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恩應趨宮門，但當然是不會召見的。袁世凱這由天津去而復回的一段秘密，知道的人很不少，對他的“盛名”自然有損。一段的清議，多喜拿他這一次的遭遇，與翁同龢、瞿鴻璣的被逐，相提並論。翁瞿都是在最紅的當兒，一頭從九霄雲上栽下來，所予人的意外之感，以及身受者的打擊，都比他此番奉旨回籍養疴，要重得多，但無不寵辱不驚，從容以處，真彷彿如孟子所說的，胸中有一團浩然之氣。相形之下，見得讀書人的尊貴，就算他們是矯情鎮物，也是涵養功深，遠非袁世凱所及。
不過，這一番張皇，亦有收穫，至少可以證明，大權在握的載灃不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會像翁同龢那樣，已經被逐，復有交地方官編管的嚴譴。因此，見風使舵慣了的一班人，覺得稍稍親近，亦不自妨，錫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複見臣門如市的盛況，卻不似奉嚴旨那天那樣的淒涼了。
計劃當然改變了，袁克定留京供職，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來話別的人，絡繹不絕，最使得袁世凱感動的，自然是張之洞。
大開中門，迎到廳上，請張之洞升了炕，袁世凱命長子率領諸弟，一字排開，磕下頭去。口不言謝，而意在叩謝張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顯然的。
“不敢當，不敢當！”張之洞欠身虛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來，他只跟袁克文說話：“豹岑近來看的什麼書啊？”
袁克文絕頂聰明而學無專長，最近在看吳大澂、葉昌熾為潘祖蔭捉刀的、有關碑帖的著作，知道張之洞很討厭這些玩藝，所以答說：“在讀杜詩！”
“你是第幾遍讀？”
“第三遍。”
“不夠，不夠！”
於是張之洞由杜詩談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詩談到宋詞，滔滔不絕，一談便是半個鐘頭，不容人張嘴。好不容易才讓袁世凱插進一句話去：“中堂就請在舍間便飯。”
“不，不！”張之洞說：“琴軒約了我談事，我該去了。”
“中堂這麼說，我可不敢再留。”袁世凱說：“如果是前幾天，我把那中堂請了來，也是一樣。”
“如果是前幾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擾琴軒了。”張之洞面現悽惶：“慰庭，你這一走，就該輪到我了。”
“那是決不會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欽顯皇后特達之知，國家柱石，攝政王極敬重中堂的，聽說曾跟中堂虛心請教，如此批折，足見是以師禮待中堂。”
“我請攝政王多看看'雍正硃批諭旨'。”張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終於搖搖頭說：“'南人不相宋家傳'，南人亦可哀也已！”說完，踱著方步往外走。
袁世凱帶著他的兒子送到停在廳前的轎子邊，看他上轎抬走，方始轉回身來，一面走，一面問：“南皮剛才念的那句詩，我沒有聽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傳'。”袁克文答說：“彷彿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詩。”
“你倒找來我看看。”袁世凱說：“何以南人可哀。”
※ ※ ※
雖說全眷回籍，其實還是袁世凱先走，家眷隨後出京。因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軍稍微寬一點。充軍是旨下即行，出城找個地方暫住，再備行裝，奉旨回籍雖不必這樣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鴻璣之例，為袁世凱掛了花車，可是送行的場面，卻不能相比。瞿鴻璣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門生，捧老師的場，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時不自檢點，驟失簾眷，被禍到此為止，決不會有何株連，且很可能還有復起之日，不妨留個將來京華重見的餘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凱不同。私宅致意，還不甚要緊，公然車站送行，顧慮甚多，亦因為袁世凱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車之時，情景淒涼，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兩個僚友送行。
