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既克，曾國藩才開始認真考慮援浙及規復甦常兩大任務。他一向的宗旨是：“辦大事以找替手為第一。”援浙之任，決定交給左宗棠。知人之明，莫如曾國藩，他深知左宗棠的才具，足當方面，但亦深知他的性情好大喜功，不受羈勒，最好是給他一個不受各方牽制，可以放手去幹的局面，則以浙江的情況來說，他人視作棘手者，卻正好發揮左宗棠的長處。
規復甦常之任，曾國藩覺得一時難有適當的人選，因為這個任務與援浙不同：
第一、浙江已成糜爛之勢，人人皆知事不可為，所以隨左宗棠怎麼去搞，都不要緊，大不了淪陷了再想辦法去克復。而援蘇常則必先保上海，託付不當，上海一失，則東南餉源，十失七八，關係太重，不能不格外審慎。
第二、浙江方面，望援軍如大旱之望雲霓，王有齡已經奏保左宗棠，並已表示願交出浙江軍務指揮的全權，所以左宗棠一到，王有齡必會拱手讓賢，俯首聽命。而上海則不同，情況相當複雜，何桂清雖已革職，潛勢力猶在，薛煥駐上海當然要執行江蘇巡撫的職權，而蘇松太道吳煦，則成了“地頭蛇”，把持利藪，毫不放鬆。事權紛歧再加上洋務煩劇，即有精兵良將，能不能指揮如意，實成疑問。
其時恰好江蘇乞援的專使來了，而且來了不止一個，蘇松太的士紳十幾名，學申包胥哭秦庭，非哭得曾國藩發兵不肯走。
這十幾名江甦的紳士，為頭的叫錢鼎銘，字調甫，江蘇太倉人，他的父親錢寶琛，做過湖北巡撫。洪楊事起，奉旨在原籍辦理團練，錢鼎銘跟著老父在一起辦事，便耽誤了功名，從道光二十六年中了舉人以後，一直未能北上會試。
咸豐三年，小刀會劉麗川起事，攻占上海，青浦的幫會頭腦周立春起而響應，一時聲勢浩大，連陷名城。錢鼎銘便招募團勇，配合官軍作戰，咸豐五年收復上海，平定小刀會，論功行賞，授職江蘇海州所屬的贛榆縣訓導。以錢鼎銘的才氣，如何肯屈就一縣學官？為了急於用世，走了捐班的路，在戶部當主事。不久，因為丁憂回籍，三年守製家居之時，江南局勢已經大壞，大營再陷，和春、張國樑殉難，太平軍席捲吳中，江蘇巡撫退保上海，蘇松太一帶的紳士，亦紛紛避難，托庇於“夷場”。
但“夷場”不是久居之地，淪陷的家鄉，更渴望光復。眼看江甦之後，浙江又幾乎全部落入太平軍手中，如果杭州淪陷，浙江的戰事告一段落，李秀成傾江浙兩省的物力財力以圍困上海，則一隅之地，必難固守。而上海一失，足以養兵數万的關稅、釐金為太平軍所得，一出一人，關係極大，那時要想回家就很難了。
於是聚集在上海的江蘇士紳，由團練大臣龐鐘璐召集會議，籌謀自保之策。江甦的大員固然都集中在上海，但自何桂清失蘇常，他手下的那班人，如現任江蘇巡撫薛煥、蘇松太道署理藩司吳煦，在江蘇士紳看來，都是不足恃的人，可恃的只有新克安慶的曾氏弟兄。
因此，早在擬議中的，向曾國藩乞援計劃，很快地成熟了。這個計劃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由龐鐘璐出奏，請派曾國藩分兵急取蘇常，同時由江蘇在朝的大老，如龐鐘璐的同鄉前輩、翁同壧的父親，大學士翁心存等人，策動朝議，責成曾國藩出兵，一面派專人赴安慶大營乞援。
但是道路艱阻，由上海西上，通過太平軍的重重關卡，到達安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會丟掉。如果出重賞招募一名勇士，間關投書，又怕不夠鄭重，曾國藩置之不理。就這為難的當兒，錢鼎銘慨然請行，有人領頭。事情便好辦了，一下子有十幾個自告奮勇。
他們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國輪船，平平安安到了安慶。一上岸就到大營謁見曾國藩，呈上龐鐘璐的親筆信，說是“上海餉源重地，請以精兵萬人，一勇將統之，倍道而來，可當十萬之用”。
“話是不錯。無奈無人可派。'精兵萬人'，談何容易？”
聽得曾國藩這樣表示，錢鼎銘悲從心來，放聲大哭。他一哭，同來的人也哭，而且環跪滿前，倒像大喪舉哀似地，哭得滿營皆驚。
