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開始有爭執了，所爭的是幾條鐵路。
依照中俄密約，雙方設立華俄道勝銀行，建築一條鐵路，自俄國的赤塔向東南伸展經哈爾濱至海參崴，實現了俄國前皇亞歷山大三世要求以最短的路程，連接濱海省與俄國中部交通的願望。
這條鐵路全長二千八百里，俄國稱之為“中東鐵路”，中國則或名“東省鐵路”，或名“東清鐵路”。到了光緒二十三年，德國與俄國勾結，利用中俄密約，佈置了一個類似地痞欺侮鄉愚的騙局。先由德國以曹州教案為藉口，強佔膠州灣，而俄國公使則向李鴻章暗示，基於條約互助之義，願為代索膠州灣。李鴻章此時雖到過“通都大邑”，而且也會打幾句“痞子腔”，但畢竟還是“鄉愚”，不知這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與俄皇尼古拉二世相晤，已有成議。明明是一個吊死鬼的圈套，而漆黑懵懂的李鴻章，看出去是一面圓圓的氣窗，窗外一片清光，忍不住探頭出去透氣，就此上了圈套。
當時是翁同龢當政。書生昧於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加以有張蔭桓相助，看出李鴻章要上大當，所以一面奏皇帝飭慶王奕劻告李鴻章求助於俄，同時急電駐俄公使，用極委婉的措詞向俄國政府說：“中國不願俄國因而與德國失歡，請俄國暫時不必派海軍來華”；一面由張蔭桓及蔭昌向德國交涉，亦即是情商，不佔膠州，另作補報。
中德會議不下十次之多，德國始終不肯讓步，而俄國則以急人之急的俠義姿態，出兵到了旅順、大連。此來是為“助拳”，當然要求地主供應一切。由於李鴻章的堅持，特派負鎮守山海關之責的宋慶，供應俄國海軍一切“應用物件”，並撥二百萬銀子修築旅順砲台。不久，聲明“暫泊”的俄國，竟開口要求租借旅大。李鴻章知道中了圈套，但想擺脫，已辦不到了。
結果丟了膠州灣，也丟了旅順、大連！英國與日本已有結盟的意向，見此光景，為了抵制俄、德，更為了本身的利益，英國趁火打劫，要求租借尚在日本佔領之下的威海衛，而以承認閩海地區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作為交換。三國干遼之一的法國豈甘落後？要求租借廣州灣。意大利來湊熱鬧，要求租借三門灣。一時列強瓜分之說，竟有見諸事實之勢。
事急，總理大臣全體集會，帝師翁同龢慷慨陳言，主張開放各口岸，許各國屯船之處，然後定一“大和會之約”，不佔中國之地，不侵中國之權，而中國則不壞各國商務。
這樣，庶幾開心見誠，一洗各國之疑。這雖是書生之見，卻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所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不謀而合。但所有的總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為左右手的張蔭桓在內，無不保持沉默，據說張蔭桓此時已等於出賣了翁同龢，與李鴻章一起接受俄國代表賄賂的期約，如果幫助俄國實現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萬兩銀子的酬勞。
於是光緒二十四年春天，繼二月初四李鴻章、翁同龢與德國公使海靖，訂立“膠州灣租借合約”，允德國租借九十九年，建築膠濟鐵路，開採鐵路兩旁三十里內礦產之後，三月初六復由李鴻章、張蔭桓與俄國署理公使巴布羅夫訂立了“旅順、大連租借條約”，以二十五年為期，並允俄國建南滿鐵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電賀俄皇取得旅順、大連，而恭親王奕劻自此病情轉劇，終於不起，薨於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詔更新國是，變法自強；又四天，手擬定國是詔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凱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臨朝訓政，發生了“戊戌政變”。這個“地痞欺侮鄉愚”的騙局，害慘了皇帝與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鴻章與見利忘義的張蔭桓亦沒有落得好下場，變成害人而又害己。
※ ※ ※
南滿鐵路正式名稱叫做“東省鐵路南滿洲支路”，是由哈爾濱開始，向南直通旅順，縱貫吉林、奉天，蘇俄的勢力，因此而能到達渤海。及至樸次茅斯和約成立，俄國將從長春至旅順這一段，約有一千五百里，割讓給日本。這一段鐵路歷經名城沃土，日本視作擊敗俄國最大的一項戰利品，認為其中有許多生髮，所以在會議中提出要求：“為了確保既得利益起見，中國不能再建與南滿鐵路平行的鐵路。”
袁世凱想了一下，提出相對的條件：“如果中國不能造跟南滿平行的鐵路，日本亦應如此。否則，一樣有損利益。而且所謂'平行'，亦應該有個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論。”
“滿洲地方遼闊，人煙稀少，經營一條鐵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遠，一樣也有妨害。”小村緊接著說：“至於日本亦不造平行線，可以同意。不過，與南滿連接的鐵路，即是南滿支線，將來看地方發達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凱立即反駁：“日本繼承的權利，限於長春以南的南滿鐵路，並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範圍，是另一件事，不能並為一談。我再提醒貴大臣，當年中國許與俄國的，只是東清鐵路，沒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語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權內田康哉接口說道：“添造鐵路，為了開發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會繁榮，這是與中國有利的事。”
