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兩條宗旨，一條按律定罪，一條加重，請惇王定奪。如今第一條行不通，自然是行第二條，竟無須乎再跟惇王請示了。”
這是理所必然，勢所必至的辦法，但張之萬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說：“我看，再琢磨琢磨，仍舊要請會辦諸公合議。”
越說越不對了，這樣明白的道理，竟還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張之萬但求長保祿位，只要不妨礙他的前程，盡可放手辦事。因而退了下來，亦不必再跟閻敬銘等人商議，徑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致應減二等的，都減了一等。
定讞以前，還有一道畫供的手續。薛允升分訪會辦各大臣，說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緣故，約定五月十九齊集刑部“過堂”，就請惇王到刑部商量復奏結案。
這天午正時分，會辦五大臣都已到齊，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經移去，一字並列五張太師椅，正待落座之際，有人匆匆來報，說是惇王駕到了。
原來約他未正議事，不想提前了一個時辰，是不是他也要參與過堂？在大清會典上，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的事例。不過這時沒有工夫去考查，只能先接了進來再說：
親王儀制尊貴，又是在衙門，自然依禮行事。張之萬與薛允升是本部堂官，在大門外站班，其餘的在二門站班。等惇王的轎子一抬進來，又趕到大堂階沿下，肅立相迎，停轎啟簾，只見惇王穿的是公服，一路跨出轎子，一路拱手，連聲說道：“少禮，少禮。”
照開國之初的規矩，一品大員見親王都是兩跪六叩首的大禮，以後禮數稍減，但也得磕頭。不過惇王賦性簡略，不喜歡鬧排場，所以照他的意思，五大臣都只是半跪請安。
“刑部我還是第一次來。”他四面看了一下問：“這就是陸炳的'錦衣衛大堂'嗎？”
惇王口中的“錦衣衛大堂”，大概是戲中的說法，但陸炳當過錦衣衛指揮，而刑部亦確是前明的錦衣衛，說得併不錯，所以張之萬答應一聲：“是！”
“那麼'鎮撫司'呢？在那兒？”
張之萬回身向西南、西北兩個方向一指：“就是如今的'南所'、'北所'。”
“北鎮撫司有楊椒山種的一棵槐樹，如今還在不在？我看看去！”說著，惇王就要舉步。
張之萬大吃一驚，又稱“南監”、“北監”的南北所，是暗無天日的地方，豈能讓親王入目？而且從恭王上年七月，一病至今，惇王頗有不甘於投閒置散的模樣，眼前為雲南報銷案，主張嚴辦，糾葛不清，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如果見了監獄中的種種不堪情狀，找上什麼麻煩，可就“吃不了，兜著走”了。
因此，只好硬攔，“回王爺的話，”他屈一膝說道：“刑獄是不祥之地。王爺金枝玉葉，萬不宜到這種地方。再說，楊椒山手植的那株老槐，早就不知道在那年枯死，當柴燒了。”
惇王倒不是發了惻隱之心，有卹囚之意，只為索性好奇，從來沒有見過監獄是什麼樣子，想開開眼界，既然張之萬這麼說，自不便堅持，便笑笑作罷。
然而張之萬仍舊在為難。過堂畫供，是不是請惇王參與呢？稍微多想一想，便知不符定制，決不可行。但不請他參與，又將他安置在何處？如果不是大堂正坐，便得請他到堂官聚會辦事之處的白雲亭去休息。無奈刑部地勢最低，連附近的都察院，大理寺常要鬧水，有名的“水淹三法司”。如今五月裡霪雨不絕，白雲亭“宛在水中央”，進出都用几案排成橋樑，又如何請惇王去坐？
