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二十二節
信到之日，正好李鴻章與福祿諾簽訂簡約；一共五款，第一款是：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如有他人侵犯，均應保護。表面上好像尊重中國，實際上是法國變相取得越南的保護權。李鴻章當然懂得其中的奧妙，但他只求不賠兵費，其餘都好商量，至於條約的文字，只要沒有刺眼的字樣，就可以瞞過言官的耳目。因此，畫押以後，奏報朝廷，曲意解釋：“自光緒七年以來，曾紀澤與法外部總署，暨臣與寶海、特利古等，往復辯論，案卷盈帙，均無成議，愈辦愈壞。迨山西、北寧失陷，法焰大張，越南臣民，望風降順，事勢已無可為，和局幾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請言和，刪改越南條約，雖不明認為我屬邦，但不加入違悖語意，越南豈敢藉詞背畔？通商一節，諭旨不准深入雲南內地，既云“北圻邊界”，則不准入內地明矣。兵費宜拒一節，該國本欲訛索兵費六百萬鎊，經囑馬建忠等，歷與駁斥，今約內載明，不復索償，尚屬恭順得體。中國許以北圻邊界運銷貨物，足為中法和好互讓之據。”
這“通商”範圍與“兵費宜拒”，是朝廷特飭辦理和約的要旨，另外還有一點，是要保全劉永福的黑旗軍。這牽涉到北圻撤軍，最費周章，簡約第二條，就曾規定：“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據，不虞侵占，中國約明將北圻防營，撤回邊界。”但劉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問。
劉永福和黑旗軍的出處，是李鴻章最傷腦筋的一件事。幾乎上到太后、下到小民，內而軍機處、總理衙門，外而駐法使臣曾紀澤，都認為劉永福和他的部屬，對國家不但過去大有功勞，將來還大有用處，所以從馬建忠自上海陪福祿諾北上準備與李鴻章議和之時起，就不斷有人上奏，包括張佩綸在內，無不要求保全劉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當然會順應輿情，在指示李鴻章議和宗旨的四款密諭中，最後一款就專為維護劉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敵之所惡，李鴻章知道法國人在這一點上是不肯讓步的，如果中國政府不將劉永福視作官軍，依據五款簡約第二款，從北圻撤退，法國就會當“土匪剿辦”，這那裡是保全之道？當然，劉永福自己知難而退最好，無奈這是不可能會有的事。至於李鴻章個人對劉永福的觀感，倒跟法國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劉永福搗亂闖禍，害得和局難成；第二是輕視，斷定劉永福不可能有什麼作為。李鴻章就滇、桂邊境的整個局勢來看，認為劉永福是一塊被重重圍困，殺不出路來的“孤棋”。但是孤棋有兩隻“眼”亦可“做活”，從前的兩隻眼是唐炯、徐延旭，這兩隻眼現在變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兩隻眼，一隻眼是岑毓英、一隻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鴻章在開議之初，就有一個打算，關於劉永福的出處，唯有在和約中不談。然而何以不談又必得有番話搪塞朝旨和清議，所以復奏的措詞，很費了些苦心：“至劉永福黑旗一軍，從前法兵單寡之時，屢殪法將，法人恨之，必欲報復。上年曾紀澤迭與該外部商論，由中國設法解散約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受傷甚多，已受大創。今春劉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寧，亦不戰而潰，其禦大敵何怯也，華人專採虛聲，僉欲倚以製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為役。此次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論。將來該國另派使臣，若議及此，當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這是極言劉永福不能“禦大敵”，且為敵輕視，不值得保全。接下來，便想藉重朝廷的力量，先解決劉永福，免得將來發生衝突，自己經手和約，脫不得乾系：“目下和議已成，法人必無反复，法兵必漸撤減，滇、桂邊防各軍，亦宜及早切實整頓，凡不得力之勇營，應逐漸裁減，汰無用而留有用。聞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為仇，實為邊境後患。擬請旨密飭雲南、廣西督撫，嚴明約束，酌加減汰，預籌安置妥策，俾無生事滋擾，則保全者多矣。”
這道奏摺與議定五款簡約，同時上達御前。慈禧太后與當政王大臣倒都沒有話說，但言路大嘩，朝旨命李鴻章應該博採群言，不可稍執成見。這一來，李鴻章心存畏懼，跟福祿諾還有些附帶的口頭協議，就不敢奏報了。
