往雅典。他的律師告訴過他，雅典是安全的，因為希臘跟美國沒有簽過引渡罪犯的條約。當時這種條約確實沒有，但是到了11月初，兩國的外交官們就簽了這樣一個條約。英薩爾急忙男扮女裝，租了一條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國當局，終於押回本國受審，可是結果卻被判無罪，因為當時還沒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規。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這時說了一句俏皮話：“控股公司原來是這樣的一種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賊贓遞給同夥，這就萬事大吉了。”
羅傑斯還說：“這些傢伙的所作所為，還沒有越出法律範圍，可是已經到了邊緣，跟吃官司只相去毫釐了。”為了尋找犯罪證據，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在華爾街到處調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尋常的人物。銀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銀行(大通銀行)的股票拋空賣出，事後又撒謊騙人。因為生意不好，紐約花旗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撕毀了跟穀物交易銀行合併的協定；他還硬要本銀行的記賬員們和出納員們按股票市場崩潰以前的價格(每股原價200元，當時已跌到40元)繼續分期付款購買花旗銀行的股票，同時既不要保證也不收利息，就把股東的240萬元借給本銀行的高級職員做投機買賣。此外，米切爾還把證券虧本賣給家人，事後又買回來，這樣來逃避聯邦所得稅。 J·P·摩根也用類似的辦法鑽空子，1929、1930、1931這三年，他一文所得稅也沒交過。 《芝加哥論壇報》老闆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像徵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稅，卻寫了許許多多的長篇社論，敦促讀者老實納稅，分文不少。
安德魯·梅隆這時也以財政部長的資格追逼那些拖欠稅款的人們，可是對自己卻採用另一種標準。遵照梅隆的指示，國內收入署署長為他寫了一份備忘錄，列舉12種逃避聯邦稅的辦法。這條新聞使全國為之震驚。於是，指派了財政部一位稅收專家去審查梅隆的個人所得稅申報書。結果發現梅隆竟採用了這位署長的五條建議，其中包括虛報贈款若干宗，虧損若干項，藉以偷稅漏稅。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薩斯州眾議員賴特·帕特曼氣憤極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眾議院彈劾梅隆部長，罪狀是“品質惡劣，行為越軌”。但是對梅隆心懷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們看來，公開發表這些駭人聽聞的消息，無異犯上作亂。有個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師)尖銳地指責《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說他是“向激進分子提供砲彈”。
英薩爾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稅同樣也是合法的。但是儘管當時的稅法漏洞百出，有些人還是不免越軌，陷入法網。 “瑞典火柴大王”伊瓦爾·克羅伊格曾得過法國榮譽軍團大員勳章法國榮譽軍團係於1802年由拿破崙創立，藉以獎勵軍政界有功人員。現在勳章分五級，大員勳章是第二級。 ——譯者，是胡佛總統研究歐洲大蕭條情況的顧問，大家都認為他誠實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頓的李和希金森投資公司以這位大王所發的證券為擔保，發行幾百萬元債券，那時經理們竟聽從他本人的意見，不去查一查他的賬。 1932年3月12日，他買了一支大型手槍，在巴黎市內的豪華公寓里關起門來自殺了。人們在對他作了一番頌揚之後，才發現這位大王原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盜竊犯，多次欺詐取財，並曾偽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債券。除其他罪行外，他還從對他深信不疑的投資者那裡盜竊了三億多元。
