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月裡又一件為人引作談助的“怪事”是，軍機忌滿六人的傳說，“不可不信”。有人指出：從同治以來，軍機兩滿兩漢，加上恭王，一直是五個人。光緒二年三月，景廉入值，不久就出事：文祥病歿。光緒五年年底，李鴻藻丁憂服滿，即將復起，預定仍舊入值軍機，等於又是六個人，而除夕那天，沈桂芬突然下世。以後左宗棠進軍機，幸虧不久就外放到兩江，得以無事。年前王文韶罷官，翁同和、潘祖蔭翩入樞廷，當時便有人擔心要出事。果不其然，潘祖蔭迎養在京的老父潘曾綬，好端端地忽然一病不起，潘祖蔭只當了三十多天的軍機大臣。
這一下，刑部尚書的底缺，亦得開掉。漢侍郎之中，沒有資望恩眷都可以升為尚書的人，而慈禧太后很想用彭玉麟作兵部尚書，因而將張之萬調到刑部，新補兵部尚書彭玉麟未到任前，派戶部尚書閻敬銘兼署。
潘祖蔭閉門“讀禮”，自然也要思過。回想任內兩件大案，一件雲南報銷案，倒是每一步都站得住，另一件王樹汶的冤獄，就不同了。從頭想起，先辦得不錯，中途走了歧路，幾乎鑄成大錯。
這一案的變化，起於塗宗瀛的調任湖南巡撫，河南巡撫由河東河道總督李鶴年繼任。任愷跟李鶴年的關係很深，便抓住機會，想靠巡撫的支援，維持原案。李鶴年本來倒也沒有什麼成見，只因河南的京官，為這一案不平，議論不免過分，指責他偏袒任愷，反激出李鶴年的意氣，真的偏袒任愷了。
但是王樹汶不是胡體安，已是通國皆知之事，這一案要想維持原讞，很不容易。因此、任愷為了卸責，又造作一番理由，說王樹汶雖非胡體安，但接贓把風，亦是從犯。依大清律：強盜不分首從，都是立斬的罪名，所以原來審問的官吏，都沒有過失。
一件冒名頂替、誣良為盜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輕，變成只問王樹汶該不該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誤王為胡？都擺在一邊不問，言官大為不滿，紛紛上奏抗爭。於是朝命新任河東河道總督梅啟照複審。
梅啟照衰病侵尋，預備辭官告老了，當然不願意再得罪人，而且所派審問的屬員，亦都是李鶴年在河督任內的舊人，因而復審結果，維持原案。復奏發交刑部，秋審處總辦趙舒翹認為前後招供，疑竇極多，建議由刑部提審。奉到上諭：“即著李鶴年將全案人證卷宗，派員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鞠，務期水落石出，毋稍枉縱。”
這一下李鶴年和梅啟照都不免著慌。楊乃武一案是前車之鑑，浙江巡撫楊昌浚和奉派複審的學政胡瑞瀾，所得的嚴譴，他們當然不會忘記。於是商量決定，特為委託一個候補道，進京遊說。此人是潘祖蔭的得意門生，居然說動了老師，維持原讞。
但趙舒翹不肯，以去留力爭，公然表示：趙某一天不離秋審處，此案一天不可動。潘祖蔭勸說再三，毫無用處，而就在這相持不下之際，潘祖蔭報了丁憂。
辦完喪事，預備扶柩回蘇州安葬，此去要兩年以後才能回京，在京多年的未了之事，要作個結束。細細思量，只有這一案耿耿於懷，因而親筆寫了一封信給張之萬，坦然引咎，說為門下士所誤，趙舒翹審理此案，毫無錯誤，請張之萬格外支持。
就為了有這樣一封信，趙舒翹才能不受干擾，盡心推問，全案在二月底審問確實，王樹汶得以不死，而承審的官員，幾於無不獲罪。鎮平知縣馬翥革職充軍，李鶴年和梅啟照“以特旨交審要案，於王樹汶冤抑不能平反，徒以回獲屬員處分，蒙混奏結。迨提京訊問，李鶴年復以毫無根據之詞，曉曉置辯，始終固執，實屬有負委任，均著即行革職。”
冤獄雖平，但這一案並不如楊乃武那一案來得轟動，因為一則案內沒有小白菜那樣的風流人物，再則云南報銷案峰迴路轉，又是一番境界了。
被革了職的潘英章，由雲南的督撫，派人解送進京，一到就被收押，不准任何人跟他見面。但一關好幾天，並未提堂審問。這因為張之萬不如潘祖蔭那樣有魄力。期望分擔責任的人，越多越好，要求加派大員查辦。軍機處問了惇王的意思，奏請加派戶部尚書閻敬銘，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會同辦理，因而耽誤了下來。
當然，審問潘英章，並不需他們親自到堂，各派親信司官，連同趙舒翹，一共是五個人會審。
“潘英章！”趙舒翹問道：“你跟崔尊彝等人，是何關係，先說一說。我可告訴你，你是革了職的，不說實話，就會自討苦吃。”
在用刑的威脅之下，潘英章非常知趣，“我一定說實話。崔尊彝是雲南善後局總辦，同官一省，向來交好，周瑞清是世交。”他說，“龍繼棟原是我當知縣的時候的幕友，知縣交代，虧空了一筆公款，是龍繼棟拿他的住屋借了給我抵債的。”
“李郁華呢？”
“李郁華到雲南做過考官，因為是同鄉，彼此有過往來。”
“你跟崔尊彝是怎麼起意，進京來游說云南報銷案的？”
“崔尊彝為報銷案很著急，急於了結以後，預備辭官回家。去年我補了永昌府，奉旨進京引見，崔尊彝亦要進京，當時便託我替他幫忙，找周瑞清托戶部司員代辦，較為省事。這完全是因為怕戶部書辦有意刁難的緣故。”
