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二十四節
張佩綸的作為，東翁的煩惱，自然都在趙師爺的冷眼之中。本來以為何璟一定會移樽就教，來談他的苦楚，誰知何璟整日為了應付張佩綸，只跟管章奏、管兵備、管洋務的幕友打交道，竟一連三天，未到趙師爺那裡。
於是趙師爺按照隨園食譜，親手做了幾樣好菜，又開了一壇家鄉寄來的陳酒，以詩代柬，邀東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應約而至，見面是強為歡笑的光景，趙師爺故作不解地問起：何事不樂？
“你沒有聽說嗎？”何璟反問一句：“豐潤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帥說那裡話？”趙師爺斟酒相敬，“這是天助大帥成功，怎麼倒自尋煩惱？”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稱賀之意，那就竊所不喻了。”
趙師爺不響，咳嗽一聲，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聽差會意，都退了出去。
“我請問大帥，”趙師爺低聲問道：“豐潤此來，是為什麼？
是不是想來立功？ ”
“那還用說！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趙師爺問道：“他的銜頭，是會辦福建海疆事務，若有功勞，難道就是他會辦一個人獨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這話有點意思了。”
“大帥明白就好。”趙師爺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寫了一個“李”字，“豐潤此來，就等於他來。和也罷，戰也罷，必有'錦囊'付予豐潤，到時候自見妙用。大帥何妨坐享其成？
當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帥莫非倒記不得了？ ”
何璟當過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間，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舊是湖廣總督。當年胡林翼刻意交歡於官文，但求能暢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讓於官文的苦心孤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記得。張佩綸雖決沒有胡林翼那樣的雅量，自己卻不妨學官文的度量，讓他暢行其志，反正不論軍務、洋務、緊要大事，必得會銜出奏，將來如有功勞，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談將來，且說眼前。豐潤即令眷風得意，一時亦巴結不到大帥的位子，如今事事依著他，教他沒話可說，大帥豈不省心？”
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祿位，唯有安撫張佩綸，張佩綸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會有所搏擊。彼此都有退讓的餘地，所以相安無事是做得到。關鍵所在，就是一個“忍”字。
想到這裡，不覺深深點頭。趙師爺進言有效，越發話無不盡，“再退一步說，倘或局勢緊迫，豐潤束手，大帥……。”他突然頓住，然後問道：“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說！怎麼不能說。”
“話不中聽，怕大帥動氣。”
“笑話！”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遊，莫非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說：倘或戎機不利，豐潤束手，想來大帥亦決沒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時候，總歸逃不了一敗，何妨讓豐潤擋在前面，大帥肩上的負荷可以輕得多！”
這一來，何璟不止於點頭，而且舉杯。趙師爺算無遺策，進退兩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張佩綸拱手聽命，說如何便如何，絕少異議。唯一自作主張的一項措施是：調集了張得勝的一個砲隊，守護總督衙門。
法國的態度相當強硬。交涉分好幾方面進行，第一處是巴黎，由法國總理茹費理向新任中國公使李鳳苞提出照會；第二處是北京，由法國署理公使謝滿祿跟總理衙門折衝；第三處是上海，總稅務司赫德，接受李鴻章的委託，在向逗留不進的法國新公使巴德諾調停；第四處是天津，任何負有交涉之責的法國人，從茹費理到軍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談和的情形亂得很。但法國的態度卻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謝滿祿在閏五月二十那天，向總理衙門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政府“遵照簡明條約辦理，特旨通飭北圻的軍隊撤退，賠款二億五千萬法郎。限七日內答復照辦，否則當自取賠款。”所謂“自取賠款”，是法國打算佔領中國的一個城市，作為質押。照急進的孤拔主張，打算攻擊旅順、威海衛等地，但法國總理決定佔領基隆或福州，這是賣一個面子給李鴻章，因為旅順、威海衛等處，是北洋水師的“口岸”。
管理總理衙門的奕劻，與李鴻章內外相維，始終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計想將法國新任公使巴德諾請到北京或天津，坐下來商談，無奈法國政府堅持不照約行事，巴德諾決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後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讓步，由總理衙門照會謝滿祿，保證北圻撤兵，在一個月內完成。但拒絕賠款，仍舊希望巴德諾早日北上，依照簡約規定，“會議詳約”。
