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歷史小說 慈禧全傳

第206章 瀛台落日(10-2)

慈禧全傳 高阳 10408 2018-03-14
在張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諭,設置代替國會的資政院,並派貝子溥倫與武英殿大學士孫家鼐為總裁,會同軍機大臣,擬定詳細院章,因而陸寶忠奏請改都察院為“國議會”,以立下議院的基礎。結果是駁掉了!因為從慈禧太后到張之洞、袁世凱,都沒有意思施行兩院制的立憲政體。 在張英麟接任以後,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的章程,皆已擬妥,而朝廷尚有瞻顧,未曾頒布。但立憲的呼聲,則已高唱入雲,在上海有好些倡導立憲的團體,有一個叫“預備立憲公會”,首腦是南通狀元張謇、福建解元鄭孝胥等人,電請速開國會,以兩年為限。更有個聲勢赫赫的“政聞社”,是梁啟超所組織,也是保皇黨的大本營,電請憲政編查館,在三年內開國會。 類此的奏請,除了報紙刊載以外,朝廷照例“不報”,卻抄發了奉派赴國外考察憲政,甫自德國、日本歸來的禮部侍郎於式枚的一道奏摺。於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專司章奏,文字為海內傳誦,所以即使對憲政沒有興趣的朝士,也要仔細讀一讀。

他的奏摺中劈頭就說:“臣愚以為憲法自在中國,不需求之外洋。”只看這句話,對熱中立憲的人,便是兜頭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靜氣,細究其故的魔力:“近來訪察群情,詳加研究,編考東西之歷史,深知中外之異詞。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則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實振古未聞之事,乃為近日新說所宗。臣歷取各國憲法條文,逐處參較,有其法己為中國所已有而不須申明者,有其事為中國所本無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誕可笑者,有此國所拒而彼國所許者,有前日所是而後日所非,固緣時勢為遷移,亦因政教之歧異。” 話雖如此,於式枚認為比較可取的是日本憲法。 “雖西國之名詞,仍東洋之性質,自為義解,頗具深心。”以下引敘上海報上刊布的一篇題為《今年國民為國會請願文》的文章,攻擊“憲政所以能實行者,必由國民經有一運動極烈之年月,蓋不經此,不足以摧專制之鋒”的論調,他說:“各國立憲,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夫國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權;歸之所歸,則利之所在,定於一則無非分之想,散於眾則有競進之心,其名至為公平,其勢最為危險!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

接著撮敘法國大革命及日本立憲的結果,從而議論:“蓋法國則當屢世苛虐之後,民困已深,欲以立憲救亡,而不知適促其亂。日本則當尊王傾幕之時,本由民力,故以立憲為報,而猶須屢緩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勢,情勢所迫,不得不然。至於我國臣民,本來無此思想,中國名義最重,政治最寬,國體尊嚴,人情安習,既無法國怨毒之積,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體輿情,俯從廷議,特允非常之舉,寬為莫大之恩!迭降諭旨,既極周詳,分定年期,尤為明盡,應如何感頌奮勉,以待推行,豈容欲速等於索償,求治同於論價?” 至此筆鋒一轉,以輕蔑的語氣,大罵主張立憲的記者、教員:“況今之言之憲,請國會者,實為利而不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報館、學堂,不農不工不商,但可強名為士,未嘗任納稅當兵之責,乃欲幹外交內治之權!至敢言'監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讀詔書則妄加箋注,見律令則曲肆譏彈,胥動浮言,幾同亂黨!”因此,於式枚認為:“觀於法國之事,則知發端甚鉅,固禍變之宜防。”但亦不否認:“又觀於日本之事,則知變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從而警告:“惟須亟籌補救之策,乃不至成潰決之虞。”至於補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圖富強,廣興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無從為煽惑之計。至東南各省疆吏,尤當慎擇有風力、知大體者,隨時勸導,遇事彈壓,庶不至別滋事端。”最後歸結到憲法,主張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謂'組織權限,由朕親裁';德相所謂'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將來的憲法,必當出於欽定,而不可由國會釐訂。”至於製憲的程序,該等到“將來各處奏報到齊,必須慎擇賢才,詳加編訂,於西法不必刻劃求似,但期於中正無弊,切實可行。”

如此立論,在守舊派,尤其是攬權日甚的少年親貴,自然擊節稱賞,一般人看來,覺得除掉“頌聖”不免肉麻,批評敢言的記者、教員,持論過苛以外,由於他承認立憲的要求,為“人情所恒有”,所以並未起多大的反感。至於對宦海昇沉特感興趣的人,則著眼於“東南各省疆吏,尤當慎擇有風力、知大體者”這句話,認為是針對兩江總督端方而發,東南督撫,或者會有調動。 這篇文章只引起批評,並未引起風波,但傳到海外,保皇黨紛紛大嘩。於是到了六月裡,軍機處接到一個怪電報。 這個電報發自南洋,是個電奏,自署名叫作“法部主事陳景仁”,自道是政聞社社員,電文中將於式枚狗血噴頭地痛罵了一頓,請朝廷“革於式枚之職,以謝天下。” “荒唐,荒唐!”張之洞看完這通電報,大搖其頭:“時逢末世,什麼怪事都有!各位看,該當作何處置?”

