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皇帝的疑案，終於告一段落。從湖北傳來的消息，張之洞曾經親自提訊楊國麟，供了實話，說是本名叫李成能，山西平遙人，原來在京師做生意，只為性好遊蕩，結交了好些損友，以致破家。其後受了一名“會匪”洪春圃的教唆，異想天開，串成這麼一個騙局。原意是由兩湖到兩廣，只要有那個封疆大吏入彀，便打算大大地騙一筆錢，遠走高飛，逃往外洋。這話是否實在，洪春圃又是何許人？張之洞都未細問，反正悖逆狡詐，罪在不赦，秘密處決以後，密電軍機處報聞，就此了卻這重公案。
有人說：李成能口中的所謂“洪春圃”，實無其人，而教唆他串演這個荒唐騙局的，乃是一個陝西人李來中。此人從小就習聞他的“同鄉先輩”李闖王、張獻忠的種種傳說，洪秀全金田起事，“天京”開國的始末，亦聽得很不少，因而頗有大志，亦工於心計。他暗地裡思量，從古帝王創業，不外乎三條路子，一是一方勢豪義名在外，時逢亂世，眾望所歸，起事奪天下；二是占山為寨，招兵買馬，由抗官府而抗朝廷；三是藉神道設教，盅惑鄉愚，見機行事。忖量自己的身分、力量，只有第三條路子可走。因此，早就有了一個伏筆，編造了一段詭譎的故事，說他母親生他時，曾夢見神龍，八字中又有“三辰”之異。不說“四辰”就是他的高明之處，留下一點缺陷，更容易使人相信。當然，這些話他自己是很少提到的，甚至有時還裝出諱莫如深，唯恐惹禍的模樣，只用種種暗示來散佈他的身世之異。加以善用小恩小惠，而急人之急，又真能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地步，所以在他的家鄉，很結了一些死黨。
又有一說，同治初年，西北迴亂，董福祥起於安化，潰勇饑民相附，聚有十餘萬之眾，犯綏德、窺榆林，聲勢浩大，其後為劉松山所敗。當董福祥被困危急時，李來中救過他的性命，因而結義為異姓手足。董福祥後來投降做官，一帆風順，曾經想提拔李來中，而他不受，並且亦不承認跟董福祥有此一段淵源。其中真相，無人能說，不過李來中的身分，卻反因此而提高了。這又是他的高明之處，如果承認了，不過董福祥的義弟而已，身分亦高不到那裡去。
李來中下的是水磨工夫，工夫雖深，磨來磨去磨成一根繡花針，不成其為大器。但陝甘自左宗棠西征後，著力經營，亂源已遏，並無可以號召起事的機會，直到毓賢在山東與洋人為仇，才發現有了可乘之機。
到了山東，李來中很快地跟義和拳搭上了線，隨即策動朱紅燈在平原起事。朱紅燈自稱明朝的後裔，是明朝的後裔，志在復明，當然反清。卻又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兩相矛盾，而另有作用。原來“扶清滅洋”這句口號是應付官府的擋箭牌，不想大合毓賢的胃口，暗中庇護，釀成大亂，平原、高唐、荏平、長清一帶，無端而起刀兵。朱紅燈最後兵敗被擒，毓賢還想設法替他開脫，不道袁世凱接任山東巡撫，接印的第二天，就從獄中提出朱紅燈，明正典刑，梟首示眾。接著，大捕義和拳，用“請君入甕”的手法，拿他們作試練“刀槍不入”的活靶，逼得義和拳偃旗息鼓，悄然北遁。
李來中異常機警，未成氣候以前，只居幕後，所以朱紅燈雖遭顯戳，而他卻能全身而退。當然，他是不會死心的，同時也看得很清楚，從督撫到州縣，象袁世凱那樣的人少，象毓賢那樣的人多，而朝廷心憚洋人，民間痛恨教民，所以用“扶清滅洋”這個題目，著實還有文章可做。
到了直隸，李來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氣浮囂，最容易鼓動，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樁教案在，新仇勾起舊恨，更易下手。所以李來中在天津楊柳青住了下來，默默觀變。
京津密邇，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內幕，以及端王急於想當太上皇的傳聞，李來中時有所聞。但是載漪究有幾分力量，固然不易測度，而朝廷對義和拳的態度，時寬時嚴，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這樣到了二月裡，李來中終於看出路道來了。
指路的明燈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諭：“山西巡撫鄧華熙調任貴州巡撫，遺缺以毓賢補授。”毓賢最為洋人所不滿，在賦閒三月以後，調補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對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賢，亦正不妨視作朝廷姑息義和拳的跡象之一。李來中又打聽到，毓賢放山西巡撫，出於端王的保薦與軍機大臣剛毅的讚成。這就更明白了，端王、剛毅跟毓賢臭味相投，都可以成為義和拳的“護法”。
巨禍果然發生了！裕祿接得高婁有變的禀帖，派出一名統領楊福同，帶隊到淶水“相機辦理”。其時祝芾已經心力交瘁地在高婁以好言誘獲拳民六個人，由王占魁帶回定興，講明白，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會從輕發落。同時留下四十名馬隊，駐守高婁，作為警戒。
