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同意當年大公報王芸生對他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王芸生在大公報上這樣寫：“明白的人不用辯，胡塗的人辯什麼？”“換了任何人都會這樣做！”
抗戰初，朱家驊主政浙江。日軍佔領杭州前，國民黨為實行“焦土抗戰”，曾準備焚毀杭州。朱家驊極力反對，他多次對下屬說：“外面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並佈置人手嚴防，使該計劃未得實施。朱家驊認為這地方上的財產總還是中國的，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
1938年8月，胡適寫信給周作人，說他夢見苦雨齋中喫茶的老僧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與輕與重。”周作人答說：“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蔣百里曾說，中國民族夙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歷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從自衛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爭，而長於自衛。 “七七事變”後，蔣百里常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著；我們都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蔣的話幾乎是傳誦一時，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
王陸一系“三原才子”，於右任的得力助手。孫中山奉安南京時，徵哀詞，應者數百，惟王的哀文膺選，受世人稱讚。他後來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秦晉監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為王立碑紀念，時值抗戰國難，關中復又大旱，饑民載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悽惶，於右任對倡議者說：“還是省幾個錢，讓百姓多喝幾碗粥吧！”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
雷海宗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一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權就轉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無應付局面的能力。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從東漢末年的黨禍、宋朝的新舊黨爭直到明末的東林黨，“都是在嚴重的內憂或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行為。起初的動機無論是否純粹，到後來都成為意氣與權力的競爭；大家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面，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並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
陳寅恪說：“綜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於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遞嬗之間季，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舊不同之度量衡並存雜用，則其巧詐不肖之徒，以長大重之度量衡購入，而以短小輕之度量衡售出。其賢而拙者之所為適與相反。於是兩者之得失成敗，即決定於是矣。”
開羅會議，蔣介石夫婦對英國不援助中國老底看穿。蔣在日記中說：“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楷模也。”
陳獨秀晚景淒涼，為其做傳的王森然說：“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已動為大教，其餘，陳氏之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並赫赫然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相率驚駭而詛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密報私隱以陷害之？此村婦相誅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革命領袖階級也。造成這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國現局，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傷之者又不能自富所處之時代。嗚呼，如此雞鳴狗盜，橫長權柄，乃國之大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