一個是學部侍郎嚴修。他在北洋為袁世凱專管學務，由此而得循資晉升為學部侍郎。就私誼而論，對袁世凱自不無知己之感，所以前幾天特為袁世凱打抱不平，抗疏相爭，說“進退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加斥棄。”其功當然不必再談，其罪又何可明言？攝政王看的這個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嚴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慮告病辭官。
另一個是楊度，現在以四品京堂派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九年立憲，細列按年應辦事項的“清單”，就出於他的手筆。此人如在戰國，早已肘懸斗大金印，無奈他得識袁世凱時，已無開府北洋的風光。不過以他策土的眼光來看，可成大事者，始終只有一個袁世凱。
這天特地來送行，一則有傾心結交之意，再則亦有自高聲價的作用，“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他之來送袁世凱，若能予人以這樣的印象，便是絕大的收穫。
嚴修一上了花車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楊度自然追陪。袁世凱卻大為不安，“兩位厚愛，我自然感激。不過流言甚多，連我都被中傷了。”他很懇切地說：“兩位請吧！”
“聚久別速，後會又不知在什麼時候，趁此機會，多談一談！”
“別自有說，禍不足懼！”楊度接著嚴修的話說。
袁世凱知道他“別自有說”是由於梁啟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憲派的中堅分子，不管是到京請願，或者著書立說，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應。所以他敢大言：“禍不足懼！”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憲派嗎？襄贊其事，很出了些力，也發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樑的影響，處處跟自己作對。同樣是立憲派，何可有兩種絕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凱由這一點聯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詔初頒時，康有為竟發通電，指他“弒君”，益覺不平。於是徐徐說道：“立憲的呼聲，高唱入雲，這是千秋萬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參末議，對歷史是交代得過的。我之被禍，未嘗不由改革官制，設憲政編查館而來，不過清夜捫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張四先生跟我交誼不終，通國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憲，他寫信給我，說'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誤會，一旦渙然，實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這是指張謇與他絕交二十年而復交一事，袁世凱得意之情，溢於詞色，臨歧話別，而有此豪情快語，自然使人高興，楊度不由得從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蘭地，以蓋作杯，快浮一白。
“不過，如今談立憲，亦猶如三十年前談洋務，太時髦了！是故立憲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凱拍著楊度的手背說：“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後英雄，可稱憲政的保姆，自然是立憲派。我看康梁就不見得了。”
“康梁師弟，似乎應有所區分。”嚴修說道：“如混為一談，稍欠公道。”
