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中得到馬尾開戰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僅憑李鴻章一電，語焉不詳，情況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師失利，固在意中，但法軍是否大舉登陸，船廠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這些疑問得不到一個確實的解答，便有無從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電沿海各省，見有法國兵艦進口，立即轟擊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總理衙門分頭詢問馬尾之戰的詳細情況。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說法不一，有的說我軍大敗，有的說先敗後勝，有的說互有勝負，有的說孤拔陣亡。當然，最應該重視的是張佩綸“自請逮治”的電報。總理衙門一接到，立刻轉送醇王，頭一起召見，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臉色，在憔悴之中顯得堅毅悲憤，靜靜地看完電報，輕輕地說了句：“非決戰不可了！”
“法國欺我太甚，決無坐視他們長驅直入之理。”醇王說道：“水師不敵，陸路實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挺得住，一方面重用劉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趕快進京，足可牽制法軍。為今之計，先要請懿旨，下一個明發，振作士氣民心。以我中國之大，土地之廣，人口之眾，如果激於義憤，同仇敵愾，上下一心，決沒有不能打敗法國人的道理。”
“我中國壞的就是人心不齊。不過也不能怪大家，朝廷雖早已拿定了大主意，辦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像處處顯得情屈理虧，不敢跟法國決裂似的。這一來，外面當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難免遲疑退縮。”慈禧太后冷笑著說，“總理衙門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個主意，自己沒有定見，人家當然得寸進尺，步步逼了過來。咱們的洋務實在沒有辦好！”
“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總理衙門以來，就沒有振過國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擊恭王，“其實，洋務如果責成李鴻章辦理，倒還省事。”
“這話，眼前先不必去說它。如今既然決戰，籌兵籌餉，該有個打算。”
“是！”這一層，醇王當然有過打算，“與法開仗，重在陸路，福建軍務，仍舊非起用老成宿將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熟，臣覺得不妨讓他到那裡去督師。”
“左宗棠年紀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嗎？”
“這無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鎮。另外當然要派人幫他，漕運總督楊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舊部，可以派他幫辦福建軍務，督勇援閩。”
“當然。”慈禧太后點點頭，“要派左宗棠到福建，當然得派楊昌濬去幫他。此外，鮑超、楊岳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開戰，兵餉兩事，頭緒很多，請皇太后飭下軍機，與臣會商詳奏。”
戰守大計可以憑慈禧太后一言而決，如何戰、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籌劃。親貴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鴻章，自會向他們請教諮詢，斟酌盡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話卻不能不說。
“何璟在福建七年，砲台也修了不少，何以這麼不經打？張佩綸也很能幹，何以一開仗就敗成這個樣子？雖說輪船、大砲不及人家，如果謹慎小心，也不見就能讓法國人佔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還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時候，不便查辦。不過，喪師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紀綱，更不能不顧。該怎麼辦才合適，你們也得拿個辦法出來。”
“是！”醇王答道，“大敵當前，自然以收攬民心，合力禦侮為頂要緊的事。至於疆臣守土，責有攸歸，等馬尾開仗的情形，有了詳細奏報，必得要論是非、定功罪。朝廷紀綱所繫，臣斷斷不敢徇私，不過眼前務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暫置不問。”
“我原是這個意思，只要你記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說，“你下去趕緊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遞牌子。”
醇王退出養心殿，立刻派侍衛分頭通知，到適園聚會。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個人：禮王、奕劻、孫毓汶、許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問道，“他不來怎麼行？”
“左侯兩天未到軍機了。”孫毓汶答道：“我派蘇拉去請，左侯說是'在家聽參'。”
“聽參！”醇王詫異，“誰參他？為什麼？”
“延樹南上了個折子。萬壽節那天，左侯沒有隨班行禮，延樹南上折糾參，奉旨：左宗棠交部議處。”
“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國事糟到如此，還講這些虛文小節？書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為此小事鬧脾氣，落個不識大體的批評，何必？”