“如果是為了開發地方交通，彼此應該同意，但不能與南滿鐵路混在一起來談。”
“照這樣說！”小村緊釘著問一句：“貴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為了開發地方，中國亦可隨時斟酌情形，添造鐵路。”
“不然！在南滿範圍內添造鐵路，總是妨害南滿鐵路的利益，有與南滿競爭之嫌，中國自不應隨時添造。”
聽翻譯將這段話譯了過來，袁世凱認為小村的一句話，有漏洞可鑽，所以很快地問：“彼此同意，總可以了吧？”
小村認為這句話很難回答，與接座的內田小聲商議之後，方始答說：“如果日本同意，中國可以添造，但不能與南滿鐵路平行。”
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穫，日本已承認中國在南滿鐵路範圍之內，建造支路的權利，雖須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權。倘或日本拒絕，相對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國亦可拒絕。所以小村的答复，等於是為他提供了一項牽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當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際，名居參議而有發言權的唐紹儀，忽然畫蛇添足的說：“造鐵路，有關中國主權，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國同意，不能隨時添造。”
“自然要同貴國商量，日本決不至象當年俄國對待貴國的情形，貴國不必顧慮。”
這時唐紹儀已發覺自己的話有語病。本來照袁世凱與小村的折衝來說，權利是同等的，誰都可以在南滿的範圍內添造鐵路，唯一的條件是徵得對方同意。而照他所說，彷彿南滿添造支線是日本的權利，不過須徵得中國的同意。但是唐紹儀雖已發覺失言，卻拙於彌補，倘或見機，只要復述小村的話，敲打轉腳，成為定論，依舊不損權利。而他只是重複聲明，造路不經中國許可，總是礙及主權。語氣中越發明顯，添造南滿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與中國無關。
小村想不到遇見這樣一個對手，大喜過望，立即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大聲說道：“我只著重在南滿鐵路利益有關這一點上。所以如有與南滿鐵路利益有衝突的任何支線，中國不應該添造。”
就這一句話，推翻了原來的承諾，而唐紹儀懵懵懂懂，只覺得話不大對勁，卻說不出個究竟。默爾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風，因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蘊。瞿鴻璣並不懂國際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凱雖然機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鴻章當年辦交涉那樣，動輒視對手為後輩，以氣勢得人，話說錯了，亦可設法收回或彌補；隨員中倒有些留學生懂交涉的要領，無奈中國官場尊卑的觀念甚深，人微必言輕，發生不了作用。
能發生作用的，只有一個曾國藩第一批選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紹儀，他是袁世凱辦洋務的“大將”，官拜外務部侍郎，聲名甚盛，誰知是浪得虛名，無須忌憚。
就因為這一轉念，小村與內田的態度變得強硬了，第二天接議安奉鐵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來日本陸軍自朝鮮渡鴨綠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內造了好幾條輕便鐵路，其中最重要一條是，由朝鮮義州對岸的安東，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鐵路。日本事先已經揚言，希望繼續經營這條鐵路，此是與中國主權有關的事，怕遭到強烈反對，遲遲未發，此刻悍然不顧地提出來了，名為“改造”，當然包含“改造”完成，繼續管理經營的意思在內。
因此，袁世凱這樣答說：“這條鐵路是築來軍用的，軍事完了，就應撤掉，何必改造？”
這又是袁世凱失策了！如果說，當初造安奉鐵路專供日本軍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獲勝，理當將此路贈與中國，作為酬勞。或者至少由中國貼補建路的工料費用，收回自行處置。至不濟也可提出合辦的要求，日本是沒有理由拒絕的。
