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擴充，因水漲而船高，杜月笙聲譽日盛，交遊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朋友和學生越來越多。但是，正在這時中國的時局急轉直下，進入了另一個時期。
時間進入１９３６年底，中日關係空前緊張，華北華中，兩軍嚴陣以待，大戰一觸即發，但是蔣介石大肆叫囂：“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因此，這時的國策是“力謀以外交方式調整中日兩國幫交，冀弭戰禍”。
然而，日本方面卻並不管這些，１９３６年，外相廣田弘毅提出了舉世聞名的廣田三原則，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所應採取的路線，所謂的“廣田三原則”，簡言之為：
一、中國政府徹底拒絕反日。
二、中、日“滿”合作，華北特殊化。
三、中、日“滿”共同反共。
揭開廣田三原則的虛偽面具，實際上，廣田給中國人下的毒藥是“經濟提攜”的誘餌，即利用經濟提攜方式，來推進它的“大陸政策”，完成“日滿支集團”的迷夢。抗戰爆發的前一、兩年裡，大多數國人都被這美麗的糖衣所迷惑，以為中日大戰在短暫時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徑可以解決中日問題。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日方派遣其外務省東亞局局長桑島來華，協助他們的川越大使進行中、日談判。
１９３７年初日本“經濟提攜”運動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眾議院發表演說，聲明日本對華政策是仍然堅守廣田三原則，不放棄既得利益。兩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個大規模的“經濟考察團”，以日本國家銀行總裁兒玉謙次為團長，重要團員中有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禮長、政壇要角、戰後曾任外相的藤山愛一郎。
這一個“經濟考察團”來華，在戰雲瀰漫、低氣壓籠罩下的遠東，可謂舉世矚目，很多人都對此寄予厚望，因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暫保東方的和平，它若失敗，戰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發。
中日雙方對此一和戰關鍵的“考察團”，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關方面同意，以日本經濟考察團為骨幹，配合中國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組一個“中日貿易協會”負責推進“日支經濟提攜事項”。
擬議中的“中日貿易協會”，分設籌備主任兩人，華方主任委員為華北金融鉅子周作民，日方則係日本銀行總裁兒玉謙次。這樣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於是他們透過外交途徑，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參加。於是，蔣介石又指定杜月笙為該協會的常務委員，同時，中日雙方都要求他負起“經濟考察團”抵達上海時的一系列聯繫招待工作。
這一項重要的任務確使杜月笙的聲望為之增進，地位也又提高了許多，然而，這也給他帶來了難以出口的極大痛苦。因為在基本立場上，他是不折不扣的愛國反日主義者，為此他曾有一鳴驚人的表現，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業者的義務保鏢，大家寄望於他利用地方勢力抵拒外來入侵力量，日本經濟考察團分明是掛著侵略者的招牌而來，政府方而也在戰備不夠充分之際，有意委曲求全，在這種情形之下，全國金融工商業者以至各地民眾都得準備犧牲，“以空間換取勝利”，“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違反既定的國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權限能夠代表全體商民，在蠶食鯨吞貪得無厭的日本“經濟考察團”對面作迫不得已的讓步？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為難之處。
