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決定將天津地方官交刑部嚴議以及與洋人訂定抵命人數的奏摺由塘報傳出去後，京師及各通都大邑一片嘩然，“賣國賊”的罵聲四方騰起，國子監裡一批熱血青年，憤怒地奔到虎坊橋長郡會館，將會館楹柱上曾國藩的親筆聯語：“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狠狠地用刀刮去。
這副聯語是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五年時題寫的。先年順天鄉試，周壽昌高中南元。次年會試，蕭錦忠赫然中了狀元，孫鼎臣朝考第一。這一科湖南八進士全是長沙府人，又貴州進士黃輔相、黃彭年叔侄，原籍亦屬長沙府。這下子，在京的湖南人沸騰了。恭賀長沙府人才薈萃，群星燦爛，尤其是蕭錦忠的狀元，更令萬目艷羨。清代的狀元大半出自兩江，湖南在此之前，僅只一個衡山人彭浚得此殊榮。蕭錦忠獨占鰲頭，實為湖南省、為長沙府掙得莫大的臉面。於是在京長沙籍官員合資在長郡會館擺酒演戲，隆重慶賀。剛遷升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曾國藩，是公認的長沙府後起俊秀，大家推他撰一副聯語作紀念。那時的曾國藩正是才華錦繡、仕途得意的時候，他靈感頓起，大筆揮就：“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盛事佳聯，一時在京中士大夫中傳為美談。曾國藩一生對此聯也甚為滿意。這副即興而作的聯語，後來便被工匠刻在長郡會館的楹柱上，作為長沙府光榮歷史的最好紀錄而永久保留。這些年來，隨著曾國藩名聲的顯赫，它的名氣也越來越大了。
守會館的老頭子無法攔阻，只有跌足嘆息。刮去了聯語後，又有人喊：“湖南會館的匾也是那個老賣國賊寫的。”
“砸掉它！”眾人立即作出決議，監生們又一窩蜂跑到教子胡同湖南會館。一陣痛罵後，將高懸在大門口的藍地金字大匾取下來，用腳跺，用石頭砸，直把這塊匾破壞得粉身碎骨，方揚長而去。
連遠在蘭州指揮楚軍與回民作戰的陝甘總督左宗棠也憤憤不平。從同治三年來，左宗棠一直不與曾國藩通書信。那年曾國藩主動修書與之言和，因信中未有道歉認錯之語，左宗棠便負氣不復。曾國藩也沒有再給他去信。後來他意識到自己的負氣不對，但他一貫好強，即使錯了也不認錯，彼此之間便這樣絕了私人書信。不過公務往來依然頻繁，雙方都不苟且，每有拜疏，即錄稿諮送，完全是一派鋤去陵谷、絕無城府的光明氣象。曾國藩要將長江水師改為經制之師，左宗棠支持。左宗棠在陝甘打仗，分派給兩江的糧餉，曾國藩總是按量按期地運去，又主動將後期湘軍中德才兼備的名將劉松山推薦給左宗棠。劉松山及其統率的老湘營成為左宗棠的精銳。今年正月，劉松山戰死，其侄劉錦堂接統其軍，智勇不在乃叔之下。左宗棠為此甚感曾國藩之德。一次兩江總督衙門會議上，有人稱讚左宗棠為西北第一人，曾國藩接話：“豈只是西北，實為當今天下第一人。”這話傳到陝甘前線，左宗棠心裡又喜又愧。喜的是他的勞績為全國所矚目，愧的是自己的胸襟遠不如曾國藩的寬廣。在這種心情下，左宗棠在奏報劉松山戰死時，將曾國藩誠懇地讚揚了一番。不過，這次他又大為不滿了。心裡雖然對老朋友已無芥蒂，面子上卻拉不下，他不直接給曾國藩來信，要總理衙門轉達他的態度：“津郡事變由迷拐激起，義憤所形，非亂民可比。索賠似可通融，索命則不能輕允，懲辦地方官員亦非明智之舉，正宜養民鋒銳，修我戈矛，示以凜然不可侵犯之態，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長我中華之志氣！”
在湘潭設帳講學，弟子眾多，儼然有一代宗師之稱的王闓運也通過湖南巡撫衙門，給曾國藩寄來了一封懇切的長信：
官太保爵中堂乃當代山斗之望，九重所倚重，萬姓所瞻依，兼之十餘年之戰功，十餘年之德政，史冊煥其勳業，而華夷憚其威望者也。且津民之姓悍而鷙，倘因夷人而加辜於津之守令，必致觸怒於閭閻，其患有不可勝言也。不言“顧畏民岩”乎？ 《傳》不云“眾怒難犯”乎？願熟思而詳慮。國體不可虧，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圖之鞏固，華夷之畏服，臣民之歡感，在此一舉矣。昔王禹偁曰：“一國之政，萬民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謨，何以報大恩於先皇，何以輔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懲乎天下後進之人！
