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機大臣中，無不蒙恩，獨有帝師李鴻藻例外，只是皇帝又賞李鴻藻的生母姚太夫人匾額一方，御筆“錫類延齡”四字。這意思就很明白了，皇帝對李鴻藻頗致不滿，賞那方匾額，無非“面子帳”，同時也是隱隱譏責：自己盡孝不可阻攔皇帝盡孝。凡是諫阻園工者，皇帝和內務府的那班人，都認為是在打擊皇帝的孝心。
為此，李鴻藻不能不格外謹言慎行。這雖是明哲保身之計，實在也是為了大局。如今近臣之中，能夠對皇帝剴切陳詞而使得皇帝無可如何，不能不稍存忌憚之心的，還只有這麼一位為他開蒙的師傅。倘或操之過急，師弟之間破了臉，就更難進言了。
當然，李鴻藻不肯說，自有人肯說，不久，張，王二人蒙皇帝“特達之知”的來歷，傳播人口，已不成其為秘密。有跟張英麟、王慶祺熟識的，直言相詢，張英麟覺得頗為受窘，而王慶祺卻不在乎，笑笑不答。
由於兩人的想法不同，所以張英麟一到弘德殿，便覺局促不安，特別是看見徐桐那副道貌儼然，總是瞟著眼看他和王慶祺的樣子，更如芒刺在背，迫不得已，只好常常告病假。
王慶祺則當差當得很起勁，對李鴻藻和徐桐，坦然執後輩之禮，而遇到侍讀時，卻當仁不讓。他是代替翁同龢的一部分職司，為皇帝課詩文，每次入值，總有些題外之話，形跡相當親密，使得徐桐既妒且羨，就越發沒有好臉嘴給王慶祺看了。
“稗官說部，雖小道亦有可觀焉！”皇帝有一天跟王慶祺說，“采風問俗，亦宜瀏覽。不知道有什麼好的沒有？”
“是！”王慶祺答道，“容臣到琉璃廠訪查回奏。”
“好！”皇帝又叮囑一句：“明天就要回話，有話你跟他們說好了。”他們是指小李及乾清宮的總管太監張得喜等人。
王慶祺名為“師傅”，其實已成佞臣，因而已無法保持翰林的清望，與皇帝左右的太監常有交往。當時體會得皇帝的意思，是覓幾部談風花雪月的小說，交給太監轉呈。於是便又到琉璃廠去溜了一趟，買了一部《花月痕》、一部《品花寶鑑》，等小李來討回話時，隨手帶了進去。
皇帝如獲至寶，當天就看到深夜，還不肯釋手。第二天起，得晚了，誤了“書房”，索性又看，看到七點鐘，才看奏摺，第一個就是文祥銷假請聖安的折子，心里便有些嘀咕，怕這天軍機見面時，他有一番令人不入耳的話要說。
正在發楞，小李用銀盤托進一根“綠頭簽”來，是內務府大臣明善請見。皇帝便問：“他有什麼事？”
“聽說是為雙鶴齋的工程。”
雙鶴齋限期一個月內修好，是皇帝在十天以前所下的手諭，明善為此有所奏請，不能不見，點點頭說：“叫他來吧！”
這一召見，使得皇帝大不痛快。明善奏報京內外報效園工的款子，一共才得十四萬八千兩，而雙鵝齋雖是小修，亦需二十萬兩銀子。因為限期趕修，特向戶部商量借款，那知戶部一口拒絕，有了“難處”，所以來面奏取旨。
“當初你們是怎麼說來的？”皇帝厲聲詰責，“如今左一個'有難處'，右一個'有難處'，教我怎麼辦？”
“不是奴才敢於推諉，實在是大家不肯同心協力，奴才幾個商量，總要皇上有一道切實的上諭，事情才會順利。”明善又說：“至於雙鶴齋的工程，奴才那怕傾家蕩產，也要上報鴻恩，趕在皇上萬壽之前先修出來。”
因為有後面這段輸誠效忠的話，皇帝的氣平了些，想了想說：“你先下去！等我看看再說。”
等明善退下，就到了禦養心殿接見軍機的時刻。對文祥自然有一番慰問，文祥久病衰弱，說不動話，只說：“奴才有個折子，請皇上鑑納。”
他的奏摺，當天下午就遞了進來，是文祥的親筆：
“上年十月間，奴才在奉天恭讀邸抄，'修理圓明園'諭旨，仰見我皇上奉養兩宮太后，曲盡孝思，無微不至。奴才雖知此舉工程浩大，難以有成，惟業經明降諭旨，自不容立時中止。而中外臣民皆以當茲時勢，不宜興此巨工，眾論嘩然，至今未息。伏查御史德泰，前曾奏請加賦修理圓明園工程，當經恭親王及奴才等與內務府大臣會議後，於召對時蒙兩宮皇太后聖明洞鑑，以及加賦斷不可行，即捐輸亦萬難有濟，是以未經舉行。天下臣民，恭讀諭旨，莫不同聲稱頌；茲當皇上親政之初，忽有修理圓明園之舉，不獨中外輿論以為與當年諭旨，迥不相符，即奴才亦以為此事終難有成也！蓋用兵多年，各省款項支絀，現在被兵省分，善後事宜及西路巨餉，皆取給於捐輸抽厘，而厘捐兩項，已無不搜括殆盡，園工需用浩繁，何從籌此巨款？即使設法捐輸，所得亦必無幾，且恐徒傷國體而無濟於事也。”
讀到這裡，下面是兩句什麼話，不用看也就知道了。皇帝嘆口氣，把文祥的奏摺一丟，站起身來，往外走去，殿廷高敞，而在他的感覺中，沉悶得令人透不過氣來，幾乎不可片刻居了。