問到這裡，趙舒翹先看一看由順天祥、百川通兩家查出來的帳目，記明崔尊彝由雲南匯到京里的銀子是十八萬五千兩，另外借用順天祥兩萬八千兩，總數二十一萬三千兩。這筆巨款的來路去向，一直不明，此刻弄清楚了潘英章的人事關係，便得從這裡入手，查問究竟，案情就容易清楚了。
於是他問：“匯到順天祥的銀兩總數，你知道不知道？”
“當然知道，共計十八萬五千兩，公款只有十萬七千六百兩……。”
這筆公款是預備辦報銷津貼部裡用的，此外有崔尊彝、潘英章私人的款子，以及代云南官員匯到京里的私款，總計十八萬五千兩。編列三個字號：福、恆、裕。如果是公款開支，便用“福記”名下的存款，而這個戶頭，最初只支用了五萬兩。
“到京以後，我就找周瑞清談報銷的事，周瑞清不願意管，再三懇求，他才答應……。”潘英章彷彿有些礙口似的，停了下來。
“答應了怎麼樣？”
潘英章想了一會，終於老實招供，“周瑞清到戶部去打聽，這個案子歸雲南司主稿孫家穆承辦。正好龍繼棟跟孫家穆同司，所以託他跟孫家穆去商量，講定津貼八萬兩，先付五萬。
後來在周家付了孫家穆四萬五，餘款……。 ”
“慢點！”會審的沈家本打斷他的話問：“說定五萬，怎麼又變了四萬五？”
“是這樣的，”潘英章很吃力地說，“我請周瑞清扣下五千兩，等到兵、工兩部議準，手續都清楚了以後再付。”
“那麼，其餘的三萬兩呢？”
“其餘三萬兩，等崔尊彝到京，結案以後自己付。”
“既然這樣，扣下五千兩在情理上就不通了。如果你認為孫家穆沒有辦妥，兵、工兩部未曾議準，可以扣住那三萬兩不給，為什麼先扣五千兩？”沈家本問道，“你想想看，是不是情理不通？”
他問得含蓄，趙舒翹卻是直揭其隱，“這五千兩，”他問，“是不是給周瑞清的酬勞？”
潘英章早就在路上便接到警告了，千萬不能牽涉到周瑞清跟他以上的人物，所以用斬釘截鐵的聲音答道：“決不是！”
“然則所為何來？好了，這話暫且也不問你。”趙舒翹說：
“你再往下講。”
“到後來我就不大問到這件事了，一來要忙著引見，二來，水土不服、身子不爽，一直在龍家養病。”
“龍繼棟也用過百川通的銀票，是你送他不是？”
“不是！”潘英章說，“我自己有一萬銀子，劃出五千給龍繼棟，是還他的房價。另外送了四百兩銀子，是津貼他的飯食，送他老太太的壽禮。”
“李郁華呢？有沒有幫著你游說？”
李郁華是個不能“共事”的人，潘英章一到京，跟周瑞清和龍繼棟談起雲南報銷案時，就受到過警告。此時老實答供，同時又說：“李郁華曾經一再問起，我也不敢冷落他，所以拿崔尊彝托買東西這件事，轉托李郁華去辦。”
“這是什麼意思呢？”
潘英章苦笑不答。其實這是無須問得的，當然是藉此“調劑”之意，要問的是，李郁華得了多少“好處”？
“托李郁華買的什麼東西？”
“是人參、鹿茸這些珍貴藥材。”
“交給他多少錢？”
“是……，”潘英章想了想說，“兩千五百多兩銀子，細數記不得了，是開了單子買的。”
“李郁華是不是照單子買了？”沈家本問。
“大致照單子的。”潘英章說，“有些東西買不到，或者貨色不好沒有買。一共買了兩千一百多兩銀子。”
“這就是說，多下四百兩銀子，可曾繳回？”
潘英章遲疑了一會才答：“送給他了。”
問官相視而笑，又彼此小聲商量了一下，由剛毅問道：
“你將你替崔尊彝經手的帳目，說一遍看。”
“是！”潘英章眨著眼思索了好一會，很謹慎地答說：“備用報銷銀一共十萬七千六百兩，我代崔尊彝買東西，花了九千四百多兩，餘下一萬五千八百多，交給他本人了。”
“那十萬七千六百兩，是雲南的公款？”
“是的。”
“這一說，除掉部費八萬兩，餘下的兩萬七千六百兩，是崔尊彝挪用了？”
沈家本的這一問，分清了眉目，略有倦意的問官，無不精神一振，凝視著潘英章，要看他怎麼說？
潘英章有些緊張，結結巴巴地回答：“這，這也可以這麼說。”
“什麼叫'也可以這麼說'？事實俱在！現在我們替崔尊彝算筆帳看，他自己私項是三萬二千兩，借用順天祥兩萬八千兩。就是六萬，再挪用公款兩萬七千六百兩，總共八萬七千六！”沈家本提高聲音問道：“一個道員進京引見，何致於用到這麼多錢？”
翻來覆去的盤問，問到這一句上，才是擊中要害。但問官的想法不同，有人求水落石出，有人講“就事論事”，趙舒翹感念潘祖蔭在王樹汶這一案上的自悔魯莽，歉然謝過，因而對他在雲南報銷案上所持的“完贓減罪”，不事苟求的宗旨，覺得應該做到“不為已甚”這句話。而此時正是他該執持宗旨的時候。
於是，他先咳嗽一聲，意示他有話要說，接著看一看左右，是打個招呼，等於在說：“稍安毋躁，且等我說完。”
未說之前，先看一看潘英章的神態。他眨著眼，凝望著磚地，顯得非常用心的樣子，此時只要一聲斷喝，便可以教他張皇失措，但趙舒翹不願意這麼做。
草草問了幾句，吩咐還押，接下來便是提審孫家穆。潘英章未到案以前，都推得一干二淨，此刻人證俱在，無可抵賴，他見風使舵，覺得不如和盤托出，一則見得誠實不欺，再則責任分開來擔負，罪名可減，所以一堂下來，案情縱非水落石出，大致也都明白了。