類似於王闓運這樣的信，一日數十封，從京師，從江寧，從武昌，從安慶，從長沙，從兩廣，從川貴源源不斷地投寄天津，猶如一支支利箭，一齊向他的心窩射來，直欲把那顆衰竭的心臟穿爛，化成肉醬。
天津城內，周家勳、張光藻、劉傑的家門口。這些天來，慰問的人絡繹不斷，憐憫之淚，不絕於面。本來官聲平平，卻突然都成了勤政愛民的清官賢吏了。街頭巷尾，不知誰編的童謠在四處傳唱：“昇平歌舞和局開，宰相登場亦快哉。知否西陲絕域路，滿天風雪逐臣來。”
曾國藩這時方才明白輕聽崇厚之言，將周家勳等人交刑部嚴議是一個絕大的錯誤。他心裡痛苦萬分，悔恨不已。他恨自己不能堅持定見，更恨崇厚事事圖悅洋人，將他推到國人唾罵，皆曰可殺的悲慘境地。奏疏已經拜發，猶如潑水不可複收，他每天夜裡默默地向神靈禱告，求太后、皇上能寬容這幾個可憐的地方官，莫讓自己的過錯造成事實，使良心稍得安寧。
誰料幾天后上諭下達，速將天津地方官押來刑部歸案，重申殺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務必嚴加審訊在押犯人，不可寬貸，但又對“訂定人數，如數執行”的提法予以駁斥：“衡情定罪，惟當以供證為憑，期無枉縱，豈能預為懸擬，強行就案？”
曾國藩有苦說不出，真的到了上下指責、左右為難、千夫所指、百口莫辯的地步了。眩暈病又復發，左目愈加昏花，大白天眼前的人和物都如同在霧裡。他自知不久人世，也願速死，致書給兒子，叫他們將棺材早日做好，以免臨時措手不及。
丁啟睿、馬繩武、蕭世本、趙烈文、吳汝綸、薛福成等人整日守在床邊，服侍勸慰。曾國藩身心已完全憔悴，不能多說話了，只是反反复复地重複著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
時至今日，別的辦法已沒有了，唯一可行的，是用銀子來彌補，但曾國藩又犯難了。他一貫於財產看得很淡，也不打算給兒女留一大筆錢。祖父星岡公有一句話，他信奉一輩子：“命裡有飯吃，再無錢財也不得挨餓；命裡挨餓的，先人留下的錢財再多也沒有飯吃。”多年來，他在養廉費里只存得二萬兩銀子，以作養老用。可以從中拿一部分出來，但不能全拿，總得留一些。他將必須開支的部分作了仔細考慮後，決定拿出七千兩。三人分，每人只得到二千多，少了。實在無法可想時，他把此意透露給趙烈文。趙烈文一聽，立即慷慨表示：“大人此舉，驚人世而泣鬼神，古今中外無先例。烈文受大人栽培多年，粗知大義，豈不受感動？督署幕僚，雖不能說人人都持烈文之想，但亦十佔八九，我明日快馬回保定，三日後來津復命。”
三天后趙烈文帶回了一萬三千兩銀票，全是直隸總督衙門幕僚們湊的，沒有驚動一個地方官員。曾國藩很是感激。趙烈文勸曾國藩自己不必再拿錢了。他如何肯依！這樣，連同他的七千，共有二萬兩銀子。周道、張守、劉令每人各五千兩，剩下的五千兩，他反复思考後，決定給徐漢龍、劉矮子、馮瘸子每人五百兩，紅柳村的七個人每人一百兩，田老二等五人每人也發六十兩。
這種事，不要說以往，就是幾天前曾國藩都不會做。傷人者賠錢；殺人者抵命，這是自古以來最基本的法律，何況殺了外國人，險些引起一場浩大的災難。現在，全國各地的輿論終於使他清醒了：這畢竟是長期積怨引起的衝突，從根本上講，理虧的是洋人而不是津民，不能簡單地就事論事。尤其是徐漢龍、劉矮子、馮瘸子，他們是出自愛國敬官長的義憤，殺他們的頭的確有些冤屈；田老二等人固然是趁火打劫的歹徒，但在這樣一場複雜的案件中，殺他們的頭，也間接刺傷了百姓的愛國之心，權且以這點銀子來作補償吧！
聽說紅柳莊打死人命的兇手，只因承認是為殺洋人而死，就每人得一百兩銀子，監獄裡幾個家貧的殺人犯在親屬的勸說下，也表示願意在殺洋人的認罪書上畫押，臨死前得一百兩銀子，作為對家庭的報答。於是，曾國藩勾出五個殺人犯來，每人也發他一百兩銀子。剩下的二千兩銀子，則用來周濟育嬰堂裡逃出的孤兒以及那天誤傷的中國人和附近受害的百姓民房。經過這樣一番安排，曾國藩心靈深處似覺好過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