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華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討論時質問：神州長夜之獄，誰人之過？
康有為反問王照：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條路如何來得及？
慈禧問：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麼不來找我？
孫中山問嚴復：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魯迅在日本留學初期時問：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
林覺民問：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
魯迅在五四期間問：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1919年初，王光祈問：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
劉半農在詩中寫出了文明轉型時代的國家意識：教我如何不想她？
鬱達夫在《沉淪》中問：祖國啊，你什麼時候才能強大？
陳獨秀在愛國聲中問：此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魯迅在中問：從來如此，便對麼？
20年代，孫中山問：在完成了現代工業化之後，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鷹犬，還是做東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舉行善後會議，邵飄萍持批評態度，他說：“所謂善後會議者，不過一班寒酸措大，聚訟之庭，嚼字咬文，與人民之實際生活有何關係？”
徐志摩在詩中自承：我不知道風向哪個地方吹？
毛澤東在思考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時問：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陳獨秀問：（現代中國）究竟是城市支配農村呢，還是農村支配城市？
陳濟棠問胡適：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1928年，林彪在井岡山上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蔣介石問：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張伯苓問李濟：人類學有什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