“誠然，誠然！”袁世凱很快地說，然後轉臉問道：“有個叫胡衍鴻的革命黨，晢子，你熟不熟？”
“怎麼不熟？他是廣東人，一名漢民，字展堂。筆下很來得，我們在東京常有往還的。”
“好！”袁世凱略一躊躇又說：“我是開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談談，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報》給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還記得題目叫做《記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廣東某君之演記》，這'廣東某君'據說就是胡衍鴻。其中記戊戌那年的內幕，頗得實情。”
這一說，嚴修跟楊度都大感興趣，因為天下皆知，戊戌政變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如今由當事人親口道來，自非道聽途說可比，所以都凝神靜聽。
“這胡衍鴻，我很佩服他！他說康有為一變再變，自欺欺人，一點不錯。康有為前後有'五個退化'。”
所謂“五個退化”是胡衍鴻的批評：“康有為初時，說要創一個大教。他見中國用孔子教，幾千年人心晦塞，民氣奄弱，他說弟子之不肖，未必因為師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純，現時中國卻用不著，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諸教的精義，融造參合起來，做一新教。平心論之，康有為此時志氣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號'長素'，爭長素王，語雖狂妄，志氣之高確不可及。”嚴修問：“'退化'何說？”
照胡衍鴻的說法，康有為由監生中了舉人，“打動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氣上是退化了一級。不過他講民主，也講民族，說過“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亦未足為非。
及至由舉人中了進士，去民遠而去官近，大談立憲，這立憲自然是君主立憲，無形中變成“保大清”，志氣上又退了一級。
到得上書言事，“屢蒙召見”，康有為論調又一變，“竟反背前日的話，以為實在連議院也可以不必開，憲法也可以不定，有這般的好皇上，但求講變法夠了！”這樣，志氣上豈非又退一級？
戊戌改變後，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命他起兵勤王，結果變做保皇。”胡衍鴻的詞鋒很銳利，他說：“勤王、保皇本應該沒有分別，然而解釋起來卻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駕入清君側，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說著勤王就該馬上去做，若是皇上沒有危險，也不必去勤他。”
接著胡衍鴻又說：“保皇卻不然，不必興兵動眾，只須集些錢財，不論何時何地，皇上沒有危難，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難，我也是這樣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這裡，天涯地角，兩不相謀，也是一樣保法。康有為變到這個主義，要算他目前歸宿所在，卻比起勤王時節，又是第五級退化了！”
談到這裡，袁世凱停了下來，啜口茶閒閒地問楊度：“晢子，你在東京見過'康聖人'所奉的'衣帶詔'沒有？”
“多少人想見都見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詔！”楊度答說：
“康門高弟，亦頗不以此舉為然。”
“康門高弟”自是指梁啟超。袁世凱不知道楊度所說的“此舉”，包括康有為藉“衣帶詔”斂財在內，只以為楊度是替梁啟超辯白，不以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為然。這一來，話就有點接不下去了。
到這時，賓主三人才覺得輪聲震耳，不由得都轉眼外望，風捲黃沙，昏蒙蕭瑟，令人有一種鬱悶難舒的感覺，不如不看。
