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冊封，是在順治十八年，承認前一年九月自稱國王的黎維祺為“安南國王”。到了嘉慶八年，改安南為越南，國王阮福映，年號嘉隆，越南人民稱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統一越南“三圻”時，曾經委託天主教神父，請求法國援助，與法王路易十六，訂立條約，願割土作為酬謝，後來法援未到，條約當然不須履行，但法國的勢力卻就此伸入越南了。
從嘉隆皇帝以後，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歡法國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豐年間，越南也像中國一樣，常鬧教案。英法聯軍侵華的那幾年，法國海軍附帶在越南攻城略地，於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國訂立了條約，賠款割地之外，另有專條：越南政府承諾，此後不以領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讓給法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
法國得寸進尺，五年以後吞併了整個南圻，而心猶未足，還打算攘奪北圻，僅留下中圻給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藉故攻陷河內，越南政府派出一員名將抵禦法軍。這員名將叫劉永福，是中國人。
劉永福本名業，字淵亭，原籍廣東欽州，落籍廣西上思。早年跟過“洪楊”，洪楊失敗，餘眾四散，其中有個叫吳鯤的，領餘眾數千，進入越南，劉永福就在他部下。吳鯤一死，劉永福帶了兩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樹一幟，旗幟用黑布所製，號為“黑旗軍”。
劉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壯豪邁，善撫部屬，而且善於術數，多謀能斷，在北圻披荊斬棘，招兵買馬，勢力日漸雄厚，越南國王阮弘住特加招撫，傳說還招了他做駙馬，頗為倚重。這時受命禦法，在河內西門外遭遇，法將安鄴不敵而退，退到城門附近，為劉永福的先鋒吳鳳典趕到，一刀砍掉了腦袋。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鄴一死，法國反倒慎重了，派文官辦理善後，展開交涉，因為中國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因而法國和越南訂立了新約。
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貢訂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條約，重要的條款是：第一、法國承認越南為獨立國；第二、定河內等城為商埠；第三、開放紅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內，法國有自由航行之權：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務，由法國監督，不得與他國有聯屬關係。這完全是為了排斥中國，而朝廷因為台灣番社事件，對日交涉正吃緊的當兒，無暇四顧，只下了一道密旨給廣西巡撫劉長佑，“固守邊圍”而已。
不過，越南迫於法國的城下之盟，並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舊向中國上表進貢，一方面重用劉永福，授官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務繁盛之地的保勝，設局抽稅，以助軍餉。
這在法國，自然將劉永福視作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只是三番兩次用兵，劉永福屹然不搖。同時，中國由於言路的呼籲，朝廷亦漸漸重視越局，明的是由駐法公使曾紀澤照會法國政府，不承認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條約，暗的是密諭雲南、廣西派兵支援劉永福。這樣到了光緒七年年底，由於曾紀澤的電報，說法國謀佔越南北境，並擬通商雲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總理衙門奏請降旨，派李鴻章、左宗棠、劉長佑、劉坤一、張樹聲會商辦理。
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鴻章，都是主戰的，言路自然更為激昂，甚至駐法公使曾紀澤亦主張對法國採取強硬態度。但是談洋務也好、談海防也好，恭王總是尊重李鴻章的意見，所以對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這樣到了三月初，李鴻章丁憂，不奉奪情之詔，而就在這時候法國在越南有了舉動，法國海軍上校李威利，率領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隊伍，攻占了河內。
於是照例交涉與備戰雙管齊下，但不等曾紀澤向法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和要求，法軍先已將河內交還越南，前後一共佔領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見得法國居心叵測，推測緣故，或者是藉此向越南示好，進一步又有修約的要求，而修約的目的，是為了驅逐劉永福，向中國要求通商雲南。因此，主戰的議論，又復甚囂塵上，而朝廷的舉指，也是朝不惜決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調動西南疆臣，曾國荃復起，署理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劉長佑年紀大，鴉片煙癮亦大，被免了職，調陰鷙沈毅，有霸才之稱的福建巡撫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雲南藩司。同時不准李鴻章回籍服三年之喪，只准假百日後，仍回天津駐紮，督率所部各營，認真訓練，並署理通商事務大臣。
當然，清流對此大事，是不會不講話的，張佩綸與陳寶琛聯名上了一個折子：“存越固邊，宜籌遠略”，共建兩策，一策是“命重臣臨邊”，用以“鎮撫諸國，鉤絡三邊”，或者可以嚇阻法國。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鴻章，擇一以欽差大臣駐紮兩廣，督辦法越事宜。