只是袁世凱一向好用權術，以為你說“改造”，我便用無須改造來駁你，爾虞我詐，針鋒相對，豈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這個當，索性挑明說道：“奉天與安東之間，早有通鐵路的必要了！以前曾與貴國外務部提過，未有結果，軍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條輕便鐵路，除軍事以外，對地方商務振興很有益處，應該造成一條永久性的鐵路。因此，這次實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與外務部接過頭，話就不容易說了。袁世凱不知其事，瞿鴻璣亦記不起有這交涉，唐紹儀到外務部的日子不多，更為茫然。因而袁世凱竟無以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卻不放鬆，小村與內田輪番鼓吹，築成這條鐵路如何與中國有利。最後只好許他改造，只是有個條件，路軌的寬度應與關內外鐵路相同，不能照南滿路尺寸，表示將來可以收回成為中國鐵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滿鐵路的支線。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吃虧的地方。但比起當年李鴻章在馬關議和的情況，卻有霄淵之別，所以不常出席的慶王奕劻，經常出席的瞿鴻璣，都認為議約能有這樣的結果，已是差強人意了。
其中有個隨員，卻忍不住有一肚子話說。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潤田，祖父兩代都在曾國藩所創設的江南製造局供職，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夠自費留學日本，學的是法律。
畢業之時，正好新設商部，有許多商事法需要擬訂，並決定借鑒於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攬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務司行走，兼商律館編纂。中日北京會議的隨員，多在外務部及商部調充，曹汝霖因為學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選。小村的發言，他不須經舌人傳譯，語氣吞吐迎拒之間，了解較深，每每為當事人誤解對方的真意，該爭的地方不爭，不該爭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虛耗工夫而著急。他在會中無權發言，亦無法遞個條子去提示糾正，唯有嚥口唾沫，聊以滋潤乾燥發癢的喉頭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會，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會以後，除了瞿鴻璣徑回公館，其餘的大部分都隨袁世凱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應該提出的文件及次日會議應該注意的要點，這天居於末座的曹汝霖，看著唐紹儀問道：“唐大人，我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要請唐大人指教。小村本來已經同意，得日本同意後，中國亦可添造鐵路。後來唐大人提出主權的主張，小村立即改口，光說中國不能在南滿添造鐵路，不及其他，作為定議。那時，唐大人為什麼不駁他？”
話說到一半，低頭在吃飯的袁世凱，倏然抬眼，但他很機警，知道唐紹儀要受窘了！為了不使他過分難堪，立刻又低下頭去，假裝進食，其實一口飯在口中緩緩嚼咽，側著耳朵在細聽他跟曹汝霖的問答。
唐紹儀有些惱羞成怒了，“外交上說話不在乎多！”他操著生硬的廣東腔，大聲答說，“我提出主權的主張，是扼要的話。他既承認我的主權，自然不能單獨行動，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見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沒好臉色給他看，微微冷笑著偏過臉去。這頓晚飯吃得便有點不歡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剛剛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著袁世凱的名片來見，說是：“大帥請曹老爺在今天開議之前，早點請到北洋公所，大帥想跟曹老爺談談。”
開議是下午三點鐘，曹汝霖兩點鐘就到了。一到便請入簽押房，袁世凱起身迎接，就請他在書桌對面落坐。
“潤田兄貴處是……？”
由此一句開始，袁世凱細問了曹汝霖的家世、學歷，在日本幾年，何時到部，是何職司，最後提到昨天飯桌上的事。
“昨天聽潤田兄向少川質疑，實在佩服！”
經過昨天那一番質問，曹汝霖氣平了許多，唐紹儀盛氣凌人，固然風度欠佳，自己在那樣的場合，直揭長官的短處，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說：“是我太輕率，出言欠檢點。”
“當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凱說：“年輕倒是要有銳氣才好。”
“是！請大人多指點。”
“不敢當！倒是這次議約，我要請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凱略停一下說：“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議了！不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願聞高見，將來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對不對。”
“對不對，要說了再研究。有意見，總是好的！請不必客氣，有不妥之處，儘管指出來。”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說：“安奉鐵路不是戰利品，日本要重建，應該是可以要求他們合辦的。”
“是！是！這是我疏忽。”
聽袁世凱引咎自責，曹汝霖頗為惶惑，照此說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輕許，變成專門來指責他了！那豈不大違本心？