“革職不就完了!”世續答說“主事無專折奏事之權,光這越分言事,就可惡之極!” “且慢!”袁世凱另有看法,“陳景仁所恃者政聞社,政聞社又何所恃而敢如此猖狂?” 此言一出,滿座默然。最後是慶王奕劻開了口:“不必多問了!我看,只拿政聞社請限期立憲,跟這姓陳的並作一案,發一道上諭。各位看呢?” 大家都知道,政聞社跟肅親王善耆有關係,所以奕劻主張“不必多問”。不過陳景仁究系何許人?何以會在南洋?張之洞認為應該查一查。 “何妨先找一部'縉紳'來看看?” 世續這句話提醒了大家。隨即取來琉璃廠榮祿齋印刷的,光緒三十四年春季及夏季的縉紳錄,遍查法部官員,就找不到一個名叫陳景仁的主事。

“莫非是冒名開玩笑的?”張之洞說“如本無其人,則煌煌上諭,無的放矢,那可不成事體了!” “冒名是不會的。”世續又說“照我看,此人在法部怕查不出來,必得到吏部才有著落。” 這一來,袁世凱也想到了,“或者是個捐班主事,”他說: “從未到過法部。” 他的猜測不錯,吏部司官查復,陳景仁是捐班主事,本來分發刑部,一改新官制,便變成了法部主事,聽說此人是南洋的一個富商。 只要有這個人就好辦了。由張之洞口授大意,軍機章京擬好一個旨稿,呈堂傳閱。袁世凱看上面寫的是:“政聞社,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奏:請定三年內開國會,革於式枚以謝天下等語,朝廷預備立憲,將來開設議院,自為必辦之事。但應行討論預備各務,頭緒紛繁,需時若干,朝廷自須詳慎斟酌,權衡至當。應定年限,該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請?於式枚為卿貳大員,又豈該主事等所得擅行請革,聞政聞社內諸人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陳景仁等身為職官,竟敢附和比暱,昌率生事,殊屬謬妄。若不量予懲處,恐侜張為幻,必致擾亂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陳景仁,著即行革職,以肅官常。”

“我想改一兩句。”袁世凱提筆勾抹添寫了兩句,再送張之洞看。 一看,“以肅官常”四字勾掉了,添了兩句:“由所在地方官查傳管束,以示薄懲。”張之洞便即問道:“陳某人在南洋,如何命地方官查傳管束?” “這加個伏筆。”袁世凱說:“此人倘敢潛回內地,就可以責成地方官遵旨行事了。” “啊,啊!”張之洞不免自慚,當了三十年的督撫,連公事上這個小小的竅門都還不識,豈非荒唐? ※ ※ ※ 這道上諭,面奏裁定,第二天南北各報,都用大標題登了出來,政聞社社員大嘩,紛紛寫信給梁啟超,或者政聞社的總務員,年高七十,精通六國文字的馬相伯,要求退社。所持的理由不一,有的是為“侜張為幻,必致擾亂大局,妨害治安”的話頭嚇倒,怕惹來大禍;有的是覺得“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的話太難聽了,不願同流合污;有的認為陳景仁太霸道,既然講言論自由,有話大家好說,何致於於式枚說錯了話,便該革職?