後院中月色溶溶，從梨花、玉蘭之間，流瀉在地，映出濃濃淡淡的一片暗陰，春夜的風味如酒，皇帝靜靜地領略了一番，忽然想到瑜嬪。正想開口，只聽交泰殿的大鐘響了起來，緩重寬宏的鐘聲，共是九下，宮門早已下鑰，而且召幸瑜嬪得要皇后鈐印，輾轉周折，過於費事，不由得意興闌珊，嘆口氣仍舊回到東暖閣。
“萬歲爺歇著吧！”小李這樣勸說。對於皇帝的百無聊賴的情狀，他自然看得很清楚，心裡也很難過，只是想不出可以為皇帝遣愁破悶的方法。
這一夜皇帝依然是看小說消磨長夜。文祥的奏摺，留中不批，明善的面奏，自然亦無下文。這樣等了兩天，才由太監口中傳出話去，要皇帝向軍機面諭，或者降旨明定由戶部設法撥款興修圓明園，是決不可能的事，因為皇帝已經很清楚，說了也無用，無非徒惹一場閒氣！
這對內務府來說，自是令人沮喪的消息，然而事情並未絕望，京里不行，京外還有辦法可想。明善等人原來就有打算，凡是富庶的省分，都得報效，只是第二步的辦法，不能不提前來用而已。
於是仍舊由明善進宮面奏，請求皇帝授權內務府，行文兩湖、兩廣、四川、浙江各省，採辦楠木、柏木、陳黃松等大件木料各三千根，所需工料款，準各省報部作“正開銷”，並在一個月內報明啟運日期，以資急用。
這當然可行。明善回到內務府立即辦理咨文，開明清冊，到兵部請領了火牌，用專差分遞。一個月限期將到，浙江巡撫楊昌浚首先有了复文，但不是報明啟運日期，是說“浙省無從採辦，請飭內務府另行設法。”他說：“浙省向無大木，例不責令辦解”，如果浙江有大木可辦，“斷不敢飾詞諉卸，無如限於地利，窮於物產，實非人力所能強致。”同時又舉了一個實證，上年奉準建造“海神廟”，所用樑柱，是在上海採辦的洋木，倘或浙江出產大木，戔戔之數，何必外求？又說：“杭州省城內外，向多寬大廟宇，為列聖南巡臨幸之所，軍興以後，盡成焦土，迄今十餘年之久，並無一處起造，雖因民力未充，而其購料之難，亦可概見。”言外餘音，大有此時不宜興修園林之意。
接著是四川總督吳棠的奏摺。他說，道光初年，奉旨採辦楠柏四百餘根，是在距省城數十站的打箭爐，一處“老林”中開廠砍伐，那裡離水路甚遠，中間隔著崇山峻嶺，披荊斬棘，開闢運道，費了好幾年的工夫才能搬運出山。這一次所需的數量，比前次多出數倍，而深山之中，因為經過兵火，燒的燒，砍的砍，成材巨木，極為罕見。必須多派幹員，分赴夷人聚居之處，帶同樵夫嚮導，深入老林尋覓，如有合適的木料，又要勘查道路，倘或中間隔著懸崖深澗，插翅難渡，便不得不加以放棄。即令能夠運出山去，還要顧慮水路，嘉定雅州以上，都為山溪小河，舟楫不通，大木必須逐根漂放到嘉定大河，方能扎筏東下。
這兩個折子，皇帝左看右看，找不出可以駁斥的地方，只好批了個“著照所請”。與務府的人，得到消息，急得跳腳，都是這樣一通奏摺，便輕輕卸除了千鈞重擔，圓明園拿什麼來修？尤其是四川總督吳棠，身受慈禧太后天高地厚之恩，內務府諒他說什麼也要竭誠報效，所以抱著極大的希望，那知亦來這麼一套推諉的說詞。所謂“懇請展緩限期”原是句試探的話，如果嚴限辦理，則吳棠掏私囊現買大木料，當亦在所不惜，如今“著照所請”，這一“展限”就遙遙無期，不用指望了。
皇帝到底年輕，處事不夠老練，明善等人，憂心忡忡，發覺此事做得相當冒失，大有難乎為繼之勢，然而已是騎虎難下！於是幾個堂官召集得力的司官，悄悄聚會，密籌應付之道。
“事情到了頭上了，說不上不算，只有硬頂著！”總司園工監督的貴寶，心中抱著孤注一擲的想法，希望把園工搞大，到不可收場之際，能把慈禧太后搬動出來，主持大計，所以這樣極力主張。他說：“前年大婚，開頭那會兒，不也是困難重重，這個哭窮，那個不肯給錢，到臨了兒，還不是照樣轟轟烈烈辦得好熱鬧！”
崇綸比較穩重，搖著頭說：“大婚是大婚，而且有六爺跟寶中堂在那兒主持，各省督撫說什麼也得買麵子。如今，這兩個主兒，”他做了一個六、一個七的手勢，意指恭王和醇王，“都在等著看熱鬧，咱們別弄得不好收場！”
“二大爺！”貴寶就像那恃寵的子侄，放言無忌，“你老這話可說得遠了！奉旨辦事，上頭還有兩宮太后，難道說大家真的一點兒不管？如果打咱們自己這兒就打了退堂鼓，還能指望人家起勁嗎？”
“起勁也得看地方，瞎起勁，管什麼用？”崇綸又說，“咱們先得看看，到底有那幾處款子跟木植是靠得住的？量入為出，穩紮穩打。”
