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容易！”陳夔龍的方法說穿了無足為奇，只要慶王分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在告知到京與各國公使洽談的經過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國政府自動嚴懲禍首的意向，就一定會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議。
其實，不必慶王電告，李鴻章已經有了這樣的建議，而懲兇不過是他進京議和的條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鴻章到達上海，雖託病不願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動，一方面探測各國的意向，一方面直接與駐德的呂海寰、駐俄的楊儒等“星使”，電報往來，力謀疏解。李鴻章自恃與俄國的關係很深，又看俄國正進兵東三省，在關內的商務、僑民方面的利害關係不深，所以定下一個在東三省讓步，換取俄國在北京自動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國，照樣辦理。這一策略在李鴻章看，是議和成敗的關鍵，如果沒有眉目，他覺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來，隨著俄國軍隊陷璦琿、取營口、攻入黑龍江省城，李鴻章換取俄國在關內讓步的策略，亦漸次實現。俄國不但承諾，願將軍隊、公使、僑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鴻章的請託，代為勸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軍。到了這個地步，李鴻章才開始考慮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鴻章單獨電奏，請懲辦禍首以外，又會同劉坤一、張之洞合奏，說俄國表示善意，應該致謝。同時建議責成直隸總督剿匪；派奕劻、榮祿進京會議；下罪己詔；最後轉述日軍方面希望，請兩宮回京。
罪己詔是早就下過了，是王文韶的手筆，皇帝自責並責臣下之外，並無一語歸咎於慈禧太后及親貴。自行剿匪一節，亦可照辦，已責成護理直隸總督的藩司廷雍，認真辦理。此外各節，“亦當照請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後”。這是暗示，懲兇一節的時機尚未成熟。李鴻章當然亦能諒解，兩宮還在道路流離之中，何能辦此大事？起碼亦要到了太原，讓“行在”有了朝廷的樣子，才談得到追究責任，整飭紀綱。如今有此表示，便見誠意，所以李鴻章決定過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動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國軍隊負責，而就在這半個月中，東三省的俄軍又攻陷了吉林省城與奉天的牛莊。黑龍江將軍，早在八月初俄軍攻入齊齊哈爾時，便已自殺。這些情形，剛到太原的兩宮，毫無所聞，李鴻章雖然知道，卻緊閉著嘴，不敢作聲。
在京城裡，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國公使與聯軍對中國政府的態度，卻反而越來越強硬，並且眾口一詞，說慈禧太后與皇帝應該早早回鑾，對和議有益。
“這是什麼意思？”慈禧太后問王文韶：“各國軍隊都還佔著京城，怎麼能回鑾？”
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國的用意，還是裝糊塗？反正他覺得這是萬不能說破的一件事。兩宮回京，各國便可以請求覲見皇帝為名，迫使慈禧太后歸政，這在德國外交部對呂海寰的談話中，表現得最為露骨。德國外交部表示，議和固以懲兇為前提，還要看兩宮的大權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則所派的議和代表，德國不能承認。這看起來像是懷疑兩宮已為載漪等人所挾持，身不由主，而實際上是指皇帝的大權，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儘管慶王、李鴻章、各省督撫，甚至崑岡等留京辦事大臣，紛紛籲請回鑾，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談，便是以京師“城門街道，此時仍由洋兵看管”為理由，認為“遽請回鑾，於事體未為妥協”。
見此光景，李鴻章知道回鑾一事，不必再談，可是懲處禍首，卻必須做到。所以在天津發了一道電奏：“請致謝俄國，優恤德使，懲處禍首，冀早開議停戰。”