就在他這躊躇之際，惇王已窺出端倪。喊一聲：“青翁！”
“是！之萬在。”張之萬很尊敬地回答。
“你們過堂。”他指著東面說，“我就在那兒坐一會，你不必張羅我，辦你的事。”
“這，這屈尊王爺了。”
“不要緊，不要緊！就當我觀審的老百姓好了。”
這句話，大家都聽了進去，也都有了戒心，看樣子惇王是特意來看過堂的，得要當心，別弄出什麼毛病，讓他抓住。
“丹翁，”張之萬低聲說道：“惇王在這裡，咱們不宜南面正坐吧？”
“這話倒也是。”
“我看這樣子，咱們分坐兩邊，中間空著。丹翁看這個章程，使得使不得？”
“妥當得很。”閻敬銘環視同列說道：“咱們就坐了吧！時候也不早了。”
於是又要謙讓一番，最後還是按科名先後分上下，閻敬銘居首，坐了東面第一位。
西面第一位是張之萬，然後是麟書、翁同和、薛允升，一一坐定。司官按名冊逐一傳提犯人到堂，按罪名輕重分先後，第一個是孫家穆，第二個是周瑞清，長跪閱供，伏在地上畫了花押，隨即押了下去，全案人犯一共二十多人，費了兩個鐘頭，方始完事。
接著，便請惇王居中正坐，擬議罪名，薛允升呈上一張單子，惇王接過來輕聲念道：
“己革戶部雲南司主事孫家穆在司主稿，宜如何潔己奉公，乃因核辦該省報銷，得受贓銀七千兩入己。雖據查明均係應銷之款，於法無枉，究屬貪婪不職。按：有祿人不枉法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罪應擬絞。現據該革員將贓完繳，若照一年限內全完例，減罪二等，未免輕縱，孫家穆應於完贓減等擬徒三年例上……。”
念到這裡，他停了下來，大聲問道：“怎麼死罪一減，減成三年徒刑嗎？”
“是！”薛允升答道：“死罪減一等，是流刑，流刑減一等徒刑。徒刑分五等，最少一年，最多三年。”
“那不太便宜他了？”
“是。”薛允昇說：“所以擬照應減二等，酌加一等，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不響，接著往下看：
“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雖無包攬報銷及分贓情事，惟以三品正卿，入直樞垣，輒敢商令龍繼棟向孫家穆說合，並由伊過付銀兩，實屬荒謬。受財人孫家穆業經於完贓減二等罪上，酌加一等擬流，周瑞清合依'說事過錢為首，受財人同科'例擬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將單子一放，用一種近乎負氣的聲音說：“不用再看了。我隻請問：案情牽涉很廣，是一案一案奏复，還是都敘在一個折子上？”
問到這話，該由與惇王一起奉派的翁同和答复，“想一起奏复。”他說，“應治罪諸人，當然用奏摺，此外用夾片。”
“用幾個夾片？”
“想用三個。”
“那三個？”
這樣一句接一句號釘著問，頗有咄咄逼人的模樣。翁同和不免感覺威脅，但他說話一向從容慣了的，所以表面上還聽不出來，平平靜靜地答道：“第一個是奏复洪良品參景廉、王文韶；第二個奏复陳啟泰參雲南督撫賄遣道府，蒙辦報銷；第三個，戶部、工部堂官，包括區區在內，均難辭失察之咎，應請交部議處。
惇王聽了又不響，亂眨著眼在思索，一堂寂然，空氣僵悶。好一會，才聽他問道：“崔尊彝來京里辦報銷，雲南督撫說是毫不知情，這話你們大家想想，說得通嗎？”
“說不通也沒有辦法了。”閻敬銘慢吞吞地說：“只有寄望以後切實整頓。”
“照這樣說起來，雲南督撫，難道一點兒罪過都沒有？那豈不太不成話了。”
罪過是有的。 ”翁同和答道：“不過是'公罪'。 ”
大清律規定，居官雖犯錯誤，不涉於私，叫做“公罪”。應交吏部議處，與刑部無關。所以薛允升接著說道：“雲南督撫的公罪，共有兩項：第一、崔尊彝所動用的是捐局'平餘'，這跟州縣錢糧的'火耗'一樣，照例不入官庫，但究系公款，而且動用至十餘萬兩之多，該省督撫，不應漫無稽考。其次，崔尊彝劣跡昭彰，而該省督撫拿他保列'卓異'，送部引見，難免失察之咎。”
