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江南辛卯科場案

丁酉科場案自上而下，死傷無數，懲罰之嚴酷，牽連之廣闊，為科舉制建立以來所未有，確實令人心驚膽戰。忽視此案背後復雜的背景不談，順治皇帝之屠刀大舉確實對科場舞弊者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此後五十年間，沒有科舉大案發生。然而，科舉是通往權力的門檻，給人帶來的誘惑實在太大，雖有重典在前，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很快就有人忘記了血的教訓。 康熙五十年（1711）為辛卯年，又是一個大比之年。這一年的秋天，康熙皇帝覺得天涼得格外早，早早就把冬衣披上了。其實，他自己也明白，這不過是他心理的作用而已，他還沒有完全從大學士張玉書病死的傷痛中恢復過來。 張玉書，字素存，號潤甫，江南丹徒（今江蘇丹徒）人，順治十八年（1661）中進士，時年二十歲，自此步入仕途。這一年，剛好是康熙登上皇位。之後的五十年，張玉書親眼見證康熙如何從一個受權臣箝制的小皇帝成長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擒鰲拜、平三藩、打敗噶爾丹。對康熙皇帝而言，張玉書不僅僅是臣子，還是他成長過程中的伙伴。張玉書病死後，康熙皇帝親書挽章，又親作挽詩，並對身邊的親信大臣說：“朕自幼讀書，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五十年來，許多大學士都以年老告辭林下怡養，朕常使人存問。凡在朝諸臣，朕待之甚厚，他們也矢忠盡力，歷數十年之久，與朕同白了鬚髮。朕念宿學老臣辭世者辭世，告退者告退，每每傷心痛哭。”

實際上，真正令康熙皇帝悲哀的並不是這些同白鬚髮的老臣的離開，而是他感到這些人辭世、告退的同時，也帶走了他人生中最輝煌最美好的時光。從謝世的人的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確實，帝國的皇帝明顯地老了，“辦事殊覺疲憊，寫字手亦漸顫”，“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就在康熙皇帝最沮喪最孤獨的時候，傳來了本科江南鄉試舞弊的消息。而第一消息的來源，就是被他譽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的奏疏。 辛卯年的江南秋闈鄉試，正主考官為副都御史左必蕃，廣東順德人，康熙二十年（1681）舉人；副主考為翰林院編修趙晉，福建閩縣人。二人都是京官，為康熙皇帝親自挑選，派往江南主持鄉試。

左必蕃、趙晉二人一到南京，兩江總督噶禮便親來拜訪，禮遇甚隆，令左、趙二人大感意外。 這個噶禮來頭可是不小，姓董鄂氏，滿洲正黃旗人，清朝開國功臣何和禮第四代孫，母親還當過康熙皇帝的乳母。因為這種關係，噶禮升遷很快，康熙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撫。他在山西任上時，貪污了數十萬兩白銀，並大肆收受賄賂，先後兩次被人告發，被多名御史彈劾。但在康熙皇帝的庇護下，不但沒有被治罪，反而升為戶部侍郎，康熙四十八年授兩江總督。噶禮到江南上任後，為了樹威及剷除異己，震懾江南漢人官吏，接連上疏彈劾江蘇巡撫於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導致這些官員全部被罷免。蘇州知府陳鵬年代理布政使，因性格耿直，不肯逢迎噶禮，也被彈劾罷官。噶禮還不罷休，想藉文字獄除掉陳鵬年，秘密上疏說陳鵬年寫的虎丘詩句中有怒氣，是反詩。康熙皇帝雖然年紀大了，對噶禮的胡作非為也一直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但他並不是真正的糊塗，因而沒有理睬噶禮的這道暗藏殺機的密奏。