附帶的協議是由簡約第二款而來的。這一款前段規定：“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在憑據，不虞有侵占滋擾之事，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但是，中國“防營”何時調回呢？福祿諾提出要求，沿廣西邊界的，限簡約生效後二十天內撤回，在雲南邊界的，限期則放寬一倍，是四十天撤回。雖未達成協議，但無論如何是經手談和的人，必須了清的首尾，而李鴻章因為清議不滿於簡約內“未將越南為我藩屬一層，切實說明”，不敢再談撤兵，所以隱匿不以上聞。
好在這到底是簡約，根據第五款規定，三個月以後“悉照以上所定各節，會議詳細條款”，在清議覺得還有挽回利權的機會，認為不妨到時候再說話。在李鴻章則認為三個月以後還可以說明經過，此時不說不妨。
就這樣，對法和議就算糊里糊塗結束了。
正在這時候，張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勞過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鬚髮多白，越顯得是憂國藎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宮門請安，當即召見。慈禧太后手裡壓著一個張樹聲因病請開兩廣總督缺，專治軍事的奏摺，要看張之洞的奏對如何，再作道理。
當然，召見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幾個關鍵，一跳過去，就是龍門，道員擢監司，巡撫升總督都是，張之洞心裡有數，早就有所籌劃，因而奏對甚稱懿旨。
問到越南的軍事，他不必為他的至親唐炯辯讓，亦不必攻訐張樹聲，只說目前滇桂邊境的用兵，兩廣總督的職司就像剿捻時候的兩江總督一樣。當年曾國藩坐鎮江寧，全力為前方籌辦糧台，李鴻章得無後顧之憂，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現在兩廣總督亦能多方調度，要械有械，要餉有餉，源源不絕地輸運邊境，則前方將士，無虞匱乏，自然可以嚴申紀律、效命馳驅。
這話在慈禧太后自然覺得動聽。張樹聲出身淮軍，對邊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許多人說過話，最近張佩綸還曾提到。張之洞翰林出身，與湘淮俱無淵源，而且勇於任事，教他到兩廣去籌劃糧餉，當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無私。
然而糧餉又從何而來呢？張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條路子，不過這條路子不宜陳之於廟堂，更怕清議抨擊，不能不嚴守秘密。所以只含含糊糊地答奏，廣東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經手人侵吞中飽，只要肯實心整頓，多方爬梳，弊除則利自生。
這番話又是慈禧太后所愛聽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發上諭：“張樹聲准開兩廣總督缺，仍著督率所部，辦理廣東防務。兩廣總督著帶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極盛，李鴻藻門下兩張都是門庭如市，紅得發紫了。
二張的大用是李鴻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從三月十三“降二級調用”到現在一個半月，始終未有後命。這表示還有濫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這兩個人解到京里，審問定罪，看情節可以不予察議，才會補用。當然這也不是壞事，無官無職不必上衙門，也就不致於難堪。能這樣“閉門思過”過一年半載，等張之洞在廣東、張佩綸在福建，大展長才，更邀慈眷之時，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開復原官，豈不比降補內閣學士，再循資升轉強得多？
因為如此，他反倒不願吏部具折題補。好在吏部兩尚書，一個是接自己遺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個是翁同和的把兄弟，跟自己的關係也極深的廣壽，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雖已罷官，門庭並不冷落，尤其是兩張，幾乎沒有一天不到宣武門外，曾為嚴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繩匠胡同李宅長談。