“請起來，請起來，有話平心靜氣地談！”
儘管曾國藩一再這樣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攙扶，無奈江甦的士紳，情詞急迫，竟似耍賴似地，非曾國藩點頭答應，不肯起身。
曾國藩可真有些急了，“諸公好不曉事！”他說，“就算現在有兵有將，請問，如何才到得了上海？這不是你們一哭，我說一句話，便可成功的事。快請起來，從長計議。”
話責備得對，而且口氣也鬆動了，環跪在地的士紳才遵命站起。曾國藩便吩咐請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門生來。
這人就是李鴻章——為了參劾李元度，李鴻章跟他的老師鬧得不歡而散，到江西閒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門大營那一場爭執，覺得自己也未免太魯莽了些，一則，到底是老師；二則，李元度也實在辜負曾國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誑報勝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祿而不忠人之事，寄身於敵人尾閭之間，真有點近乎無恥了。
這樣轉著念頭，便一直想回到曾國藩大營，只是苦無機緣，直到安慶克復，李鴻章才寫了封信去道賀，雖未提到想重投師門，但言外之意，以曾國藩的肯虛心體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夠默喻。
曾國藩對這位門生的期望甚高。但李鴻章的年紀還輕，尚欠沉著，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歡“打痞子腔”作英雄欺人之談，在曾國藩看來，駁雜不純，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虛驕之氣。在營裡，李鴻章喜歡睡懶覺，而曾國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齊，才開早飯，逼得李鴻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諸如此類的“細故”，使得李鴻章對老師大為不滿，因而才有為李元度相爭，絕裾而去的結果。曾國藩當然了解他這個門生的心事，如今肯回頭相就，足見得他自己下過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說是“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同時關照糧台匯了旅費到江西。於是李鴻章欣然到了安慶大營。
曾國藩會“看相”，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運，會發大財之類，而是看此人的氣色與氣度。一度不見，發覺李鴻章神情肅穆，勁氣內斂，大為安慰，留他在左右參贊軍務，大致布陳方略，有關安危大計的奏疏，都由李鴻章擬稿。這時江蘇士紳，哭求援師，該當如何處置，曾國藩也要找他來商議。
“是。”李鴻章聽老師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門生與江蘇諸公細談，再來回報。”
“好，好。你們先細談了再說。”
於是錢鼎銘便在李鴻章那裡談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戰火而帶來的畸形繁榮，五方輻湊，商賈雲集，巨室播遷，多挾重金住在夷場上，上海若為太平軍所得，曾國藩沿長江逐步肅清，進圍金陵的計劃，便很難收功了。