正因為噶禮歷來狂妄自大、專橫暴戾，因而當他親自來拜訪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趙晉時，令二人受寵若驚之餘，也開始隱隱猜到噶禮到來的目的——這個有名的大貪官是想趁這次鄉試大撈一筆！ 左必蕃為人謹慎，也頗有遠見。儘管人人都知道當今皇帝公然容忍噶禮在江南大力排除異己、結黨納賄的行為，卻也派了著名清官張伯行來接任江蘇巡撫。這其中顯然別有深意，至少左必蕃是這樣認為的。 張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今河南蘭考）人。他出身富貴，家中相當有錢，卻沒有紈絝子弟的毛病，孜孜好學，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進士，歷任內閣中書、中書舍人、山東濟寧道。自步入仕途，居官一直清正廉明。張伯行在濟寧道任上時，正好趕上災荒之年，他便自己從河南老家運來糧食和棉衣，賑濟山東的老百姓。當時，康熙皇帝命按各道救濟災民，張伯行未經請示，便拿出倉谷二萬二千六百石糧食賑濟漢上、陽谷二縣。山東布政使責備他獨斷專行，打算上疏彈劾。張伯行說：“皇上有旨救災，不能說是獨斷專行。皇上如此重視民間疾苦，是應該以倉谷為重呢？還是以人命為重？”布政使這才打消了彈劾的念頭。

康熙皇帝南巡時，聽說張伯行勤於供職，造福於百姓，對金錢從無染指，特予“布澤安流”的匾額，升其為江蘇按察使。張伯行在江蘇任上時，兩江總督正是噶禮。張伯行不但不肯與噶禮之流同流合污，而且敢於抵制噶禮的橫徵暴斂，並有一句名言說：“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正因為如此，張伯行受到噶禮的強烈嫉恨。後來康熙皇帝再次南巡，要求舉薦德才兼備的清官。在噶禮的高壓下，江南官員沒有一人敢出面推舉張伯行。康熙皇帝心中倒是瞭如明鏡，嘆息了半天，說：“我聽說張伯行任官特別清廉，這是最難得的。既然沒有人推薦，那麼我來推薦他。” 由於得到皇帝的親自推薦，張伯行自此名聲大噪。他後來從江蘇任上遷福建巡撫時，江南百姓沿途相送，稱讚他任官數年“止飲江南一杯水”。而當時“天下言廉吏者，雖隸卒販夫皆知稱公”。

張伯行在福建巡撫任上只做了兩年，很快就被重新調回江南，任江蘇巡撫。江蘇雖然也是兩江的管轄範圍，但按照清朝制度，總督和巡撫同為省級封疆大吏，均直接向皇帝負責，二者之間不相統屬。之前，張伯行早就與噶禮不和，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卻有意將這個號稱“天下第一清官”的人重新放回江南，顯然有製衡約束噶禮的意思。儘管前一陣張伯行因被噶禮擠壓，不得不以身體多病為由提出了辭官，但皇帝不是照樣沒準嗎？這便是皇帝有心整飭江南的明證。 左必蕃腦袋靈活，心思縝密，轉念間便想通了前後的因果，眼見趙晉正與噶禮眉開眼笑地交談，便找了個理由溜了出去。這一溜，日後保住了他一條命。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噶禮離開貢院後，趙晉再次找到左必蕃，做了多番暗示，左必蕃均佯作不解。說到最後，口乾舌燥的趙晉終於明白了，對方是不想參與，心裡罵了一句“膽小鬼”，便自行出去了。之後，儘管不斷有各種買賣關節的風言風語傳到左必蕃耳邊，但他始終裝作不知道。

