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陳獨秀在1919年的《每週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而這些話，並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詞。 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時，他率爾而應，提筆就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幾個大字。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處死的消息，卻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
和平改革勿傷元氣
張元濟一直是個“低調子”的漸進改良主義者，“和平改革勿傷元氣”，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 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他在會上說：“倘若沒有戊戍變法、庚子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併和割據。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若當初即和平，）我想並且不會引起日本的覬覦，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
娜拉走後怎樣
顧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記上說到“世人間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他把革命當作一個前提對待，他考慮革命之後的問題，即“娜拉走後怎樣”，結論是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
革命不可輕言告別
李朝暉說，革命不可輕言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