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下罪己詔，開黨禁，解散皇族內閣，任“袁總理”，榮慶充任顧問大臣。此時袁世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榮慶卻讚他：“忠義之氣猶見眉宇”。
南北議和期間，孫中山的民國政府已無意約束袁世凱，同盟會早已分崩離折，無法發揮作用，大多數人如黃興等極力主張跟袁妥協，汪精衛則懷疑孫中山有名利思想，“當面斥孫公”，諷刺孫中山說：“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
袁世凱把孫中山請到北京，給以總統般隆重禮儀相待。一個多月時間，談話十餘次。孫每次講話，袁總是隨聲附和，謙恭異常。孫說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他亦不加思索，連聲贊同，以至孫起了疑心，問梁士詒，梁沉思片刻答說：“先生為南方人，總統為北方人，南方多大地主，北方為中小地主，因此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總統並不覺得有何不可。”孫聽後恍然，打消對袁的疑慮，對袁說：“十年之內，大總統非公莫屬。”“希望您當十年總統，十年之內我築成鐵路二十五萬里，您練精兵五百萬。”
宋教仁臨終前致電袁世凱，對其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釗說宋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國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實在是認識不足。在上海時，陳其美要他提防暗殺，他還狂笑說：“只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為是謠言。
辜鴻銘在北大教授會議上說：“如今沒有皇帝，倫理學這門功課可以不講了。”人們以為他復古倒退，是守舊人物。張勛復辟的時候，辜在外交方面很賣力，梁敦彥保薦他做外部侍郎，張勛說：“辜鴻銘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范旭東興辦實業，抵制外貨，雖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時候，對於工人的福利設施仍很重視，例如辦了食堂、醫院、小學、宿舍、補習學校等。有一次黎元洪總統到其廠參觀，稱讚他們的工人福利辦得好，說：“工人吃的饅頭，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樣。”
邢寶齋為段祺瑞家僕，對段的發跡不以為然，常在外人面前提起，他當年在段父軍中當管帶，段也隨在身邊。當時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寶齋實在看不上他，就說：“你這叫什麼少爺呀！一點也不愛乾淨。”可段總不改，邢氣極了，就說：“你這個鳥樣！”邢總說這些事，有人聽得不耐煩了，便說：“你不是看不上他麼？他如今驚天動地，而你如今還得上街賣笤帚。”這句話把邢寶齋堵得沒話說，只好結結巴巴：“咱也不知道他有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對他好點呀！”
1918年冬，李大釗和一些人在北京大學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第一次集會是在沙灘紅樓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舉行的。成舍我也去參加了這一次集會，散會後他跑到第一宿舍（沙灘北大東齋）把帽子一扔，對幾個熟人說：“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今天開成立會了。這個主義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主義，我可不贊成。”此後他就沒有去參加過。
1919年冬，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打工。工作之餘常向大學教授、學生領袖們請教，但遭受白眼之辱。幾十年後，記憶猶新，他跟人說，當時不僅傅斯年、羅家倫這樣跟他年齡相當的學生領袖，“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就是胡適這樣的大學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助理員”。
司法總長羅文幹“金法郎”一案導致王寵惠內閣出現危機。在這個好人內閣辭職前夕，幾位重要的閣員自王寵惠以下，如教育總長湯爾和、外交總長顧維鈞、內政總長孫丹林、交通總長高恩洪等人，齊集在顧維鈞家中，商議應付羅文幹被捕事件，其中以湯爾和的態度最激烈，主張全體辭職援助羅氏。王、顧比較溫和，因湯為醫學博士，王對湯說：“你是醫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國！”書生論政，一時傳為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