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法國里昂大學，學成歸國的哲學博士張競生，於1920年2月上書陳炯明，提倡計劃生育。他在倡議中說：“一國的強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於人人都是有人的資格。”他強調節育，節育的目的在於優種，此時陳炯明有兒女十餘人，接到此書後，認為是諷刺自己，斥為謬論，並對身邊的人說：“此公大概有神經病吧！”
蔣光赤的革命小說出版，革命者中幾乎沒有人看。大家對蔣和他的文字，對一般新文學，都懷有很深的成見。陳獨秀翻一翻《少年飄泊者》，說道：“雖是熱天，我的毛管也要豎起的。”
張國燾初到鄂豫皖根據地，就指揮紅軍戰士打了幾次勝仗，一時有中央來的“賽諸葛”美譽。有一次，獨立團的官兵打勝仗後回駐地，沿途農民向戰士祝賀，看見張國燾坐在轎子裡，有人以為張是被俘的土豪，說：“為什麼不把他四腳朝天？”或者說：“好一條白肥豬！要值串把大洋吧！”戰士們搶著糾正說：“不要瞎說，他是我們的中央。”
魯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說法。 20年代，高長虹跟魯迅鬧翻，因魯迅在45歲時說自己老了，高認為這是“精神的墮落”。高長虹借魯迅的話問：“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還有？救救老人！！！”
胡適好談政治，而所談多攪渾水。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引起社會輿論和青年學生的不滿，老資格的國民黨人張難先批評他說：“軍閥橫行，賴政治家以糾正之；政治家卑污，賴學者以糾正之；今學者又復加如斯，則吾國之苦百姓將再無寧日矣。”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也以朋友身份勸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埋首於文字學，而站在黨內鬥爭圈外。這種態度使其敵人說他為了驕傲，輕視他們，不屑與他們鬥爭。彭述之說他保持“東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於近代鬥爭之用。
陳濟棠跟胡適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認為生產建設可以要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里去尋求。胡適說：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陳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魯迅曾說，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而這麼說說，也會有人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干吧，於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1931年9月，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成立，決定組織赴京請願團。到南京後，與天津學生請願團一起到中央軍校見蔣介石，高崇民慷慨陳詞請蔣率兵北上，收復東北失地。他說：“東北人民對促成統一、保衛國土所作的努力，對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敵寇入侵以來，不發一兵，不作明確抗日表示，一味依賴國聯，使敵寇得寸進尺，侵略無止境，中央何以對得起東北人民？”蔣面紅耳赤，老羞成怒，說：“東北失掉，東北人來請願還可以，天津並未丟失，天津學生來請什麼願？”如此一來，請願團更加憤怒，群情鼎沸，呼喊叫罵之聲，不絕於耳。
胡適在北大當校長時，學生們鬧學潮，到辦公室把胡適包圍住，胡適說：“你們再不離開，我一個電話打出去，你們就要被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