於是閏八月初二，太原發了三道上諭，兩道明發，一道是：“德國駐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業經降旨，深為惋惜。因思該臣駐華以來，辦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協，朕追念之餘，倍更軫悼。著賜祭一壇，派大學士崑岡，即日前往奠醊。靈柩回國時，並著南北洋大臣，妥為照料。抵本國時，著再賜祭一壇，派戶部右侍郎呂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篤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矚目的“懲處禍首”。說中外開釁，變出非常，實非朝廷本意。致禍之由，“皆因諸王大臣等，縱庇拳匪，啟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乘輿播遷。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責，而諸王大臣亦亟應分別重輕，加以懲處。”
被處的一共九個人。領頭的是莊親王載勳，其次是怡親王溥靜、貝勒載瀅、載濂，這四個作一起，“均著革去爵職。”
下來是端郡王載漪，特加“從寬”字樣，處分一共三項：
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停俸。
再輕一等的是輔國公載瀾、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著交該衙門嚴加議處。”最後是剛毅與趙舒翹，交吏部議處。
另外一道廷寄，專為答复李鴻章：“所奏各節，本日均已照辦，分別降旨。該大學士接奉此旨，著即日進京開議，勿再遲延。”可是李鴻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聯軍統帥瓦德西，即將抵達，李鴻章在德國跟他見過，雖無深交，總有見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著，想先盡一盡地主之誼。
其次，李鴻章決定在天津接直隸總督的任，先將兵權抓在手裡再說。
瓦德西是閏八月初四到天津的。這位六十八歲的老將，是個尚未結婚的老光棍，當過德國的總參謀長，具備做首相的資格，而且跟李鴻章一樣，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為八國聯軍的統帥，當然決不可能先去拜訪李鴻章，而李鴻章為了維持個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門求教。因此，只是側面設法，託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鴻章一晤。誰知瓦德西個性嚴峻，而且東來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須以嚴厲態度對待中國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無望，李鴻章只好打點進京。閏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賢良寺為公館，跟慶王見過面，隨即傳見總稅務司赫德，由他陪著，遍訪各國公使。回到行轅，隨即發了一個電報，請將招致大亂的諸王大臣，從嚴治罪，不可隨往行在。電奏中明白指出，這是各國公使一致的意見，倘不見聽，不獨和議難開，聯軍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時兩宮行駕，已過山西聞喜，將抵臨晉。隨扈的軍機大臣中，剛毅自知是罪魁禍首，憂悔交加，復以旅途勞頓，已染病在身。前幾天接到京里的電報，說各國公使對原在保定，奉派參與和議的榮祿，因為圍攻使館的武衛軍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護”，等於拒絕他進京。待榮祿尚且如此，對禍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幾分。
如今李鴻章的電報，成了剛毅的催命符，在聞喜病勢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養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鳥鎮，已經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閏八月二十五，一命嗚呼。
就在這一天，兩宮渡過風陵渡，進了潼關。慈禧太后將莊王載勳留在河東蒲州，端王載漪留在潼關，不准隨往西安。同時電知奕劻及李鴻章，對肇禍王大臣應如何加重處分，不妨密擬具奏，以憑定奪。