當然，周瑞清是個關係特殊重要的人物，孫家穆只管在報銷上替崔尊彝彌縫，他所收的四萬五千銀子，都分了給本司的官吏，與堂官無涉。如說王文韶、景廉受賂巨萬，當然是周瑞清過付。但是，牽涉到一二品大員，非司官所能訊問，因而在眼前，要問他的，也只是如何在崔尊彝、孫家穆之間說合而已。
他的供詞與潘英章的話無甚出入，問到應付五萬，何以只付四萬五，為何留下五千？他卻說不出一個究竟。只表示那五千兩銀子，一直未曾動用，仍舊存在順天祥，便是他未曾受過任何“好處”的明證。
案子辦到這裡，分開兩部分在“追”，明的是追人追贓，照孫家穆所供，凡曾分到錢的官員，是奏請解任或革職，到案應訊，書辦則由步軍統領衙門，派兵逮捕。有的逃掉、有的畏罪自盡、有的心驚肉跳，但也頗有人鼓掌稱快，認為經此雷厲風行的一番整頓，官場風氣，將可丕然一變。
暗的部分是重新調集順天祥、百川通的帳簿，清查崔尊彝的收支，要想揭開一個疑團：何以他進京一趟，要用掉八萬多兩銀子。
盈千上萬的進出，自然用的是銀票。由崔尊彝寫條子通知順天祥、百川通開票，而銀票承兌，大致亦可查明來龍去脈，銀樓、綢緞鋪、藥店，都有他們往來相熟的銀號代為兌過崔尊彝所開的票子。一筆一筆追根到底，連崔尊彝花在“八大胡同”的纏頭之資，亦很清楚，這樣結算下來，有著落的花銷，總計是五萬三千多，還有三萬四千多銀子，不知去向。
“這用到那裡去了呢？”沈家本向問官表示看法：“三萬四千多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總要有個交代。不然……。”
不然如何呢？他雖未說，大家亦都了解，言官未見得肯默爾以息。
“再說，惇王對這一層看得很重，如果含混了事，也怕他不會善罷幹休。”
“很痛快地說吧，”趙舒翹將雙手一攤，“明知道他這三萬四千多銀子，用在什麼地方，只是死無對證，我們不能武斷，說這筆款子一定是送給誰了。各位看，這話是不是呢？”
這話當然說得是，連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認。
“於此可見，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兩人，才是正辦。如今，崔尊彝死了，什麼話也都不用說了。”
“崔尊彝雖死，有周瑞清在。”沈家本大聲抗爭。
再要提審潘英章時，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實情。但雖不能到堂應訊，卻遞了一紙“親供”，說明崔尊彝何以進京引見，要用到如許巨款？親供上說：
“崔尊彝素性浮華，用度揮霍，其將靈柩眷屬帶出，沿途有小隊數十名護送。到京後，又將銀兩帶給其弟崔子琴；將寄停荊州靈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帶回眷屬，先至涿州為兒女護親，後到京居住。多購服物玩好，商賈不絕於門，是以費用浩大。迨由京回南，川資必巨，亦可想見。且崔尊彝到京後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內，如革員代為買物各項，有各鋪供詞帳單可據。崔尊彝自行買物之款，有順天祥鋪夥查出帳單為憑。革員於五月間出京，崔尊彝向該號取銀，大半在六七月間，其餘款作何使用，實不知情。”
這份親供，要緊的話，只在最後幾句，崔尊彝的不知去向的款項，用在潘英章出京後的六七月間，這時閻敬銘已經到任，雲南報銷案亦早已結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賄。
就為了有這個看法，會辦大員都覺得案子辦到這裡，應該奏結，不須再多作追索。但是，惇王卻不是這樣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會審的兩名官員，是內務府的郎中，一個叫文佩，一個叫廣森。
這兩個人比其他承審官員佔便宜的是：對於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照他們的訪查，崔尊彝誠然“素性浮華，用度揮霍”，但就是他實際用掉的六萬銀子之中，也有許多虛帳。換句話說，表面是“多購服物玩好，商賈不絕於門”，其實並未用到六萬銀子，有些款子是在這個名目掩飾之下，用到別處去了。
因此，惇王仍舊主張嚴追，同時認為崔尊彝帳目中，所列的“冰敬”及“節禮”，亦應該徹查。這使得翁同和等人都大感為難，外官饋贈，向有此例，不能視作受賄。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徹查，那就牽連無窮，根本不是了局。然而百端譬解，惇王總是不以為然，於是案子想結亦無法結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還傳到醇王那裡。他是很看重翁同和的，當時就寫信忠告，勸他遠避嫌疑。翁同和問心無愧，除了复信道謝之外，覺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單純。慈禧太后召見麟書、召見薛允升，都問到雲南報銷案，唯獨對他不曾提起，見得流言亦已傳到慈禧太后耳中，對他已有所懷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這面，有意彌縫。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釋，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和相當著急。
