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二十三節
福祿諾是在四月下旬離開天津的，臨走之前，表示法軍將派軍隊巡視邊境，驅逐劉永福的黑旗軍，同時聲明將在西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號，分別進駐諒山及保勝，要求中國軍隊先期撤退。李鴻章對這個要求，率直拒絕，但對法軍巡邊，不置可否，亦未奏報。在他看來，中國軍隊駐守邊界，只求敵人不來侵犯，至於在界外巡邊，自是視若無睹，彼此不生影響，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聽其自然，最為上策。
那知到了閏五月初一，西曆的六月二十三，法國軍隊九百人，由德森上校開到諒山之南的觀音橋，準備來接收諒山了。
觀音橋是個要隘，橋南橋北都是高山，橋南有四千人駐紮，由淮軍將領萬重暄率領，橋北則由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兵三營防守。橋南萬重暄的部下，因為德森出語驕橫無禮，首先開火，火器不及法軍精良，為敵壓制，退守橋北。德森揮軍追擊，想乘勝佔領北山高地，居高臨下，脅迫諒山。
其時右營由誘捕黨敏宣的寧裕明管帶，見此光景，雖憂亦喜，急急分軍三隊，兩隊埋伏左右山麓，一隊曳炮上山，抄出萬重暄之後，發炮下擊，法軍攻勢受挫。於是左右翼伏兵齊出，德森大驚，九百人潰退不成隊形。各軍一直追到郎甲。中國方面說“殲其銳卒數百人”，法國方面發布的戰報說死二十二人，傷六十八人，雙方的數字，大不相同，但法軍大敗，則毫無可疑。
廣西巡撫潘鼎新原已認定粵軍無用，不給軍餉，預備裁撤，有此一戰，刮目相看，準發軍餉，而前方所需要的軍火，則始終不給。
潘鼎新與李鴻章關係極深，對李鴻章性情、作風，知之亦極深，當然要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應，因此他在廣西根本就不主張備戰。即令並無“保全和局”的顧慮，他亦不願打仗，因為今昔異勢，打洋人對自己的功名有害無利。
多少年來的積習：諱敗為勝，如為小胜，必成大勝，戰報中誇誇其詞，甚至於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為奇。那種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電報、有新聞紙，往往誇張戰功的奏摺，還在仔細推敲之中，而報上已經源源本本揭露了實況。朝廷就常引報上的消息，有所詰責，這樣子毫無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現在居然打勝了一仗，潘鼎新雖不能不發粵軍的糧餉，亦不能不電奏報捷，但卻不敢誇張，甚至還有意沖淡些，詞氣之間，彷彿表示，這是兵家常事，無足言功。這樣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鴻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於使朝廷太興奮，不然就是助長了虛驕之氣，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辦到的難題，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但是，打了勝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勝仗。敗軍之將貴如巡撫提督，革職的革職，查辦的查辦，正法的正法，既然功過如此分明，那麼獲勝的官兵，當然應該報獎。潘鼎新帶兵多年，知道這一層是無論如何壓不下去的，不然影響士氣，會發生絕大的麻煩，所以不得不報。
這一來要想沖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時潘鼎新遠在龍州也不知道李鴻章在天津跟福祿諾交涉的經過，將法軍自道依約巡邊，要接收諒山的話，都敘了進去。醇王一看，大為詫異，五款簡約，記載得明明白白，何嘗有這些巡邊跟接收的話？事有蹊蹺，非問李鴻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鴻章當然不承認有條約以外的承諾，只承認福祿諾曾經提出節略，打算在什麼時候接收諒山，什麼時候接收保勝，當經嚴詞拒絕，由福祿諾將節略上的這一項要求，用鉛筆劃去，並有“簽字為憑”。
這個解釋自是片面之詞，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間，有此一節，不論怎麼樣都應該奏報朝廷，好了解法國的用心。隱瞞不報，難辭含混之咎。
就在這時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議，認為中國違約，要求賠償巨額兵費，並且指出，五款簡約的中文本與法文本，在內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慣例，條約都以法文為準，而況是法國本身與他國訂立的條約，當然更加堅持，一切都以法文本為證據。
事態演變至此，慈禧太后深為惱怒，一面降旨責李鴻章辦理交涉不善，一面對法持強硬的態度，分飭有關各省督撫、將軍、統兵大員，嚴密防範。當然張之洞和張佩綸也接到了這道密旨。
這時的兩張，正由李鴻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閱北洋水師。
其時劉銘傳亦正奉召進京，路過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門的上賓，宿將新貴，意氣軒昂。