也就是在這一天，保定為法英德意聯軍所佔領，設立聯軍公所，組織軍法處，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恆、參將王占魁，還有一個為張德成辦過糧台的候補道譚文煥，審問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殺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員被捕，而且聯軍有進窺山西的模樣。已經到達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懲禍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較明快的處置，麻煩將會層出不窮。果然，九月十八日得報，廷雍、奎恆、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槍決，譚文煥移解天津，梟首示眾六天，沈家本則猶被拘禁在本衙門派兵看守。這已覺膽戰心驚，第二天李鴻章來了一個電報，就更可怕了。
原來在義和團最猖獗時，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的墳墓，都被盜毀，瓦德西為了報復，更為了威脅，特為派兵到易州，將有不利於西陵的舉動。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寧山，總名西陵。這樣處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嚴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還想庇護懿親，雍正、嘉慶、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後的慘禍。
慈禧太后再有擔當，也承受不起這個“不自殞滅，禍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擾易州的西陵，就能擾遵化昌瑞山的東陵，那一來就更嚴重了！世祖孝陵、聖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萬銀子修建的萬年吉壤，亦在定陵之東的普陀峪，若為洋人侵擾，壞了風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電奕劻、李鴻章，向“德國在京使臣，切實詰問”，一面不能不考慮加重禍首的處分。及至李鴻章的“洋兵趨向進止，均由德瓦帥調遣，瓦德西擅居儀鑾殿，堅不接晤，無從共商”的複奏一到，隨即便有一道“肇禍諸臣，前經降旨，分別懲處。現在京畿一帶，拳匪尚未淨盡，以致地方糜爛，生民塗炭，思之實堪痛恨，若不嚴加懲治，無以服天下之心，而釋友邦之憾”的上諭發布。
這第二次懲處禍首，首當其衝的是載漪，與載勳同科，革爵，暫交宗人府圈禁，俟軍務平定後，再行發往盛京，永遠圈禁。怡親王溥靜及老恭王的次子貝勒載瀅，亦交宗人府圈禁，載漪的胞兄載濂，著令“閉門思過”，是軟禁在家。
相形之下，載瀾就便宜得多了，處分是“停公俸，降一級調用”。這因為他在八月初被派為御前大臣，軍機既不能不賣個情面，慈禧太后亦覺得他還有可供驅遣之處，特意加恩。
至於親貴之外，英年的處分最輕，降二級調用；毓賢的處分最重，“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因為他“在山西巡撫任內縱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為”之故。本來，剛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議，趙舒翹倒是頗得慈禧太后諒解的，落得一個“革職留任”的處分，仍舊當他的軍機大臣。
上諭最後，還有一段聲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說：“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中外諸臣迭次參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國大臣電奏，亦從未提及，朕仍據實一體懲辦，可見朕於諸臣處分輕重，一秉大公，毫無偏袒，當亦海內外所共諒也。”
這話是說給洋人聽的，特別是希望瓦德西能聽得進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 ※ ※
李鴻章終於跟瓦德西見了面。他在電奏中所說的“堅不接晤”，並非事實，事實是李鴻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宮外見面，而瓦德西則堅持在儀鑾殿相會不可。
看看無法堅持，李鴻章只得委屈，以期打開僵局。事先以書面聯絡，約定九月二十四會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鴻章由副都統蔭昌陪同，坐轎到了西苑門。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閣南，作為慈禧太后寢宮的儀鑾殿，還有好長一段路，而李鴻章堅持下轎步行，從人紛紛相勸，置之不顧，他說：“縱或乘輿在外，體制不可不顧。”
走到儀鑾殿，花了將近三刻鐘，氣喘吁籲，面無人色。不過，瓦德西倒很客氣，儀隊從東向的寶光門擺起，一直排到南向的景福門，瓦德西在來薰門外迎接，進了門，就是儀鑾殿，延入東面的多福齋見禮。