“要穩住就很難了。”明善接口說道：“廣東瑞中堂那兒是靠得住的，粵海關也是靠得住的，不過就是那麼一碗水，這會兒喝了，回頭就沒了！”粵海關的收入，向例撥充內務府經費，所以明善這樣說。
“回頭再說回頭的。”春佑出了個主意，“我看用不著百廢俱舉，咱們先修一兩處，弄出個樣兒來，有現成的東西擺在那裡，就比較容易說話了。”
這個建議，在座的人，無不首肯。決定先集中全力，興修兩處，一處是皇帝限期趕修的雙鶴齋，一處是供奉列代御容的安佑宮。
“那個李光昭怎麼樣了？我看有點靠不住吧？”崇綸這樣問說。
“不管靠得住，靠不住，反正有這麼一個人替咱們出去張羅，總是好的。”
貴寶這話說到頭了，崇綸默然。於是當天就把工程範圍，重新安排了一下。到了三月初，雙鶴齋和安佑宮，大致就緒，奏報皇帝，由小李傳諭：定於三月十二日，赴安佑宮行禮。當然，這是一個藉口。
到了那天，皇帝命駕出宮，帶了“御前行走”的一班少年親貴，內務府的官員和小李等人，在圓明園很周詳地視察了一番，在雙鶴齋傳晚膳之前，召見崇綸、春佑、明善、貴寶，有所垂詢。
巡視的時候，都是皇帝的話，這裡的裝修要奇巧玲瓏，那裡的樓梯要藏而不露，扈從的內務府官員，無不鄭重其事地表示“遵旨”。但到了召見時，就盡是跪在皇帝面前的那四個人的話了。
說來說去還是錢，捐款總數還不到三十萬，各處的硬裝修，用花梨木或紫檀雕花，一堂稱為一槽，總計五十二槽，向粵海關“傳辦”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的小件，在京招商承辦。此外的木植，除了四川總督吳棠，有一句口惠而實不至的“展緩限期”的承諾以外，其餘各省，無不臚舉理由，表示“非敢飾詞推諉，實為室礙難行”。估算要幾百萬銀子的工料款，從何著落？
皇帝越聽越心煩，最後只有這樣吩咐：“你們瞧著辦，那一筆款子可以動用，只要跟各該衙門說通了，我一定照準。”
這話等於未說，如果各該衙門說得通，又何必上煩宸衷？內務府三大臣一司官回城以後，趕緊又召集會議，將內務府及工部每年例修的經費，一筆一筆仔細估量，能夠動用的都列了出來，也不過二十萬兩銀子，戔戔之數，無濟於事，只有盡量先用在慈禧太后常在查問進度的“天地一家春”上面。
※ ※ ※
過了皇帝萬壽，貴寶聽說成麟已經回京，剛要派人去找，成麟自己到內務府報了到，帶來了一段呂宋洋木的樣子，說是李光昭已經在香港定購了三萬二千尺的洋木。這自然是一個好消息，三萬二千尺洋木，比實際需要的，還差得很多，但有這樣一個急公好義的商人，能報效數万銀子，足以杜塞悠悠之口，拿他作個榜樣，勸令捐輸，所以貴寶非常興奮。
延入室內，略作旅途安好的寒暄，成麟未談正題，先要求貴寶左右迴避，同時臉色陰鬱，一看就知事情不妙。
“貴大爺，”成麟第一句話就是：“咱們上了那個姓李的當了！”
由於心理上先有準備，貴寶不致於大吃一驚，沉著地問道：“怎麼呢？你慢慢兒說。”
“姓李的話，十句當中只好聽一句，簡直就叫荒唐透頂！”成麟哭喪著臉說，“貴大爺，我可真不得了！將來繩子、毒藥，不曉得死在那一樣東西上頭。”
這一說，貴寶不能不吃驚，“何致於如此？”他強自鎮靜著，“你說說，那姓李的是怎麼一個人？”
李光昭是廣東客家人，寄居海口多年，倒是認識好些洋人，但專以詐騙為業，騙到了一溜了之，打聽到洋人已離海口，才又出現。
兩年前李光昭跟洋人做了一筆生意，把襄河出口之處的一片荒地，賣了給洋人，洋人上了當，心有不甘，跟李光昭提出交涉，要求退回原款。李光昭騙來的錢，一半還債，一半揮霍，早已光光大吉。於是跟洋人商量，說可以築一道堤，使得那片低窪荒地，不生水患，而且也帶了洋人實地去勘察過，只要能把堤築起來，這片荒地確可成為有用之地。
等他裝模作樣，雇了幾名土工，打線立樁，立刻便有人出面乾涉，這個人是當地的紳士，名叫吳傳灝。
吳傳灝是受地方委託，向李光昭提出交涉。那片濱水荒地，是襄水宣洩之區，根本沒有什麼人承糧管業，等於是無主公地，如果築上一道堤，襄水大漲時，沒有出路，必致氾濫成災，漢陽三鎮的老百姓，豈不大受其害？
李光昭何嘗不明白這番道理，但為了對洋人有所交代，仰起臉大打官腔，非要築堤不可，當時幾乎動武，還是洋人勸架，才不曾打得頭破血流。而李光昭的這些近乎苦肉計的做作，吳傳灝當然不會了解，只覺得此人不可埋喻，唯有控之於官，於是由漢陽縣到漢陽府，再從漢黃德道告到巡撫、藩司、臬司“三大憲”那裡，無不貼出煌煌告示，嚴禁築堤，以保民生。