於是不約而同地收攏了視線，仍舊由袁世凱接著楊度的話說：“康有為這'五個退化'之中，變法一說，倒是無意中搔著了癢處，連張南皮在內，都忍不住動心。翁師傅器量狹一點，不過想致君於堯舜之忱的忠愛之心，是萬無可疑的，大概他對康有為的論調，也覺得不失為救時的良策。不過，翁張兩公，都是讀通了書而不免天真的人，以為王安石的變法不錯，錯在用非其人，鑑往如今，康有為之言可用，康有為其人不可用！所以，說翁張兩公曾薦過康有為，是康梁一黨造作出來，自抬身價的活，其實是不會有的事。不過，既賞其言，不免要談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會了解'師傅'的苦心，貿然傳旨召見康有為，翁師傅總不能說，康某心術不正，不宜召見。只好支吾其詞，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對師傅有了意見。否則，以大行對翁師傅之親密，當時只要出死力爭一爭，孝欽顯皇后難道就不念兩朝帝師的舊情？”
嚴修一面聽，一面不斷點頭，聽完說道：“宮保此論，精闢之至。說翁師傅曾舉薦康有為，我亦不信。翁師傅很想有魄力，實無魄力，就算真的賞識康有為，亦沒有膽量去薦他。”
“再說，”楊度接口：“翁師傅豈不知康有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師傅頭上。此人名心甚熾，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帶詔'行騙就可知道。”袁世凱緊接著說：“不但衣帶詔無其事，就是所謂'兩奉密詔'亦不盡不實，第一道朱諭是給四京卿的，與康有為無干。而且到底有沒有這道朱諭，亦是疑問。”
談到這裡，是個叩問戊戌政變的好時機，楊度不肯錯過機會，且趁勢問道：“怎麼，不是說譚復生去訪官保時，曾經出示朱諭嗎？”
“不是！”袁世凱想了一下說：“這一重公案，我受謗已久，不妨談一談當時的真相。”
據袁世凱說，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進京後，八月初一召見，即有上諭以侍郎候補，專責練兵。八月初三晚上，譚嗣同訪袁世凱於海淀旅寓，要求他殺榮祿並派兵包圍頤和園。出示的朱諭，乃是墨筆所書，大意是說：“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甚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等另議良法。”
於是袁世凱表示，既非朱諭，亦無圍頤和園、殺榮祿之說。譚嗣同說：“朱諭在林旭手中，此為楊銳所過錄。”袁世凱認為變法宜順輿情，末可操切。而譚嗣同則頗為激動，以為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須殺盡老朽，方可辦事。當夜無結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見，袁世凱陳奏，變法尤在得人，須老成持重者襄贊主持，並曾推薦張之洞，皇帝頗為動容。
“兩位請想：康有為叫譚嗣同來勸我造反，而且這樣子造反，決無成功的可能，只會害死皇上，我能聽他的嗎？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榮文忠密談，榮文忠從座位上站起來說，'我已奉懿旨進京，這個位子就歸你了。'原來楊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經跟榮文忠商量好了。我想，照此光景，皇上是已經讓康有為害了，無端拿我去蹚了一趟渾水，真是從何說起？事到如今，我只有表明心跡，我說，'今日之事，皇上的處境很危險。如果皇上有什麼，我難逃嫌疑，唯有一死而已！'榮文忠拍拍胸說，'皇上決計無他。其餘臣子，可就保不定了。'這幾年頗有人不諒於我，兩位請為我設身處地想一想，這件事我除了告訴榮文忠以外，還有第二個辦法沒有？”
照他的說法，自然無瑕疵可指摘。不過傳說當八月初五召見袁世凱時，皇上曾寫給他一道朱諭，這一點他略而不提，即成疑問。只是嚴楊兩人都不便追問下去了。
“我這次禍起不測，看透了炎涼世態，回到河南，很想在蘇門山中，築室歸隱。不過，世味雖淡，到底也有忘不了的事，亦可說是一種極大的安慰，即如兩公的高誼，就刻骨銘心，沒齒不忘的。”
“言重，言重！”嚴修跟楊度不約而同地說。
“還有南皮，我受了他的大德，不知何以為報。自兩宮升遐以來，不過短短五十天工夫，南皮已經傷透心了！我真擔心，不知此別還能重見與否？”說著，袁世凱的眼圈發紅，真的動了生死離別的哀感。
楊度卻很注意他“傷透了心”這句話，便即問道：“莫非南皮亦大受排擠？”
“排擠雖不見得，但其言不用，而且處處走絕路的樣子，南皮如何不傷心？”袁世凱探手入懷，取出一張紙攤開來，放在桌上，“兩位看，有詩為證。”