終於到了八月鄉試時間。本場三場鄉試的題目，頭場為四書題：“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次題為“博厚所以載物也”三句；三題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 表面看起來，一切都很平靜。直到九月初九發榜，解元為劉捷，中舉者除蘇州十三人外，其餘多為揚州有錢鹽商及權勢人物的子弟。尤其是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舉薦的吳泌，同考官山陽知縣方名所舉薦的程光奎，二人均是有名的文理不通之徒，輿論頓時一片嘩然。 蘇州一千多生員在南京玄妙觀集會，推舉廩生丁爾戩為首，將五路財神像抬入府學，供在明倫堂孔子像旁邊，表示這次鄉試是“惟財是舉”。還有人用紙糊住貢院匾額，改“貢院”二字為“賣完”。貢院的大門上也被人貼上一副對聯：“左丘明兩眼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諷刺主考官左必蕃對舞弊行為視而不見；而趙晉則膽大妄為，收受賄賂。又有人作打油詩諷刺說：“能行五者（金子、銀子、珠子、綢緞、古玩）是門生，賄賂功名在此行。但願宦囊誇博厚，不須貢院誦高明。登山有竹書貪跡，觀海無波洗惡名。一榜難為言皂白，聖門學者盡遭坑。”其中暗合鄉試的題目。

不過，儘管時論對主考官左必蕃和趙晉冷嘲熱諷個不停，但二人畢竟是外來的和尚，人生地不熟，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背後另有主謀。既然鄉試的受惠者最多的是鹽商子弟，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到與鹽務有關的官員身上。 在清朝，製鹽業是重要的官方工業，鹽價和鹽稅收入是與田賦收入同等重要的官府財源。當時直接負責兩淮鹽務的是蘇州織造李煦和江寧織造曹寅（李煦妹夫，曹雪芹祖父），二人隔年輪管，管轄範圍涉及鹽場、運輸、稅課、稽查等。另外兩江總督噶禮也於鹽務上有重大責任：一是緝拿鹽商走私；二是官督商銷，即招商辦課，由專商壟斷鹽引和引岸，鹽商向官府繳納引稅後領取鹽引（一種憑證，准許持有人向官方產鹽機構認領鹽，屬於官方壟斷性資源），在指定地點買鹽及銷售。

曹寅到江南任織造已經有二十年。其母當過康熙皇帝的乳母，他本人也當過御前侍衛，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前後四次南巡，均住在曹寅家裡，關係之密切由此可見一斑。自他和李煦接手鹽務的肥差後，旁人均不敢問津，但自噶禮上任兩江總督後，情況便有所不同。噶禮一到任，就向康熙皇帝參劾說：曹寅和李煦虧欠兩淮鹽課銀三百萬兩，請求皇帝公開查處。噶禮表面是樹立清廉形象，其實是想染指肥得流油的鹽務。殊不知康熙皇帝素來將曹寅當做家人，當然沒有理睬噶禮的上奏，但也暗地派人告誡曹寅和李煦，必須要設法補上虧空。自此，曹寅和李煦大為收斂，反倒是噶禮開始插手鹽務。 以曹寅和李煦的身份位置，不方便也沒有這個能力插手科舉，那麼鄉試通弊中嫌疑最大的當屬兩江總督噶禮了。一時間，滿城風雨，謠言不斷。生員抬著五路財神像遊街時，南京城萬人空巷，人們蜂擁而出觀看，景象蔚為大觀。

兩江總督噶禮見到這般情形，當即火冒三丈，派兵將丁爾戩等十多名為首的士子拘捕，準備按誣告問罪。士子們更加群情洶洶，普通百姓也被激怒了，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的江蘇巡撫張伯行自然不會坐視不理，第一個向康熙皇帝上疏，這便是本篇開頭所提到的一幕。 只見張伯行在奏疏中寫道：“今年江南文闈，榜發之後，議論紛紛。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抬擁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臣未敢隱匿，相應奏明。”奏疏中還對他了解到的一些情況作了描述，比如副主考趙晉受賄十萬兩紋銀，出賣舉人功名；同考官王曰俞、方名等人通同作弊；而正主考左必蕃知情不報，有意欺瞞聖上；本年江南鄉試取士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江南士子一片嘩然，眾怒難犯，如果不及時查辦，恐怕要生大變。