第二天，楊福同的隊伍開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鄉，行到一個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來了幾百義和團，包圍官軍。楊福同飛調高婁的馬隊支援，內外夾擊，打死了幾十個義和團，方得解圍。
見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單獨回城。楊福同會同援軍到高婁，還未進村，又遭遇數十義和團猛撲。馬隊放了一排槍，拳眾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靈，為楊福同揮兵攻入，生擒九人，斬殺二十多，很顯了一點威風。
誰知保定府屬的義和團，就在這十天工夫中，蜂擁而起，已成燎原之勢。來自淶水以北涿州的大股義和團，在山道設伏，楊福同寡不敵眾，被困在山溝中，身邊僅有兩名馬弁，當然遇害。身受五十餘傷，面目兩肢全毀，死得很慘。
裕祿得報，大驚失色，找來藩臬兩司會商。廷傑主剿，廷雍主撫，相持不下。裕祿是主撫的，但又怕言官說話，朝廷責備。就在這徬徨不決之際，來了一道上諭：“直隸藩司廷傑內調，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這一下還說什麼？裕祿唯有跟著廷雍的路子走！他下定決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義和團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而況民氣昂揚，都相信義和團能夠“扶清滅洋”，相信入春久旱，瘟疫流行，而“只要掃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災”。自己又何可與潮流相悖？
因此，總督衙門有兩個官兒，立即受到重用。一個是專負與各軍營聯絡之責的武巡捕徐其登，一個是候補道譚文煥。徐其登本來就是白蓮教餘孽，亦就等於義和團埋伏在裕祿身邊的內應，而譚文煥之極力為義和團說好話，到處宣揚義和團如何神勇，卻另有緣故。
原來候補道品類不齊，才具不一，真所謂“神仙、老虎、狗”，是搖尾乞憐的狗，威風凜凜的老虎，或者逍遙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會不會做官。不會做的，轅門聽鼓，日日伺候貴人的顏色，所得的只是白眼。會做的，那怕資格是捐班，敵不過“正途”，補不上實缺，但可鑽營“差使”，而有些差使如製造局總辦之類，油水之足並不下於海關道、鹽運使等等肥缺。而且實缺道員只能佔一個缺，差使卻可兼幾個，所以有些紅候補道，聲勢煊赫，起居豪奢，著實令人艷羨。
譚文煥就是深曉個中三昧的，只是時運不濟，謀幹差使，幾次功敗垂成，到緊要關頭上，總是為大有力者所奪去。這時默察時局，朝中講洋務的大為失勢，而義和團人多勢眾，打出去的旗號又很漂亮，很可以有一番作為。他生得晚，每每自嘆，未能趕上洪楊之亂，否則，從軍功上討個出身，早就是方面大員了。如今有義和團“扶清滅洋”這個大好良機，豈可輕輕放過？
他心裡是這樣盤算，從來對付大股土匪，不外剿撫兩途，準義和拳改稱為義和團，即無再剿之理，接下來便是招撫。如果及早促成其事，則就撫的義和團便得設局管理，別的不說，只說經手糧餉軍裝，就有發不完的財。因此，由徐其登的關係，跟李來中搭上線以後，就不斷在裕祿面前遊說，勸裕祿收義和團為己用，上報朝廷恩遇，下求子孫富貴。日子一久，裕祿亦頗為動心，如今既然決心照譚文煥的話做，當然少不得譚文煥的參贊。
“義和拳是神仙傳授，所辦的事，萬萬非神力所及，譬如淶水燒教堂，誅教民，是一位老師念一遍咒，頓一頓腳，立刻有六丁六甲平地湧現，聽命而行。高婁村的教民三十餘家，大小一百餘口，一轉眼間無影無踪，王副將親自檢視火場，連屍首都不曾發見。大帥，”譚文煥說，“請想，這那裡是凡夫俗子辦得到的。”
“是啊！”裕祿很嚮往地，“那位義和團老師，不知在那裡，能不能請來見一見？”
“這位老師叫張德成，在靜海縣屬的獨流鎮，主持'天下第一壇'。請來見一見，恐怕……。”
譚文煥故意不說，要等裕祿來問。果然，“怎麼？”裕祿問道：“不肯來見我？”
“不是不肯。因為關聖帝君降凡，總是托體在張老師身上，身分不同，他不敢褻慢神靈。”
“要怎樣才不算褻慢呢？”
“這，”譚文煥遲疑地，“卑職不敢說。”
“說說不要緊。”
“得用王者之禮。”
“這可為難了！”裕祿答說，“用我的儀從，還無所謂。用王者之禮，非請旨不可。看一看再說吧！”
裕祿的態度，當天就傳到了張德成耳中。又等了三天，朝廷對涿州戕官一案處置的情形，也有消息傳來了。
是個很確實的消息，當楊福同被害的奏報到京，剛毅看完之後，竟表示：“不該先傷義士！”這義士當然是指義和團。
歷來暴民戕官，被視作目無法紀，形同叛逆的大罪。因為朝廷設官治民，而民竟戕官，等於不服朝廷的統治。為了維繫威信，如果發生這樣的案子，一定派大軍鎮壓，首犯固在必獲，無辜株連亦是常事，甚至上諭中會公然有“洗剿”的字樣出現。如今一員副將這樣慘死，而平章國事的軍機大臣竟還責以“不該先傷義士！”然則“義士”又豈可無聲無臭，毫無作為？
“水到渠成了！”李來中對張德成說，“你放手幹！我回西安去一趟，陝西能夠搞一個局面出來，出潼關，過風陵渡跟山西連在一起，再出娘子關到正定，席捲河北，何愁大事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