就在這政聞社社員紛紛要求退會或解散團體之時,“預備立憲公會”所策動的各省國會請願代表,已陸續到京,八大胡同與戲園飯館平添了無數打著藍青官話,滿口新名詞的陌生面孔。有時因言語隔閡,習俗不同,惹起糾紛,“地面上”的官人,總是善言排解,此由於民政部尚書肅王善耆曾經迭有“堂諭”,對這些代表,務必妥為保護之故。 袁世凱對肅王的態度頗為不滿,不過他一向不願得罪親貴,所以隱忍未言。但對政聞社卻耿耿於懷,隱憂莫釋,因為愈來愈多的跡象,顯示政聞社以擁肅、離慶、拉張、倒袁為宗旨,尤其離間他與慶王奕劻的關係這一點,更難忽視,日夕伺機,想一舉消滅政聞社。 機會終於來了!就在杜鍾駿到京請脈的那時候,由美國舊金山來了一通電報,是“中華帝國憲政會總長康有為,副長梁啟超暨海外二百埠僑民”所上的請願書,列陳“十二大請願”,可歸納為九事,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五點。

第一點“立開國會以實行憲政”,這在慈禧太后已司空見慣,不以為忤。盡裁閹宦,遷都江南,及改國號大清帝國為中華帝國,則無不犯了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將原電交了下來,命軍機處會同政務處及憲政編查館會議具奏。 袁世凱成竹在胸,但須先有一番佈置,特地去看慶王奕劻,要求屏人密談。 “王爺,”他神色凜然地說“我有件心事,至今不敢率直奉陳。王爺知道不知道肅王結交了一些什麼人?” “我不太清楚。”奕劻答說:“此人向來不講邊幅,瘋瘋癲癲的,不必理他!” “不然!瘋子會闖大禍!”袁世凱又問:“王爺可知道,所謂'中華帝國憲政會',就是保皇黨的改名?” “知道。” “康有為有個弟子叫湯覺頓,在京已經多時,王爺可知道?”

“不知道,連湯什麼頓這個名字我都沒有聽說過。” “那就無怪乎王爺不知道了!這湯覺頓便是奉了康梁之命,專門來跟肅王聯絡的,他們經常見面。”袁世凱說到這裡突然頓住,而臉上是極痛苦的表情。 這使得奕劻既驚且疑,“慰庭,”他問,“你有什麼難出口的話。” “我有句話,不忍而又不能不言,說出口來,就要有個歸宿。否則,王爺怕亦擔了很大的責任。 奕劻駭然,“何出此言?”他將心定了下來,沉著地說:“慰庭,你不妨說給我聽,如果我該負責任,我一定負。” 袁世凱點點頭,壓低了聲音說:“保皇黨的首腦,從前是康有為,現在是肅王!朝廷嚴旨要捕康梁,而康梁奉肅王為魁首。王爺,請問這該怎麼說?” 奕劻聽得這話大吃一驚!心裡懊悔,不該讓袁世凱開口,如今可為難了!照袁世凱的說法,肅王善耆應與康梁同科,但又何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訐告此事?倘或不聞不問,萬一有何事故,袁世凱會說,當時曾警告過慶王,他沒有表示,只好不辦。這就變了比同隱匿,至輕也是個革爵的處分。

看他臉上陰晴不定,袁世凱索性再說些讓他膽戰心驚的話,“王爺,”他說,“肅王辦的消防隊,用兵法部勒,一樣有洋槍,一樣三六九出操。請問,救火消防隊用得著這個嗎?” 奕劻的臉都嚇黃了,“他要幹什麼?莫非要造反?”他氣急敗壞地說。 “王爺,”袁世凱搖搖頭,極冷靜地答說:“你這話誰都沒法子回答。” 奕劻心想,消防隊練武攜槍,不就是打算趁火打劫嗎?倘或宮廷有災,命消防隊進大內救火,可能俄頃之間,變起不測。 轉到這個念頭,不由得打了個寒噤。 “那怎麼辦呢?”奕劻緊皺著眉說:“以善一的身分,能有什麼位置?” “善一”就是肅王善耆,他居長,弟兄四人名字中都有一個善字,而輩分則與帝系的“溥”字輩相並,因而輩分較高的親貴,都以善一、善二叫他們兄弟。善一的輩分雖低,畢竟是世襲的親王,即令犯有極重的過失,亦須有確實的證據,方能奏請處置。如今事涉曖昧,而又關係重大,如果讓慈禧太后知道了他是這樣的態度,必然震怒,但卻無奈其何。倘或隱匿不言,萬一出了什麼事,可又脫不得乾系。此所以奕劻為難萬分。 他的處境是袁世凱早就想到了的。就要奕劻覺得為難,才會聽從他的建議。於是他用安慰的語氣說:“王爺也別著急,事情就怕不能前知,知道了總有法子預防。