“我們大清國是有國法的，”李光昭對洋人說，“朝廷是講道理的，地方官吏一定敷衍地方士紳。不要緊，我到京里去告，非把官司打勝了不可。”
李光昭就此借“京控”為名，擺脫了洋人的羈釁，也是他如何到了京師的來龍去脈。貴寶一聽，倒抽一口冷氣，不過內務府的人做事，向來顧前不顧後，所以貴寶轉念一想，這個李光昭倒有些本事，且聽聽下文再說。
“李光昭是早就打聽好了的，知道洋人已經認倒霉回了國，才敢回漢口。”成麟又說，“在路上他印了一張銜條：'奉旨採運圓明園木植李'，又做了兩面旗子，要在船上掛出來。我看這樣子要出事，把當年小安子讓丁宮保砍了腦袋的事一說，才算把他攔住。這個人的花樣真多，膽也真大，跟洋人極熟，也許闖得出什麼名堂來。”
事多話長，成麟講得又不甚有條理，因此貴寶一時頗感茫然，但最後這句話卻是很清楚，成麟見聞所及，對李光昭的信心未失。但何以前面又說得他那樣不堪？前後對照，成麟到底是什麼意思，倒要問他一問。
“到漢口一打聽，木植如果現伐，得三年才能出山。”成麟未待貴寶開口，先就講他回京的原因：“李光昭跟我說，不如到香港買洋木。到了香港，跟一個洋商定了三萬二千尺洋木，就是我帶回來的樣子，李光昭付了定洋，說要兩下湊錢，我特地趕回京來籌款。貴大爺，”老實的成麟以一種十分難看奇異的表情說，“為了補缺，我也顧不得了，我能湊多少就買多少洋木，作為我的報效，那時要貴大爺作主，別埋沒了我的苦心。若是我叫李光昭騙了，也要請貴大爺替我伸冤。”
貴寶一聽這話，只覺得他可憐，便安慰他說：“不致於那樣！你的辛苦，上頭都知道，小心謹慎去辦吧！”
得了這兩句微帶嘉許的話，成麟的勇氣又鼓了起來。便下了個帖子，約請了幾個至親好友，在西河沿的龍源樓便酌，預備請大家幫忙，湊一筆整款借給他去報效木植，好補上筆帖式的實缺。
約的是下午五點鐘，一到那裡，發覺情形有異，兩三個便衣壯漢，在門口靠櫃檯站著，雙目灼灼，只是注意進出的食客。接著澂貝勒到了，直接上樓，有個壯漢便攔著成麟，不許他踏上樓梯，成麟越覺困惑。
一樣地，樓上伺候靠東雅座的跑堂也大惑不解，澂貝勒他是認得的，卻不知另一個華服少年是誰？看澂貝勒彎腰耳語，似乎此人來頭不小。
正在張望得起勁，那位貴客隨帶的俊僕，一扭臉發現了跑堂，立刻就把眼一瞪，其勢洶洶地奔了過去。
“你懂規矩不懂？”他將跑堂的往外一推，低聲喝問。
跑堂的偷窺顧客的動靜，是飯館裡的大忌，那人自知理屈，趕緊陪笑哈腰地道歉：“二爺別生氣！是我看得剛才進來的那位大爺眼熟……。”
“什麼眼熟眼生的！”他搶著說道，“你這兒如果打算要這個主顧，就少嚕囌。拿帳來！”
跑堂答應著到櫃上算了帳，用個小紙片寫個銀碼，回到樓上，只見那俊僕還在等著，便請教“主家”尊姓，以便掛帳。那俊僕搖搖頭付了現銀。跑堂的再三說好話不肯收。那是京里的風俗，非得這樣才能拉住主顧，主顧雖持付現，便是看不起那家飯館，不屑往來之意。所以跑堂的相當著急，以為真是為了剛才的行動失檢，得罪了貴客。
就這一個要給銀子，一個不肯收的當兒，只見澂貝勒已陪著華服少年出了雅座，俊僕隨即跟在後面，一引一從，徑自下樓。龍源樓門前停著一輛極其華麗的後檔車，等華服少年上了車，澂貝勒親自跨轅，絲鞭揚處，絕塵而去，惹得路人無不側目。
到這時候，那些壯漢才揚長而去，成麟亦方得上樓，心裡只是猜疑，估不透那華服少年是誰？倒把自己的正事都忘掉了。
他來得太早了些，雖經此耽擱，客人尚還一個未到，跑堂的沏上茶來，成麟便跟他閒聊，問起華服少年。由於他是熟客，跑堂的掀開門簾，看清沒有人偷聽，才湊到他身邊，用極低的聲音說道：“我跟你老說了吧，你老可千萬放在肚子裡。
那位十八九歲，長得極清秀的小爺，是當今皇上。 ”成麟嚇一大跳，“你別胡說！那有個皇上下館子吃飯的？ ”話是這麼說，他也並不是堅決不信，因為想到澂貝勒已加了郡王銜，而竟替那人跨轅，則身分的尊貴，起碼是個親王，如今那有這麼一個皇子？
“一點都不假。”那跑堂又說：“是鴻臚寺的立五爺說的。立五爺還在西頭那間雅座，他常在宮里當差，不知見過皇上多少回，錯不了！”
成麟舒了口氣，心裡異常好奇，看樣子是不假，但皇上溜出宮來，微服私行，總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看他還似不信，跑堂的便又舉證：“宣德樓的那段新聞，你老總該知道？”
“宣德樓出了什麼新聞？”成麟問道：“我去年出京，這兩天剛回來，一點都不知道。”