袁世凱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說道：“潤田兄，若說聞過則喜，我還沒有那樣的修養。不過，我請教足下，並不是想听幾句恭維的話。我幕府中筆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動手的東西請他們改，總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歡喜。這一點知道的人也不少。潤田兄，請你了解我的誠意，儘管直言。”
有此一番說明，曹汝霖才能暢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滿路方面，可以爭取利權的地方也還多。譬如撫順煤礦，附設煉鋼廠，規模甚大，不管於軍需、度支，都有很大的關係，何不要求合辦？”他停了一下說：“光是限制礦區，不准超出鐵路沿線多少里以外，並不是好辦法。再說，事實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礦穴，只朝有礦的地方去開，在地面上或許並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凱很想了一會才問：“還有呢？”
“還有，俄國割南滿一段給日本，照道理說亦須經中國同意。”
“喔，”袁世凱很注意，但也有些將疑，“這是什麼道理？”
“中東鐵路是中俄合辦的。俄國由華俄道勝銀行出面，中國有五百萬兩的股本，說起來中國對中東鐵路亦有一半的權利，如今要割讓給日本，當然要中國同意。否則，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嗎？”
聽得這一說，袁世凱好半晌作聲不得，“潤田兄，”他說：“你的道理不錯。不過關於中東路的權利，我們早就在無形之中放棄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脫口答說，情緒顯得有些激動了，“當時為了中東路，楊、許兩星使，與俄國財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楊星使因為受氣而暈倒，以致命喪異國，可以想見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國是戰敗國，中國正該趁此機會，舊事重提，切切實實提出收回利權，重新合辦的要求。至於華俄道勝銀行，當時是否一併議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務部必有檔案，大人何不調出來看一看。”
“潤田兄，你的見解十分高超。不過，唉！”袁世凱嘆口氣說：“雖然事隔未久，已幾經滄桑。對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勳業中的一大敗筆，當時的內幕，想來你亦必有所聞，我們後輩，不便批評，何況李文忠賢良寺議和，積勞殞身，說起來跟陣亡是一樣的，更何忍批評。如果翻中東舊案，勢必傷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國勢，亦還不是能翻舊帳的時候。潤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請你細察。”
“是的！”曹汝霖以諒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凱的看法。
“至於這次對日交涉，說起來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潤田兄一見如故，不妨談談。第一是撤兵。朝廷對收回東三省，屬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們的弱點，隱隱然以撤兵作為要挾。這，想必你亦看得出來。”
“是！”曹汝霖承認他說的是實話。
“其次，北洋很想多辦點事。”袁世凱也有些激動了，“中國從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鬧政變，後來又鬧拳匪，不但元氣大喪，而且浪擲韶光，我們落後人家太多了，一天當兩天用，猶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總是盡量多做。可是有人以為我攬權，尤其是……唉，不提也罷！”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發言，總要向瞿鴻璣問一句：“是這樣嗎？”或者：“不知道這樣做行不行？”原來樞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綢繆。
※ ※ ※
“中日新約”終於定議了，計正約三條，附約十二條。前後不滿一個月，照會議日期來說，算是順利的。
最後一次會議，奕劻自然要出席，簽字及畢，攝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凱在北洋公所設宴為小村餞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凱旁邊，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間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話，以及要言不煩的措詞，大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後特別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談談。