詩是一首七絕，題目叫做《讀宋史》。 “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詡津橋驚杜鵑，辛苦李虞文陸輩，追隨寒日到虞淵。”第三句四個姓下面有小字註明名字：李綱、虞允文、文天祥、陸秀夫。
“好詩！”楊度讚歎著：“由宋太祖貫穿到祥興帝，還提到南渡，二十八字，一部宋史。南皮真是一大作手，七絕更是唯我獨尊。”
嚴修卻不作聲端然肅坐，面色凝重異常，張之洞已經預見到大清朝的氣數將終，嚴修的感覺中，不由得浮起亡國之哀。
“南人不相，而李虞文陸，皆為南人，辛苦追隨，所為何來？”楊度又發議論：“若謂借他人杯酒，澆自家塊壘，南皮牢騷滿腹，固是就詩論詩的看法，然而與其謂之為牢騷，倒不如說他有深憂，唯恐為文陸。以南皮的生平而言，自然是想做虞允文，無奈處今之勢，大清朝欲為南宋而不可得，果然日暮途窮，恐怕亦只能做文天祥、陸秀夫，而實為南皮所萬不甘心者！”
袁世凱只知道虞允文是四川人，曾在採石磯大破金兵，卻不知虞允文出將入相二十年，又曾持節開府，置“翹材館”延四方賢士，平生汲引的人材甚多，恰與張之洞志趣相類。
嚴修當然深知，覺得楊度說張之洞不甘為文陸，想做虞允文，頗能道著張之洞的心事，不由得深深點頭：“晢子此論極精！”
楊度自不免得意，又喝了一大口酒，看著嚴修問道：“範公如果生在宋朝末年，到得日落虞淵，何以自處？”
雖是假設，嚴修卻很認真，面容莊肅地想了一會答說：
“我自知弗能為文陸。能如王伯厚於願足矣！”
因為這是“言志”，袁世凱當然也很注意，便即問道：
“王伯厚何許人也？”
“就是做的王應麟。”楊度答說。
“淳祐元年策士集英殿，理宗想拿第七卷拔置第一，問應麟的意見，應麟看了卷子說，'此卷古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及至拆彌封，正是文文山。度宗朝王應麟當禮部尚書，上疏不報，辭官回鄉，很著了些書。大概死在元成宗的時候。”
明了了王應麟的生平，也就知道了嚴修的想法，清朝如亡，他不想做殉節的忠臣，但也不會出山做官，歸隱故里，著述為業。以嚴修的學行看，能如王應麟也正是他的最好安排。
其言篤實，袁世凱不由得贊一句：“範孫真是君子人！”
這時楊度已有幾分酒意，談興益豪，便向袁世凱說道：“宮保如何？其實宮保很夠虞允文的資格，將來也許還有用武之地。”
袁世凱想了一下，很謹慎地回答：“我不指望有那一天！
如果要我做虞允文，必是只剩下半壁江山了！ ”
“我看落日虞淵是近了！照目前親貴排滿、滿人排漢的情形看來，能不能拖到九年憲政實現之日，大成疑問。萬一不幸而言中，宮保，恐怕不容你嘯傲蘇門。請問，那時不做虞允文又做什麼人？”
喝了酒的楊度，頗有咄咄逼人的意味，袁世凱史事不熟，不知道有什麼人可以自況，只好微笑不答。
“其實，宮保，我在想，如果把宋朝倒過頭來，倒有個人很可以取法。”
“誰啊？”
“趙匡胤！”
此言一出，袁世凱大吃一驚，急忙搖著手說：“晢子醉了，晢子醉了！”
嚴修冷眼旁觀，心里為那班少年親貴在悲哀！楊度已在想做趙普，要奪他“孤兒寡婦”的江山了，“載”字輩的那些王公，還當自己是生在雍正、乾隆年間。豈非天下至愚之人？ “開飯吧！”袁世凱深怕楊度再發狂言，落入嚴修耳中，諸多不便，所以設法打岔，沒話找話地說：“旅途之中，簡慢之至。”
“不必客氣。”嚴修說了這一句，告個方便，由聽差領著到車廂一端去如廁。
“晢子，你沒有醉吧？”袁世凱惴惴然地問。
“宮保怕我喝醉，我就不喝。”楊度將瓶塞使勁一拍，藏酒入懷。
這證明他神智非常清楚，袁世凱便即低聲說道：“晢子，我很失悔，在京里的時候，應該常常向你請教。從今以後，務請勿棄，我打算讓大小兒給老兄遞個門生帖子。”
“萬萬不可！”楊度受寵若驚，亂搖著雙手，“萬萬當不起！”
袁世凱很想逼楊度說一句，跟袁克定換帖稱兄道弟的話，只是楊度不喜歡這一套，根本沒有想到。袁世凱無奈，只好拱拱手說：“我總覺得大小兒該跟老兄學習的地方，太多，太多。回京以後，務必多指點指點大小兒！”說著從腰間解下一方漢玉剛印，遞給楊度：“臨歧無以為贈，聊且將意。晢子，交同金玉之堅！”
“宮保這麼說，楊度不敢不領，亦不敢言謝！”他用雙手將那方漢玉接了過來，隨即係在帶上。
※ ※ ※
袁世凱離京不久，民政部侍郎趙秉鈞免職，這是意料中事，封印以後，監察御史謝遠涵參劾郵傳部尚書陳璧，也是意料中事。
這個折子參得很兇。案由是“虛糜國帑，徇私納賄”，文內條舉劣跡，有訂借洋款，秘密分潤；開設糧行，公行賄賂等等。當然也牽涉到“五路財神”之稱的梁士詒。不過，他不甚擔心，因為要講辦鐵路營私舞弊，盛宣懷的把柄都在他手裡。同時，他全力交涉，從比國收回京漢路的路權，朝廷雖無一字之褒，可是連載澤亦不能不承認他此舉有功於國，盛宣懷想信此機會攻掉他，在他看來，未必能夠如願。