他們是在德國京城的舊識，透過蔭昌的翻譯，有長長一段的寒暄，李鴻章問到有“鐵血宰相”之稱的俾斯麥，德皇與皇后，倫洛熙王爵，現任的首相褒洛夫伯爵，以及瓦德西的老師，德國名將毛奇的後人。然後又問瓦德西本人及他的僚屬，最後的話題一轉，問起聯軍的動向。
“我聽說聯軍打算開到張家口？”李鴻章問。
“不！”瓦德西答說：“不過長城為止。聽說那裡有許多中國軍隊。”
“如果有，也只是為了彈壓地方。”
“保定府亦有許多中國官軍。不幸地，這些軍隊並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鴻章針鋒相對地答說：“亦並不與西洋人為難。”
“中國官軍沒有紀律的很多，北方的民眾都不能原諒他們。”
“我想，這是道路流言，並不確實。”
“如果貴大臣能夠擔保，中國官軍不與聯軍衝突，我一定不會再派兵到各處。”
李鴻章乘機說道：“聯軍現在究竟佔據了那些地方，我還不知道。”
這意思是說，必須先知道聯軍所佔的地方，才可以約束官兵注意避免衝突。瓦德西當即表示，願意送李鴻章一張記明聯軍屯駐地點的地圖。
然後，瓦德西問起兩宮的消息，又問如何通電。李鴻章告訴他說：“由北京到上海，轉漢口到西安。”
“貴國皇太后、皇帝，應該早日回京為宜。”
“是的。貴國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勸。不過，”李鴻章答說：“皇上有點膽怯。”
剛談到這裡，慶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見面，便由李鴻章引見。握手以後，慶王開口先說：“我想跟貴統帥締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著慶王大談德國亨利親王訪華，相共遊宴的情形，適與李鴻章大談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豈知瓦德西老練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連李鴻章要求發一張與中國官軍聯絡，通過聯軍防區的護照，都不能同意。慶王與李鴻章此來，除了一張聯軍佔領區的地圖以外，一無所獲。
李鴻章的煩惱猶不止此，他還懷著一個鬼胎。東三省的局勢，越來越糟，這個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勢，一旦敗露，即令不至於成為張蔭桓第二，首領不保，但身敗名裂，是可以預見的。
原來甲午戰後，朝中重臣及有權的督撫，都主聯俄拒日，於是光緒二十二年春天，李鴻章奉派以慶賀俄皇加冕專使的身分，帶著大批隨員與他的通洋文的長子李經方，到了彼得堡，簽下一份“中俄密約”。李鴻章此行，躊躇滿志，向人誇耀：“從此至少可保二十年無事！”
這份“可保二十年無事”——二十年之內，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約”，一共六條，主旨是兩國共同防日，而條件是“當開戰時，如遇緊要之時，中國所有口岸，均準俄國兵船駛入”。這猶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準俄國在黑龍江、吉林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密約中又記明，這條鐵路由設在上海的華俄道勝銀行承辦經理。
這條鐵路，後來定名為中東鐵路，由華俄道勝銀行出面建造。其中特為撥出一筆經費，總數三百萬盧布，約合一百五十萬美元，準備分三次致送李鴻章。第一筆一百萬盧布，是在光緒二十三年春天，由華俄道勝銀行總辦吳克托穆王爵，在北京當面交給李鴻章的。
到了這年冬天，俄國因為德國占領膠州，便出兵佔領了旅順、大連。交涉結果，俄國非強租旅大不可。這個交涉中國方面是由李鴻章與張蔭桓所承辦，俄國方面，仍為一直主持對華交涉、與李鴻章關係極其密切的財政大臣威德所經手。為了怕夜長夢多，希望早日簽約，威德指定駐華代辦巴布羅夫，向李、張二人各致一份重禮，總值七十五萬盧布。
這一次義和團之亂，俄國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陸，參加聯軍以外，一面藉口東三省亦有義和團，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龍江省城，將軍壽山服毒自殺。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將軍長順，束手降敵。這已經使得李鴻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閏八月初八，俄軍攻入瀋陽以後，盛京將軍增祺在李鴻章與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簽訂了一份以俄文為準的“奉天交地暫約”，一共九款。如照此約實行，奉天等於成了俄國的屬地。消息傳到北京，李鴻章心驚肉跳，當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過增祺，電旨嚴斥“著即革職，飭令回京”，下一步當然是“廢暫約”的交涉，為李鴻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這時候，華俄道勝銀行的總辦，吳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賢良寺，作為李鴻章的上賓。看起來，這是為他增加了聲勢，其實，來得很不是時候。