“那就怪不得了！”跑堂的說，“翰林院的張老爺、王老爺，在那兒遇見了皇上，皇上還讓王老爺唱了一段白門樓，誇他賽似活呂布。一過了年都升了官了。”
愈說愈奇，也愈教成麟不能相信，然而無法再往下追問，因為他所請的客人，已陸續來赴約了。
這些客人包括成麟的表兄巴顏和在內，聽得成麟相邀，當他跟李光昭出京，大功已成，設宴慶賀，所以一見面紛紛道賀。越是恭維得好聽，成麟心裡越難過，也越著急，因為藉錢的話，更難出口了。
好不容易，成麟才把話引入正題，說是自己也打算買一批洋木報效，希望大家先湊一筆錢出來。
“老三，”巴顏和不等他畢其詞，就性急地問，“那李知府不是說，能湊十幾萬銀子買洋木嗎？”
“不錯！”成麟趕緊接口，“不過他是他的，我是我的。”
“這話就不對了！”巴顏和疑雲大起，“當初原是這麼說的，一起出京辦木植，他出錢，你出力，將來勞績的保案上去，優敘大家有分，只要他補上了實缺知府，你起碼也能補上一個九品筆帖式，何用你花錢報效？”
這話把成麟問得張口結舌，原形畢露。於是有人敷衍著說：“成三哥犯不上花這錢。即使真要報效，等李知府的木植運到，勻出多少，歸你的名下，該多少價款，我們想法子湊了還他。”
成麟心裡有數，這還是人家顧他面子的說法，倘不知趣，再說下去，就要盤詰李光昭的底細，會弄得很難堪。所以裝作很感激地拱手說道：“這樣也很好。到時候真要那麼辦，我再請各位幫忙。”
這頓飯，在客人自是吃得索然寡味，做主人的則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不但官夢震醒，而且還得應付巴顏和的索債：
他經手替李光昭代借的五百兩銀子。
這裡所謀成空，李光昭卻還在廣州盼望。看看資斧不繼，後路茫茫，一不做，二不休，悄悄在廣州置辦了動用物品，帶著他那名十分玲瓏的跟班，名叫李貴的到了香港。
一到就住進香港最大的得利客棧，包了兩間房，一間作臥室，一間作起坐，房門上貼出一條梅紅長箋，大書“欽派圓明園工程監督李寓”，命李貴在跟別人談到他時，稱為“欽差”。又弄了幾口大皮箱，裡面不知道裝的什麼東西，外面貼著“奉旨採辦圓明園木植李”的銜條，放在起坐間裡，進門客人，一望而知。同時雇了一頂綠呢大轎，每天穿起公服，戴一副大墨晶眼鏡，招搖過市。
這一下，立刻便有人來兜生意，因為兩廣總督衙門和粵海關有圓明園工的“傳辦事件”，是香港商場都知道的，所以都不疑李光昭假冒。談生意照例先拜會，後邀宴，有此一番酬酢，才講到正題，李光昭便天高皇帝遠地大吹特吹，提到木植，說是既買洋木，便得跟洋商直接打交道，免得中間剝削。別人不知道他是騙慣了洋商的，都當他精明能幹，便真的替他找洋商的路子。
結果找到一個法國人，名叫安奇，一談之下，十分契合。李光昭決定買三萬尺的洋木，談好價錢，要付定金的時候，李光昭連連冷笑，說是像這樣的生意，只有買主先孝敬經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買洋木，還怕少了他的價款？等木植運到天津，驗明貨樣，自然照價發款，內務府辦事的規制一向如此。
於是簽了約。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國已有多年，但運氣不好，經商迭遇風險，在廣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債，能有這筆大生意，可以一蘇涸轍，所以格外遷就。至於李光昭的來歷，他雖也懷疑，卻認為不致遭受任何損失，因為他對中國的官場，極其了解，天津教案發生時，曾親歷其境，看透了中國人辦洋務，只講保住虛面子，暗地裡多大的虧都肯吃的。如今李光昭所籤的約，有“圓明園李監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約”字樣，果然屬實，則等貨到天津，一經驗收，不怕拿不到錢，倘或假冒，則可請求領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約。他深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是最會做官的，必不肯為了上十萬銀子，鬧出大清皇帝悔約的糾紛，貽笑列國，顏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個如意算盤。