不過，翁同和當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師傅而軍機大臣，在內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見得事多，經歷的風波亦多，自然不會做出什麼自落痕蹟的舉動來。這一案只要能夠快快結束，塵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會審的兩名工部司官，從中策動，該查的盡快查，該問的盡快問，不斷催促，案子的頭緒，亦愈來愈清楚。崔尊彝雖有三萬多兩銀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詞中並無牽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論事，也應該是結案的時候了。
於是，他首先向麟書接頭，因為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蔭查辦，從潘祖蔭丁憂以後，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無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一談起來，麟書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結束，了卻一樁差使。
“本來早就該結了，只為五爺始終不肯鬆手。叔平，你是跟五爺一起奏的旨，五爺若是有什麼不在道理上的言語，我們不便申辯，要靠你來擋他。”
這意思是說，如果翁同和能對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結束，否則就要拖到惇王無話可說時，才能奏結。
“好的。”翁同和毅然答應，“我來擋。”
“除了五爺，咱們現在一共是五個人，得先聚在一起談一談，而且也得推出一個主持的人來。”
“說得是。就在舍間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總得讓刑部有個預備。我看過了節挑一天，等我跟張子青、薛雲階談定了日子，再來奉告。”
過了端午節，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個人，正就是奉派查辦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和以外，麟書亦願意幫景廉、王文韶的忙，閻敬銘著眼在整頓戶部風氣，張之萬深通黃老之學，向來無所作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階，西安人，跟翁同和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當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為江西饒州府。看起來仕途蹭蹬，其實倒是大器晚成。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書會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學，而且深諳牧民之道，所以由饒州府扶搖直上，四年工夫當到山西按察使。
其時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災，山西從巡撫曾國荃以下，以辦賑為第一大事，臬司雖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參與賑務，襄助閻敬銘，綜核出納，點塵不染。第二年以優異的勞績，調升山東藩司，署理漕運總督。光緒六年內調為刑部侍郎，是潘祖蔭極得力的助手。
雲南報銷案本來與他無關，由於閻敬銘的保薦，特為派他會辦，而張之萬毫無主張，所以實際上是由他主辦。就律例而論，當然要聽他的意見。
於是薛允升一口氣背了八條律例，都是有關貪贓枉法的，背完了又說：“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條為斷，最要緊是這兩條：'官吏因事受財，不枉法，按贓折半科罪'，'不枉法贓罪，一年限內全完，死罪減二等發落，流徒以下免罪。'”
