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討論制定“後二十三條”。會前，鄧小平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集的一般匯報會，就對毛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同劉少奇發生爭執後，毛澤東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到會場興師問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
在羅儀鳳的安排下，由章詒和和章立凡聯絡，章伯鈞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廳得以見面。這是他們“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見面，也是他們一生的最後會晤。章伯鈞一身老舊的中式絲綿衣褲。李健生說：“去見康老和乃器，還不換件衣服。”章伯鈞說：“越舊越好，走在街頭好讓別人認不出我來。”章乃器穿的卻是潔白的西式襯衫、灰色毛衣和西裝褲，外罩藏藍呢子大衣。章詒和說：“章伯伯，你怎麼還是一副首長的樣子？”章乃器邊說邊站起來，舉著煙斗說：“小愚呀，這不是首長的樣子，這是人的樣子。”
“文革”中，吳晗和廖沫沙因被揪鬥而關進一間房子，吳不時嘆氣，廖沫沙想開玩笑為他消愁，說：“我們兩個成了名角，假如我們不來。這場戲就唱不成了。”吳苦笑：“我們唱的是什麼戲呀？”廖想吳晗是北京副市長，相當於古代的地方官，聯想起陶淵明，說：“這齣戲就叫《五斗米折腰》啊！”
章士釗寫完《柳文指要》，交給中華書局，書中有很多提法在當時獨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又因章是中央文史館館長，中華書局不敢擅自決定，請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宣傳的康生說：“我們紙張那麼緊張，出他這部書幹什麼？不給他出。”於是中華書局把書稿退了回去。 1969年，章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除了自己讀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讀），還轉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人看，並讓康生認真閱讀並提出修改意見，然後，由作者修改出版。康生於是指示中華書局積極出版這部書。
任繼愈在“文革”中曾請求回幹校勞動，他開始背糞筐時覺得不好意思，揀糞只揀牲口糞，一次碰到一堆人糞，揀不揀？他在糞邊徘徊了一陣，這時，他想到毛主席這樣一段教導：“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毛主席的教導使他豁然開朗：原來不是糞臟，而是自己的思想臟。他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改造世界觀的決心：“關山千重從頭越，貧下中農是吾師。”
金岳霖曾說：“我培養了只做概念遊戲，不關心政治，甚至於反動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台灣為蔣匪幫服務。”“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一方面使我特別捧王浩，他現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裡，為美帝國主義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