他在廣州的時候，已經知道圓明園工程欲罷不能，而最困難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后萬壽期近，需求甚亟，只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內務府的人不聽自己的話。他預備這樣說：洋木總值是三十萬，自己答應過報效十萬銀子，扣除以外，應找二十萬兩。付掉安奇的價款，起碼還能多十萬銀子。拿這筆錢在吏部加捐一個“大花椽”，把沒有“部照”的候選知府，弄成個真的，等獎敘的旨意下來，再打點打點，搞個“不論雙單月”，遇缺盡先補的名堂，然後走路子指明分發到湖北，那就揚眉吐氣了。
兩個人各有打算，彼此湊合，簽下了一紙英文的合同。安奇認為照商場的慣例，不付定金，合同無效，堅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塊錢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塊銀光閃亮的墨西哥鷹洋。
合同很簡單，口頭談得詳細。安奇表示他在小呂宋有人替他辦貨，由香港打電報到加爾各答，再由倫敦轉到小呂宋，至多半個月工夫，貨色就可運到香港，然後一起隨船到天津，交貨領價。
這筆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場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內務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為打官司準備“京控”要找路子，都來拜託。李光昭來者不拒，無不拍胸保證，一定幫忙。於是有人為他惠客棧的帳，有人送“程儀”，真有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之樂。
那知樂極生悲，就在洋木將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龍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撈救上船，已經一命嗚呼，債主聞訊齊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驚失色，趕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聽，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償債務的經過，還想挽救，勸安奇的債主們，仍舊把洋木運到天津，照約行事，保證所得到的現款，比此刻瓜分木料來得划算。無奈合同的一方已經亡故，契約責任，自然歸於消滅，倘或出了糾紛，打官司不能傳安奇到案，必輸無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說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搖頭不允。
這一下害得李光昭進退維谷，大為狼狽。繞室徘徊了一夜，終於恍然大悟，“安奇死了，還有別人。洋商不曾死絕，何妨照樣再來一次！”他欣喜地自語著，“對！就是這麼辦。”
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個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設在福州，因而談妥了便到福州去簽約。
勃威利專門經營木材，在中國的業務，委託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這張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訂，勃威利連帶簽署負責。合同中載明訂購洋木三船，共計三萬五千英尺，連運費在內，每尺銀圓一元五角五分，總計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內運到天津，立即驗收給價，每船每遲延一日，津貼泊船費用五十元。至於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塊鷹洋。