原來李鴻章對外辦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謀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決定了策略，務必拆散各國，以便於個別操縱。當然，這非從俄國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與吳克托穆商量過，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國首先撤兵之舉，俄國的公使古爾斯，並曾一度離京，作為對李鴻章的聲援。可是，各國並不想步俄國的後塵，也看出李鴻章所耍的一套把戲，猜疑日深，反成隔閡。
如今吳克托穆潛居賢良寺，並引起各國之忌。載漪等人闖的大禍，牽涉十一國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國，儘管俄國異調獨彈，步驟不一，而影響極微，該提的條件，還是照提不誤。
開議的主要條件，還是在懲兇。這一次提出來兩個人，一個在朝廷無所顧惜，一個卻不能不有所顧忌。
無所顧惜的毓賢，有所顧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將，逼急了變生肘腋，真可有覆國之禍。因此，西安行在從慈禧太后到剛抵達的榮祿無不憂心忡忡。
不但李鴻章與奕劻，根據各國公使的意見，電奏朝廷，認董福祥是主要的禍首，而且隱約諫勸，不可容榮祿袒護其人，而且劉坤一、張之洞亦一再有電報到西安，說是英法外交官先後表示，毓賢、董福祥必置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時不能嚴懲，務必設法奪去他的兵權，攆得遠遠地，方能釋各國之疑。
正當朝廷疑難焦憂之際，李鴻章又有奏報，說各國已“另備哀的美敦照書，禍將莫測”。同時又密電榮祿，說京中謠言，劉坤一、張之洞將被撤任，倘有此舉，將引起各國極大的反感，和議根本無望。
於是在榮祿主持之下，發了兩道密電：一道是闢謠，亦即等於提供保證，劉、張二人，決不會調動，另外一道，說是“毓賢將置重典”，不過“懿親不得加刑”，是拿毓賢來換載漪等人的命。至於董福祥，當然只有緩緩圖之。
過了慈禧太后的萬壽，終於下了一道上諭：“甘肅提督董福祥，從前在本省辦理回務，歷著戰功，自調來京後，不諳中外情形，於朝廷講信修睦之道，未能仰體，遇事致多鹵莽。本應予以嚴懲，姑念甘肅地方緊要，該提督人地尚屬相宜，著從寬革職留任。其所部各軍，現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著帶領親軍數營，剋日馳回甘肅，扼要設防，以觀後效。”
這樣處置董福祥，對各國公使總算有了交代。同時和約的草案大綱，亦由各國磋商定案，通知奕劻、李鴻章兩位全權大臣準備開議，附帶有一番聲明。
聲明中說，各國明知條款苛刻，但亦是中國政府咎由自取。將來條款送到中國政府，不可有一字之駁。如果願意接受，則自奉旨之日起，戰事即算結束，軍費的賠償，亦以此日為止截之期而結算。否則，各國聯軍基於軍事上的考慮，有所行動，後果十分嚴重。
這自然是恫嚇，但不受就不能開議。所以奕劻、李鴻章密電行在備案。定於十一月初一在西班牙公使館開議。
事先，西班牙公使有一個照會，以“廨宇狹隘，座位無多”為理由，限制中國方面的“來賓”，不得超過十個人。兩全權大臣及英、法、德、日、俄五名翻譯以外，另外只能帶三個隨員。奕劻與李鴻章商量，決定只帶兩個人，一個是陳夔龍，一個戶部侍郎那桐。
到了那一天，賢良寺傳出活來，李鴻章病勢加重，不能出席和議。延期勢不可能，只好由奕劻帶著陳夔龍、那桐赴會。賓主相向一揖，亦無寒暄，隨即由西班牙公使葛絡幹，朗誦和約大綱，一共是十二條：
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國派親王專使，往德謝罪，並於被害處，樹立銘碑。
二、嚴懲禍首，其戕害凌虐各國人民之城鎮，五年內停止科考。
三、戕害日本書記生事，須用優榮之典，以謝日本政府。
四、於污瀆發掘各國人民墳墓之處，建立碣碑。
五、軍火及專為製造軍火之材料，不准運入中國。
六、賠補外人及為外人執事之華人身家財產所受損失。
七、各國駐兵護衛使館。
八、北京至海邊須留出暢行通道。大沽砲台，一律削平。
九、由各國駐兵留守通道。
十、張貼永禁軍民人等仇視各國之諭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約。
十二、改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各國公使覲見禮節。
