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蔣百里與龔浩回北京，途經徐州，蔣忽然若有所感：“將來有這麼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佔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龔聽了這個神話般的怪論，覺得蔣太敏感，自忖“將來中日兩國開戰，無論怎樣，我們的半壁江山不會淪於敵手。”
顧維鈞以為中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他以為內政的對像是人民，外交的對像是與國。在內政上有時候可以開大價錢，可以開空頭支票，反正人民無知無力，對你也莫可如何。至於外交，那就得貨真價實，不能假一點，不能要大價錢，否則就會自討沒趣，自食其果。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
顧維鈞認為辦外交，要會爭，也要會讓。當爭的時候必爭，當讓的時候也必讓。只爭不讓，那就是下命令，強迫對方接受我的命令。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眾情緒激昂，喊出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口號。顧維鈞對這一點最有反感。他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子孫萬代的事。我們這一代的人，只能當這一代人的家，那裡能當子孫萬代的家？個人還可以'玉碎'，一個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替他做辯護的律師，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章士釗。其辯護詞隨後在上海《申報》發表，標題是“黨即國家乎？”章士釗說：陳獨秀“非危害國家也，國民黨不能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民黨，不反國家，何危害民國可言乎？”
1931年底，朱家驊被任命為教育部長。他掌管全國文教，頗有建樹。他的信念是：“我們教書的今天參加中樞政治，至少要為文教方面做點事。”他注重教育改革，努力促進中國教育制度的現代化，他說：高等教育“應求充實，勿事鋪張，必須提高研究學術之程度，並註意於實用人才之培植”；中等教育“應切合社會需要，救濟國民生計”；同時，“對於成年文盲之充斥，須力謀掃除”。
1932年，許德珩出獄不久，楊杏佛找到他，要他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許說：“我自己的人權都保障不了，還保障人家的民權。”楊杏佛答說：“我們就是需要你這樣的人來保障民權。”
1933年，離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事。 《現代》雜誌編輯施蟄存後來回憶，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誌的編輯室裡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施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闆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後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捨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語句，在租界裡發表，頂不上什麼大罪名。”
魯迅去世後，葉公超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把魯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讀一遍，葉讚揚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顆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胡適責怪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說：“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傅斯年曾對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費鞏年輕時學成回國曾取道蘇聯，朋友問他對蘇聯的印象，他說：“總的印像還不錯，有不少新鮮的東西，但我不喜歡強制人們必須去接受某一種思想，把思想也標準化。我希望把道理給人民講清楚，由人民自由來比較和選擇。”朋友說：“你是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費鞏回答說：“不管你說我是什麼主義，我酷愛這種自由的氣氛，我相信每個人自己都長著一個腦子，他們有判斷好壞是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