康熙皇帝看了後還未作出反應，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的奏疏也到了。原來左必蕃看到事情越鬧越大，擔心禍及他這個正主考，日夜惶恐不安；又聽說張伯行已經給朝廷上奏，生怕日後被安上個“知情不報”的罪名，也急忙上奏說明江南鄉試一事。不過，他沒有揭發副主考趙晉賣關節一事，當然更不敢提及兩江總督噶禮，僅僅是奏道：“撤闈後聞輿論喧傳，有句容知縣王曰俞所薦吳泌、山陽知縣方名所薦程光奎，都是不通文理者，臣也感不勝驚愕。” 先後接到了張伯行、左必蕃的奏疏，江南鄉試出了大醜聞已經是確認無疑的事情，但康熙皇帝並沒有像他的父親順治皇帝那樣立即採取火暴的行動，而是依舊在等待。他有著多疑狡詐的天性，從不輕易相信漢人大臣的話，他還要等待另外兩封密摺從江南送來。 清朝檔案最機密者，當屬軍機處的檔案，這些都是級別最高的國家機密。但自康熙皇帝開始，還有比國家機密更為機密的密摺。一般的奏摺，比如江蘇巡撫張伯行的、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的，都是先交通政司審閱，然後再呈交皇帝。特別長的奏摺還需要“貼黃”，即在黃紙上概括要點，附在奏摺上一同呈交皇帝。康熙皇帝創造的“密摺”制度則是專奏專聞，這種密摺不必經過通政司，而是直接遞到皇帝手裡。折面上也不寫奏者姓名，只寫“南書房謹封”的字樣。這當然是為了防止洩密，除了皇帝本人，誰也不知道密摺是誰寫的，密摺裡面又講了些什麼。對這類奏摺，康熙皇帝格外重視，均即時批复。他一度患病，右手無法動彈，但依舊不假手他人，強用左手批复密摺，從不耽誤。 能夠擁有奏密摺權力的人，自然都是康熙皇帝的心腹。康熙皇帝正在苦苦等候的密摺，便是來自他派在江南的密探——蘇州織造李煦、江寧織造曹寅以及杭州織造孫文成（曹寅的母系親戚）。這三個人都是康熙皇帝派駐在江南的耳目，一年四季不間斷向康熙呈遞親筆繕寫的密摺，奏報內容短小精密，大部分是關於江南地方上的雨水、收成、米價、疫病、民情、官吏的名聲等等。傳說中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就是以這三位織造為背景。巧合的是，江南辛卯科場案案發的這一年，剛好就是曹雪芹的出生年。 果然沒有令康熙皇帝失望，李煦、曹寅的密摺很快就來了。二人詳細報告了榜發後物議沸騰、民憤難平的情況。曹寅更是密奏說：“今年文場秀才等甚是不平，中者甚是不公，顯然有舞弊行為，因此揚州秀才擾攘成群，將左必蕃祠堂全部拆去。後傳聞是副主考趙晉所為，始暫停息。” 康熙皇帝這才拍案而起，怒氣沖沖地道：“我勤政愛民五十年，還從來沒有見過如此膽大妄為的奸臣賊子。若任他們這樣狂妄下去，豈不是要毀掉我大清江山。”於是派戶部尚書張鵬翮為欽差大臣，會同兩江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安徽巡撫梁世勳在揚州審案，務必將科場案徹底查清。 張鵬翮，字運青，四川遂寧人，康熙九年（1670）進士。傳說其容貌俊美，“貌如好女子，諸同年皆戲弄之”（《西征隨筆》）。不過，張鵬翮自步入仕途後，一直有公直廉明的名聲，“不避權貴，人皆憚之”，是康熙一朝的名臣。他曾經出任江南學政。到任後，不少富家子弟手持京師權貴人物親寫的“薦函”，打算來走後門，但聽說張鵬翮剛正無私，最終還是“躑躅逡巡，不投而去”。