“這倒也不能怪左侯。”許庚身比較公正坦率，說話不像孫毓汶那樣暗含著陰損的意味，“他沒有隨班行禮，自然是失儀，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壯年戎馬，腰腳受損，老來不能跪拜如儀，平心而論，亦有可原。延樹南借題發揮，說他驕蹇，甚至斥之為'蔑禮不臣'，持論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識大體。王爺請想想，以左侯的功勳，說他'蔑禮不臣'，不就說他恃功而驕，要造反了嗎？這話在雍乾年間，非同小可，就拿今天來說，若是認實了'蔑禮不臣'這句話，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處置，律有明文，請問王爺，是摘他的腦袋，還是充他的軍？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職，能這麼辦嗎？不能這麼辦，就變成紀綱失墜，所以說來說去，他這個折子，只顧自己逞快，實在是讓朝廷為難。”
“星叔的議論很公平。”醇王說道，“如今得想個法子，替此老平氣。我今天已面奏了，仍舊要請他到福建督師，倘或以此芥蒂，託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駁延樹南這個折子很難。因為……。”
因為延煦官居禮部尚書，大臣失儀，據實糾參，是他禮臣分內之事，即令措詞失當，旁人亦很難說話。孫毓汶解釋了原因，卻又下了一個轉語，認為只有一個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資格糾正延煦。這個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說話，我一定說。”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爺掌宗人府，亂出些花樣，叫人受不了，當時我忍不住上了個折子，上頭還說我措詞太偏激。不妨引用這段故事，為左季高說兩句公道話。星叔，就煩您動筆。還有，宣戰的旨稿，不知道帶來了沒來？”
“帶來了！”
許庚身將一份底稿交了出來，退到一邊去為醇王擬折，先找來一份邸抄，細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構思，提筆寫道：
“內閣奉上諭：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萬壽聖節行禮，左宗棠秩居文職首列，並不隨班行禮叩拜，據實糾參一折，左宗棠著交部議處。欽此。臣初以為糾彈失儀，事所常有，昨閱發下各封奏，始見延煦原折，其飾詞傾軋，殊屬荒謬。
竊思延煦有糾儀之職，左宗棠有失儀之愆，該尚書若照常就事論事，誰日不宜？乃藉端訾毀，竟沒其數十年戰陣勳勞，並詆其不由進士出身，甚至斥為蔑禮不臣，肆口妄陳，任情顛倒。此時皇太后垂簾聽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無不在洞燭之中，自不能為所搖動，特恐將來親政之始，諸未深悉，此風一開，流弊滋大。臣奕譞於同治年間，條陳宗人府值班新章，雖蒙俞允所請，仍因措詞過當，奉旨申飭，今延煦之疏，較臣當日之冒昧不合，似猶過之。謹恭折陳奏。 ”
寫完遞給醇王，他認為措詞得體，深為滿意。隨即交代謄正呈遞。然後繼續推敲那道宣戰詔書的文字。
這道詔書，乃是“曉諭天下臣民”，面面連篇累牘，指責法國無理，一直敘到馬尾之敗，申明不能不宣戰的苦衷，說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特揭其無理情節，佈告天下。”接下來便是激勵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奮勇立功。其中特別提到劉永福：“該員本系中國之人，即可入為我用，著以提督記名簡故，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所佔越南各城，迅圖恢復。”
此外，照例聲明“通商各國，與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諄諄叮囑，務必保護，而以“當體朝廷保全大局至意”這句話作結，暗示名為宣戰，其實仍有談和的餘地。
宣戰詔書中值得推敲之處還多，但調兵遣將，猶有許多大事要籌劃，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這時候，陸續又已送來好些軍報，大都由北洋轉遞，其中最要緊的兩件，一件是張佩綸打給李鴻章的電報，說“砲台一路洗平，閩必不守，綸必不歸”，表示與福州共存亡的決心，李鴻章加了一句話：
“徒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電報，他從洋人那裡打聽到一個相當可靠的信息，孤拔“擬率船往他處，聞志在北洋。”這兩個電報合在一起來看，令人無從判斷，法軍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據地為質”來勒索兵費，還是大舉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論如何，福州勢急，北洋勢緩，目前當然救急為先。醇王對於張佩綸的“綸必不歸”那句話，頗感欣慰，認為有此必死的決心，則誘敵登岸，深入內地，可以相機聚殲，即令起初仍舊受挫，亦無大礙，只要援軍接得上，終可反敗為勝。
軍務部署只有許庚身最熟悉，當時提出建議，一面起用鮑超，儘速召集舊部，添募新兵，由四川總督丁寶楨負責籌餉徵船，送鮑超所部，自大江東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幫辦廣東軍務的張樹聲星夜援閩。同時電飭兩江總督曾國荃，不論在那一項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萬銀子，解交福建，作為援閩客軍的軍餉。
談到這裡，已經過午，醇王又匆匆趕到宮中，“遞牌子”請見慈禧太后。當天便有兩道“明發”，一道是宣戰詔旨，另一道是準了醇王的奏，將延煦“交部議處”，有了這道上諭，對左宗棠才有交代。這天夜裡由許庚身銜命親訪，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則受不了孫敏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閒氣，再則亦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一口答應：“到福建去打法國鬼子。”