新的驚人消息每週都有。艾夫里爾·哈里曼美國著名的外交家(1891～)。 ——譯者有一個堂兄弟是銀行家(或者像《紐約時報》那樣，叫他做“銀行匪”)，叫做約瑟夫·哈里曼。因為知道自己的銀行快要破產，他便逃到曼哈頓區的一個療養院裡躲起來。警察追得緊，他便化名逃到長島的一家小旅店裡住下。可是納索市的警察還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進自己的肋部，但自殺未遂。他終於因偽造銀行賬簿和濫用銀行款項坐了兩年牢。 “美國銀行”(在美國歷史上，在陷於破產的銀行當中，這是最大的)的常務副董事長索爾·辛格也因犯有同樣罪行而入獄。不久，煤氣電力聯合公司的總經理霍華德·霍普森(該公司有188576個股東)又在華盛頓乘出租汽車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經過審訊，查明他犯了17樁欺詐斂財罪。喬治·索科爾斯基寫道：“對於我們過去的上層人物，誰也信不過了。”菲奧雷洛·拉瓜迪亞眾議員評論一件操縱股票案說：“這些人搞的勾當固然骯髒，但是我相信，凡是合夥搞的股票生意情況都是一樣。”約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個商界巨頭，可是他也說：“人家本以為掌握美國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這種信念現在已經完全破滅了。”
從上面所說的事情來看，胡佛的複興金融公司採用了那種經營方針，不能不認為是絕大的政治錯誤。 1932年，國會領導人終於通過了一項法案，授權復興金融公司貸給各州政府3億元，以供失業救濟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萬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裡，這僅僅等於道斯貸給自己的中央共和銀行和芝加哥信託公司的總額的1/3。胡佛總統打電話給俄亥俄州前參議員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復興金融公司。在接到電話時，波默林的口袋裡只有九角八分錢，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職的路上，就有十個叫花子跟他要錢，這些都可能是很有像徵意義的怪現象。作為政策措施，設立復興金融公司是失敗的。人們說復興金融公司是“大企業救濟所”，它確是專幫大企業的忙的。
批評復興金融公司就像彈劾梅隆部長一樣，使麥克阿瑟將軍之流大為反感。他們以為，這樣會威脅國家的安全。現在，有錢人真的害怕起饑民來了。有個民主黨領袖在1932年春天突然遭到一位舊友的抨擊，這是指下文所說的史密斯攻擊羅斯福，他們都是民主黨人。 ——譯者也是由於這個原因。艾爾弗雷德·史密斯是在紐約市東區貧民窟出生的，15歲便在富爾頓魚市場當收款員，後來在坦慕尼俱樂部紐約市的民主黨組織。 ——譯者活動，青雲直上，當上了紐約州長。 1928年，史密斯同胡佛競選總統失敗，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繼任州長。史密斯後來說：“我離開奧爾巴尼市紐約州的首府。——譯者以後，因為在州長官邸已經住了六年，一號大道我看不順眼了，便搬到五號大道一號大道是窮人住的，五號大道是有錢人住的。——譯者去住，房租每年1萬元。”證券市場大崩潰後，史密斯仍然有自己僱用的司機，天天坐著一輛高級轎車在曼哈頓區跑來跑去。他是好幾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董事、金融巨頭們的密友、帝國大廈的董事長。他再也不是窮小子了，社會地位高了，因此得意揚揚。
誰也沒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國聯播節目裡突然聽到了一個新的聲音——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熱情、洪亮、充滿信心的聲音。這位州長譴責胡佛政府，說政府專門救濟大銀行、大企業。他嘲笑那些“膚淺的思想家”，說他們不懂得怎樣去幫助農民。他說：“在這個不幸的時代，我們要製定出一些計劃來，把希望重新寄託在那些壓在經濟金字塔底層、被人遺忘了的人們的身上。”
於是，在杰弗遜紀念日4月13日。 ——譯者的宴會上，史密斯暴跳如雷。他漲紅著臉，氣啞了嗓門，說：“有些競選總統的演說老手總是說我們出了什麼什麼毛病，這樣的話美國人已經聽夠了，聽厭了。”他還說：“我們現在再也不能讓政客們妖言惑眾了。誰還要蠱惑人心，煽動美國的勞動群眾，弄得這個階級鬥那個階級，有錢人鬥窮人，大家自取滅亡，我就要脫掉衣服跟他拼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