這番話使得李鴻章大為動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謂“善地”甚難——辦太平軍咸豐初年以前的軍務，完全不同。那時國家有大征伐，命將出師，儀式隆重，至於“人馬未動，糧草先行”，更不用專閫之將費心，朝廷會撥國帑，指派大臣，經紀其事。作統帥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如今辦太平軍，朝廷不責以時效，不遙為控制，進兵快慢，固可收發由心，就是喪師失地，只要是非戰之罪，亦可邀得寬典。這樣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間的大將，固然好當得多，但練兵、籌餉要靠自己，卻又比那時候的大將苦惱得多。
兵餉兩項，又以餉為根本中的根本。有餉無兵，像浙江這幾年的局面，是自貽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無餉，則孫吳復生，亦未見得能練成一支勁旅。現在上海有這樣豐厚的餉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為了。
但餉源雖厚，如果不能歸自己掌握，依然無濟於事。因而李鴻章接下來便想到上海的事權，以此向錢鼎銘詢問。
“江蘇現在吃虧的，就是雲集上海的大員太多，事權不一。
照規矩說，該歸薛中丞控馭一切，而其實上厄下制，少所作為。 ”
“上厄？”李鴻章詫異地問，“莫非何根雲還以江督自居？”
“雖不以江督自居，卻以蘇浙兩省的太上巡撫——”
據錢鼎銘說，薛煥與王有齡感念何桂清提攜之恩，庇護甚力，尤其是薛煥，近在咫尺，事事承命。他一再為何桂清請命，先跟王有齡合疏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後效”。朝命不許，從而單獨上奏，說嘉興方面的官軍將士，請何桂清去督剿，等克復蘇州，再進京伏罪，朝命又不許。但何桂清始終還在上海，薛煥僅是為何桂清能不被捕，便已費盡心血，對公事上，自然就顧不到了。
“那麼，”李鴻章又問：“受制於下，又作何解？”
這是指蘇松太道署理江蘇藩司的吳煦：他是上海的地方官，而且兼管海關，餉源都握在他手中。吳煦其人，自然是精明的一路，但對軍務一竅不通，他的唯一辦法是用重金、募洋將，自從用美國人華爾收復松江，益發以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句話是至理名言。可是大把銀子散漫地花，反而養成了那班在本國立不住腳，到上海來找機會的“洋打手”的驕氣，出兵以前，先索重賞；臨陣之際，坐觀成敗；如果打了個勝仗，回來又索重賞。薛煥也覺得這樣搞法，不是回事，無奈吳煦已成了地頭蛇，而且他自己跟洋人打不來交道，只好聽任吳煦去胡搞。
“薛中丞也招過好幾次兵，前後不下三四萬人，無奈成軍不能出隊，一出隊就打敗仗。”錢鼎銘緊接著又說：“天下皆知善戰者湘勇，所以薛中丞已派了人，攜帶重金到湖南招兵去了。既然如此，則善用湘勇，莫於湘人，吳人望滌帥如泰山北斗，既在治下，則不求滌帥又求那一位？”
“我老師新奉節制五省軍務的詔令，責任不輕。統籌全局，分其緩急，這也是他老人家身負艱鉅，不能不持重之處。再說治軍貴得人和，上海似乎另成一個局面，事權不專，辦事也棘手，到那時辜負吳中父老的期望，心何能安？”
“若說事權，既有節制五省軍務的詔旨，在上海的薛中丞、吳觀察，豈敢不聽滌帥的指揮。在地方上，請轉陳滌帥，我敢以身家性命擔保，一定唯命是從。”
聽得這一說，李鴻章更覺事有可為。將彼此的談話回想了一遍，認為薛煥到湖南招兵的情形，大可注意，因而在這方面問得特別詳細。
“聽說薛中丞叮囑招募委員，到湖南募勇，一定要挑那經過訓練，歷過戰陣的老兵，庶幾乎一經招募足額，便可成隊，一經成隊，便可出仗，一經出仗，便可成功。”
李鴻章聽罷哈哈大笑，倒弄得錢鼎銘愕然不知所措，以為自己說錯了什麼話？
“調甫兄，你也在珂鄉帶過勇，打過仗，倒想想看，世界上有那樣的事嗎？照薛中丞的如意算盤，銀子花出去就可以打勝仗，那何不打銀子？兵勇槍砲都不用，只拿大把銀子撒出去，長毛就會望風披靡！天下豈有斯理？”