念完將文件交給慶王奕劻。念的是法語，文件亦是法文，奕劻不知道內容是什麼，只這樣答說：“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約一件。我立刻會電達西安行在，等奉到電旨，立即知照。”
說完，將文件隨手交給陳夔龍，然後拱拱手告辭。
十一國公使只是站起身來，便算答禮，賓客辭出，連送都不送一送。奕劻的臉色當然就很難看了。
“你看，端王迷信拳匪，闖這麼一場大禍！”
陳夔龍知道慶王有受辱之感，心想：這也未免太看不開，想不透了！城下之盟，受辱理所當然，如果受辱而不能負重，則為兩失。應該勸勸他，不必生此閒氣，養養精神在會議桌上極力一爭，才是正經。
念頭還不曾轉完，慶王又發話了：“我為國受辱，無話可說。你們倆趕緊回賢良寺，跟李中堂去報告，會銜的電奏，今天一定要發出。電稿不必送給我看了，發電以後，抄個稿子給我好了。”
陳夔龍答應著，目送慶王上了轎，回頭去找那桐，一見不覺吃驚！那桐面色發青，身子顫抖，頗有支持不住的樣子。
“琴軒！”他問：“你怎麼了？”
原來西班牙公使館中，生得極旺的火爐，洋人本來穿得少，室內又照例卸去厚呢外套，爐火雖旺不礙。那桐穿的是大毛出鋒的袍子，外罩貂褂，禮節所關，不能脫卸，以致為爐火逼得汗出如漿，出來朔風撲面，毛孔一閉，就此受病，已是寒熱大作了。
陳夔龍無奈，只能派人將那桐送回家，一個人到賢良寺去辦事。接待的是他的會試同年，以道員而在李鴻章幕府的楊士驤。
“中堂不能見客。”
“那怎麼辦？”陳夔龍叫著楊士驤的別號說：“蓮府，勞你駕，把和約大綱送進去，讓中堂先過一過目，再請示方略。”
“中堂這時候沉沉昏睡，就叫醒了，也未見得能看得下去。依我說，不如請你先擬個電稿，呈中堂閱定即發，來得便捷。”
“茲事體大！”陳夔龍大感躊躇，“沒有中堂的指示，我實在不便擅擬。”
“事機迅急，間不容髮，這個電報，今天不辦，萬難推到明天。老年兄，試問你不敢擬，還有誰敢擬？來，來，馬上動手吧！”
楊士驤親自為他照料筆硯，鋪紙磨墨，硬捺著他在書桌前面坐下，陳夔龍握筆在手，久久不能著一字。
其實，李鴻章之不願陪奕劻一起到西班牙公使館，以及此刻之不願見陳夔龍，都是有意做作，為的是和議成後，必受清議攻擊，甚至朝廷過河拔橋，反而有所追究，那時便好以病勢正劇，思慮難免不周，作個卸責的餘地。此時見陳夔龍挑不下這副千斤重擔，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於是李鴻章命他的幼子李經邁出來說：“家君昨天說過，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筆。”
陳夔龍的疑難立解。不用重筆，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許，便即笑道：“用重筆，只好請出宗廟社稷，才能壓倒一切！”
於是，陳夔龍以“西安軍機處”開頭，先敘奕劻與十一國公使會晤的經過，次錄和約大綱華文全文十二款，最後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國國家允從，並適各國之意，各本大臣難許有撤退京畿一帶駐紮兵隊之望”的話，所以秦請允准和約大綱，就從這段話上發端，“請出宗廟社稷”，說是：“臣等查條款末段所稱，詞意決絕，不容辯論。宗社陵寢，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詞，即將決裂，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惟有籲懇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斷，電示遵行，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復電是“敬念宗廟社稷，關係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過其中利害輕重，仍責望奕劻、李鴻章“設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資補救”。看語氣是完全照準了。
誰知西安將和約大綱十二條分電重要督撫以後，張之洞接二連三提出意見，首先指出第五款內“製造軍火之材料”，不准運入中國，則永無禦侮之具，各省的製造局及槍砲局亦必無事可辦，均須停閉，所以這一句必須刪去。
第二個電報是對第七、八、九三款有異議，認為大沽撤砲台，使館駐護兵，津沽設兵卡，則“使館永遠安寧，而中國變成門戶之防全撤，不容自衛，是朝廷永遠危險，似欠平允。”須兩全權大臣，“於此節務商善法”。
再有一個電報，說條款前言內“京師各使館被官兵與義和團匪勾通，遵奉內廷諭旨，圍困攻擊”這段話中的“遵奉內廷諭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難測，必須刪去，此事“萬分緊要”。
緊接著又來了第四個電報，說第二款內，“日後指出，一律嚴懲等語，日後二字，甚屬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別重輕辦理，若不划清界限，後患無窮”，應將此二字刪去。
