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向前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1927年4月10日，汪精衛到武漢，在各界盛大歡迎下，他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說：“革命的向前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1927年4月16日，蔣介石在南昌說：“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魯迅說：“'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歷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稱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他說：“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
胡適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進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剷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他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
中道主義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的途徑。”
天下為私
1932年3月，汪精衛跟“國難會議”代表之一王造時說：“國難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是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王造時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困難這麼嚴重，我們是不願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汪先生身為行政院院長，負最高政治責任，當此民族生死關頭，應團結全國共赴國難才對，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為不可……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人來比喻我們。我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天下為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