宣戰詔書不但見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報》，已經全文發布，通國皆知，可是並沒有激起什麼同仇敵愾的義憤，只惹起清議的紛紛指責。
第一個受指責的是張蔭桓。他以佐雜出身而能置身於樞要之地的總理衙門，本就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視，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頗露鋒芒，因而與同官又不和睦。當然，最令衛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與李鴻章互為表裡，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檜、賈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還罷了，誰知千迴百折，一再委屈，結果仍招來法軍的“暗算”，馬尾一仗，師船全毀。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誤了辰光，趁法軍援師未東來之前，毅然決戰，則先下手為強，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張蔭桓成了眾矢之的。此外久辦洋務的周家楣、李鳳苞、馬建忠、盛宣懷，亦無不令人切齒，意想不到的是，閻敬銘亦大受其謗，因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雖然老病侵尋，請假已久，卻仍有人不放過他。
彈劾張蔭桓的人很多，有一個是內閣學士徐致靖，他中進士是抄了張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卻罵張蔭桓是“洋廝”之後。另外一個是山東曲阜的孔憲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參張蔭桓私自寫信給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國如索少許賠款，不妨允許為洩漏朝旨。慈禧太后聽得有人提到對法賠款，就會冒火，因而令飭總理衙門“明白回奏”。
復奏說致上海道的電信，是公同商辦，並非私函。這一下使得本來就對總理大臣大半不滿的慈禧太后，越發生氣，除去當時請病假及出差的閻敬銘等人以外，其餘連奕劻在內，共有九個人，一起交部議處。
就在這時候，有個山東籍的御史吳峋，上折嚴劾閻敬銘，說他“執拗剛愎，怙過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對閻敬銘都很敬重，所以吳峋反受申飭。但總理衙門其餘的大臣，就沒有閻敬銘那麼好的運氣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換了六個。事由張蔭桓而起，受連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門生周德潤，在總理大臣中幾乎只有他一個人是主戰的，結果也跟主和派一樣，退出總理衙門，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還多。第一件是福州軍務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學士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穆圖善和楊昌濬為幫辦軍務，何如璋內召，這都還在意中，奇的是以張佩綸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鄧承修充當總理大臣。這位號稱“鐵漢”的言官，一向以搏擊為能，從不曾聽說他懂洋務，而居然會入值總理衙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於是有好事的人去打聽，才知道他這個總理大臣是由一個奏摺上來的。這個折子中大談方略，共陳三策，他認為法國所恃者，不過越南，如果師分三路攻越，法國自救不暇，就決沒有力量再侵擾福建、台灣。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敵至則戰，敵退不追，雖然師老餉糜，但我軍如此，法軍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虧。至於顧慮道路阻隔，糧餉不繼而不敢言戰，則非但不是下策，簡直可說是“無策”。
這套話，在慈禧太后覺得非常動聽，特意問到醇王。醇王已經到了六神無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說好，不敢駁回，亦不知道如何駁回。因而承旨派鄧承修入值總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為指授方略的根據。
不過整個局勢仍是混沌的，法國軍艦雖已退出閩江口，但動向不明。據說法國政府與孤拔的意見不一，孤拔極力主張北進，先佔芝罘，再佔威海衛和旅順，直接向北洋挑戰，而法國政府不願擴大戰事，尤其不願意使李鴻章為難。這就是朝廷對李鴻章不但沒有絲毫責備，而且繼張之洞和曾國荃真除以後，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閻敬銘不曾被參倒，主和的李鴻章恩眷益隆，而主戰的周德潤卻退出了總理衙門，這些令人迷惑的舉措，顯得慈禧太后似乎並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而醇王似乎對開戰也沒有可以致勝的把握。
於是美國公使楊約翰，第四次出面調處中法糾紛，中國方面的交涉對像是李鴻章。
距馬尾之戰，已將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談到了馬尾之戰。
於是一百多京官在會館集議，連上兩個公呈，第一個痛擊何璟和張兆棟，第二個專為張佩綸而發，由籍隸福建長樂的翰林院編修潘炳年領銜，請都察院代呈。
軍機處自然早有消息，為了平息公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諭：
“閩浙總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於防守事宜，漫無處置，臨時又未能速籌援救，著先行革職。福建巡撫張兆棟，株守省城，一籌莫展，著交部嚴加議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