“卓異？”惇王縱聲大笑，“雲南出這樣子的卓異官兒，難怪滇越邊境多事了！”
這是他題外的牢騷，沒有人答他的腔。薛允升將話題拉了回來，他說：“此案在王爺亦只能請旨交部議處。”
這句話很有分量，大家都暗暗佩服。惇王等於無形中碰了個軟釘子，只好放過雲南督撫，提到他念茲在茲的景廉和王文韶，特別是王文韶。
“那沒有下落的三萬多銀子呢？”
又提到這話，會辦五大臣無不頭痛，面面相覷，無人答話。
“還有，”惇王似乎突然想起：“那，那三萬兩呢？”
跟孫家穆約定的數目是八萬兩，付過五萬，待付三萬，惇王所指的就是這三萬兩，“那是公款，還存在順天祥。”張之萬答道：“等結案以後，自然責成順天祥繳庫。”
“這就想不通了。既說是八萬，何以付了五萬就准奏銷了？”惇王問道：“存著那三萬幹嗎？難道孫家穆怕銀子燙手，竟不敢要？”
就案情而言，這是最講不通的一點。翁同和卻有個說法：“大概是怕丹翁清正，趕快結案要緊，那三萬兩就顧不得要了。”
“承獎，承獎！”閻敬銘拱手答道：“這是不虞之譽。”
“哼！”惇王冷笑，“只怕不是孫家穆不敢要吧？”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是說這三萬兩銀子，原是留著送景廉和王文韶的，只為陳啟泰一奏，平地掀起波瀾，景、王二人就不敢要這筆錢了。
事涉曖昧，無法深論，麟書便說：“回王爺的話，案子辦到這步田地，也就差不多了。別的不說，起碼贓款就追出來上十萬，公家損失也有限。而況，這筆贓款，也原不該入官庫的。”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無非準理衡情，勸惇王不必堅持，又說法國正在越南用兵，滇越邊境吃緊，慈禧太后宵旰憂勞，不宜再拿這一案上煩廑憂，宜乎早早結案，好齊心合力對付外患。
惇王再能幹也對付不了五個人，而且他的理路亦不十分清楚，詞令則更非所長，只好無言告辭。
但從第二天起，惇王接連“遞牌子”請求召見。據宮里傳出來的消息：他向慈禧太后面奏，力主嚴辦，說會辦五大臣，有徇私情事。可是，當慈禧太后問到：應該如何嚴辦，徇私的事實證據何在？他卻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這樣到了第四天，傳諭召見雲南報銷案會辦五大臣，惇王當然也在內。依照預先的約定，五大臣中，發言不由軍機大臣翁同和，也不由刑部尚書張之萬，而是閻敬銘領頭奏复。
“案內，一個人不敢放鬆，案外，一個人不敢牽涉。”
閻敬銘這兩句話，慈禧太后大為欣賞：“原該無枉無縱，案外更不必牽涉。”她停了一下說：“這一案的罪名怎麼樣？”
於是閻敬銘掏出一張單子來，從孫家穆、周瑞清開始，將案內官員的罪名，逐一回奏。一聽有這麼多人牽涉在內，慈禧太后的神色變得沉重了。
“國家多故，皇帝還沒有成年。執法的人，敢於這樣子舞弊。你們是不是辦得太輕了呢？”慈禧太后又說：“惇親王！你有話，盡可以說。”
這似乎有點不測之威了，五大臣都有些困擾，唯獨惇王精神十足，大聲回奏：“潘祖蔭丁憂回南以前，就定下了'完贓減罪'的章程，私底下授意給大家，現在就是照潘祖蔭的章程定的罪。”
這是公開的指責，當然要答辯，而對付惇王，則翁同和曾有承諾，所以他義不容辭地代表大家發言。
“潘祖蔭已經去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使不去，亦不是潘某一個人所能主持全案的。”
“此案關乎風紀。”惇王的語氣很固執，“總須遵旨嚴辦。”
這句話中有了漏洞，翁同和針鋒相對地頂了過去：“迭次上諭，都指示秉公辦理，務期案情水落石出。至今為止，未降嚴旨。即有嚴旨，亦當依律例辦理，豈能畸輕畸重？律例者，祖宗的成法，國家的憲章。而且舊例似此案情原只減一等，嘉慶年間方始減二等，仰維仁廟聖意，豈肯姑息舞弊之人？為的是不枉法則情有可原而已。”