法國的反應，是派軍艦一艘，直駛馬尾。雖然一到就擱淺，但無論如何是一個警報，張佩綸急電到京，總理衙門慌了手腳，因為七日之期一滿，“自取賠款”這句話，已可證明，不是虛言恫嚇。
想來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總算不辱使命，調解出來一個結果，中國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與巴德諾在上海會商。
但是情勢是外弛內張的局面，雖然法國外交部向李鳳苞表示，謝滿祿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計，賠款的數目亦可商量，但馬尾陸續有法國軍艦開到，基隆亦有法國軍艦，與劉銘傳同日而至。只是這些強敵迫近的消息，都沖淡在一道上諭中了。
這道上諭是派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荃為全權大臣，克日到上海與法使議辦詳細條約。並派陳寶琛會談，蘇松太道邵友濂會同辦理。同時指示交涉應守的分際：“所需兵費卹款，萬不能允，告以請旨辦理。最要者越南照舊封貢。劉永福一軍，如彼提及，答以由我處置。分界應於關外界分空地，以為緩衝。雲南運銷貨物，應在保勝開關，商稅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節，切實辯論，均由電信請旨定奪。”
曾國荃想不到垂暮之年，還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電旨所示，與法國的要求，南轅北轍，根本是湊不到一塊的事。而且凡事“請旨定奪”，又那裡是所謂“全權”？因此，對於此一新命，曾國荃深感苦惱。
陳寶琛則更是憂心忡忡。書生典兵，會辦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場，一死就可報答皇恩，不負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強弱之勢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決不能成和議，能成和議，所籤的條約，一定是喪權辱國，罪浮於馬建忠。馬建忠為人罵作漢奸，那自己這一來又成了什麼東西？半世盛名，平生清節，都要斷送其中，怎不教人著急？
思量到此，決意不受這個“會辦”之名。擬好電報稿子，拿去跟曾國荃商量，卻很受了一頓奚落，指他獨善其身。這倒是誅心之論，陳寶琛無話可答，當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舊將電奏發了出去。
軍機處寄發的“電旨”，很快地到了，陳寶琛受了一頓申斥，措詞相當嚴厲，電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嚴譴。陳寶琛無法，只好跟著曾國荃到上海。
其實曾國荃也辭過一次，不過他幕府中有老於吏事的高手，顧慮到會碰釘子，不敢正面請辭，假作尚未奉到電旨，先陳所見：“疆臣戰將，不敢與聞和議”。軍機處接到電報，自然詫異，電信瞬息即達，又是密旨，電報局何敢怠忽？細細參究，方才悟出曾國荃的妙用。
當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樣，將計就計回了一個複電，認為他是未奉電旨以前方有此電奏，如今已經將派曾國荃在上海議和一事，通知法國，倘不趕緊赴會，就是失信。如果說疆臣戰將，不應議和，那麼李鴻章難道不是疆臣？最後又特別慰撫，說如“所議無成，即回江寧佈置，並非以辦事棘手之局，責該督以必行。”
話雖如此，曾國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議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賠償兵費，如果在這一層上不能讓步，議亦無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這時候，李鴻章函電交馳，先作了交代，聲明三點：第一、北圻撤兵之事，遲延有因，依照萬國公法，不算背約；第二、福祿諾臨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當時已加駁斥，既無公文照會，何足為據；第三、諒山的衝突，法國指華軍先埋伏動手，不足聽信，實際上是法軍先開第一槍。
此外又有一個很要緊的電報，正就是曾國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鴻章表示，法國如果提出賠償兵費的要求，數十萬兩銀子，可以允許。又說：“各國公論，萬不足恃”。
這因為新派在總理衙門行走，頗為掌權的張蔭桓，正在托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建議華府，調停中法爭端，主張將李鴻章與福祿諾所訂的天津簡約，交付各國公斷。李鴻章怕曾國荃對此寄予深望，因而觀望，所以特為提醒一句。
就在曾國荃檢點行裝，準備專程赴會之際，北京方面仍在繼續交涉。法國代理公使謝滿祿給了總理衙門一個照會，聲明上海會議必須先允許賠償，方能開議細約，法國在華的海陸軍，暫以西曆八月一號為期，按兵不動。這是變相的另一通最後通牒，只是將限期放寬了五天而已。同時法國非正式表示的態度，亦很強硬。據報紙記載，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見，法國軍艦不但會攻擊福州及基隆，同時亦會攻擊招商局的輪船。這個消息在他人並不注意，在李鴻章及他左右的少數人，卻是入耳驚心，寢食難安。
招商局是李鴻章假公濟私的利藪。先以“各省在滬殷商，或自置輪船，行駛各埠；或挾資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國自立招商局，則各商所有輪船股本，必漸歸官局，似足順商情而強國體”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試辦”。而這年浙江漕米北運，海舶不足，由李鴻章策動浙江海運局總辦，候補知府朱其昴建議，即由未來的招商局承運浙漕二十萬石，酬庸的條件是由朱其昴籌辦招商局事宜。