這一策之下，又有四個綱目，除“集水師”、“重陸路”的軍務以外，又主張“聯與國”，說德法世仇，應該聯德製法，而聯德之道，不妨向德國訂造鐵輪，多買槍砲。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聲東擊西，張佩綸和陳寶琛建議：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鴻章的北洋兩支大軍，假作全力對付日本，而另簡賢能，“秘寄以滇粵之事”，如彭玉麟、丁寶楨、張之洞都可膺選。如果說，以左宗棠或李鴻章，出鎮西南，象晉朝陶侃的移鎮廣州，唐朝的郭子儀備邊以服回紇，是重在威名懾敵。那麼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漢高祖識拔韓信，孫權重用陸遜那樣，名氣不大，敵人便不甚疑忌。
這樣的部署，可使法國錯認為中國對越南局勢，不甚在意，然後乘其不備，水陸大舉，進兵越南，包圍法軍。相持日久，法軍力不能支，“外懼德人，內耗兵餉”，只要稍微許法國一點好處，一定可以和得下來。萬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還在，可以讓他們出面轉圜談和，對國體亦無大損。
雖是紙上談兵，倒也頭頭是道。奏摺中還力保廣西、雲南兩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廣西藩司叫徐延旭，山東臨清人，咸豐十年中了進士，就放到廣西當知縣，號稱知兵。
過了半個月，山西巡撫張之洞，也上了一個密摺作桴鼓之應，認為宜籌兵遣使，先發預防，建議派李鴻章坐鎮兩廣，籌劃一切，同時保舉一批京外文武人才，總計三十九人之多，第一個就是張佩綸。
這就是李鴻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國是主張。因為主戰，所以推重左、李，其實左宗棠還是陪筆，所真正重視的是李鴻章。但是，李鴻章對和戰大計，卻不肯輕易發言，要看內外情勢而定，交卸事畢，五月裡回合肥老家奔喪去了。
不久，朝鮮京城發生兵變，攻占王宮，襲擊日本公使館，大院君李星應稱“國太公”，自行專政。日本決定以武力處理，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處置明快，直接打電報給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張樹聲，認為中國亦應當立即“派兵船前往觀變”。於是張樹聲跟總理衙門議定，派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統領北洋水師記名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領兵到朝鮮平亂。南疆多事，東鄰生變，恭王憂勞交並，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當云南報銷案初起，憂心忡忡，自顧不暇，只有寶鋆和李鴻藻應付艱鉅，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這時候，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崧上了一個說帖，李鴻藻一見大喜。跟張佩綸一談，唐景崧條陳的辦法，正就是張佩綸所說的“奇兵”。
於是說動了恭王與寶鋆，決意採納，囑咐唐景崧將說帖代為奏摺，由李鴻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廣西灌陽人，對越南情勢，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貢使，詳細談過，所以這個折子在慈禧太后看來是“內行話”。
唐景崧說“救越南有至便之計”，就是重用劉永福。此人的名字，這幾個月來，慈禧太后已經聽多了，但問到他的生平，沒有人能說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談劉永福，格外注意，只見寫的是：
“劉永福少年不軌，據越南保勝，軍號'黑旗'。越南撫以御法，屢戰皆捷，斬其渠魁，該國授以副提督職，不就，仍據保勝，收稅養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則用之，緩則置之，而劉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歲旋粵謁官，則用四品頂戴，乃昔疆吏羈縻而權給之，未見明文，近於苟且，且越人嘗竊竊疑之，故督臣劉長佑有請密諭該國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維劉永福者，敵人憚懾，疆吏薦揚，其部下亦皆驍勇善戰之材，既為我中國人，何可使沉淪異域？觀其膺越職而服華裝，知其不忘中國，並有仰慕名器之心；聞其屢欲歸誠，無路得達。若明畀以官職，或權給其銜翎，自必奮興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獎勵，俟事平再量績施恩。若輩生長蠻荒，望閶闔為天上，受寵若驚，決其願效馳驅，不敢負德。
惟文牘行知，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機引導而後操縱得宜。可否仰懇聖明，遣員前往，面為宣示，即與密籌卻敵機宜，並隨時隨事，開導該國君臣，釋其嫌疑，繼以糧餉。劉永福志堅力足，非獨該國之爪牙，亦即我邊僥之干城也。 ”
唐景崧所謂“發一乘之使，勝於設萬夫之防”，有這樣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動，但這“一乘之使”，難得其選。再看下去，不覺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願意自告奮勇，那就再好不過了。
於是第二天召見軍機，她首先就談到這件事：“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難得！他是那一年的進士？”
“他是崇綺一榜的翰林。”寶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門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問：“怎麼到現在還是吏部候補主事？”
這話就很難說了，說了是揭唐景崧的短處，但亦不得不說，“唐景崧散館，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員，平日為人不拘小節，所以官運不好。”寶鋆接著又說，“像他這樣的人，遇到機會，倒是能辦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說得有點道理。劉永福是一定要收為我們中國所用的，唐景崧自願跟劉永福去接頭，你們看怎麼樣？”