辦好手續，李光昭攜帶英文合約和木樣，坐海輪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根據內務府奏准的原案，請求飭令天津海關，免稅放行，一面向內務府呈報，說是“親自航海，運來大木，將抵天津大沽，請派員點收”，同時附呈木樣。至於木植數量價格，李光昭因為京中官員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曉得洋木價格，索性濫報，說第一船洋木共有五萬五千五百余洋尺，總值三十萬兩。
正好，兩廣總督瑞麟，亦專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樣，擺在內務府內，看著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購買運解”，內務府的官員，拿李光昭的木樣，放在一起驗看，認為統通合用，分呈奏報皇帝“請旨”。
對廣東的處置，比較簡單，只是說明情形，請旨飭令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速購辦，解運進京。關於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卻有些疑問，因為有懂洋木行情的，說洋尺比中國的“三元尺”來得小，而五萬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須三十萬銀子。因此，內務府大臣決定請旨“飭下直督，就近派員，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數目尺寸，驗收造冊諮送臣衙門，一面由該督迅速設法，運赴圓明園工程處查收，再由臣等查驗，是否與所報相符，核實估計價值，奏明請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勵。”
這樣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筆運費，著落在李鴻章身上，不管他將來如何報銷，內務府可以不必花錢。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個伏筆，就憑“核實估計價值”這句話，就有許多好處。
皇帝自然“依議”。於是內務府抄錄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辦公文諮請直隸總督衙門照辦。經此周折，已是一個月過去，勃威利運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經在碼頭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經發生糾紛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亂墜，一到天津，不見碼頭上有任何官員，來照料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約訂購的木料，押運的洋商，便起疑心。催著李光昭收貨給價，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幾天以後，連他的人影子都見不到了，於是向美國駐天津領事署申訴，提出交涉。
就在這時候，神武門出了一個亂子，皇帝微服遊幸，日暮歸來，拉車的一匹馬不知怎麼受了驚嚇，由神武門狂奔入宮，直到景運門，才經守衛宮門的護軍攔住。這件事被當作新聞一傳，皇帝的荒唐行徑，連帶地也播傳人口了。李鴻藻忍無可忍，決定犯顏直諫，而造膝密陳，因為體制攸關，畢竟不能暢所欲言，所以親自繕了一通密摺，當面遞給皇帝。
