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革命黨痛斥滿人對漢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無可救藥的腐敗，其言辭激烈甚至到了“詞近詬誶”的地步。保皇黨雖然言辭沉穩，但卻找不出足夠的理由為清廷辯解。梁啟超找到四點理由，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梁啟超甚至吹捧光緒帝是數千年一遇的聖人：“皇上之聖德，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專制的兇暴卻有進無已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兇暴卻有進無已。”
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復文告》中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1907年，以吳稚暉為中心的一幫巴黎中國留學生創辦了《新世紀》雜誌，在鼓吹無政府主義、狂罵西太后的同時，也恨透了母語，認為正是漢語和漢字使四萬萬同胞陷入困頓，主張“改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即或不能立即推廣，也可以考慮先用英語、法語或德語來代替漢語。這種想法影響較大，吳的論敵章太炎的學生錢玄同完全接受了這個設想，並推波助瀾，提出了著名的語言革命的口號：“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肅親王審汪精衛謀刺攝政王案
汪精衛謀刺攝政王在當時是一個大案，由肅親王審理。肅親王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复勸說，同意從輕發落汪黃二人。
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10月，張文光在騰越發動起義，起義勝利後，騰越秩序穩定，但張文光對怎樣發展卻心中無數，他感慨說：“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孔子嫡裔來做“虛君”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用“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武昌起義後，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曾舉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
武昌起義爆發後，湖南革命派在共進會首領焦達峰領導下積極準備起義。譚延闓附和革命，他從立憲派的立場出發，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張，說“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焦達峰卻很快被立憲派人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