“枉法不枉法，怎麼分別。”慈禧太后問道：“翁同和你講來我聽。”
“是！”翁同和答道：“以報銷案來說，受了賄，不該銷的銷了，就是枉法，如果原來就是該銷的，雖然受了賄，於公事並無出入，就是不枉法。雲南報銷案，經戶部查核，不過所引成例彼此有出入，歸根結蒂來說，到底都是該銷的款子，自然不是枉法。”
這一說，慈禧太后釋然了。惇王卻又有話，他說：“如今是太后垂簾辦事，倘或輕縱了，將來皇上親政的時候，必有議論。”
這話說得很不得體，慈禧太后當然覺得逆耳，翁同和又一次抓住機會，反駁著說：“惇親王失言了！皇太后垂簾已久，事事秉公持正。就拿這一案來說，一再面諭：務須斟酌妥當。
將來怎麼會惹起議論？ ”
這才是持論得體，一方面有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一方面頌讚了慈禧太后的聖明。她深深頷首，“我亦並無從重治罪的意思。不過，”由於惇王在前兩次面奏時，一直忽視律例，所以她加重了語意說：“治國以法，總得要照律例。”
“回皇太后的話，”閻敬銘答道：“無一字不符律例。”
一看惇王又要開口，翁同和心想，如說得罪親貴，反正也得罪了，不如趁此機會，爭個結果，否則就不划算了，所以搶著說道：“臣的意思，本想依律減二等定罪，現在減一等，由徒刑三年改為充軍二千里，已經從重，如說還嫌輕，莫非要殺兩個人？”
說到這裡，翁同和有些激動，引用慈禧太后和惇王都知道的一個典故。為漢文帝執法的“廷尉”張釋之的故事：有人盜取高祖廟的一隻玉環，張釋之按“盜宗廟服禦”律治罪，文帝嫌輕，要改為族誅。張釋之力爭，以為盜高祖廟一隻玉環便須族誅，那麼萬一有人盜高祖長陵，又將治以何罪？
同樣地，“如果不枉法是死罪，枉法又是什麼罪？”翁同和又說：“臣等在書房，日日為皇上講明的，不過一個仁字，一個義字。倘或言而不能行，難道是要導君於刻？這決不是惇親王本意，更不是皇太后的本意。”
這番話引古喻今，還搬出“聖學”這頂大帽子，說得相當透徹。慈禧太后決定依從，但亦不願意使惇王難堪，便用嫂子勸誡小叔的語氣，望著惇王說道：“你不妨仔細看看律例，找人講解明白，跟他們五個人好好商量。”
惇王完全不了解，這是慈禧太后為他找個藉口好收篷，依然力爭，“臣的意思，總宜在此刻就在皇太后面前議定。不然，臣一個人怎麼敵得過他們五個人？”說著，便磕下頭去，大有乞恩之意。
慈禧太后有些啼笑皆非。人家口口聲聲談律例，沒有一個字不在理上，而他竟出如此幼稚的言詞，不但不明事理，而且有失體統，唯有微微苦笑。
解鈴繫鈴，還是翁同和自己轉圜說道：“惇親王不熟悉律例，臣等將治罪諸人，所引法條，一一簽出。惇親王就明白了。”
“這也好。”惇王接口說道：“先將律例都摘了出來，請皇太后過目，引用得不錯，臣等再正式具折奏复。”
“這倒是句話。”慈禧太后說道：“就這麼辦。”
惇王再粗略，“這倒是句話”這句話，總還聽得明白，意思是說他先前所說，都不像話。慈禧太后雖不是有指責，在他聽來，卻很不是味道。
等退了下來，惇王又碰了翁同和一個釘子。他跟翁同和去商量，孫家穆和周瑞清在流二千里以外，是不是還可以加一些別的罪名，如罰金之類？翁同和很不客氣地說他，對律例一點不懂，違法處置，會教天下人恥笑。
惇王裝了一肚子的氣，反倒老實了，答應第二天就“畫稿”。
於是，翁同和隨即寫信告訴薛允升，連夜準備復奏的底稿，依照在御前的決定，將定罪所引用的律例條文，一一查明出處，在專稿上加貼浮簽。原說呈上慈禧太后閱定，其實只要送請惇王看了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早，刑部司官攜帶著預備妥當的文件，進宮直奔內務府朝房。惇王在宮裡各辦事處所，除了軍機處以外，那裡都可以休息，但他經常坐內務府朝房，因為第一，內務府朝房的供應最周到，起坐最舒服，其次，惇王愛打聽市井瑣聞，無事可以找內務府的主事，筆帖式來聊天。各部常有內廷差使的司官，都曉得這情形，所以有事要見惇王，都上這裡來。