這四個電報中的建議，朝廷無不照轉兩全權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諭旨”，很明顯地是為了保護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縱容義和團的責任，朝廷更為認真，責成奕劻、李鴻章“據此力為辯論，總以刪除為妥！”
在李鴻章看，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體諒當事者處境的艱難，只為了討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詞，形成掣肘，可惡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鴻章，親自口授復奏，將張之洞痛駁了一頓。幕府中錄稿呈閱，李鴻章的餘怒不已，提筆加了幾句：“不料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蓋局外論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緒六年庚辰，這一年慈禧太后為了守午門的護軍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監，鬧出軒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殺護軍不可，後來是“翰林四諫”之一的陳寶箴主稿，與張之洞聯名奏諫，居然為慈禧太后所嘉納。張之洞亦由此得承簾捲，而有今日。
所以李鴻章親筆所添的這幾句話，不止於渺視後生之意，亦是在諷刺張之洞只善於以文字逢迎。當然，“局外論事易”
五個字，亦隱隱然有指責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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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朝廷常有嚴旨，督促盡力補救，但和約大綱既經允准，則和局必不致決裂，是李鴻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國公使鑑於中國政府已有初步的誠意表現，敵視的態度亦大見緩和，賢良寺漸漸熱鬧，有李鴻章當日在京，經常與外賓酬酢往還的盛況了。
這天兩國公使同時相訪。一個是日本新任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一個是意大利公使薩爾瓦葛。遇到這種情形，要分交情深淺，交情淺的比較客氣，應該先見。小村壽太郎在甲午年間曾署理公使，與李鴻章是舊識，但這一次重新使華，還是頭一回來拜訪，似乎又不能不先見，但薩爾瓦葛是預先約好了的，如果先見日使，於理不合。左右為難之下，只有一法處置，同時接見。
兩國公使都是有所為而來的，但有事只可密談，當著另一國的公使，彼此皆有顧忌，便只好談些不著邊際的外交詞令了。
不過，利害相同，立場一致的事，還是可以談的。十二條和約大綱中，牽涉到實際利益的幾款，各有各的想法，而嚴懲禍首這一款，眾議僉同，因而成了此時的話題。
“各國的意見，禍首的前三名是：載漪、董福祥、載勳。”薩爾瓦葛以一種困惑的神情說，“何以中國政府對這三個人，不下令處死？實在不能了解其中的道理。”
“懿親是不處死的。”李鴻章答說：“這在各君主國家亦不乏先例。”
“那麼，董福祥呢？”
李鴻章笑笑答說：“小村先生對於中國的情形比較了解，想來同情中國政府的處境。能不能為中國政府作個解釋？”
“我剛到中國，對於義和團鬧事，演變成這樣嚴重的大禍，究竟原因何在，還未深入研究。至於董福祥，我對他略有所知。”小村壽太郎直接以英語向薩爾瓦葛說：“此人是個土匪將軍。在中國西北一帶，有相當的號召力，現在他手裡還握有重兵，如果壓力太大，他會起兵作亂。我以為各國對這一點，應該體諒中國政府的苦衷，不必過於堅持。”
“這一層苦衷，當然可以諒解。不過，中國政府的藉口似乎太多。”薩爾瓦葛緊接著問李鴻章：“我想問一個人。徐侍郎，亦就是現在為日本軍隊所拘禁的徐侍郎，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鴻章脫口相答。
為什麼不好呢？李鴻章有解釋：七月初三殺許景澄、袁昶，是他監斬，七月十七殺徐用儀，也是他監斬。最可惡的是，徐承煜還曾逼他父親自盡，這樣的人，在中國稱之為“梟獍”。
“還有一位，”小村壽太郎問說：“與徐侍郎一起被拘禁的啟尚書，為人如何？”
“他是大學士徐桐的門生，很得老師的賞識。為人如何，可想而知。不過，”李鴻章說了句公道話：“此人的私德還不差。”
就因為這一句話，啟秀得以暫脫縲紲。原來他以老母病歿，曾向日軍司令山口素臣請假十日治喪，未獲允准。這件事是小村所知道的，此刻聽了李鴻章的話，回去便通知山口，不妨準啟秀的假。
十日期滿，啟秀自行報到，言而有信，為日軍另眼相看了。見此光景，徐承煜援例以為父治喪為名，請假十日。山口因為從小村口中已得知徐承煜是“梟獍”，斷然拒絕，不管他如何“據理力爭”，始終不考慮他的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