類此參案，自然是派大員查辦；一個是德高望重的孫家鼐，再一個是那桐。孫家鼐已經不大管事，主持查案的是那桐，而那桐只要有人送錢上門，不管來路如何，他都敢收，自喻為“失節的寡婦”，“偷漢子”已經不在乎了。因此，梁士詒益發不愁，把他手下的大將關冕鈞、關賡麟、葉恭綽找了來，有一番話交代。
“兩宮升遐，八音遏密，年下沒有什麼好玩兒的地方，不如請同事們加加班，額外另送津貼。一方面幫了公家的忙，一方面既省了年下的花費，另外又有收入，是個難得積錢的機會，勸大家不妨買點鐵路股票。”
兩關一葉，如言照辦，所以郵傳部鐵路這一部門的收支帳目，不待欽差派員來查，就已經整理得清清楚楚了。
到了除夕那天，由於國喪未滿百日，梓宮暫安在宮內，因而平時肩摩轂擊的大柵欄、笙歌嗷嘈的八大胡同，清靜異常。至於貼春聯、放爆竹，最能渲染年味的那些花樣，自亦一概不許。九城寂寂，近乎淒涼了。
然而關起門來，合家團聚，又是一番景象。金魚胡同那宅，來辭歲的絡繹不絕，到得黃昏，關照門上，再有來客，一律擋駕，那桐只有一班客要請。
這班客在名士筆下，稱為“小友”，全是戲班子裡的名伶，又以旦角居多。那桐把他們邀了來，不是為了串戲或者清唱，只以一遇國喪，戲班子立刻就得輟演，伶人生計，大受威脅。那桐借吃年飯為名，請來相熟的一班“小友”，大散壓歲錢。當然，名氣有高下，交情有深淺，紅包也就有大小，從四百兩到四十兩不等，跟包一律四兩銀子一個。
到得十點多鐘，這班“小友”散了一大半，但留下來的還有七八個，正在客廳中纏著那桐，要他以維持市面為名，設法破例開禁，準戲班子提早開鑼時，門上來報：“郵傳部梁大人來了！”
已關照了有客一律擋駕，門下居然敢違命通報，自然是已得了一個大人的門包之故。那桐在這上面最精明不過，也最厚道不過，為了讓門上能心安理得地受那個門包，便點點頭說：“請進來！”
“大年三十，財神駕到！”王瑤卿笑道：“中堂明年的流年，一定是好的。”
“對了！”那桐被提醒了似的，“財神來了，你們可別錯過機會！回頭好好放眼光出來。”
在一旁伺候的聽差，聽這一說，隨即悄悄地去準備。這樣的場合，自然不是推牌九，就是搖攤，便搭好桌子，增添燈火，備好兩副賭具待命。
這時梁士詒已經到了廳上，布袍布鞋，手上拿著木盒，一見有這些名伶在座，似乎頗感意外，但仍從容不迫地向主人致了禮，也跟大家都招呼過了，方始將那木盒子揚揚說道：“得了一盒德皇御用的雪茄，特地給中堂帶了來，留著待客。”
他既不說打開來嚐嚐，也未親手奉上主人，卻將這盒封緘甚固的名貴雪茄，順手遞給了那宅的聽差，這一來，那桐當然懂了。
“我不抽這玩意，洵貝勒最愛好雪茄。”那桐吩咐聽差，“你好好收在我書房裡，我要送人的。”
“是！”聽差奉命唯謹地，捧著那盒雪茄往裡邊而去。
“今年這個年，可是省事多了。”那桐指著那班伶人說：
“就苦了他們。”
“這可是沒法子的事，不過有中堂在，他們也苦不到那裡去。”
“中堂不如財神！燕孫，”那桐笑道：“你來放賑吧？”
“這，”梁士詒做出稍有畏縮的樣子，“不要緊吧？”
“在中堂府上，怕什麼？”說著，王瑤卿來拉梁士詒。
那桐與梁士詒都到了小客廳裡，就一張紅木桌子麵對坐下，做主人的說：“自然財神做上風，玩什麼？”
“請中堂吩咐。反正不能打麻雀。”
“你們看呢？”那桐看著左右問：“要不要梁大人做番攤給你們打？”
“搖攤得要有人開配。”唱小生的程繼先說：“番攤數棋子兒更麻煩，倒不如一翻兩瞪眼的牌九為妙。”
“好吧！就是牌九。”梁士詒說：“請把籌碼遞給我。”
那宅的籌碼很講究。他處的籌碼，都是長條子牙籌，唯獨他家的象牙籌碼，圓如洋錢，中間打個洞，可以貫穿在銅簽子上，邊緣鏤出回文的壽字，填以彩色，金色的最貴，五百兩一個，依次是紅色一百，黃色五十，綠色十兩。梁士詒理齊了四疊籌碼在桌上，餘下的交主人保管。
“來！每位一個。”他拿起八個金色籌碼，往外一撇。
“來吧！別客氣。”那桐做“散財童子”，將籌碼一個一個塞到“小友”手裡。
“還有六千銀子，”梁士詒指著籌碼說：“讓你們贏淨了為止。”
“聽見了沒有？”那桐將籌碼交給王瑤卿：“歸你管庫，你可仔細，兌啊、找啊的，別弄錯了。”
於是梁士詒捲起衣袖推莊，手氣平穩，玩了有個把鐘頭，突然手氣轉壞，連賠了三把，只剩下兩千銀子，而下風卻越賭越潑，金色籌碼都出現在賭注上了。
“慢點！莊家只有兩千銀子。”那桐說道：“我看是多了，而且多得還不少。”
“中堂何不在我身上賭一注？”梁士詒看著那桐說：“風險有限！”
“好！我在你身上賭一注。”那桐將自己的賭注收回，成了莊家的臨時股東。
打骰子分牌，上門兩點，天門八點，下門麼四配人牌，紅通通一片，卻只得三點，有人就說：“'單雙'的牌，兇多吉少了！”
梁士詒將兩張牌扣著用中指一摸，大聲說道：“統配！”
說著將牌移向那桐，他也摸了一下，一張地牌，一張麼丁，果然是“單雙”吃上下門的牌。這兩張牌當然不必給人看，隨手一攪糊，結帳賠了一千多銀子。