到了內務府朝房，但見惇王只穿一件米黃葛衫，大馬金刀地坐在一張竹榻上，一手一大碗豆汁，一手一條醬瓜，喝一陣豆汁，咬兩口醬瓜，“唏哩呼嚕”和“嘎崩、嘎崩”的聲音交替作響，喝豆汁喝得熱鬧極了。
等喝完了，聽差接過空碗，就手遞上一條熱氣騰騰的手巾把子，惇王接過來抖開，吹兩口氣，然後沒頭沒腦地使勁一陣亂擦。
“好痛快！”他將熱毛巾丟下，一眼瞥見刑部司官，便即問道：“你來找我不是？”
“是！”刑部司官疾趨而前，請個“雙安”，接著捧上卷宗，“請王爺畫稿！”
“好吧！畫就畫。我先瞧瞧。”
奏稿共是四件，一折三片。他不看折底，先看第一個夾片，正就是他要看的那一個：
“臣等查御史洪良品奏請罷斥舞弊樞臣一折，先經臣奕誴，臣翁同和遵旨詳詢洪良品，據實復奏；奉旨：'此案必須崔尊彝、潘英章到案，與周瑞清及戶部承辦司員及書吏號商，當面質對，庶案情虛實，不難立見'等因。嗣經給事中鄧承修奏參，樞臣被劾無據，事實有因等情。奉旨：'著添派惇親王、翁同和會同查辦'等因在案。
光緒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潘英章解送到刑部，臣等遵即會同將潘英章、周瑞清及戶部司員提集，一面查照洪良品說帖內，關說賄托各節，逐層研究。
據周瑞清供：伊系軍機章京，入值十有餘年。該處承辦事件，向在公所面呈堂官核定，從不至私宅回事。雲南報銷一案，伊與潘英章托龍繼棟向承辦司員商辦，系實有其事，並未向堂官關說。
據潘英章供：伊匯京報銷一款，內中已付過五萬兩，未過付三萬兩：系津貼該部承辦司員及經手書吏，並無分送景廉，王文韶巨萬之款。
據孫家穆供：本部堂官，委實無分用此款情事各等語。質之承辦書吏及各該號商，均供並不知情。復將順天祥，乾亨盛兩號帳簿詳加考核，並無潘英章等饋送景廉、王文韶之款。臣等再四研詰，各處查對，所有科道原參樞臣報銷案內各節，委實查無其事。 ”
看到這裡，惇王停了下來，總覺得為景廉、王文韶洗刷得這麼乾淨，實在於心不甘，想提筆改動幾個字，卻又一時想不出適當的字眼，便先擱下，再往下看：
“惟各省動錢糧軍需報銷，與年例奏銷，判然兩事；該省因軍務倥傯，將兩項籠統報銷，原屬權宜辦法，現在軍務已平，自不應仍前併案辦理。該尚書等未經查出，實屬疏忽；且於司員孫家穆等，並保刊京察一等之員外郎福趾，得受不枉法贓，均無覺察，亦難辭咎。應請旨將景廉、王文韶並各該堂官，均查取職名，分別交部議處。”
看到這裡，惇王氣平了好多，因為景廉、王文韶的“公罪”上，措詞甚重，而且“各該堂官”也包括原任兵部尚書的張之萬和工部尚書翁同和在內，無形中等於自請處分，總算是光明磊落的。
這樣一轉念間，加上正是神清氣爽，精神痛快的時候，便提筆劃了兩豎，是個草寫的“行”字，然後又照規矩只署爵號“惇親王”。此外一折兩片，亦都判了行，將筆一丟，大聲說道：“行了，拿走吧！”
刑部的司官，喜出望外。原以為這趟差使，必定極其羅唣，惇王會得提出許多疑問，就算能夠一一解答，他也不見得肯痛痛快快同意，往返傳話，總要來回跑個兩三趟，才能了結。這麼熱的天，就跑出痧子來，也只好認命了。
那知不費唇舌，也不費等候的工夫，便都畫了諾，這一諾，何止千金？自己辦了這麼一趟漂亮差使，賞識的還不止於本部堂官，真正是得意之事！
於是他笑嘻嘻地先請個安，將捲宗取到手裡，然後再請一個安，口中說道：“謝謝王爺！”
這一謝，反成蛇足，惇王隨即問道：“怪了，要你道謝幹什麼？”
那人也很有急智，接口答說：“謝謝王爺體恤下情，大太陽下，不教司官多跑。”
“喔，”惇王性情率直，脫口說道：“我倒沒有想到該體恤你，讓你少跑一趟。好了！你回去吧。”刑部司官精神抖擻地，將一折三片傳送會辦五大臣，分別判了行，隨即發抄呈遞。第二天齊集朝房候旨，慈禧太后竟未叫起，一打聽，才知道因為折子太長，要留著細看。這是情理中事，但到第三天，尚無消息，而且翁同和以軍機身分照例進見時，“上頭”亦未提到這一案，那就很可怪了。