當時的規定，凡呈學使報冊都須交些“部科費”（手續費），但張鵬翮“兩袖清風，毫無以應，人亦絕口不索”。後來回京師任職，張鵬翮為了應付說情請託之人，特意在府邸的廳堂上豎了一尊關聖帝君塑像。每逢有人登門請託時，他便指著塑像說：“關帝君在上，豈敢營私徇隱！”這樣清操的大臣，當然深得康熙的信任，譽為“天下廉吏”。 張鵬翮為清初明臣，得到康熙、雍正兩代皇帝的嘉許，史料對其為人多褒獎有加，唯獨汪景祺在其所著的《西征隨筆》對張鵬翮的人品大力貶斥，說他“齷齪鄙穢，無志下材，刻薄寡恩，頑鈍無恥”。汪景祺為浙江錢塘人，少負才名，因而恃才傲物，“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友者”。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舉人，其後兩次參加會試，均未能中進士，而剛好這兩次的主考官都是張鵬翮。科場失意後，汪景祺改投到當時炙手可熱的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幕下，寫成《西征隨筆》一書。不久，年羹堯被雍正皇帝下令賜死，汪景祺也因為《西征隨筆》中有“大逆”之言被雍正所殺，家小全部被流放寧古塔，成為雍正一朝第一起文字獄的受害者。汪景祺被斬首後，頭顱長懸於北京宣武門外。一直到雍正皇帝死去乾隆皇帝登基，其早已成枯骨的首級才被取下與身合葬。 《西征隨筆》一直為禁書，直到清末民國初期方現身於世。對於兩江總督噶禮，張鵬翮一點也不陌生。他之前曾受命調查噶禮舉報蘇州知府陳鵬年所作《重遊虎丘詩》是反詩一事，當時噶禮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但張鵬翮沒有理睬，照舊“按姦發狀，振摘是非，無所容回”，最終的結論還是“直鵬年而曲噶禮”，證實噶禮完全是誣告。 張鵬翮與張伯行也是老相識了。他任河道總督時，“丁憂”（清朝制度，官員父母去世，官員要去職三年歸里守孝，稱之為“丁憂”）在家的張伯行因自發組織民眾抗洪堵堤，得到張鵬翮的傾心賞識，向康熙皇帝力荐，稱其“堪理河務”。正是由於張鵬翮的大力舉薦，張伯行才進入了康熙皇帝的視野。 正因為張鵬翮剛正廉潔，不畏權貴，所以凡有重大的案件，康熙皇帝總是派他去處理。對於這樁朝野矚目的江南鄉試案，張鵬翮更是眾望所歸，被認為定然能夠秉公辦理。在這樣的狀況下，時人均認為局面對張伯行有利，而對噶禮不利，豈料事情完全出乎眾人的意料。 上諭下達的當天，張鵬翮便動身趕赴江南，一路馬不停蹄。第一次會審，在揚州行轅舉行，由欽差張鵬翮主審，兩江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安徽巡撫梁世勳陪審。一切都相當順利，沒有費任何周折，副主考官趙晉便當堂供認受賄黃金三百兩，同考官王曰俞、方名也供認徇私舞弊，將事先約好的關節“其實有”三個字賣給了程光奎、徐宗軒、吳泌等人，並將有關節之人均取中舉人。欽差張鵬翮當即決定革去趙晉、王曰俞、方名一切功名，收監看管，等待皇帝的處置。 下面是提審行賄人程光奎、吳泌。二人被帶進大堂後，欽差張鵬翮聽說這兩名舉人是有名的文理不通，於是先簡單考了下二人的學識，結果吳泌連兩句都背不下來，程光奎寫中，“趙、錢、孫、李”四個字中就錯了三個，唯一寫對的“錢”字也是七扭八歪，不成樣子。張鵬翮憤慨至極，一拍桌子，怒問道：“你們到底行賄多少買來這舉人功名？快從實招來。”程光奎哪裡見過這等陣勢，嚇得立即招供說：“小人出了黃金十五錠，每錠二十兩，一共是三百兩。”吳泌馬上也跟著承認自己行賄了三百兩黃金。 這樣一來，問題就出來了——程光奎和吳泌各出三百兩黃金，一共是六百兩，可副主考官趙晉供認只收到三百兩黃金，另外的三百兩到哪裡去了呢？追問之下，吳泌供出他的三百兩黃金是托前任安徽巡撫葉九思的家人李奇代轉的，這三百兩到底給了誰，只有李奇知道。 