後一條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蔭“完贓減罪”這個辦法的由來。但第一條卻頗費解，大都不明白什麼叫“按贓折半科罪”呢？
“是這樣的，”薛允升又作解釋，“受贓枉法，與雖受贓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後者罪輕，所以'按贓折半科罪'。話雖如此，所謂折半，另有明文規定。受贓枉法，得贓在八十兩以上者絞監候，按照贓折半計算，不枉法受贓，應該在滿一百六十兩，方處絞刑。而明文規定滿一百二十兩者絞，照實計算是按贓減三分之一科罪。這是有祿之人……。”
“慢慢，”麟書問道：“什麼叫有祿之人？”
坐在他旁邊的翁同和先後當過兩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當熟悉，因而代為答說：“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謂之'有祿人'，不及一石者，就是'無祿人'。”
“喔！”麟書又問：“無祿人怎麼樣？”
“無祿人枉法受贓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則現在很清楚了，關鍵在枉法不枉法。”閻敬銘環視周遭，最後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輩，”薛允升從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載：'事後受財不枉斷者，準不枉法論'，這個'斷'字，便指斷案。像這個報銷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說他引例不當，卻不能說他枉法。”
“既然如此，”閻敬銘慢吞吞地說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複一句：“只好算他們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幾見得朝廷仁厚。”麟書看著閻敬銘問：“丹翁意下如何？”
閻敬銘拱拱手：“我無成見，悉聽公議。”
“那就請雲階主持，按律定罪。”翁同和特別加重語氣：
“悉依律例。”
“這中間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該加重，有的該輕減，也得定個宗旨出來。”
“輕減只怕不能了。就這樣子，惇王已經不肯點點頭，再說輕減，他決不肯領銜出奏。”
大家都覺得麟書的看法不錯。為了應付惇王，翁同和提出一個辦法，定罪分兩種，一種是按律擬定，該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減，一種是一律酌量加重。擬好罪名，請惇王去決定。
這個辦法總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撫他的“不平”。接下來便談到當面復奏該說的話，以及推那個來說。
“自然是丹翁前輩……。”
“不！”閻敬銘打斷翁同和的話說：“不是你，便該子青，何用我來說話。”
閻敬銘的意思是翁同和是軍機大臣，張之萬是刑部尚書，論地位、談職掌，都不該由他發言。這當然帶著謙虛的意味，因此，在翁同和以“奉旨會辦，與本身職司無關”的說法，再度敦促時，他也就答應了。
於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規定，加減定罪。第一張單子擬好，才發覺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實際，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輕縱了。
於是他不得不跟張之萬去商量，略陳緣由以後，接著說道：“就拿福趾來說，他雖是雲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雲南報銷案，是主稿孫家穆承辦，一同畫押的時候，並不知道其中有什麼情弊，事後風聞，向孫家穆問起，才分到了四千兩銀子。依'事後受財律'，作不枉法論，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不枉法贓罪，一年限內全完，死罪減二等發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只要將四千兩銀子吐出來，就可無罪。這從那方面來說，都是交代不過去的。”
“是啊！”張之萬問道：“該如何補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