親貴理當保全,倘有不測之事,就算自己沒有責任,又何忍見那位親王為端華、載垣之續?” “一點不錯,一點不錯!”奕劻連連點頭,“無事是福!” “我在想,親王體制尊貴,朝廷必當優禮,表面上實在不能有什麼舉動,為今之計,唯有釜底抽薪,削其羽翼!” “釜底抽薪,削其羽翼!”奕劻輕輕的念著,抬眼望著袁世凱問:“你的意思是,把他手下得力的人辦幾個,或者調開?” “不!羽翼者康梁一黨,什麼中華憲政會,遠在海外,鞭長莫及,不如先查辦政聞社!只要上諭一下,湯覺頓之流,自然聞風而遁,再無人逞其如簧之舌,盅惑親貴。這才是愛人以德的保全之道。” 這幾句話說得冠冕堂皇,奕劻大為讚賞。因此第二天奉旨會議時,便提出解散政聞社的主張,滿座皆以為然。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亦在座中,見此光景,唯有沉默。散會以後,一路哼著“先帝爺,白帝城”,揚長而去。回到王府,未及更衣,便連呼:“找王小航來!找王小航!” 這王小航單名一個照字,漢軍旗人,跟肅王府的淵源甚深。戊戌改變之前,在禮部當主事,上折言事,尚書懷塔布、許應弢不肯代遞。王照一怒之下,做了一個呈文,指責堂官不當,不遵旨為他代遞奏摺。而且這呈文是上堂親遞,同時聲明:兩尚書不受,他要到都察院呈遞。 自有部院以來,從未有過這樣的怪事。懷塔布與許應弢迫不得已,只好答允,為他代奏,隨即由許應弢親自動筆,擬了一個奏摺,說王照“咆哮堂署,藉端挾制”,並解釋不為代遞的緣故是:王照奏請皇帝遊曆日本,而日本最多刺客,從前俄國皇太子及李鴻章都曾遇刺。王照置皇帝於險地,所以不敢代遞。又指責王照“居心叵測,請加懲治”。 這道奏摺很厲害,能為王照帶來殺身之禍,無奈銳意變法的皇帝,一意廣開言路,對禮部堂官顧慮他的安危,並不見情,降旨道:“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權衡,無煩鰓鰓過慮。” 接著又說:“若如該尚書等所奏,輒以語多偏激,抑不上聞,即係狃於積習,致成壅蔽之一端。懷塔布等均著交部議處。”結果,懷塔布、許應弢,及兩名滿缺的侍郎,一律革職。處置之苛,未之前聞。王照亦就因為掀起這麼一場大風波而名聞海內了。 及至戊戌政變失敗,王照當然在查辦之列,幸而是京中土著,又有善耆照應,得以聞風脫走,與康有為同船逃到日本。前兩年方始悄悄回國,化名“趙先生”隱居昌平、保定等地,不過經常溜到京城,以肅王府為居停,作善耆的謀主。 這時把王照請了來,善耆便將政聞社行將奉旨解散的決定,告訴了他,向他問計,應該如何預作佈置? 王照與康有為由患難之交搞成水火不容,肇因於康有為露了以保皇為沽名圖利之計的狐狸尾巴,在日本動輒向人說,他奉了皇帝的“衣帶詔”,命他起兵“勤王”。起兵要糧要餉,藉此便可募捐籌款。有人以此求證於王照,他自然不肯替康有為圓謊,因而結成冤家。不過,王照對梁啟超是頗有好感的,所以勸善耆應該設法保存政聞社。 “既然勒令解散,想來下一步就是查拿了。這個責任自然落在民政部,那時候王爺可就為難了。” “說得是!”善耆憬然有悟,“事不宜遲,教他們快走吧!此刻老趙怕還不知道這件事,等他一知道,布下羅網,那可要大糟其糕。” 老趙是指民政部侍郎趙秉鈞,誰都知道他是袁世凱的鷹犬,掌握著民政部屬下的密探。王照心想,這趙秉鈞自題別號叫“智庵”,陰險多計,一奉解散政聞社的上諭,必定秉承袁世凱的意旨,小題大作,株連無辜,只怕各省請願代表都會遭殃,因此決定親自出去一趟。 “王爺,我看這件事得我去料理。”他說,“別人去,話說不清楚,不了解事機之險,會誤大事。” “你去自然最好。不過,怕顯眼!” “不礙,我會化裝。我還得跟王爺要點東西。” “什麼?”善耆問:“錢?” “錢倒不要,要南下的火車票,只要三等、四等,多多益善。” “那容易!” 善耆隨即派人到前門車站買了一百張京漢鐵路的火車票,派人保護化了裝的王照,到前門外東河沿、大柵欄、八大胡同走了一遍,直到午夜方回。 