“中堂在我身上賭輸了一記！”說著，梁士詒取了一張一萬銀子的銀票，遞給王瑤卿。
“風險有限。”那桐答說。
等客人辭去，那桐親自到書房去打開那盒“德皇御用”的雪茄，裡面有張“存條”，梁士詒已在那桐匯豐銀行的戶頭中，存入五萬銀子了。
宣統元年正月十六，孫家鼐、那桐奏复謝遠涵參劾陳璧一案，洋洋五千言之多，結論是：“該尚書陳璧才氣素優，勇於任事，甚有能名，惟德不勝才，往往失之操切，輿情不洽，聲名頓減，遂致謗議叢生。此次所參贓私各節，或未免人言之過，然濫費公帑，濫用私人，檢查該署官冊，皆所難免。徇情見好，殊愧公忠，職守有虧，實難辭咎。”奉旨交部嚴加議處，終於革職。而謝遠涵所指責的梁士詒、葉恭綽、關冕鈞、關賡麟，盡皆安然無事。
其時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自知“袁黨”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摺繕寫有瑕疵的細故，傳旨申飭，見微知著，託病奏請開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於外任，而少年親貴也不放心他膺邊疆重寄，正好郵傳部尚書出缺，便保他繼任，調雲貴總督錫良為東三省總督。
這一來，另一個“袁黨”楊士驤，更為恐慌，喝酒打牌時，常會突如其來的說：“我楊老四可不是袁黨！”但旁人不是這麼看法，覺得楊士驤恃袁世凱為奧援，冰山既倒，怕他何來？直隸有看不下的事，盡不妨攻擊。
於是有個給事中高潤生，對直隸百姓無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總辦李德順發難，狠狠參了一本。當然牽涉到津浦路的總辦大臣呂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卻是楊士驤。因為李德順的差使，是出於楊士驤所保薦，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楊士驤之有今日，可說一半靠袁世凱，一半是靠李德順。
李德順是廣東人，出身微賤，卻娶了個德國女人為妻，一向在青島一帶廝混。庚子以後，楊士驤飛黃騰達，兩年工夫由直隸候補道做到署理山東巡撫，自分“官居極品”，不但難望更上層樓，巡撫能夠真除，已非易事，那知官符如火，由於李德順的投效，竟又開了一番新的局面。
原來其時朝廷很注重對德的外交，而山東是德國的勢力範圍，所以楊士驤做山東巡撫，第一件大事便是將德國人敷衍好。李德順便替楊士驤策劃，暗中以光緒二十四年為膠州灣事件所定條約中，許予德國而未履行的利益，如採礦權等等，確定讓予德國，而表面談判撤兵的條件，只是以二十八萬銀元買回德國所蓋的營房。朝廷認為楊士驤善辦外交，大為激賞。
同時，李德順又常陪著楊士驤到青島，跟德國駐華的官員敦睦友誼。此外，凡可以取悅德國的花樣，無不想到做到。因此德國的報紙，常常恭維楊士驤，而德國的公使、領事，只要有機會，亦無不大贊楊士驤。由是之故，袁世凱內召，保楊繼任，才得一奏即準。
李德順本來是北洋洋務局的翻譯，久住天津，此時當然隨著楊士驤捲土重來。其時津浦路的督辦大臣呂海寰，雖當過駐德公使，但不諳德文，而津浦路借英、德兩國的款子建造，合約內規定南北兩段分聘英、德總工程師。呂海寰以語言隔閡，無法與北段的德國總工程師直接打交道，譯員又不甚得力，深以為苦。於是楊士驤正好推薦李德順，經過呂海寰同意後，奏請派為津浦路北段總辦。
於是，李德順上恃直督，外結客卿，盡奪呂海寰的權柄，不但經費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呂海寰下條子派的人，亦未必能為李德順接受。至於工程，則自徵收民地到購料僱工，營私舞弊，無所不用其極，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幾不知有國家二字。本來在盛宣懷當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時，只要藉款到手，不惜以路權拱手讓人，梁士詒代之而起，全力相爭，大為改觀。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兩段各用英德總工程師各一人以外，別無束縛，而李德順則不但公款存在德華銀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師、書記、醫官之類，用了六十幾名無事可做、坐領乾薪的德國人。最後，打算將津浦路天津總站設在城南南關地方，可把“天津衛的哥們”惹火了！