李鴻章不論為了保持他個人重臣的地位，還是實現他創辦海軍的雄心，都須眼前這班“紅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籠絡，除去大張盛宴以外，親自陪著兩張一吳——他的會辦大臣吳大澂，出海巡閱北洋水師。
出大沽口自北而東，遍閱旅順、登州、威海衛各要塞，使張佩綸長了許多見識。當然，在天津、在船上，他與李鴻章曾多次閉門促膝，傾訴肺腑，取得了諒解。李鴻章幾乎以衣缽傳人視張佩綸，唯一的要求是無論如何要在暗中協力，保全和局，否則不但創設海軍無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這是李鴻章看出法國其志不小，一定會在閩海一帶挑釁，但是他說不出退讓的話，希望張佩綸不管如何放言高論，在緊要關頭，能對法國讓一步。除此以外，李鴻章還期望張佩綸能對抗曾國荃將南洋大臣的實權收過來，一方面可與北洋呼應支援，一方面作為未來“經畫七省水師”的張本。
對於這個主意，張佩綸自然深感興趣，因而以“抽調閩局輪船聚操”為名，在天津就拜發了一個奏摺：“竊謂海防莫要於水師，而閩省莫要於船政。
查閩省船政局，創自左宗棠，成於沈葆楨，造輪船以為水師之基，設學堂練船以為水師將材之選，用意至為深遠。雖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為舊式，而中國創設輪船水師，他日將帥必出於閩局學黨，一、二管駕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嚴。 ”
所謂“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輪船，一共二十二艘，駐於福建的只有八艘，其餘十四艘分防各剩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揚武”號，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張佩綸，管帶是一員副將，名叫張誠，接談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敗情形，至於操練，則向無定章，所以坦率據情直奏：“分操向無定期，合操亦無定法，舉各船散佈海口，養而不教，勢必士卒遊情，船械敝蝕而後已。伏念各省文風，通都大邑每勝於偏僻小縣者，序序之士，敬業樂群，狹鄉之士，獨學無友也。各路陸軍，重鎮練軍每勝於零星防泛者，簡練之兵，三時講武，分泛之兵，終歲荒嬉也。”
以下引敘西洋水師訓練之精，然後論到中國的水師：“中國急起直追，猶懼不及，若費巨帑以造輪船，而於水師訓練之法，忽焉不講，惟是南北東西，轉運應差為務，使兵輪管駕，漸染綠營賭博嗜好之習，將來設立七省水師，利未開而弊已伏。”
這是為了整飭軍紀，是建軍的根本要圖，理由極其動聽，辦法卻是另有用心。
辦法中首先提到曾與李鴻章“詳細熟商”，所得的結果是：“擬將局造輪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陸續調回，在閩認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駕之勤惰，船質之堅窳，機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鈍，臣皆了然於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為微臣歷練之資。無論海防解嚴，各船抽調回閩，近者三五日，遠者十餘日，即可回防，不至貽誤，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輪散碎，分防適以資敵，安能折衝？故欲縱橫策應之功，終以大建七省水師為急。臣擬抽調局船，亦在閩言閩，一隅之計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調'康濟'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驗看；廣東所調'飛雲'兩艘，現在駐瓊轉運，暫緩調回，所有南洋各艦，擬即分別電諮檄飭，陸續調至閩海操練一次，仍令回防。將來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實有犄角之勢，三洋斷無畛域之分，容與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撫及會辦諸臣，次第考求辦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摺中所陳，各為“考察操練”，其實是想騙南洋大臣轄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歸諸掌握。同時這道奏摺中還有兩層極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騙取朝廷承認，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輪船，都歸張佩綸指揮管理；第二是想確定他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駕船政大臣而上，與南北洋大臣及督撫並行的欽差大臣。
拜發了奏摺，立即上船，批示自然還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為大海隔絕了。直到煙台，方始與李鴻章作別，與張之洞一起坐“揚武”號取道上海，分赴閩粵。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戰火復起，和約瀕於破裂，“海防”由“解嚴”而又“戒嚴”。最壞的是觀音橋一役打了勝仗！如果是打了敗仗，則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為已足，可以無事，一打勝仗，朝廷自然得意，更無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國亦必不肯善罷幹休，閩海只怕從此多事了。