李奇當即被拘到了堂上，一見到現場欽差高坐，督撫各坐一邊，差役環伺，頓時嚇得戰戰兢兢，一經喝問，便立即交代另外三百兩黃金賄款交給了涇縣知縣陳天立，由他代轉給兩江總督噶禮。此言一出，全場愕然。 噶禮首先跳了出來，下令將李奇拖下去亂棍打死。張伯行立即出面製止，堅持繼續審訊李奇，將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噶禮暴跳如雷，一定要對證人用刑，並極力阻撓再審下去。堂上氣氛頓時緊張起來，眼見督撫之間劍拔弩張，一個要打，一個不准打，差役們也不知所措。最後還是欽差張鵬翮站出來宣布暫且將李奇收監，押後再審，然後下令退堂，一場鬧劇才就此結束。 一審結束，通同作弊的大後台兩江總督噶禮已經浮出水面。欽差張鵬翮應該立即將實情上奏康熙皇帝，但一向剛正的他卻在此時猶豫了起來。他有兩個兒子：長子張懋誠，次子張懋齡，均工詩，但張懋齡因為娶山松衍聖公孔毓圻（孔子六十七世孫）之女為妻而名氣更大。當時其長子張懋誠任安徽懷寧知縣，剛好歸兩江總督管轄。噶禮一度派人威脅張鵬翮，揚言要對張懋誠下毒手。 張鵬翮愛子心切，心有顧慮下，又考慮到清朝歷來揚滿抑漢，在漢大臣與滿大臣的相爭中，從來就是以漢大臣慘敗而告終，更何況噶禮還與康熙皇帝有著特殊的關係，最終決定偏袒噶禮一方。他不但不據實上報，還微服私訪張伯行，勸說道：“噶禮是封疆大吏，又是皇上信賴的大臣，事情萬一鬧大，皇上的面子過不去，我們都不好交代。這件事，還是就這麼算了吧。”張伯行卻義正詞嚴地回答道：“欽差一向有清正廉潔、執法如山的名譽，切不能因為個人恩怨袒護權臣。如此一來，天下將無正義可伸，上負天子愛才之心，下屈壯士報國之志。我不能贊成息事寧人的態度。” 張鵬翮雖然心有慚愧之意，但為了自己的利益，還是抹下面子，竭力勸說張伯行讓步，就此結案停審了事。孰料張伯行也是個牛脾氣，堅決不肯屈服。二人就此不歡而散。 幾天后，兩道加急奏摺先後送到康熙皇帝案前：第一道是江蘇巡撫張伯行彈劾兩江總督噶禮的。說外間輿論盛傳總督噶禮與監臨、提調各官暗中受賄而鬻賣舉人頭銜。又傳說事情敗露後，總督噶禮勒索銀五十萬兩。對噶禮的種種不法行為，張伯行痛心疾首：“督臣忍負皇上隆恩，擅作威福，賣官賣法，复賣舉人，貪殘暴橫，惡貫滿盈，只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賈禍。仰祈敕令解任，一併發審，俾舞弊之人，失所憑藉，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幾真情得出，國法得伸。”（《歷朝四百五十人傳記》）請求皇帝立即將噶禮解任審查。第二道則是噶禮彈劾張伯行的。聲稱張伯行陰謀誣陷，有意敗壞總督名聲。又因為當時剛剛發生了戴名世《南山集》的文字獄，舉報《南山集》在蘇州（江蘇巡撫駐在蘇州）刊刻，張伯行知情不報，且與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交好，甚至有意包庇。又羅織了其他多項罪名，指責張伯行玩忽職守。 康熙皇帝看到奏疏後大怒，認為督撫互參有失大臣體統，下令將噶禮和張伯行二人一併免職，責令欽差大臣張鵬翮會同漕運總督赫壽再審。清朝漕督衙門設在淮安（黃河、運河交會之處，漕運咽喉之地，今江蘇淮安），赫壽接旨後不敢怠慢，立即從淮安起程，坐船經大運河趕往揚州。 總督和巡撫均是地方最高長官，即所謂的封疆大吏，督撫互相攻訐彈劾是朝廷大事，而江南更是朝廷的財賦重地。督撫互參一經傳出，一時間成為轟動天下的大奇聞。這場科場案的審理，實際上已經變成了貪官和廉吏之間的較量。朝臣也各有立場，本來簡單的科場案立即牽扯上了朋黨之爭和滿漢之爭，局勢開始復雜化。 《清稗類鈔》還記載了富有戲劇性的一幕，噶禮和張伯行奉旨革職、於行轅對簿完畢後，二人出門時因相爭不下，繼而大打出手。