“是呀。”錢鼎銘說：“我們也覺得薛中丞求功太切，反倒不可倚靠。”
“倒也不是求功太切的毛病——”李鴻章把下面的話咽住了，薛煥的如意算盤，毛病出在什麼地方，他還不肯教給錢鼎銘學個乖。
聽完李鴻章的報告，曾國藩也覺得薛煥派委員到湖南募勇的辦法，天真得可笑。 “經過訓練、歷過戰陣的老兵”，如果是能打仗的，何不在外頭打仗立功，跑回家鄉去幹什麼？薛煥所說的那些“老兵”，其實是湘軍各營的潰勇，或者被裁汰資遣回籍的“兵油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照曾國藩以威繼光遺規訂立的招募條件，是決不能合格的，李鴻章也服膺這些道理，所以一聽錢鼎銘的話，忍不住哈哈大笑。
“老師，”當笑話談完了這件事，李鴻章正色說道：“薛中丞散漫花錢，一定會把湖南的風氣搞壞，未曾入營，先多方需索，以後我們去募勇就難了。只怕九叔回湘招軍，也受他的影響。”“九叔”是指曾國荃，其實國荃的年紀比李鴻章還輕，不過照世交規矩，不能不這樣尊稱。
“那倒還不至於。”曾國藩徐徐說道，“其實淳樸農夫，何地無之？少荃，你也不妨回你家鄉去招募一支勇看。”
李鴻章異常機警，聽出曾國藩無意中透露，有讓他帶兵的打算，他所求的就是這個機會，但不出則已，一出也得像左宗棠那樣，擔當方面，才能舒展懷抱，所以這時出以沉著，淡淡答道：“那是以後的事，眼前援滬一節，總要老師先定下主張，才好措手。”
“餉源是要緊的。”曾國藩徐徐答道：“胡潤芝當年在武昌，月籌４０萬，供饋長江上下游，如果不是他，何有今日？”
“就是這話囉！”李鴻章趕緊接口：“上海一地，每月所收關稅釐金，可用來作軍餉的，總有六七十萬。比胡潤帥當年的收入還多。而且一出一入，所關更巨。”
曾國藩點點頭：“我也知道。上海是要想法子守住的。我想寫信找沅甫來商量，看他所募的六千人，能不能先用在上海？”
李鴻章心想，曾國荃一心想收復金陵的大功，不見得肯到上海。但這話自己不便說，說了倒像自己想討這個差使似地。老師的意向不明，躁進怕為他看不起，不如不說。
不說卻又不可，緩不濟急的話，應該可以說的。於是他這樣答道：“老師，蘇紳望安慶，如大旱之盼雲霓。而且長毛'二李'，裹脅幾十萬人在浙西，一旦猛撲上海，後果不堪設想。老師若是定了宗旨，請九叔帶隊赴援，那也就不必再商量了。迳自寫信給九叔吧！”
“沅甫的脾氣你是知道的，凡事要出於他的自願，才能堅忍不拔。強使行之，並非善策。”曾國藩想了一下又說：“世事千頭萬緒，還得要從長計議。眼前先不談可行的，要先談不可行的。少荃，我倒請教，現在有一大支兵將在這裡，千里迢迢，重重阻隔，怎麼到得了上海？是不是一路打過去？要打，當然先打金陵；若非如此，用哪條間道？這些疑問，如果瞠然不知所答，那就無從談起了。”
一句話將李鴻章問得啞口無言，不過他的心思極快，心裡在想：“既然錢鼎銘能來，我又為什麼不能去？”這樣自問著，突生靈感，脫口便喊了聲：“老師！”
喊了這一聲，卻又不響了，只怔怔地看著老師，眼中流露出喜悅而迷惘的光芒，曾國藩一看就明白，從容問道：“少荃，你有什麼好主意？”
“門生有個主意，不知道行不行。我看，此事非借重洋人不可。”
“你是說，照他們在上海的辦法，也是募洋將洋兵，替我們來打仗？”
“不是。不是募洋將洋兵，是以重金募洋商。”李鴻章放低了聲音說：“門生打算僱幾條洋商的大火輪，載運兵勇，鼓掉東駛，一路衝過去。老師看行不行？”
曾國藩閉目不語，眼中浮起一幅景象——這幅景像出現在這年初夏，胡林翼應邀到東流商議進兵方略，曾國藩邀他登上安慶城外的龍山，視察形勢。骨瘦如柴的胡林翼，立馬遙望，意氣甚豪，指著安慶城內的太平軍，說他們已為釜底遊魂，指日可以平服。一句話未完，顏色大變，口吐鮮血。
這是因為胡林翼突受刺激，刺激來自兩條西洋的輪船，逆水直上，迅如奔馬，洋人有此利器，不能不憂。胡林翼本來就有肺疾，從此病勢日重，半年功夫，竟至不起。臨終前幾個月，有人跟他談起洋務，他總是閉目搖手，神態憂鬱地說：“不談，不談。這不是我們所能談得出結果來的。”