張佩綸開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陸遜，“行邊”固可耀武，“臨戎”卻茫無頭緒，不知如何揚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著頭皮，趕到福建再說。
一到閩江口，由“北水道”入馬江，未進口子，只聽巨砲連轟，隆隆然彷彿從四處八方圍擊“揚武”號似的。張佩綸大吃一驚，口乾心跳，自己知道臉色已經發白，但要學謝安矯情鎮物的功夫，裝作不經意地問道：“這是乾什麼？”
“回大人的話，是長門、金牌兩砲台，放禮炮恭迎大人蒞任。”
聽得張誠的回答，張佩綸不自覺地透了口氣，既慚愧，又自幸，虧得能夠鎮靜，不然一到福建就鬧個大笑話了。
“取二百兩銀子。”張佩綸吩咐老僕張福：“請張副將犒賞兩台兵勇。”
於是張誠謝過賞，親自指揮揚武號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駛，江口兩岸又有砲台，即以南岸、北岸為區分，照例鳴炮致敬，張佩綸再次放賞。
繞過青洲，但見港灣深廣，水波不興，這裡就是馬尾。南面一帶名為羅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碼頭，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經率領文武員弁，站班在恭候欽差了。
何如璋是廣東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繼德川幕府的“大政奉還”之後，發生“戊辰戰爭”，結果“倒幕派”取得勝利，由此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結束了多少年幕府專政的局面，開始了有名的“明治維新”。八年以後，中國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講的身分膺眩在日本駐留了四年，任滿回國，何如璋到了京里，與舊日僚友相晤，大談日本風景之美，詩料之豐。張佩綸問他，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怎麼回事？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對。因此，張佩綸就很看不起他，雖然科名晚一科，卻不願自居於後輩，見面直稱他的號：“子義！”
反倒是何如璋稱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廳，奉為上座，自己側面相陪，“幼翁”長，“幼翁”短，陳述船局的概況。張佩綸半仰著臉，“嗯，嗯”地應著，簡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陳述完了，何如璋又問：“局裡替幼翁備了行館，是先進省，還是駐節在此？”
“自然是進剩上頭當面交代，福建的應興應革事宜，讓我不妨先問一問穆春岩、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進剩”這是指福州將軍穆圖善跟閩浙總督何璟，言下之意連福建巡撫張兆棟都不在他眼裡。何如璋不知他銜著什麼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闊斧地來整頓？益發不敢怠慢，當天陪著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塢，所屬的九個廠，以及教習製造和管駕的“前後兩學堂”。夜來設宴相邀，張佩綸辭謝不赴，何如璋將一桌盡是海味的燕菜席，連廚子一起送到行館，張佩綸總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標中軍，由首縣陪著，用總督所坐的八抬綠呢大轎，將張佩綸接到福州。將軍督撫以下，都在南門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則迎欽差，再則“請聖安”。
凡是欽差蒞臨，地方文武官員照例要“請聖安”，此時張佩綸的身分“如朕親臨”，所以下了綠呢大轎，昂然直入接官亭，亭中早已朝北供奉萬歲牌，下設香案，張佩綸一進去便往香案上方，偏左一站。穆圖善跟何璟帶頭，鼓樂聲中，領班行禮，口中自報職名：“恭請皇太后、皇上聖安。”
“安！”張佩綸只答了一個字，這一個字比“口銜天憲”還要尊貴，是等於太后和皇帝親自回答。
行完這套儀注，張佩綸才恢復了他自己的身分，依次與地方大吏見禮——這時就不能不敘翰林的禮節了。
何璟號小宋，廣東香山人，亦是翰林出身，與李鴻章同年。張兆棟則比何璟還要早一科，雖非翰林，卻真正是張佩綸十二科以前的“老前輩”。只是“後生可畏”，這鬚眉皤然的一總督、一巡撫，在張佩綸面前，不敢有絲毫前輩的架子，跟何如璋一樣，口口聲聲：“諸事要請幼翁主持。”
“國家多難，皇上年輕，諸公三朝老臣，不知何以上抒廑注？”
張佩綸一開口便是責望的語氣，何璟與張兆棟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倒是穆圖善比較灑脫，直呼著他的號說：“幼樵！朝廷的意向，是你清楚，閩海的形勢，我們比較熟悉。局勢搞到今天的地步，其來有自，所謂力挽狂瀾，恐怕亦不能靠一兩個人的力量。都是為朝廷辦事，只要開誠佈公，和衷共濟，就沒有辦不通的事。”
這兩句話，頗有些分量，加以穆圖善先為名將多隆阿所識拔，以後隨左宗棠西征，號稱得力，算是八旗中的賢者，所以張佩綸不敢用對何、張的態度對穆圖善，很客氣地答道：“見教得是！”
“說實話，朝廷的意向，我們遠在邊疆，實在不大明白，似乎和戰之間，莫衷一是。”