噶禮身材雄壯，張伯行也是高大魁梧，噶禮最終被張伯行踢了一腳，“踣於地而滾”。 遠在京師的康熙皇帝無時無刻不在關心江南的發展，密令曹寅和李熙多方打探。幾天后，江寧織造曹寅的密摺送到，其中說：“臣留心打聽張鵬翮與赫壽所審吳泌、程光奎之事。吳泌買舉，只追問李奇夫妻金子下落，意在就李奇撞木鐘，以結吳泌之事。程光奎只認夾帶，以結程光奎之事。至於左必蕃、趙晉二人及房考等，俱未細問。眾論以為張鵬翮外則調停總督撫院了結此案，而本意則不欲重傷主考、房考，以塞科甲僥倖之路。赫壽亦因循可否，以觀成敗。總督噶禮實無包攬賣舉之事，護庇葉九思（前任安徽巡撫）事或有之。解任之後，雖有人眾保留，皆以下官吏粉飾曲全，殊無真愛戴之者。巡撫張伯行實因糧道參處，自己亦詿誤調用，當封印之際，預聞京信，兩下紛爭，以有此疏，欲复噶禮之仇，亦非為科場持公起見也。解任之後，亦有人眾保留，率多秀才，亦皆以下官吏粉飾曲全，殊無真愛戴之者。眾人議論，皆云江南百姓蒙天恩視如赤子，屢免錢糧，時加撫卹，督撫二臣不體貼聖衷，安靜保護，徒博虛名，各為己私，互起朋黨，殊無大臣之體。張鵬翮身為大臣，理宜秉公持正，力決是非，而反周旋主考、房考，曲全兩造，遷延時日，不能無私。自去年至今，已經四月，每日吊開單審，並不對口，並不再問程光奎之事，只審吳泌一案，並不問主考、房考如何字眼關節，只問原出首撞歲（鐘）之人。目下聞光棍李奇當審鞫之際，頗多放肆之語，謂眾人合謀，將金子誣陷於彼，以脫安撫藩司，蔓延無辜，總無斷決。兩江官吏，俱集揚州聽審，地方遼闊，數月之久，未必不誤事宜。”（《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 大致的意思是說：張鵬翮沒有用心審案，只關注考生個人代筆、夾帶之事，而不願意觸及主考官與江南官員收賄舞弊內幕；噶禮在鄉試案中是清白的；張伯行是挾怨報復噶禮，並非為科場公平起見；督撫互參，不過是以此結黨營私，各博虛名而已。 曹寅先祖本為漢人，但自其祖父起，身份搖身變為清朝貴族的包衣（奴僕），隸屬於正白旗。基本上，他的奏摺能代表當時滿人的態度。 康熙皇帝看到密摺後，與王公大臣談論說：“噶禮有辦事之才，用心緝拿賊盜，然其操守則不可保。張伯行為人老成，操守廉潔，然盜劫伊衙門附近人家尚不能查拿。”又說：“據張伯行參疏云，噶禮得銀五十萬兩，未必全實，亦未必全虛。即噶禮所參張伯行之事，亦必有兩、三款是實。”（《清聖祖實錄》）實際上是將噶禮、張伯行各打了五十大板，噶禮的鄉試貪污案也被有意說成了互參案，這就為江南鄉試案的最後結果定下了基調。 揚州這邊，欽差大臣張鵬翮與漕運總督赫壽聽到皇帝的口風後，斷定聖上認為噶禮是能臣，即使操守有虧，也是真小人；而張伯行則是庸臣，表面雖然清正，卻是個偽君子。最關鍵的是，前面那位是滿人，後面那位是漢人。 再次開審時，審訊官已經與第一次大不相同：多了一位欽差赫壽，卻少了三位督撫——噶禮、張伯行已經被免職，安徽巡撫梁世勳則每日在公館靜坐養病，也不再參與同審。赫壽剛剛由侍郎升為漕運總督，一切依舊以張鵬翮為主導。表面上，這二審倒也轟轟烈烈，當審問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時，還動了大刑。不過正如曹寅所說，張鵬翮最終的目的還是想兩面調停、草率完結而已。 沒過幾天，關鍵證人涇縣知縣陳天立突然上吊自殺。他上吊後，被看守官通判發現了，及時救下，於是沒死成。第二天，看守官將情況禀告張鵬翮、赫壽二人。張鵬翮竟然說：“陳天立不過是嚇唬人，不要理他。”結果，三天后的五更時分，陳天立在床上自縊而死。張鵬翮、赫壽二人假模假式地還發文書給安徽巡撫梁世勳（涇縣屬於安徽），要他追查陳天立的死因。陳天立家屬卻堅決地報稱是因為病發而自縊，並無人逼勒滅口。 而另一個重要證人李奇竟然被判立即充軍新疆，於押解途中染病身死，並有當地縣衙的文書為證。 