但是，當兒玉謙次一行抵達上海時，周作民、杜月笙等還是熱烈地歡迎了代表團一行，杜月笙正強顏歡笑，滿腹愁悶。日本“經濟考察團”３月１４日抵滬，當天接到了南京蔣委員長的請柬，於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們晉京，參加蔣委員長的招待茶會。
在茶會上，蔣委員長說了一通歡迎詞後，強調說：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杜月笙聽到蔣委員長正告“日本經濟考察團”，義正詞嚴的這句話，讓他感到興奮鼓舞，這時，他冷眼旁觀“日本經濟考察團”眾人，兒玉、藤山等聽了蔣介石的這一句訓斥，頓時臉色大變，彷彿有不勝感慨，敢怒而不敢言，這時，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從此內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決定：他應設法抵制日本人的經濟侵略。
當日本經濟考察團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開始採取不合作態度，在各項談判中當仁不讓，據理力爭。除此以外，他還請上海大佬，前任總商會長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團在滬時期，出席日本商工會議所的一次集會，即席發表演說。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說中滿口都是經濟提攜必須立於平行互惠的立場的論調，日方大失所望。因為中國政府和人民立場堅定，不容動搖，一致表示“政治問題不獲解決，談不上經濟提攜”，日本人經此碰壁，所能採取的途徑只有訴諸武力，於是圖窮匕見，７月７日，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蘆溝橋事變。
抗戰一揭開序幕，吉星文堅守宛平的消息傳來上海，杜月笙同仇敵愾，奮袂而起。這時，他是中國紅十字會副總會長，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又兼上海市臨時參議會議會長，然而他卻並非中國民黨黨員，因此，上海地方協會秘書長黃炎培，來到杜月笙跟前，建議說：
“上海地方協會的前身，便是抗日後援會。現在全面抗戰已起，前方將士需要上海人民協助很多，後援會應該立刻恢復。”
史量才事件之後，黃炎培的表現越來越左傾，杜月笙對他早有戒心，如今聽他這麼一說，當下進一步地加以試探，於是他問：
“怎麼樣的恢復法呢？”
黃炎培頭頭是道地說：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機關名稱改過來。求擴大影響，發揮力量，一定要容納各黨各派，各方面人士參加。抗戰是全民的戰爭，不是任何黨派所能單獨應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還有我黃某人，就不屬於任何黨派呀。”
心裡有數了，杜月笙莞爾一笑，淡淡然地答道：
“蘆溝橋剛剛開火，還不曉得等會又要講和，這件事非同小可，歇兩日看看風色再談吧。”
他支開了黃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這是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吳開先。杜月笙一見名片，連聲請進，兩人分賓主坐定，吳開先約略分析了一下當前形勢，他認為七七的槍聲已為全面抗戰揭開序幕，中、日問題惟有付之一戰，因此，他向杜月笙請教，應該如何發動民眾組織，支援前線將士。杜月笙靜靜地聽他把話說完，馬上流露出興奮的神色說：
“我認為這件事應該由上海市黨部出面領導，發動全上海民眾團體，組織上海市抗敵後援會。”
頓一頓，他又果決地說：“全上海只許有這一個抗敵後援會，市黨部只管積極領導進行，我一定盡全力協助。”
杜月笙和吳開先商定原則以後，他一再強調絕不允許任何人另起爐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吳開先的警覺，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認為杜月笙能夠摒棄黃炎培這個幾十年的同鄉、老友，而凡事以國民黨的利害為前提，此一情誼對於他個人以至國民黨都是極可珍貴，令人感動的。