穆圖善又說，“幼樵，這一層上頭，要聽你的主意。”
“不敢！”張佩綸因為和戰大計，有些話不便明說，而穆圖善又有將布防的責任加上自己頭上的意思，因而發言不得不加幾分小心：“軍務洋務，關係密切，如今各國形勢，大非昔比，和戰之間，自然要度德量力，倘或輕易開釁，深怕各國合力謀我。朝廷的意向，我比諸公要清楚些，大致和局能保全，一定要保全。不過保全和局是一回事，整頓防務又是一回事，決不可因為和局能夠保全，防務就可鬆弛不問。”
“那當然。”穆圖善說，“只是閩防力薄，不知道北洋方面，是不是肯出力幫助？”
“照規矩說，閩防應該南洋協力。不過合肥是肯顧大局的人，這次已經當面許了我，撥克虜伯過山炮二十四門，哈乞開斯洋槍一千二百桿。”張佩綸緊接著又說：“我想練一支新軍，要砲兵四隊，洋槍兵十幾營。洋槍當然不夠，要請北洋代辦，合肥亦許了我，一定盡力。”
這就更顯得張佩綸的實力了！一到便要練軍，看樣子要長駐福建，那就不會久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名義。一下子當上總督，自不可能，調補福建巡撫卻是順理成章的事。
因此，張兆棟心裡就不好過了。
“幼翁，”張兆棟立刻獻議：“紙上談兵，恐怕無裨實際，我看不如請幼翁先出海，將全省口岸巡閱一遍，再定籌防之計，比較切實。”
“我也有這個意思。”張佩綸點點頭。
“那就歸我預備。”張兆棟自告奮勇，要替張佩綸辦差。
張兆棟雖很起勁，而何璟對出巡一事，卻不大感興趣，因為一則以總督之尊，伴著張佩綸同行，到底孰主孰從，不甚分明，未免尷尬，再則戰守之責，實在有些不敢承擔，不如趁此機會推卸給張佩綸。
打定了這個主意，便對穆圖善拱拱手說：“春翁，請你陪幼翁辛苦一趟，我就不必去了，說實話，去亦無益。”
最後那句話，自承無用，張佩綸沒有強迫他同行的道理。而張兆棟看總督如此，亦不便過分錶示親熱，因而最後只有穆圖善陪著張佩綸到海口巡視了一遍。
看倒沒有看出什麼，聽卻聽了不少。穆圖善對於福建的防務，相當了解，頗不滿何璟的縱容部將。談到福建的武官中，聲名最壞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署理台灣鎮總兵楊在元，此人籍隸湖南寧鄉，早在同治年間，以督標中軍副將，調署台灣總兵，因為吃空、賣缺，為人參奏，解職聽勘，且以供詞狡詐，下獄刑訊，面子搞得非常難看。那知到了光緒三年，不知怎麼走通了何璟的路子，竟以“侵冒營餉，已照數賠繳”奏結，開復原官。
因為貪污下過獄的總兵，重臨舊地，儼然一方重寄，台灣的百姓，自然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的。而楊在元居然又乾了好幾年總兵。上年春天到秋天，父母先後病故，亦不報丁憂，戀棧如故，在穆圖善看，真是恬不知恥。
等二個是福寧鎮總兵張得勝，他受制於手下的兩名副將，一個叫蔡康業，一個叫袁鳴盛，紀律廢弛，根本不能打仗。不過新募了十營兵，防守長門等地的砲台，如果張得勝一調動，這十營新兵有潰散的可能。
張佩綸一聽，怒不可遏。他可以專折言事，當然可以據實糾參，只是參劾歸參劾，調遣歸調遣，他亦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調遣總兵之權。回到省城，就擬好一道咨文，通知何璟，說海疆緊要，似楊在元這種“貪謬不肖之員，難與姑容”，請何璟“遴員接署”。
他的幕友勸他，這樣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規矩，奏參楊在元最好跟總督會銜，更不宜這樣徑自作了開缺的決定，而況台灣的軍務，已奉旨由劉銘傳以巡撫銜負責督辦，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權。
張佩綸悍然不顧，照自己的決定行事。拜發完了參楊在元的折子，接著又參蔡康業和袁鳴盛，特別聲明：“張得勝戰功夙著，不便臨敵易將，嚴加教誡，而撤該副將離營，諸軍始服。”又說：“臣以書生初學軍旅，來閩旬日，豈敢率爾糾彈？但大敵當前，微臣新將，非有恩信足以孚眾，若不信賞必罰，深慮此軍臨敵必潰。”等這個折子發出以後，才將張得勝傳了來，聲色俱厲地申斥了一頓。
消息一傳，沒有人敢說他跋扈，只覺得欽差大臣的威風，著實可觀。何璟、張兆棟、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裡都很明白，李鴻藻雖跟著恭王一起倒霉，而清流的勢力，卻如日方中。張佩綸受慈禧太后特達之知，內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鴻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張佩綸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別是何璟，身為統轄全省文武，手操生殺予奪之權的總督，卻為一個後輩欺侮到如此，自覺臉面無光，十分苦惱。同時，軟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該持何態度？因而長吁短嘆，恨不得上奏辭官。
他有個幕友姓趙，紹興人。這個趙師爺從咸豐十年，何璟當安徽廬鳳道時，延致入幕，追隨他已有二十多年。趙師爺本來專習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詩，談吐亦很風雅，所以東翁扶搖直上，由監司而巡撫，由巡撫而總督，對於刑名方面，雖不必再如何借重，卻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談詩論藝之暇，藻鑒人物，評論時局，頗有談言微中之處，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密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