曾國藩在這方面，跟胡林翼約略同感。這時李鴻章提到“洋商的大火輪”，自然而然地憶及往事，既憂國勢，又悼良友，所以閉目不語，神色不怡。
李鴻章不免詫異，“老師，”他問，“憂慮的是什麼？”
“當年——”他將當年藎臣憂國的因由，說了給李鴻章。
“胡潤帥原是深謀遠慮的人。不過洋務連談都不願談，也未免過分。”李鴻章停了一下說，“照門生看，師夷以製夷，倒是可行之道。”
“那是以後的事，眼前還談不到。”曾國藩將話題拉了回來：“安慶被圍的那時候，城內的長毛，就靠洋商的輪船接濟，官軍拿他們沒有辦法。輪船外包鐵甲，其行如風，用洋槍打是不中用的，不過，拿大砲轟呢？僧王守大沽口，恃有砲台，英法軍艦不敢貿然內犯，看起來，輪船不能不怕大砲。這一層，你要仔細思量。”
“門生想過了。運兵的消息，當然要嚴防外洩。僱船的時候，不必先跟洋商說破，到時候兵上了船，不怕洋人不就節。”
曾國藩沉吟久之，方始開口：“這樣做法，跡近挾制，不是光明磊落的行為，而且也怕洋人不服，反倒會洩消息。照我看，這件事做倒可以做得，總須先求穩當。第一先要仔細探查，此去有哪幾處會受長毛的砲轟，可有閃避之道？第二、要跟洋商說得明明白白。水腳貴一點倒不要緊，必得聽我們指揮，要走要停，白天走，還是夜裡走，不能隨人擺佈。”
“老師顧慮得是，我就照老師的話，跟錢調甫他們去說。”
“不忙，不忙！”曾國藩搖其頭，“還有最要緊的一件事，尚無眉目。少荃，我這裡怕抽不出多少人，沅甫雖有六千人，是不是肯擔當此任，尚未可知。再說，進圍金陵，亦不可緩。你能不能自己練一支兵？”
練兵先要招兵，這不是三兩個月可了的事，李鴻章有些為難，回鄉招募，練成一支可以與湘軍並駕齊驅的勁旅，固是極好之事，就怕遠水救不得近火，等練成了，上海已經失守，變成無用武之地，豈非白耗心血。
曾國藩見他沉吟不語，便猜到了他的心事，“少荃，”他提醒他說，“兵總是要自己一手訓練出來的，才會得力。鮑春霆會打仗，不會練兵，他的隊伍，紀律太差，只能攻，不能守，一屯下來，百姓就要遭殃。這是鮑春霆吃虧的地方，你當引以為鑑。至於軍隊練好了，不愁沒有用處，你不必三心兩意，只從根本上去著力，決不會錯。”
李鴻章矍然而起，毅然表示：“我遵老師的訓誨。”
從曾國藩那裡退了出來，李鴻章先不跟錢鼎銘見面，得要找一個人去好好商量，這個人就是安慶克復之前，向曾氏弟兄投誠的長毛程學啟。
程學啟是安徽桐城人，字方忠。年紀雖輕，在地方上的聲名甚盛，他沒有讀多少書，但行事有遊俠之風，喜用奇計，更善結納。陳玉成在皖北，深慕其人，百計招致，程學啟不肯投偽。因為得不到，便愈覺得珍貴可愛，最後陳玉成出了下策，將程學啟的父母擄了去當人質，這才逼得他出面，受任了太平天國的官職，領兵扼守安慶城外，與城內的太平軍互為支援。
但是，程學啟內心是不滿太平軍的，尤其是用這樣的方式將他逼得落了水，更覺於心不甘。不過他為人極深沉，表面絲毫不露痕跡，在安慶的太平軍以及陳玉成亦都對他深信不疑。誰知就在攻防戰最激烈的緊要關頭，他拉著隊伍反正了。
反正以後，並未獲得重用，曾國荃只相信子弟兵，曾國藩則出以持重，不敢過分信任，所以僅撥了一千兵給他，擔任不關緊要之處的外圍警戒。但李鴻章因為同鄉的關係，跟程學啟頗為接近，每次相見，一談就是半天，深知此人才氣縱橫，有擔當、有決斷，是絕好將材。這時受了曾國藩的鼓勵，預備回家鄉招募人馬，自然第一個就想到這位同鄉。
“方忠兄，”李鴻章喜孜孜地用合肥土話說，“現在有個好機會，賊娘的，好好搞一下！”
程學啟亦願一抒抱負，於是傾心籌劃、談了整整一夜、擬出來一個計劃，除了他跟程學啟所部以外，另外在安徽募新兵五千五百人，日夜操練，士氣如虹。運兵到上海的辦法，亦由錢鼎銘託人跟英商太古輪船公司接頭，可以包運。不過，這也不是說辦就辦的事，太古方面要好好籌劃，李鴻章那裡，更要多方部署。因此，江蘇士紳、還得要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