為了爭取時間，杜、吳兩人立即採取行動，兩人就在華格泉路杜公館客廳裡，擬出了一紙名單，並且登時命人善寫請帖，分頭投送。這份請柬由杜、吳兩人具名，邀集上海市聲望最高、潛力最厚的大好佬們，第二日上午，在愛多亞路中匯銀行開會，商討重要問題。
第二天早晨，黃炎培還在籌思如何說服杜月笙，中匯銀行的會議室早已冠蓋雲集，高談闊論，迅即順利無阻的正式成立“上海市抗敵後援會籌備會”，當場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錢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黃涵之為主席團，尚且議決在３天以後，召開大會。
等到黃炎培那邊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敵後援會中一概榜上無名，被拒之門外了。
三天以後舉行成立大會，到了各界代表好幾百人，當場選出了１２１位委員，再由委員複選常務委員３５名，說來也是湊巧，一·二八事變時的抗戰後援會者秘書長陶百川剛好學成歸國，如今又正好當選，秘書長之職又正好原壁歸“陶”。
大會決定設立籌募、供應、救護、宣傳等各委員會，大家七嘴八舌，鬧哄哄地在推舉負責人選，杜月笙不耐煩，站起身來高聲說：
“抗敵後援的事體要自告奮勇，讓我杜某人先來自告奮勇，各個委員會裡頭，最難做的大概是籌募委員會了，這一個就由我來！”
等一會兒，不曾看見有第二位自告奮勇者，於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難的就要算供應委員會了吧，新之兄，你來做這個，好嗎？”
錢新之只好笑著點頭，表示接受。
大會組成，人員推定，杜月笙說：
“支援前方，等於救火，不能耽擱一刻，我們要立刻開始辦公。但是，問題來了，辦公所需要的經費呢，市黨部沒有這筆預算，即使有，數目太大也難以負擔。杜月笙說要銅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開支，由我杜某人一個人負責墊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熱烈支持抗戰，掀起比“—·二八”事變時期更為盛大壯闊的捐獻浪潮，捐款之勢如風起雲湧。秘書長陶百川查查賬目，發現杜月笙私人墊付的經費數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議，從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撥還，杜月笙一看那張支票，登時退還，他說：
“市民捐款是為了抗敵勞軍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這裡面扣賬？”
說得大家都笑了，告訴他說：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墊這些錢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賬上也不便處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這才點點頭說：
“做捐款可以，不過，不必寫我的名字。”
“不寫杜先生捐的，寫誰呢？”
想了想，杜月笙決斷地答道：
“就寫常務委員會捐助！”
打仗、要錢，而且要花大錢。正當杜月笙在為抗敵後援會的事，忙碌緊張，席不暇暖，一日，華格臬路到了貴客，財政部長宋子文來找杜月笙商量，政府決定發行五５００００萬元救國公債，財政部已經組成一個“勸募委員會”，辦公地點，必須設在上海。
“宋部長，”杜月笙脫口而出地說，“要辦公地點，不曉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夠不夠用？”
“足夠了。”
“那麼，我立刻騰出米，捐給勸募委員會用。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
接下來，宋子文和杜月笙商談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上海一地公債應該如何勸募？杜月笙深思熟慮，他建議：
“募公債，當然是越多越好，這一次，最好方面廣點，工商界的朋友，希望他們盡量認購，上海市民也要普遍的買。”