袁世凱當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將他專用的會客室讓出來，供他們單獨談話，真正是單獨，並無第三者在座。
“這次我抱有絕大希望而來，所以會議上竭力讓步。”小村說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謂“讓步”是比較而言，較之馬關條約，這一次的“中日新約”在日本算是很客氣的，但仍得了便宜，總是事實。曹汝霖不願與他爭辯這一點，只問：“請問貴大臣，此來所抱的絕大希望是什麼？”
“我原以為袁宮保必有遠大的見識、眼光，在會議之後，想跟他進一步討論兩國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宮保過於保守，會議席上，只在文字枝節上講究，斤斤計較，徒費光陰而已。”
“兩國聯盟？”曹汝霖問道：“自然是對付俄國？”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憂色，“俄國的野心甚大，我在樸次茅斯議和時，已經看出來了。俄國將來定會捲土重來，如果貴我兩國，不早為之備，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聯合，整軍經武，力圖自強，兩國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貴大臣何不向袁宮保直接提出這一番意思？”
“袁宮保不從大處著眼，聯盟之意，此時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麼，”曹汝霖問：“貴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夠轉達？”
“是的！有機會請你轉達，倘或袁宮保有意討論，我可以專程前來。”
“好！我一定設法轉達。不過，”曹汝霖想了一下說：“我聽說政府方面對袁宮保亦有疑忌之意，這一層，貴大臣在會議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來。關於聯盟一節，即或袁宮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時亦不便向政府進言。這是我個人的私見，提供貴大臣作參考，幸勿為外人道！”
聽得這番話，小村半晌作聲不得，最後嘆口氣說：“我想不到中國政府內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辭去以後，袁世凱自然要找曹汝霖詢問談話的內容。曹汝霖將小村的意思，據實相告，只隱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說的那一段話。
“唉！”袁世凱嘆氣的神情，跟小村一樣，“我又何能作為？
只好辜負他的盛意了。 ”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說：“莫說是日本人不明內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誰不以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聽計從，有一番大的作為？那知事實並非如此。”
袁世凱默然半晌，才說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處境越難！”
他一直覺得應該有所表示，到得此時，認為以退為進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關照張一麟替他預備一個“請開去各項差使”的奏摺。
張一麟對袁世凱的待人處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舉的用意，所以這個奏摺寫得冠冕堂皇，但見表功之意，並無固辭之心。袁世凱深為滿意，但卻遲遲未曾拜發，要挑個最適當的日子。
幾經諮詢，接納了楊士琦的意見，在封印之前一天拜發。因為就表面而論，這個辭差的奏摺，到達御前，已在封印之後，如果邀准開去各項兼差，則封印開印，天然就是一個交接的絕好時限。至於談到實際，辭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這個奏摺是寫給慈禧太后一個人看的，若以為有挽留的必要，發一道慰留的上諭即可。趁封印期間，了掉這重公案，不會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響。
等奏摺一上，慈禧太后頗感意外，在召見軍機時問道：
“袁世凱為什麼好端端地，忽然要辭差？”
奕劻是知道這回事的，卻故意裝作詫異的神情答說“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
“你們倒想想看，總有原因吧？”
這下是瞿鴻璣答奏：“袁世凱兼的差使很多，因為精力照顧不到，難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嘖有煩言，想來袁世凱是為了這個緣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難怪他。”慈禧太后問道：“你們看，應該怎麼辦？”
由於有“難怪他”這句話，瞿鴻璣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覺得還未到能扳倒袁世凱的時候，便很見機地說：“論到才具，袁世凱自然是好的，有幾樁差使也少不了他！合無請旨慰留，或者酌情開去幾項差使？”
“要慰留，就一項差使都不必開。”慈禧太后說，“我並沒成見，只覺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這句話，一點不錯。如果酌量開去幾項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內，大可不必！”