這時的張佩綸，已經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諭，上了一個“請設沿海七省兵輪水師，特派重臣經畫”的奏摺，這所謂“重臣”，當然是李鴻章，而將來不管水師衙門設在京師，或者天津，李鴻章只會兼管，不會專任，專任之責，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來只象某處黃河決口，特簡大臣為欽差去踏勘實情，就地指示該管督撫防堵那樣，不過三五個月工夫，就可以返京復命。然後就會奉旨會同李鴻章籌辦水師衙門，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協餉可用，那時以“學士行邊”，艨艟環護，萬里乘風，固非范仲淹夢想所能到，而書生典兵，“少年負重”，更可能如呂蒙之薦陸遜。李鴻章如果內召，或者進軍機，或者管總署，當然會薦以自代。
在張之洞知道此去廣東，軍事非己所長，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則收和衷共濟的美名，事敗亦盡有人分責分謗，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籌餉，而籌餉的捷徑，則是開賭。
不久，張樹聲上了一個奏摺，首先就說：“兩次督粵，幾及三年，空懷報國之誠，曾乏濟時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難名。特粵事利弊，臣竭蹶請求，粗悉原委，謹撮舉大略，為皇太后、皇上陳之。”
以下分吏治、軍政、理財、民風四大條，民風一條中，提到廣東的賭風：“賭之名目甚多，至不可勝計。今白鴿等票，比戶有之，雖部議加重罪名，而嗜賭成為風俗。幾以禁令為違眾拂民之事。闈姓一項，臣於光緒六年會同撫臣裕寬察看复陳，請嚴禁投買，以肅政體，而杜漏卮，言之已詳。比以經費支絀，屢有借軍需之說，巧請開禁者。臣堅持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戰，未敢為所搖也。”
慈禧太后和軍機處，對張樹聲交卸以前上這樣一個奏摺，用意何在，頗為困惑，是自陳政績，有意戀棧，存著朝廷可能會收回張之洞督粵成命的萬一之想呢，還是因為他有幾件參案在查辦，先側面為自己剖白？無從明了。不過在任三年，直到今日來“述職”，無論如何是太遲了。因而上諭中頗致不滿，說廣東“積弊至此，張樹聲在任數年，何以不早為整頓，直至交替在即，始行陳奏，實屬任意諉卸。著張之洞於到任後，將一切應辦事宜，認真經理，總期有利必興，無弊不革，以資治理而重地方。”
看到這道上諭，張之洞才鬆了口氣。張華奎為了他父親丟官，必會設法報復，這一層只有張之洞心裡明白。那道奏摺中提到禁賭，就是有意跟張之洞為難，料想他籌餉之道，不外開賭，希望以義正辭嚴，可以訴諸清議的論調，堵塞張之洞所想走的那條路。
料倒是料中了。張之洞私底下的打算，確是如此，賭風之盛，原不止廣東一處，但唯有廣東的賭，因為參合西洋發行獎券的規則，可以從中抽捐。最有名的一種賭，名為“闈姓”，以國家的掄才大典，作為賭徒卜利的憑藉，主事者多為地方上有勢力的紳士，設局賣票，凡遇大比之年，等榜發看買中姓氏的多寡，以定勝負。大姓如區梁譚黎，買中了不足為奇，出奇致勝在買中僻姓。於是有力者便有操縱之法，打聽到僻姓的舉子，暗底下為他找槍手，通關節，此人榜上有名，就是他多買中了一姓，自然勝人一籌。
其次是“白鴿票”，放出一群信鴿，看它飛回來多少？猜中為勝。這當然更易操縱，勝負無憑，博者不悅，因而又改良為“山票”。
山票是用千字文起首的一百二十個字，猜買以十五字為限。每次開三十個字，全中就是頭彩，同中同分。這比白鴿票漫無準據的，自然易於措手，因而每次山票可以賣出數十萬張，全票每張銀洋一元五角，分為十條，每條一角五分，但如中彩，可以分得數万圓之多，因而廣州雖極窮的人家，亦買山票。如果在其中附加若干，作為軍餉，是一筆輕而易舉，源源不斷的可靠收入。
山票之外，還有“鋪票”、“詩票”。鋪票以店鋪招牌不同的一百二十字來猜射，詩票則以五言八韻詩一首卜勝負，章程與山票大同小異，都是可資以籌餉的財源。
這些情形，張之洞早就打聽得清清楚楚，胸有成算，不便明言，只等到任以後，奏請施行。一成欽案，清議即有指責，而生米已成熟飯，不怕阻撓。何況取之於公，用之於公，只要付託得人，涓滴不入於私囊，則問心無愧，亦應可邀得清議的諒解。
不道張樹聲一奏，幾乎直抉其隱，自不免吃驚，更怕朝旨贊同其說，降諭繼續禁賭，那時要挽回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張樹聲碰了個大釘子，在張之洞實在是不亦快哉！雖然朝旨中責成他“有利必興、無弊不革”，但這“利弊”不妨就國家而言，開賭既可以籌餉，則是利非弊，並不違反上諭。
兩張的新命以外，朝廷還有一番獎進人材的措施。閻敬銘升了協辦大學士；張蔭桓奏對洋務，頗中慈禧太后的意，因而開缺賞給三品卿銜，派在總理衙門行走；劉銘傳和鮑超正將復起；而左宗棠眼疾已愈，特召進京，仍舊當軍機大臣，並以大學士管理神機營，且為體恤老臣起見，上諭左宗棠不必常川入值，免派一切差使。
和議雖成，朝廷的一切措施，在醇王上獲慈禧太后的鼓勵，下得左宗棠、彭玉麟及清議的支持之下，仍是朝著整軍經武的方向在走。這與李鴻章的做法，並不衝突。因為李鴻章主張和議，是要爭取足夠的時間來建立海防，這與醇王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是，急進的法國軍人，不容中國有從容部署的機會，李鴻章與福祿諾所訂的和約，很快地起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