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孫中山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12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餘，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他終於忿然宣布：“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1923年，王造時在《清華周刊》發表文章說：“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以此為國民黨辨護。十年之後，王同樣激烈地批評國民黨，朋友說他自相矛盾，王反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孫中山應邀北上，但到天津後，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張作霖在宴會上說：“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孫的。惟我只反對共產，如共產實行，則雖流血所不辭。”
胡漢民曾對張學良說，當年在總理面前是兩個人，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他。總理總是派汪精衛到外面去辦外交，幹這些事都得說假話呀，不能說真話。因此，汪精衛習慣了，他跟誰都說假話。而胡漢民是辦內務的，得說實話，他在總理面前什麼都說，結果得罪了總理。
1927年，井岡山的邊區特委開會時，每一個與會者的胸前都必須掛一個紅布條，寫上各人的出身。陳正人讀過兩年師範，雖然未讀完初中，在這些大老粗中間，他算是知識分子了。當開會選舉，他當選為特委書記時，有人說：“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一個知識分子怎麼能當書記？！重選，重選……”結果在印刷廠當過學徒的譚震林當書記，陳為譚的部下，書記的事情卻都是陳正人來做。
北伐完成，東北易幟，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蔣介石根基穩固，開始不買元老們的賬。某日，張靜江約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對蔣發洩不滿，要求大家向蔣進言。吳稚暉說，蔣先生個性倔強，自信力極大，大家不宜進言。明知無濟於事而強為之，徒引起無謂反感，實屬不智之舉。吳又說，若說句粗話，蔣先生是個流氓痞子出身，今已黃袍加身，一躍而為國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混跡上海，為靜江先生送信跑腿時，自不可同日而語。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幹，不必對國事濫出主張。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內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責任，免得推諉到別人身上。
1954年4月，吳國楨見到剛從台灣來美的胡適，兩人在政治理念上相當一致。談話中，胡適問及台灣政治犯的人數，吳回答說大約一萬餘人。胡適說：“你錯了，我剛回來，我估計超過十萬人。”後來，胡適再度親近蔣介石，回到台灣並撰文為蔣辯護，甚至指責吳國楨的“背叛”。吳只好公佈了這段談話。
潘懷素是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潘同鄧演達交情很深，1930年和鄧演達在上海組織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他們在屋裡開會，季方是在門外站崗放哨的。建國後，季方做了主席，潘懷素是布衣學者之身。有一次潘懷素去找季方，季對潘說，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反右期間，有關方面要龍雲承認跟陳銘樞結成了一個“龍陳聯盟”，如果他能答應下來，保證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變。龍雲當場拒絕，他說，這真成了天大的笑話，國人眾所周知，過去我是雲南的土皇帝，土軍閥，而陳銘樞做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代理過偽行政院院長，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將我們兩個風馬牛地捏在一起，這個事怎麼能行呢？
溥儀被改造後，政府組織他和其他戰犯去東北參觀，他們去當地農家參觀，主人劉大娘不知他們是何人，憶苦思甜，控訴在偽滿洲國時代的悲慘生活，由蔬菜又談到從前吃糠咽菜的時代。劉大娘順手拉開屋角的一隻甕蓋，讓溥儀看看裡面的大米。她的獨生子笑起來說：“大米有什麼可看的？”她立刻反駁說：“現在沒什麼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頭看見過幾回？”溥儀受不了了，站起來向劉大娘低頭說：“您說的那個康德，就是偽滿的漢奸皇帝溥儀，就是我。我向您請罪。”同去的幾個偽大臣將官也站了起來：“我是那個抓勞工的偽勤務部大臣……”“我是搞糧穀出荷的興農部大臣……”“我是給鬼子抓國兵的偽軍區司令……”劉大娘呆住了，最後擦著眼淚說：“事情都過去了，不用再說了吧！只要你們肯學好，聽毛主席的話，做個正經人就行了！”
1962年，陳虞孫率上海評彈團赴港演出，歸來後，各方請他作報告者頻繁。一次他與眾人開會，中間他去聽了一個電話，回到會議桌上，拂然不悅，厲聲說：“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講香港怎麼怎麼不好……”真情流露一剎，而上台講演仍大罵香港。
60年代初，郭世英、張鶴慈和曹天宇等年輕人敏於思考，他們對時代社會感動痛苦、無能為力又想做點什麼。他們的傾向受到父輩和公安機關的嚴密注視。郭世英的父親郭沫若曾跟翦伯讚談論孩子們的思想，並把年輕人的文字給翦看，問翦感想。翦反問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們年輕時。”翦伯讚說：“可惜時代不一樣了，現在這一套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