“是！”瞿鴻璣很勉強地答應著。
“皇帝有什麼話？”
皇帝能有什麼話？照例答一句：“一切請皇太后作主。”
於是決定慰留。由軍機章京擬旨：“袁世凱所奏開去兼差一折，現在時事艱難，正資整頓，該督公忠夙著，仍著統籌兼顧，妥為經理，以副委任。所請應毋庸議。”
“達拉密”擬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鴻璣將最後一句改為“毋庸固辭”。原來“所請應毋庸議”是表示辭差之事，根本不必談起，此時一改，意思頗不相同，“固”辭之“固”，意味著辭已不錯，只是一時尚無替手，不能不暫維現狀。這些語氣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講究的，如今正如瞿鴻璣說袁世凱的，“精力照顧不到，難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內。
邸抄剛發，袁世凱在天津就接到了電報，慰留在意中，最後那句話卻大出意外，不免錯愕。
及至打聽到這句話出於瞿鴻璣所改，袁世凱想到“一葉落而知天下秋”這句成語，知道自己跟此人勢不兩立了！
※ ※ ※
考察憲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適異國，目迷五色，看不出什麼地方是實施憲政的功效，又從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補紹英的缺的李盛鐸，他做過駐日公使，此番舊地重遊，一切都還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憲政是怎麼回事。心想，此事頭緒紛繁，如果不先提綱挈領，揀要緊之處下手，只怕漫遊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個人來參贊一番，先定個考察的章程出來才好。
“參贊”現成，五大臣帶的隨員很多，首席參贊名叫熊希齡，湖南鳳凰人氏，與南通狀元張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變時因為有新黨的嫌疑，“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撫趙爾巽倒頗欣賞他的才氣，幾次奏保，已當到了候補道。這次隨五大員出洋，原有一套應付公事的辦法，所以等李盛鐸一提到，隨即拍胸答說：“我有辦法！諸公儘管去觀光，逛厭了換地方，反正返抵國門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鐸喊著他的別號說：“你先別大包大攬，倒說我聽聽看，是何辦法？”
“當今中國精通憲政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啟超的別號，李盛鐸一聽這個名字，急忙亂搖雙手：“不行，不行！這個人萬萬惹不得！”
“木公！”李盛鐸字木齋，所以熊希齡這樣叫他，“我當然不會找梁卓如。另外還有一個是我們湖南同鄉楊晢子，木公聽說過這個人吧了”
李盛鐸知道楊晢子就是楊度，他是王湘綺的得意門生，曾應經濟特科，初試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詒，為瞿鴻璣誤認作梁啟超的兄弟，又說他的名字是“樑頭康尾”——康有為名祖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詒不敢再應複試，而楊度亦有“康梁餘黨”的嫌疑，同樣地自己絕了這條進取之路，買舟東渡，成了中國留學生中很出風頭的人物。
“怎麼，楊晢子精通憲政？”
“是的！湘綺自負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門生，自然也要研究這套帝王之學。晢子是君主立憲派，如果請他做幾篇考察報告，一定處處顧到君主的地位與尊嚴，奏報到朝廷，一定不會出毛病。”
“那好！准定請他做槍手，請你趕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談一談。”
“找他容易，不過有兩件事，我先要請示木公。第一，考察報告，似乎要定幾個題目，如果開流水帳似的，只敘旅途所見所聞，似乎難有結論。再者，有了題目，將來在報章上發表也比較方便。”熊希齡說：“憲政初步，在啟迪民智，這些文章將來是一定要布諸國人的，同時這也是諸公萬里之行的一個交代。”
“說得是！”李盛鐸連連點頭，“一客不煩二主，題目索性也請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齡又說：“第二，總要送一份潤筆，而且應該從豐。”
“這好辦！我跟澤公來說。你看送多少？”
“總得一個整數。”
“一千？”李盛鐸說：“似乎少了點。”
“是的，一千太少了，總得一萬銀子。”
李盛鐸想了一會說：“這總好商量，你就快去辦吧！”
於是熊希齡興沖衝去找楊度。他住在東京飯田町，由他擔任會長的“東京留學生會”的招牌，就掛在他家大門上。既是會址，自不免有會員往來，不便密談，所以熊希齡將他約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況如何？”熊希齡問說。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樣不好。”熊希齡笑道：“錢不夠花。”
楊度笑笑，然後又說：“聽說你要來，我跟房東太太說，'不要緊了，有人送錢來給我過年了！'”
“不錯，可以讓你過肥年。不過，你要作文章。”
楊度不答，從口袋中取出一張紙來，遞了過去，熊希齡接來一看，上面寫著三行字“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憲政大綱應吸收各國之所長；實施憲政程序。”