宋子文對他的建議表示讚許。於是，杜月笙便一口氣成立了兩個勸募隊，上海市民勸募總隊長由他自己擔任，上海商界勸募總隊長則推上海總商會長王曉籟，後來王曉籟說他一個人“抗不住”，向杜月笙請救兵，杜月笙便一腳跨過去，兼了商界勸募隊的副總隊長。
七七事變以前，中國駐日大使杜月笙的老朋友許世英回國述職，不久他生了病，正在就醫時期，大戰爆發，中、日交涉劍拔弩張，７月１３日他奉命帶病返任。杜月笙聞訊，馬上趕到北站迎接，然後一直送他到駛赴日本的海輪上。這時，江上風清，微波不興，懸太陽旗的軍艦就在附近停泊，許世英絕口不提他赴日交涉有否成立和議的可能，只是意味深長地說：
“恐怕你又要大忙特忙一陣了。”
杜月笙明白許世英的暗示，他不禁慷慨動容，眉飛色舞地答道：
“我今年剛５０歲，年富力壯，身體對付得過去，只要國家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杜某人必定萬死不辭！”
４天后，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聲朋，指出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軍閥的猙獰面目亦已全部暴露，他們增派大軍發動猛攻，向華北各地狂轟濫炸，宣布中國對日宣戰。 ７月底，北平陷落，８月初，上海形勢緊張，先鬧了一次水兵失踪又被尋獲的挑釁丑劇，８月９日，當全國各地軍政要員，紛紛赴京共赴國難，舉行軍事會議聲中，風雲險惡的上海終於響起了槍聲，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車，準備強行沖入虹橋機場，被機場衛兵制止，雙方發生槍戰，兩名日本官兵當場擊斃，國軍陣亡一人。
於是，８月１１日，２７艘日本軍艦開進吳淞口，擺好備戰姿態，威脅中國撤退駐防上海的保安隊。從這一天起，上海人開始知道戰禍已不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了，閘北成千上萬的居民攜帶箱籠細軟，像潮水般地湧向租界，人潮淹沒了街道，遍地都是棄置的傢俱行李，汽車被迫停在街心，湧進租界的難民越來越多，租界無法全部接納，於是絕大部分的人只有餐風露宿，抱著不曾打開的鋪蓋，睡在水泥地上。杜月笙督飭租界的慈善團體，竭盡一切力量，進行救濟。
８月１３日，淞滬大戰爆發。 “一·二八”之戰中力抗日軍的國軍勁旅中，８７師王敬久部扼守江灣新市區，８８師孫元良部則進駐上海北站，明晃晃的刺刀和隔陣的日本兵針鋒相對。
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６０００人，從天通奄鋼筋水泥、金湯鐵池般的兵營出動，９時１５分，分兵兩路，向江灣及閘北兩地的國軍挑戰，日軍一開頭便使用立體戰術，飛機濫炸，大砲猛轟，繼之以列隊沖鋒，第一天，我軍奮身反撲，越戰越勇，用手榴彈和刺刀壓迫敵人節節後退。
１４日掀起了滬戰的高潮，使上海人一時拍手歡呼，一時悲泣哀號，早上，報紙出了號外，日本空軍從台灣松山機場起飛，轟炸中國空軍基地杭州筧橋，經我飛機起飛迎擊，一舉擊落敵機９架，造成０∶９空前絕後的輝煌勝利，捷報傳來，上海市民雀躍三千，興奮若狂，奔走相告。因此，當天下午我戰機飛臨上海上空，轟炸敵軍根據地公大紗廠，虹口一帶，以及停泊黃浦江中的日本旗艦“出雲號”時，上海人全然忘了自身的危險，爭先恐後，萬人空巷的到江邊觀戰。中、日戰鬥機、轟炸機在租界以外的空中鏖戰，上下翻飛，落彈如雨，一會兒虹口被炸，騰起了千百丈高的烈焰濃煙，一會兒浦東的美孚油庫中彈，團團煙霧瀰漫江面，觸鼻的濃煙被江風吹到了浦西來，沒有人躲得過它的侵襲，姦幾百萬人全在嗆嗆咳咳。
在虹口、閘北，８７師和８８師大發神威，多次發起衝刺，使東洋水兵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包圍圈漸次的縮小。
這時杜公館電話機也一直響個不停，好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國軍第３６師宋希濂部和第９８師夏楚部即將開到；４個師的主力部隊一起努力，有望將６０００敵軍全部包圍而加以殲滅。
正在歡天喜地，額首稱慶，突然之間傳來天崩地坼的巨響，華格泉路杜公館房屋搖搖晃晃，玻璃窗嘩啷啷，嚇得杜月笙以及眾人臉色發白，目瞪口呆，萬墨林剛一清醒，立刻便去接電話問出了啥個事情。哪曉得他的問話還不曾說完，接著又是一聲轟炸，天搖地動，令人失魂落魄，萬墨林手中的電話聽筒差點兒被震落到地上，他一疊聲地問訊，等到對方答復過後，他來不及掛上電話便高聲大叫：