天津華商的市面，都在城東城北，鐵路總站既對繁華地方有極大的作用，理應設在水陸均便的河北。而南關地方，窪下不毛，且距運河不近，同時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車站在河北，如由北繞西而南，轉車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車站迤西辛莊地方，設置總站，且已破土。此為袁世凱在外務部尚書任內，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結果。及至袁世凱被逐，李德順推翻原議，棄北就南，說穿了，無非既以媚外，亦以營私而已。
原來南關以東，便是各國租界，德國且已提出要求，在德租界傍海河另設一站，果然如此，德租界立刻就會成為水陸要衝，盡奪華商之利。
至於李德順的營私，手段甚巧亦甚拙，他是跟一個姓曹的，合設了一家公司，在南關預定建作總站之處，以極賤的價錢，收買了大批土地，但呈報農工商部註冊，報的是每畝六百五十兩，將來徵購，自然照此給價。一轉手之間，估計可以有五十萬銀子的暴利，但所謀如果不成，則此一大片鬧水的窪地，就更難脫手了。
這一來，天津與直隸的士紳大嘩。及至高潤生髮難，朝旨派直隸徹查，楊士驤正在設法為他洗刷之際，直隸全省士紳，大動公憤，在天津集會，認為津浦路的工款，雖借英德外債，但一部分是直隸、山東、安徽、江蘇四省在食鹽上加價而來，所以津浦路是國家的鐵路，但亦是四省百姓的鐵路，不容李德順隨便盜賣主權、侵吞肥己，決定調查他的弊端，預備“京控”。
楊士驤看眾怒難犯，答應將總站仍舊移回辛莊。但公憤未平，加以新派的津浦路幫辦大臣孫寶琦，亦主張嚴辦，而所有的報紙，一致抨擊，使得楊士驤又急又氣。四月二十八那天，將李德順找了來，痛罵一頓，餘怒未息，隨即趕到新車站去迎接欽差。
欽差是法部尚書戴鴻慈，奉派為答謝俄國遣使來吊國喪的專使，由京出國，經過天津。照規制，凡欽差過境，督撫要“請聖安”，儀制是在欽差入境的接官亭中，陳設香案，等欽差在香案後面東首站定，督撫便率省城文武，朝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禮，稱名請安，欽差代皇帝答一句：“朕安！”如果是朝廷倚為柱石督撫，恩禮特優，便再加一句：“卿安？”不待回答，儀式便算結束。
有了火車，請聖安當然是在車站。列車開到，司機的技術很高明，車停穩了，欽差花車的出入口，恰好對正鋪在月台上的紅地毯。戴鴻慈神情肅穆地下車站好，楊士驤便領頭行禮，口中說道：“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臣楊士驤，率領屬下，恭請聖安！”
“安”字還不曾出口，人不對了，但見手足牽動，口眼俱斜，一頭栽在紅地毯上。當即有人驚惶的喊道：“不好了！大帥中風了！”
於是一陣大亂，欽差亦就無人招呼，趕緊將楊士驤送回衙門，由衛生局總辦屈庭桂，延請德、法醫生各一會診，性命暫時保住了，但身子癱瘓，神智不清，而且哭笑無常。於是駐保定的藩司崔永安，連夜趕到天津來照料，楊士琦亦由京里趕來探望，同行的還有袁克定，是來“觀變”的。
楊士驤的病不好亦不壞，但縱能保得住命，亦是帶病延年，直督非開缺不可，因而自問資格夠直督之任的，無不大肆活動，尤其是山東巡撫袁樹勳，據說派他的兒子帶四十萬銀子進京在鑽門路。
到得五月初九晚上，楊士驤病勢突變，終於不治。喪事由楊士琦主持，靈前懸一副楊士驤自挽的對聯：“平生喜讀遊俠傳；到死不識綺羅香”弔客無不詫為奇談。楊夫人奇妒，楊士驤生平僅納一妾，而且是楊太太陪嫁的丫頭，亦竟不容。楊士驤一談起來神情抑鬱，道是自作輓聯，就是靈前所掛的這一副。有人以為堂堂封疆，作此不莊之語，殊屬“不成事體”，楊士琦卻有辯解，說是“如兄之志”。
楊士驤一死，直督出缺，上諭調兩江總督端方繼任，頗令人困惑，因為就在幾天以前，御史胡思敬參劾端方十罪二十二款，特命兩廣總督張人駿查復，不想反倒調為疆臣首領的直督！
這一來自然有一番大調動，張人駿調兩江；袁樹勳終於升官，補了張人駿空下來的缺；山東巡撫則由慶王奕劻的兒女親家孫寶琦接充。
新任直督端方在未到任以前，本可派藩司暫為署理，但因直隸內部的情勢甚為嚴重，除了李德順一案外，前兩任還有絕大的虧空。袁世凱離任時虧空公款六七百萬，要求楊士驤彌補，為保他由東撫調升的主要條件之一。無奈楊士驤無此手段，兼以資望不足，京中大老一個不敢得罪，所以凡有八行書來求差的，無不應酬，以致冗員充斥。加以迎來送往，應酬浩繁，所以不但不能為袁世凱補漏，反倒又虧了三四百萬下去，總計不下千萬之多，非派大員，無法清理，因而特命那桐署理直督，陛辭出京時，攝政王載灃即以查辦李德順及清查袁、楊虧空兩事，定為那桐此去的主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