看完，兩人相視而笑，真有莫逆於心的愜意。熊希齡將那張紙折起來收入口袋，“這三個題目很好！”他說：“潤筆總有萬金之譜，回頭我先送兩千過來。晢子，過個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負，正好藉五大臣這個軀殼，大大展佈一番。這是絕好的機會，請你珍視。”
楊度點點頭答說：“話我要說在前面。論見解，卓如未必趕得上我，不過以腹笥之寬，行文之暢，我不能不讓他出一頭地。所以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兩篇給他做。”
“那都隨你！不過，卓如的筆鋒太犀利，不要帶出什麼有忌諱的話，那可不是鬧著玩的事。”
“不要緊！我跟他說明白，如果有這樣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說明白，若有這樣的情形，我要改你送來的稿子。”
“盡改不妨。”楊度問說：“何時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還早得很。”楊度很高興地說：“閣下此來，無異放賑，今年有好些留學生可以舒舒服服過年了。”
一件大事說定，熊希齡十分高興，在料亭中當著濃妝豔抹的藝妓，大捧楊度。這倒也不盡是作假，熊希齡有樣好處，待人厚道而且誠懇。所以在趙爾巽之前，為湖南巡撫陳寶箴延入幕府，便頗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誠懇兩字。有一次延經學家皮鹿門講學，熊希齡親自擂鈴，召集聽眾入講堂，便有人戲撰一聯：“鹿皮講學，熊掌搖鈴”。又有人妒嫉他是陳寶箴面前的紅員，用“熊”、“陳”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對聯，將他連陳寶箴一起罵在裡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幹；一耳偏聽，曉得什麼東西？”卻不知熊希齡的“能幹”，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於熊希齡的“四足不停”。原來革命黨人將有不利於五大臣的舉動，勞動日本警察，晝夜守護。
載澤等人，嚇得步門不出，一切需要對外接洽的事務，全靠熊希齡奔走。直到陰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橫濱上船赴美，才得鬆一口氣。
到得美國，分道揚鑣，端方、戴鴻慈考察德國，載澤、李盛鐸、尚其亨由英轉法。一路逍遙，到得五月下旬，先後回到上海，但槍手的文章尚未寄到。於是熊希齡又出一個主意，以“考察東南民氣、徵集各省意見”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專人趕到東京飯田町楊度寓所坐催。當時商定，端、戴留守，載澤等人先回京復命。
不多幾日，派到日本的專差回來了，攜來一大包文件，奏摺、論說、條陳，一應俱全。其中有個論立憲應從改革官制著手的說帖，端方大為欣賞，趁戴鴻慈正好不在，將這個說帖悄悄抽下，攫為己有了。
及至坐輪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門的上賓，盛筵既罷，戴鴻慈回行館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凱的簽押房裡，將那個說帖取了出來，說一聲：“四哥，你看這個主張如何？”
袁世凱只一看頭幾行，便很起勁了，“深獲我心！”他拍著大腿說：“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門只剩一個空架子，吃閒飯的官兒，虛耗俸祿，還影響了他人的士氣，非徹底改革不可。還有那些都老爺，遇事生風，不辨是非，真正敗事有餘，成事不足！都察院這個衙門，也該取消。”
“四哥，你沒有細看說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無窮。”
聽這一說，袁世凱聚精會神地細看說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來這個改革官制的辦法，主張採取責任內閣制，內閣總理大臣欽派而提交國會通過，閣員由總理大臣遴選奏請敕命，與日本的內閣，一式無二。如果照此辦法實行，內閣總理大臣當然是慶王奕劻。大權在握，要排去瞿鴻璣方便得很。即使仍為閣員，上奏是總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象軍機大臣那樣全班進見，瞿鴻璣亦就無法從中操縱，“挾天子以令諸侯”了。
“這，”袁世凱遲疑地說：“只怕上頭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個說法，才能讓上頭照辦。”
“喔，陶齋，你倒說來我聽聽。”
“我是一條苦肉計，此刻不必細說。四哥，我只問你一句話，如果責任內閣制實行，你願意不願意入閣？”
“這……。”袁世凱沉吟著。
“曾湘鄉說過，'辦大事以找替手為第一'，大老也沒有幾年了。”
“大老”是指奕劻。端方的意思，奕劻告老，必牢保薦袁世凱接任總理大臣。意會到此，袁世凱自不免怦怦心動。
“陶齋，你還是先說說，是怎麼一條苦肉計？”
“四哥，如果你打算一輩子在北洋，這條苦肉計使不得，不能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端方說道：“反正要入閣的，就無所謂了，我想復命時這麼回奏：立憲規模，宜仿日本。至於改革官制，可以裁抑督撫，集權中樞，庶幾無外重內輕之嫌，方為長治久安之計。”
“這話也沒有什麼說不得。督撫有權無權，全看自己的做法。”
“那就是了，我准定照此回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