“唐景崧來見過臣幾次，他不願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辦理，這完全出於忠勇報國之忱。”李鴻藻又說：“臣的意思，擬請旨將唐景崧發往雲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請懿旨辦理。”
“只要他真能辦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過，這一來，見了明發上諭，辦事不是就不能守機密了嗎？”
於是決定將唐景崧發往雲南，交新任雲貴總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時有密諭寄交岑毓英，說明原委，責成他協助唐景崧，相機入越聯絡劉永福。
這時李鴻章百日假滿，已在朝旨一再催促之下，由合肥回到天津，由朝鮮內亂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由越南引起的中法交涉，都要聽他的意見。李鴻章認為備戰議和，只能顧到一面，兩面為敵，力所不逮，同時他亦不相信劉永福能有什麼大作為，徒然拖累官軍，陷入不了之局，所以對越事主和。因此，唐景崧的行期，也就緩了下來。
其時法國的駐華公使寶海，了解中國已決定了暗中支持劉永福牽制法軍的策略。這個策略可進可退，可收可放，可大可小，而法軍勞師遠征，緩急之際，調度相當困難，是處在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見機而作，特地由上海到天津，跟李鴻章會談，表示先不談對越南的宗主權與保護權，不妨僅商邊界與通商。
李鴻章是一向不反對通商的，邊界分劃亦不妨慢慢談判，所以很快地跟寶海達成了初步協議：中國撤退在北圻的軍隊，法國不侵犯越南的主權，中法兩國共保越南獨立，中國准許法國經由紅河跟雲南通商。
協議的內容，分別請示本國政府。中國方面，毫無異議，法國方面的態度卻頗為曖昧，據說法國海軍對寶海與李鴻章的交涉頗為不滿，決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的政局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新任內閣總理茹費理和外交部長沙美拉庫，不但推翻了成議，而且就像中國當年崇厚使俄辱國那樣，將寶海撤任，作為懲罰。
於是整個局勢又變成劍拔弩張了。一方面是越南的刑部尚書，到天津訪昭李鴻章乞援，一方面是雲南藩司唐炯出鎮南關部署防務。這時，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會見越南“統督軍務大臣，東閣大學士”黃佐炎。他是越南的駙馬，但統馭無方，隱匿了劉永福的戰功，所以彼此不和。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替他們化解嫌隙。
由於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劉永福，將他的黑旗軍由保勝調駐山西前線。接著唐景崧跟劉永福見了面，促膝深談，為他籌劃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勸劉永福據保勝十州，傳撤而定北圻各省，然後請命中國，假以名號。這是成王稱霸之業，劉永福自陳力薄不勝，願聞中策。
“中策是提全師進擊河內法軍，中國一定助以兵餉，可成大功。”唐景崧接著又說：“如果坐守保勝，事敗而投中國，則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取。”劉永福慨然答道：“我聽唐先生的中策。”
於是劉永福秘密進鎮南關，與雲南提督黃桂蘭取得了聯繫。同時，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李鴻藻，朝旨發十萬兩銀子犒賞黑旗軍，劉永福亦捐了個游擊的銜頭，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
等回到越南，劉永福率領他的黑旗軍，進駐河內省所屬的懷德府，而法軍在海軍上校李威利指揮之下，已連陷河陽、廣安、寧平等省，進逼黑旗軍，形成短兵相接之勢。
劉永福此時真是豪氣如虹，不等法軍有所動作，先下戰書，約期十日以後開戰。這是四月初三的事，十天以後便是四月十三。到了那天，黑旗軍果然展開攻擊，在懷德府的紙橋地方，與法軍遭遇，劉永福一馬當先，麾軍猛擊，陣斬李威利，法軍退入河內，憑城固守。唐景崧替劉永福以越南三宣總督的名義，寫了一道檄文，“佈告四海”。於是遠近響應，抗法的義師有二十餘萬人之多，越南國王封劉永福為“義良男爵”。
朝廷得此捷報，自然興奮。清議主戰，慷慨激昂，慈禧太后接納了李鴻藻的建議，依照清流一派早已申明的主張，下了一道上諭：
“前有旨，諭令李鴻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現聞法人在越，勢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蠶食不已，難以圖存。該國列在藩封，不能不為保護；且滇，粵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籬一撤，後患何可勝言？疊經諭令曾國荃等，妥籌備禦；惟此事操縱緩急，必須相機因應，亟須有威望素著，通達事變之大臣，前往籌辦，乃可振軍威而顧大局。三省防軍，進止亦得有所禀承，著派李鴻章迅速前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雲南防軍，均歸節制。應調何路兵勇前往，著該大臣妥籌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訓，李鴻章公忠體國，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馳前往，相度機宜，妥為籌辦。著將起程日期及籌辦情形，迅即奏聞，以紓廑系。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這時天津到上海的電報已通，“六百里”密諭，片刻即達。李鴻章回籍葬親，假滿北上，正路過上海，住在天后宮行轅，接到電旨，大吃一驚。上海消息靈通，法國因為李威利兵敗陣亡，舉國大憤，政府已派兵艦四艘，陸軍三千，增援越，預備大舉報復，同時提出了“北圻軍費預算”，據李鴻章得到的消息，說是不限數目。而他，深知滇粵邊境的防軍，有名無實，此番受命節制三省軍務，名義好聽，其實無拳無勇，貿然而去，一世勳名，豈不付之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