“爺叔，不好了，大世界門口落了一顆炸彈，炸死了不曉得多少人！”
杜月笙勉定心神，疑惑不已地問：
“是一顆炸彈？還是兩顆？”
於是，萬墨林再撥電話，又去打聽，這一次，消息得來詳細得多了，他報告說：
“爺叔，是一架中國的飛機，受了傷，飛過租界，一共落下來兩顆炸彈，頭一顆落在大世界，炸死了１０００多人，第二顆落在大馬路外灘，也炸死了好幾百個！他們說那兩處地方正是血流成河，屍積如山，慘極了！”
這便是淞滬之戰第二天的一大悲劇，正因為中國軍隊打了勝仗，租界馬路上人山人海，居民們都出來看熱鬧，歡歡喜喜地像是過年，不料受傷的戰機失去控制，所攜炸彈自動墜落，造成了兩千餘人的重大傷亡，使上海人樂極生悲，啼笑皆非。但是，上海同胞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他們抹去眼淚，態度更加堅強，他們沒有埋怨，相反的都在稱頌那位不知名的空軍英雄。因為他冒著機毀人亡的危險，強使那架受創的飛機飛越人煙稠密的租界和市區，如果他跳傘逃生，任讓飛機墜降，那更不知要帶給上海人多大的災害。
８月１５日，滬戰的第３天，日本軍機全面出動，猛炸京滬沿線，閘北虹口戰況空前激烈。正在這一天的晚上，華格臬路杜公館，到了一位神秘而又極不尋常的貴賓，使杜月笙欣喜莫名，矍然而起，一疊聲地在喊：“戴先生，請進，請進！”
於是，這位貴賓笑容可掬地被請進客廳，他中等身材，一舉一動充滿活力，高額，兩道劍眉，有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誠摯而熱情，馬臉上鼻大、嘴闊，天庭特別的飽滿。他便是戴笠，字雨農。從那一天他和杜月笙緊緊地握手以後，成為杜月笙最親密的戰友，如手足般的至交。戴杜的結合，並肩作戰，使他們兩人對於抗戰貢獻出莫大的力量。
戴笠，原名春風，又字徵蘭，浙江江山仙霞鄉人。
抗戰前夕，戴笠所領導的軍統規模已很龐大，軍統人員的活動範圍從都市大城市直到邊陲村鎮，乃至海外各地。日本軍方特意給他們起個名字，叫“藍衣社”。
杜月笙和戴笠肝膽相照，都是至性中人，他倆之間結識甚早，早在上海灘，杜月笙對與戴笠便有過交往。現在，他和戴笠分賓主坐定，數語寒暄，戴笠直截了當地說明來意，然而，這卻使杜月笙大為猶豫。
因為戴笠指手畫腳，侃侃而談，他所提出的請求和計劃，使做了半輩子太平紳士、社會領袖的杜月笙聽來，太瘋狂、太大膽了，幾乎是瘋人所為的事情。
原來，就在不到半月之前，戴笠在天津憑幾則電令，無中生有，組成了一支２０００餘人的軍隊，擁有長短槍７００多支。抗戰爆發後，戴笠也電令軍統天津站長王新衡設法組織“便衣隊”，在敵軍佔領地區從事襲擊敵軍。由於愛國青年的同仇敵愾，紛紛自動投效，不數日間便成立了兩千多人的勁旅，這一次的成就激發了戴笠的雄心壯志，他親赴上海拜訪杜月笙，想用“別動隊”的名義，在上海擴大範圍，建立一支人數更多、力量更強的新軍。
戴笠極其興奮，滔滔不絕地向杜月笙透露他的驚人計劃，他希望這支新軍能有足夠的兵力，分佈於滬西、浦東和蘇州河一帶，正式協助盟軍作戰。杜月笙知道這一地區是如此的繁複和遼闊，忍不住打斷了戴笠的話，他試探地問：
“戴先生所講的足夠兵力，大致需要多少人呢？”
戴笠回答簡潔而乾脆，斷然地說：
“最低限度，要１萬人。”
杜月笙聽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氣，一下子要組成１萬大軍，談何容易？如果是打歸打，吶喊助威、聚眾滋事，憑杜月笙在上海工、商兩界的龐大勢力，白相人地界的無上權威，莫說萬兒八千，便要十萬、八萬的人馬，也是叱嗟可辦，然而戴笠卻是要編組軍隊，在頑強敵人的大砲機槍飛機炸彈之下，叫上海灘上吃油著綢、紙醉金迷的少年兒郎脫下便服，著上軍裝，長期離開家庭，別妻離子，不經訓練就上火線去打仗。杜月笙就是自己能豪情氣慨不改，脫得下這件長衫，再去當一名中將少將，可是，他能拖得動上萬兒郎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為國犧牲嗎？
戴笠看他沉吟不語，遲疑了一下，又更加重語氣地說：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抗戰前途，與此大有關聯，所以，我離開南京以前，已經跟蔣委員長請示過了。委員長認為事在必行，他並且答應，所有的番號、軍械、彈藥，糧餉，都可以由中央頒發。”
一聽中央，一聽蔣委員長，杜月笙眼前一亮，與此同時，心中也做了決定。既然戴笠極力主張，蔣委員長也認為事在必行。那麼，不管成功與否，結局如何，就惟有盡量的朝這個目標去做才行。