李鴻藻跟皇帝是師生的情誼，十三年來，除卻母喪守制那三年，幾於無日不見。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只有他最了解。外和而內剛，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極其機敏，諫勸之道，只有相機開陳，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這年會試，李鴻藻以副主考入闈，第三場文題：“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以及試貼詩，“賦得無逸圖，得勤字五言八韻”的題目，就出於他所擬，而意在諷勸。此刻所上的密摺，措詞仍是淺明而宛轉。首先引用上年皇帝親政，兩宮太后在養心殿召見親貴大臣，面諭輔助皇帝，知無不言的訓諭，作為建言的根據，接著便“瀝陳愚悃”，說的是：
“伏思皇上親政以來，一年有餘矣！刻下之要務，不可不亟講求者，仍不外讀書、勤政二端，敢為我皇上敬陳之：前數年皇上日禦弘德殿讀書，心志專一，經史記誦甚熟，讀書看折，孜孜討究，論詩楷法，亦日見精進；近則工夫間斷，每月書房不過數次，且時刻匆促，更難有所裨益，不幾有讀書之名，而無讀書之實乎？夫學問與政事相為表裡，於學問多一分講求，即於政事多一分識見，二者誠不可偏廢也。伏願我皇上懍遵皇太后懿旨，每日辦事之後，仍到書房，計真討論，取從前已讀已講之書，逐日溫習，以思其理；未讀未講之書，從容考究，以擴其識，詩論必求其精通，字畫必求其端整。沉心靜氣，涵養聖德，久而久之，自受益無窮矣。皇上親政之初，凡仰蒙召對者，莫不謂天禀聰明，清問周至，欽佩同深，氣象為之一振。邇來各部院值日諸臣，未蒙召見，人心又漸懈矣！咸豐年間，文宗顯皇帝每日召見多至八九起，誠以中外利弊，非博採旁諮，無以得其詳細也。若每見不過一二人，每人泛問三數語，則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趨向，視朝廷為轉移，皇上辦事早，則諸臣莫敢不早；皇上辦事細，則諸臣莫敢不細！不如是則相率偷安，苟且塞責，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伏願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視朝，虛心聽言，實事求是；於披覽章奏之際，必求明其所以然，則事理無不貫通矣。而又勤求法制，屏無益之遊觀；軫念時艱，省無名之興作。”
通篇文章，要緊的就是最後這兩句話，但擺在數百言論讀書勤政之道以後，文字就顯得不夠力量。皇帝看完，不以為忤，卻也沒有擺在心上。
李鴻藻則是一心盼望著，皇帝會虛己以聽，或者召見，或者見諸行動，有改悔的跡象，結果什麼都沒有！自然大感失望。他所聽到的是許多流言，其中最離奇的一說是，皇帝曾出現在陝西巷，韓家潭一帶，那裡是有名的“八大胡同”，猶如唐朝長安的平康坊，“蘇幫”的“清吟小班”集中之區，豈是萬乘天子所能駐駕的地方？因此，李鴻藻說什麼也不能相信。然而驚疑莫釋，只好去請教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榮祿，跟李鴻藻是至交，他由工部侍郎調任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但始終是醇王手下的一員“大將”，負著保護京師的重任。
“有這回事。”榮祿對李鴻藻無所顧忌，直言相告，“不但到了八大胡同，還有下三濫的地方。”
李鴻藻大驚失色，話都說不俐落了：“那，那是什麼地方？”
言語便給的榮祿，遲疑未答，因為一則李鴻藻不會知道那些地方，解釋不明白，再則亦真不忍言！想了想，這樣答道：“四哥，你就甭問了！”
李鴻藻心如刀絞，坐在那裡，半晌作聲不得，思潮激蕩之下，擠出一句話來：“怎麼跑到那些地方去了呢？”
“不能老逛八大胡同啊！”榮祿答道：“清吟小班是內務府那班闊大爺的天下，多在內廷當過差，全都認得，撞見了怎麼辦？”
“你遇見過沒有？”
“沒有。”榮祿答道：“我也不敢！四哥，你想，真要遇見了，我怎麼辦？只有暗中保護，不敢露一點兒痕跡。”
“唉！”李鴻藻長嘆一聲，不知不覺地滾出來兩滴眼淚。
“園工非停不可了！”榮祿面色凝重地說，“日本人居心叵測，如果不免一戰，軍費就很為難，那經得住再興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