設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管轄，卻由北洋大臣遙制。李鴻章當然也知道此舉攬權過甚，遇到稍微厲害些的兩江督撫，一定會據理而爭。所以試辦之初，特為聲明：“所有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將招商局的性質確定為商辦，就當然可以拒絕任何衙門的干預。
但是招商局名為商辦，其實是官辦，戶部雖只借出製錢二十萬串，合銀六萬兩，而東南各省藩庫、海關，由於李鴻章的力量，都有“閒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極薄，在七八厘之間。至於營運收入，光是漕米一項，每一石發水腳銀五錢三分一厘，一年以運漕六十萬石計，就可以坐收三十萬銀子，真正是包賺不虧的無本生意。
為了招商局的籌辦，由浙漕海運，沙船不敷應用而來，所以不得不籠絡掌管浙江海運已有十餘年的朱其昴，而李鴻章所信任的，卻是常州的一個秀才，捐班州縣分發到直隸的盛宣懷。盛宣懷又聯絡廣東一個商人唐廷樞來對抗朱其昴，李鴻章聽從盛宣懷的策劃，先奏請以唐廷樞為總辦，朱其昴為會辦，之後加委盛宣懷和徐潤為會辦，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詔創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內。招商局合計一總辦、四會辦，而實權都握在盛宣懷手中，間接也就是握在李鴻章手中。
由於招商局在營運上享有特權，所以一開辦生意就好，但亦是一開辦弊端就生，開支浮濫，冗員極多，帳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為商辦，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鴻章擋在面面，告到京里，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都是李鴻章的同年沈桂芬當權，也是“內外相維”，全力彌縫，怎麼樣也不能將招商局的那筆爛帳掀開來，更不用說想掘盛宣懷的根。
不過兩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設了十九個分局，有十艘輪船跑南北洋航線，南起香港，北至牛莊，營業鼎盛。這一來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聯合起來排擠招商局，壓低運值，爭攬客貨。招商局為謀對抗，必須增加資本，擴大規模，正好美商旗昌銀行，經營不善，股票跌價，盛宣懷設計收買旗昌銀行，談判成功，收買旗昌洋行的輪船，作價二百萬兩，碼頭、棧房作價二十二萬兩。由李鴻章奏准，兩江撥借五十萬兩，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撥借五十萬兩。在這筆交易中，盛宣懷很發了一筆財，照例的回扣以外，還“戴了帽子”。而從旗昌買來的船，計有江輪九艘、海輪七艘、小輪四艘、躉船六艘，數目雖不少，性能卻不見得好，成了招商局一個極重的包袱，每個月須虧負五六萬銀子之多。
這是光緒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個御史上奏，指責招商局“置船過多，載貨之資，不敷經費，用人太濫，耗費日增。”
董儁翰的奏摺中又說：“招商局各輪船每屆運載漕糧之際，各上司暨官親幕友，以及同寅故舊，紛紛薦人，平時亦復絡繹不絕。至所薦之人，無非純為圖謀薪水起見，求能諳練辦公者，十不獲一，甚至官員中亦有掛名應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領薪水者。”這是承漕運的遺習，照例用來“調劑”候補州縣的辦法，無足為奇，只不過從無“隔時不相干的人，亦可“掛名應差”。這所謂“隔時就是指直隸而言。
這個奏摺，措詞不算峻厲，但按常規，理應查辦，卻由於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盤籌劃，認真整頓。這反倒給了李鴻章一個機會，明里張大其詞，說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價傾軋”，暗中承認購自旗昌洋行的輪船“年久朽敝”，而整頓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過“商股”將及三倍的一百九十萬銀子，“緩息三年”，到光緒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繳還三十八萬兩。換句話說，是公家免息借出巨款，供盛宣懷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時還有一個附片：“請旨敕下江蘇、浙江督撫，漕米須分四五成撥給招商局輪船承運，不得短少，餘歸沙船裝載，以示體恤。此外江西、湖北採買漕米，仍照案歸局運津”。
李鴻章說這些整頓辦法，“上不虧國、下不病商”。同時在折尾聲明，這個折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歸北洋所管，與南洋大臣的關係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總”因禍得福，而盛宣懷則更是官運亨通，補了天津道為李鴻章籌辦電報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風風雨雨，流言始終不息，而內幕亦逐漸揭露。盛宣懷經手這筆交易，有明暗兩面的好處，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經營不善，股票跌價，盛宣懷以七折收購，再由旗昌出面實足賣給招商局。明暗兩面的好處，總計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萬兩銀子，有七十多萬落入盛宣懷私囊。至於李鴻章分到多少，無可究詰，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乾股，卻是盡人皆知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