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未捷前，上萬言書，大談時政，又著《新學偽經考》以驚鄙儒，一時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為宣尼復生，遂呼為康聖人。禮闈既捷，聲名愈大，虛聲所播，光緒皇帝亦頗聞之，將為不次之擢。翁同和竊窺上意，就力保康有為，說是“其才勝臣十倍”。又怕他日或有越規，乃加“人之心術，能否初終異轍，臣亦未敢深知”等語，以為如此言語，可以不至受過矣。
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對沒有來得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開凌辱，如肅親王善耆、御史陳壁等人，被迫去挑大糞、運石頭，當時國內外報紙爭相報導，蔚為奇觀。懷塔布當時官居禮部尚書，是慈禧太后的姻親，被用來拉車，一個洋鬼子坐在車上，手拉韁繩，不時用手中鞭子抽打他的脊背，啪啪作響，懷尚書回頭笑說：“老爺子別打了。這條路小人一天跑幾趟，不會拉錯地方的。”
《辛丑條約》後，清廷下“罪己詔”，始施改革，幾乎盡行康梁當年新法。而改革非但沒有製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特權的擴大又導致腐敗的加深。孫中山當時就說：“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歐洲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會使事情更壞。”
良弼留學東京士官學校，親見革命風潮之烈，歸而語滿人大佬說：“不用害怕，這些人每月給他們數万金銀，賞一頂戴，他們就會閉口了。”後來的袁世凱也是對付人事里手，慣技就是以錢鋪路，黃遠庸因此說袁世凱是良弼的徒弟。黃的車夫與一車夫當街吵架，站崗巡警雲：“得了，得了，知道嗎？現在是共和時代，大家對付著罷了。”黃以為對付之思想亦是專制教育之體現，又說這位巡警是袁世凱的徒弟。
袁世凱做總統後，極為提倡尊孔，他說，“孔子之道，亙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 1913年起，他連續發布了尊孔讀經的命令和條例，通令全國恢復祭孔。 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廟祀孔，12月，到天壇祭天。
嚴復年輕時對清政府的昏庸顢頇大為憂慮，常對人說：“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戰爭後，嚴復更不相信洋務派的“新政”設施能夠“富國自強”，對洋務運動非常不滿。李鴻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從此，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時，為了籠絡社會名人，1909年，清廷賜給嚴復文科進士出身。 1910年，海軍部特授他協都統，又徵為資政院議員。 1911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嚴復長子嚴璩也升到二品銜的高官。一家與清廷的關係密切起來，他也因此對革命持否定態度。辛亥革命以後，他懷念清王朝，常常發表言論，詆毀革命，認為中國人的“識度不適於共和”。
1915年，袁世凱推行帝制後，徐世昌要求辭職。當袁勸他贊助時，他說：“舉大事不可不稍留迴旋餘地，若使親厚悉入局中，萬一事機不順，無人以局外人資格發言為謀轉圜矣，某當此時而求去，非為自身計也。”隨即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袁稱帝后，封他為“嵩山四友”之一，特許不稱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敗後，康有為日益保守，從政治革命到君主立憲，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他自承：“吾自遊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遊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