第二天果然下了上諭:“近聞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設有政聞社名目,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羽,託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害治安。若不嚴行查禁,恐复敗壞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訪,認真禁止,遇有此項社夥,即行嚴拿懲辦,勿稍疏縱,致釀巨患。” 趙秉鈞一看有“嚴拿懲辦”的字樣,隨即下令,遇有談論國事,鼓吹立憲而行跡可疑的陌生人,先逮捕了再說。可惜,他晚了一步,湯覺頓與各省請願代表,都在這天上午,拿著王照所送的車票,上了南下的火車,即有少數逗留在京的,亦以接到警告,及早躲到親友那裡,深居簡出,噤若寒蟬,趙秉鈞的部下一無所獲。不過,大老們的耳根倒是清淨了,因為各省請願之事,就此無疾而終。 話雖如此,應該交代的表面文章,仍舊密鑼緊鼓地在趕工,八月初一那天,終於頒發了一道煌煌上諭,明定籌備立憲期限為九年,也就是在光緒四十二年頒發憲法。同時在這道上諭中,公佈了“憲法大綱”、“選舉法要領”,以及“議院未開以前,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憲法大綱中首列“君上大權”,共計十三款。第一款:“大清皇帝統制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款:“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會議、用人、軍事、外交、財政諸大權,統歸君上,不受干涉。唯一有些微憲法意味的一款是:“司法之權,操諸君上。審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係至重,故必以已經欽定法律為準,免涉紛歧” 儘管歸政於民,有名無實,但畢竟立憲有了期限,當國的大老可以鬆一口氣了。尤其是慈禧太后,真有如釋重負之感,因而興致顯得特別好。宮眷的情緒完全視“老佛爺”的喜怒愛憎為轉移,兼以時入仲秋,桔綠橙黃,一年好景之始,樂事正多,轉眼慈聖萬壽,更是好好熱鬧一番。 “人生七十古來稀!過了七十,就該年年做生日。何況是皇太后,更何況立憲有期,太平在即。” 內務府的這一論調,流傳得很廣,在內廷行走的人,無不津津樂道,但有件事頗生爭議。這年慈禧太后萬壽,有個往年所無的點綴:西藏黃教的達賴喇嘛,將攜帶著大批珍貴的貢品,趕在萬壽期前入覲。在乾嘉以前的盛世,這是常事,自道光至今,外患內亂頻仍,時世不靖,道路修阻,達賴及班禪入覲之事,久已停止,如今復舉,正見得盛世將臨,所以很熱中於這件事。 可是李蓮英卻屢次諫阻,他的理由是誰都想不到的,說是故老相傳,皇帝與達賴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是說,皇帝有病,怕達賴來了,會有衝克?” “是!”李蓮英直答說:“不然何必降旨各省薦醫生?” 慈禧太后默然。從回鑾以後,她就漸漸發覺,李蓮英很衛護皇帝,現在聽他這話,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證。不過,她也知道,李蓮英跟榮祿一樣,不管怎麼樣,是不會背叛她的,別人擁戴皇帝就會結了黨來反對她,而李蓮英決不會!而細細一想,他亦沒有錯,皇帝的病,若能痊癒,自己仍舊是太后,倘或不起,且莫說立了幼主又得有好幾年的辛苦操勞,而且太皇太后畢竟隔著一層,大權多少要分給皇后,總不如全握在自己手裡來得好。 於是她說:“你是那裡聽來的怪話!皇上還能讓個喇嘛克死?若說有個人不利,也必是不利於達賴。” 李蓮英適可而止,不再往下說了。慈禧太后卻想起一件事,達賴早就到了山西,駐錫五台山,六月初將由山西巡撫,一指派妥人,護送來京。至今兩月,何以未到? 第二天問起軍機,此事歸世續主持,便由他答奏:“六七月里天熱,帶來的貢品又多,一路調撥夫馬,種種不便,所以等到涼秋入覲。” “現在不是秋涼了嗎?” “是!也快動身了!好在山西離京不遠,只要一動身就快了。” 他沒有說真話。