但是，他還不敢肯定地答复，先說道：
“既然這是一件大事，那我們就得多找幾位朋友，分頭設法去讓大家幫忙。”
“杜先生這個話說得很對。”戴笠劍及腹及，行動敏捷，答話時便已掏出了紙筆，“我們彼此商量，開一個籌備者的名單出來。”
兩個人湊在一起，有商有量，不多一會兒，便開出了一張洋洋大觀的名單，政界的要人，有上海市長俞鴻鈞、新任廣東省主席吳鐵城、金融工商界的貝祖貽、錢新之，軍警兩界的則有吉章簡、蔡勁軍，杜月笙、戴笠都是當然委員，此外再拉上了一位杜月笙的老朋友，精通戰略、擅長指揮大軍作戰的劉軍長———劉志陸。
名單擬好了，戴笠很高興地搓搓手說：
“準備的地點，暫時就設在三極無線電學校。”
三極無線電學校便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距離杜月笙、姚夫人的住處不遠，這個安排對杜月笙來說當然是很方便的了。
談到行動隊的編制和人員的募集，戴笠條分縷析，輕鬆地說：
“杜先生，募集１萬人馬，其實並不太難。我說的５個支隊和１個特務大隊，把在京滬一帶負責情報和行動工作的人員集中起來，編一支隊一特務大隊，綽綽有餘。還有正在受訓的高中以上學生，要他們投筆從戎，自動參加，我想得個兩三千人，應該沒有問題。照這樣算起來，杜先生你這邊只要號召個六七千人，編成３個支隊，就盡夠了。”
這說得杜月笙也興奮起來，他馬上答道：
“剛才我也想到了的，上海各區的保衛團，有人，也有槍，而且多少受過一點訓練。他們的團長，多半是我的學生，譬如說閘北保衛團團長洪雁賓，吳淞保衛團團長唐承宗……叫他們去問問保衛團的弟兄，願不願意參加？我想，找個千把人或許不是問題。”
“對呀！”戴笠歡喜得一拍掌，又提醒他說，“杜先生，你莫忘了，你還有兩員大將。”
“哪兩個？”
“陸京士和朱學範。”
“啊！”杜月笙恍然大悟，當下便說，“戴先生的意思是到工人中間去征集？”
“當然了！”戴笠說得很有把握，“上海工人有１００多萬，他們大都是愛國不肯後人的，請陸京士他們站出來一號召，集合幾千人，那還不是言話一句。”
８月１５日，杜月笙、戴笠的一席長談，便這麼奠立了“蘇浙行動總隊”、“忠義救國軍”的成立基礎，同時也締結了杜、戴兩人生死不渝的真交情，使戴笠成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親密摯切的好朋友，同時，更重要的，由於這一次會，竟使行年半百的杜月笙，在他往後的１４年生命中，命運與前程，全部為之丕然改變。
經過杜月笙、戴笠的一致努力，他們在短暫的一兩個月中，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奇蹟，一支出生入死，百煉雄師在指顧之間會卒成軍，人數１萬還超過了８００人。隨後這一新編勁旅，分別由蔣介石頒給“蘇浙行動委員會”，和“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的番號。行動委員會設３位常務委員：杜月笙、戴笠、劉志陸，１５位委員，杜、戴、劉和負責籌備諸人之外，又加上了財政部長宋子文，軍方的俞作柏、張治中，此外還有杜月笙硬拖進去的嘯林哥———張嘯林。由於張嘯林在抗戰初起時便不斷的發出頹廢悲觀論調，使杜月笙對他更為關切，防患未然，杜月笙的想法是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員名單，免得他果真落水噹了漢奸。
這時，閘北、江灣，中日大戰打得如火如荼，天崩地裂，整個上海灘一天到晚都聽到隆隆的砲聲和咯咯的槍響，抬頭一望，便是烈焰騰霄，濃煙蔽天。淒厲恐怖的戰爭景象使上海灘５００萬人觸目驚心，同樣的也讓他們熱血沸騰，義憤填膺。杜月笙自八一三戰幕揭開，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緊張的一段時期，每天從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數不清急於晤面的訪客，也有無其數的事物在等待他決定和處理。別動隊的成立和編訓急如星火，救國公債的幕集也勢同燃眉，抗敵後援會裡百事如麻，從腦滿腸肥、日進斗金的大老闆，到三餐不繼，形容枯槁的黃包車夫，他們人人湧躍輸將，各個爭先捐獻，黃金美鈔，法幣銅板，醫藥用品，毛巾肥皂，把所有的“後援會”辦公地點堆成了五花八門，無所不有的百貨公司。這許多慰勞物品和金錢，都必須逐日統計公佈，並且送上前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