最著急的，當然是奉父之命，在京里打聽消息的王文韶長子王慶鈞，四處鑽營，毫無頭緒，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倒是他家的一個老僕，隨著王文韶的宦轍，到過許多地方，見多識廣，人情熟練，斷言決無他故。
“大少爺，你不要急！定下心來細想一想就知道了。惇王領銜的折子，已經將老爺洗刷清楚了，太后難道竟不顧王爺跟那麼多紅頂子的面子，硬要翻話，不會的。”
“就怕惇王表面一套，暗地裡一套，當面見太后，節外生枝有許多詁。
“這也不會。這兩天的'宮門抄'沒有惇王的'起'。”
“啊，啊！”王慶鈞覺得這是個好現象。
“再說，還有李總管在裡頭說話，一定無事。”
王慶鈞聽得這番解釋，略微寬心了些。果然，到了月底那天，雲南報銷案終於有了下文，完全依照復奏治罪。景廉、王文韶“交部分別議處”。這一案辦到這樣的結果，言路認為差強人意，都不再說話，案子大致算是定局。當然，也還留下一條尾巴：第一是追贓；第二是吏部議處。
照常例，像這類議處的案子，至多三天，一定會有復奏，但這一案卻牽延了好多天，因為投鼠忌器，吏部尚書李鴻藻和廣壽，都覺得該保全景廉。多方設法，研究律例的空隙，竟無縫可鑽，只好依例處分，專折奏复。
折子沒有交下來，慈禧太后在召見軍機的時候，用惋惜的口吻說：“這一案的處分，別人都無可惜。只有景廉，他當差一直很謹慎，而且有軍功，在邊疆辛苦了好多年。如今降兩級不准抵銷，未免太過。不過，王文韶也是實降兩級，如果加恩景廉，就變成同罪異罰，似乎也不足示朝廷一本大公的意思。你們看，有什麼辦法，開脫景廉？”
於是李鴻藻復奏：“皇太后聖明！臣等查核舊案，咸豐十年，曾奉朱筆，不敢違例。”接著便陳奏這件舊案的始末。
咸豐十年正月，刑部尚書瑞常，因為秋審案中，复核發生錯誤，得到“降一級留任”的處分，但隨後發覺承辦此案發生錯誤的司官，上年京察，由瑞常保送一等。京察一等，立刻可以升官，所以是件很鄭重的事，堂官保送不實，依律例“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
當時文宗特旨，改為降調留任，但朱筆特別批示：“以後有類此者，實行實降。”景廉誤保福趾，情形正是“類此”，既有成憲，自然不敢違背。
慈禧太后當然亦不便違反文宗的朱諭，只好宣示：“既然如此，就照吏部所議，實降兩級，不過，仍舊在軍機跟總理衙門行走。”
“是！”寶鋆答應著，再次頌揚：“皇太后聖明。”
“各部侍郎有什麼缺，可以安插景廉？”
既然降調以後，又在軍機，就不必亟亟於調補侍郎，而且這一案中，降級的侍郎雖多，大多可以抵銷，一時亦無缺可補，所以寶鋆建議，將景廉降調為內閣學士，慈禧太后同意了。
“那麼，景廉的原缺呢？”
景廉是戶部尚書，因為有云南報銷案的風波，得要找一個操守格外好的人去補缺。李鴻藻便保薦他的同年，鑲藍旗籍的額勒和布，他的外號叫“腰繫戰裙”，跟“額勒和布”是個無情對。此人沉默寡言，除操守以外，別無所長。
此外當然還有大倒其霉的，第一個是已調吏部左侍郎的前任戶部侍郎奎潤，跟景廉一樣，實降兩級。第二個是雲南巡撫杜瑞聯，濫保崔尊彝大計卓異，以及聽任屬員，移挪公款，實降三級。雲南巡撫由藩司唐炯升任，這是一個頗為人所注意的任命。因為中法越南交涉，正趨嚴重之際，唐炯以舉人在四川帶過兵，臨陣有進無退，外號“唐拚命”，用他補杜瑞聯的缺，意味著對法交涉，有不惜用武之意。而最可以表明朝廷意向，也最令人感覺意外的一件措施是：特旨“派醇親王奕譞會籌法越事宜”。閒散將近十年的“七爺”，到底出來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