真相是達賴不願入覲了!因為他對陛見的禮制有意見。照禮藩部的擬議,達賴見了皇帝,跟任何臣工一樣,必須磕頭,而達賴自視甚高,以“國師”自居,不願向皇帝行跪拜大禮,故而遲遲其行。 如今慈禧太后催問,而萬壽又快到了,世續不能不找禮藩部想法子搬弄達賴進京。當下決定,好歹騙他到了京里再說,因而由軍機處密電山西巡撫,敦勸達賴起程,禮制上總好商量。 達賴被勸動了,決定一過中秋就動身。那知又橫生波折,“西藏番僧,聯名呈訴趙爾豐枉殺多命,毀寺掠財。”番僧就是喇嘛,達賴得知此事,自然又觀望了。 原來西藏的政教糾紛,頗為複雜。當黃教始祖宗喀巴在明朝永樂十七年圓寂時,遺命以達賴、班禪二大弟子,世世化身轉世,互為師弟,宏揚大乘教義,並以達賴主前藏,駐拉薩,班禪主後藏,駐紮什倫布。轉世到今,達賴是第十三輩,班禪是第九輩。 這十三輩達賴,法名阿旺羅布藏塔布克勒嘉穆錯,出生於光緒二年五月,由第八輩班禪為他披剃授戒。到了光緒八年,第八輩班禪圓寂,下一年轉世現身,即為第九輩班禪,法名洛桑曲金,當然成為達賴的弟子。 其時英國垂涎西藏已久,光緒十三年驅使印度侵入藏邊,發生戰爭,藏軍傷亡七百餘人。第二年又打了一仗,藏軍一萬餘人,潰不成軍。因此,達賴恨極了英國,而俄國正好趁虛而入,所派的一個間諜名叫道吉甬,做過達賴的老師。自甲午戰後,西藏是聯俄派的天下,英國的勢力處處受到壓制。不想日俄戰爭爆發,俄國無暇遠顧,英軍得以捲土重來,在光緒三十年七月間,藉故侵入拉薩。達賴大驚,將印信交給了前藏三大寺之一噶爾丹寺的噶布倫——前藏總攬立法行政大權官員的稱呼,額定三僧一俗共四名,倉皇往北而逃。 當時的駐藏大臣有泰,很討厭達賴的囂張跋扈,便上了一道奏摺,數他平時的不是以外指責他事危潛逃無踪,請朝廷“褫革達賴喇嘛名號”,以班禪代攝。 這一下,達賴對班禪便是舊恨加上新仇了。舊恨是在兩年以前,班禪到拉薩朝拜達賴,隨從疏忽,擊鼓而過布達拉宮,達賴以為布鼓師門是大不敬,罰他藏銀三十稱。師弟之間,就此有了嫌隙,加以英國人從中煽動,彼此仇怨日深。 不過,這一次班禪卻很顧師門的義氣,具奏力辭,無奈除他以外,別無人可以權攝達賴的位號,亦就只好勉為其難。 至於達賴,最初是逃到庫倫,意在投俄。只是蒙古的喇嘛領袖,法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極受愛戴,而達賴跟他不能和睦相處,便難以存身了。庫倫辦事大臣深感為難,奏聞朝廷,下詔西寧辦事大臣迎護至西寧。 西寧在青海,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最大的一座寺名為塔爾寺,達賴到了西寧,自然卓錫在此。但就像在庫倫那樣,達賴與居停不和,積漸而至於勢同水火。 原來蒙古青海,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以外,另有勒封的八大呼圖克圖,以章嘉呼圖克圖為首,位居第四的名為阿嘉呼圖克圖,主持塔爾寺。達賴寄人籬下而猶頤指氣使,阿嘉呼圖克圖自然不服。 於是陝甘總督升允上奏,說達賴性情貪吝,久駐思歸,請示應否准其回藏?朝廷因為英軍侵藏以後,強迫噶爾丹寺的噶布倫訂立喪權失地的條約,正派唐紹儀在印度與英國代表交涉改訂,此時自不宜放達賴回去,指示俟“藏事大定”再議。 同時,將阿嘉呼圖克圖調回京里去管喇嘛。這樣調停,本可勉強無事,不料又爆發了兩活佛鬥法的軒然大波。據說,達賴與阿嘉呼圖克圖積不相容,彼此都想用法術制對方於死命。 此本是紅教所盛行的邪道,但黃教的喇嘛,亦偶一為之,當然,有無效驗不得而知。巧的是,達賴這一次行法,似乎真的有效,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圖克圖,一場小病,竟然不治。塔爾寺的喇嘛知道兩人有鬥法之事,認定阿嘉呼圖克圖死於達賴之手,多方搜尋,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自是達賴用來咒魘阿嘉呼圖克圖的鐵證。因而群情憤慨,一直鬧到駐藏辦事大臣那裡。 派人詢問達賴,他承認土偶是他所埋,但否認是在跟阿嘉呼圖克圖鬥法,指出依照黃教儀典,這是感謝大皇帝恩惠的一種儀式。查證經典,果如所言。於是鬥法一事,成為無可究詰的懸疑,不過,達賴在西寧可是存身不住了。當時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門關,移床山西五台山,一住已經三年。 其時由於唐紹儀等人與英國不斷的交涉,終於改訂了條約,對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訂約所喪失的利權,挽回了許多,而趙爾巽的胞弟爾豐,受任川滇邊務大臣,銳意經營康藏,改土歸流,屯墾練兵,雖然不斷遭遇阻力,但西藏的面目卻在改變,使得達賴大為不安。一方面怕朝廷真個統治了西藏,一方面又怕班禪的地位勢力凌駕而上,變成大權旁落。 因此,他決定自請入覲。以為這一下佔了班禪的先著,可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時在京也可以看看風色,相機活動,早遂重回拉薩之願。 不想好事多磨,磨得達賴意興闌珊,如今又聽趙爾豐在西藏有此諸般惡行,自然要看看再說。不久,朝命派成都將軍馬亮查辦,初步處置總算公平的。復經山西巡撫力勸,畢竟還是啟程了。 一入直隸境界,朝廷特派大員赴保定迎接,這一下,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禮,百姓亦就刮目相看,道路爭傳:“西藏活佛來了!看一眼都是福氣!”於是所到之處,駐錫名剎,香花供養,警護森嚴,這在達賴卻是頗足以為慰的事。 一到京,就更氣派了,京里的喇嘛很不少,也沒有幾個人瞻禮過達賴,此時歡欣鼓舞,臉上象飛了金似的,晝夜不斷,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黃寺,王公親貴,皆來緻禮,更是少有的榮耀。每一出行,前呼後擁,身後追隨著無數黃衣喇嘛,轟動九城,傾巷來觀,使達賴更覺得權勢之可貴可戀。 但,令人不怡之事,很快地來了。理藩部負責為他們的堂官照料達賴的一個司官,名叫羅西木桑,是蒙古人,但在西藏多年,能言善道,只是有點不大懂交情,商談覲見禮節時,毫不放鬆。 “要我行跪拜禮辦不到。”達賴一口拒絕。 “這是按成例行事。”羅西木桑說:“決無不敬大師之意。” “成例不足憑!而且那是班禪自貶身分!” 他說得這話,羅西木桑自然知道。在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無論達賴或班禪見駕皆不行跪拜之禮,直到乾隆年間,有一次班禪在熱河行宮覲見,自請依臣子之禮,從此就成了例規。 “大師的話,竊所不喻。”羅西木桑答說:“達賴、班禪世為師弟,原為一體。再說兩大師化身轉世,所以今天弟子所見的大師,就是乾嘉以來的各位大師,何以從前可循例行事,而此刻不能?” 這話駁得很厲害,達賴顧而言他的說:“你提起乾隆年間的話,我倒要問你,乾隆御製《喇嘛說》你讀過沒有?” “在理藩供職,自然讀過。” “那麼,你倒說,高宗怎麼解釋喇嘛?” 羅西木桑想了一下,朗然念道:“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話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 “慢著!”達賴截斷他的話說,“既謂之'無上',豈能屈膝於人?” “御製的文章中還有句話,”羅西木桑從容地說:“'即漢話稱僧為上人之意。'無上是如此講法,請大師不可誤解!' 不但話不投機,而且措詞不甚客氣了,隨行的噶布倫趕緊扯開,“改天再議吧!”他說,“好在為時尚早。” 禮制未定即不能覲見。其實,就定了也還得等待,因為兩宮違和,除軍機及必須召見的大臣以外,一切儀制上繁文縟節,以及必得有精神來應付的朝覲,概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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