不管陳天立是自殺還是他殺，李奇是病死還是被害死，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造成了死無對證的局面，一切對噶禮不利的證據都消除了。但江南士民人心不服，開始聚眾鬧事。有人在鬧市傳唱歌頌張伯行的歌謠，四處張貼揭帖，到各衙門投遞呈文，要求張伯行留任。也有人貼出文章為噶禮抱不平，並將噶禮大門用磚石堵住，不准他交還總督印信。雙方支持者你來我往，煞是熱鬧。 曹寅將陳天立自殺一事密奏康熙皇帝后，康熙皇帝硃批道：“眾論瞞不得，京中亦紛紛議論，以為笑譚。審事也不是這樣審的理，但江南合省都甚沒趣了，想比（必）滿洲恨不得離開這差才好。”於是密令安徽巡撫梁世勳暗中調查陳天立的死因。幾天后，安徽巡撫梁世勳匯報說，江南刑獄官員，上自臬司，下至州縣提點刑獄，均為噶禮親信，封鎖消息密不透風，證人陳天立之死因難以查明。言下已經暗示噶禮與證人之死脫不了乾系。 不久，張鵬翮、赫壽二次審案的結果就出來了：科場一案，副主考官趙晉，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及所取士子吳泌、程光奎交通關節，夤緣賄賣，應按科場舞弊律論罪；張伯行生性多疑，隨便“誣告”噶禮，造成江南人心浮動，應當撤職，擬徒準贖；噶禮與張伯行“互參”，有失體統，應降一級留任。 這個調查結果與康熙皇帝之前的基調完全一致，除了對張伯行稍微嚴厲了些，其餘的處理差不多正是他想要的。然而，就在他要下令結案的時候，突然出了一點意外。康熙皇帝到后宮去給孝惠章皇太后（順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問安時，剛好遇到了他的乳母——也就是噶禮的親生母親。康熙皇帝一時感慨，詢問噶禮到底與張伯行有何個人私怨。不料噶禮母深明大義，不但揭發了噶禮貪污受賄的行為，還主動替張伯行辯護。噶禮母的態度對康熙皇帝的態度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後來很是動容地說：“其（噶禮）母尚恥其行，其罪不容誅矣。”（《嘯卒雜錄》） 此時，曹寅的密奏再次送到，說“此案亦有未妥，人心不能悅服”，張鵬翮如此潦草了局，在江南聲名大損，人人說其糊塗徇私，而其人竟然不等案情了結，便已經動身前往福建，導致揚州民心不定，議論紛紛。康熙皇帝感到如果按照二審的結論結案，尤其是只處置清名在外的張伯行，而放任胡作非為的噶禮，實在難以向江南民眾交代，於是下詔斥責張鵬翮等人“掩飾和解，瞻徇定議”，下令撤換張鵬翮、赫壽，而改派戶部尚書穆和倫、工部尚書張廷樞前往江南，令其務必嚴加審明。 到了這個時候，前往江南的欽差要調查的重點已經不是科場案，而是督撫互參案。康熙皇帝的本意，只要保全張伯行，大致處罰一下噶禮，令江南人心穩定下來就了事了。然而，穆和倫、張廷樞卻沒有弄清“聖意”，也不願意得罪噶禮和兩位前任欽差。二人一到江南，不但不立即問案，還立即派人前去找張伯行說和，以噶禮“黨眾”為由，勸他向噶禮低頭。但張伯行卻依舊堅持己見，給了兩位新欽差一個大釘子。 兩位新欽差商量來商量去，最終決定大做表面文章——一連十幾天，輪流提審科場案的人犯，煞是熱鬧，大有要明察秋毫、伸張正義之意。但結果一出來，還是叫人大失所望。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科場案案發一年後，穆和倫、張廷樞將三審結論奏上：主考左必蕃縱容舞弊，革職查辦；副主考趙晉，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因受賄判斬立決；程光奎、吳泌等生員賄買考官，騙取功名，分別擬絞或枷責；兩江總督噶禮賣舉無跡，但審案不力，該受切責；江蘇巡撫張伯行捕風捉影，誣劾朝廷重臣，當革職論處；噶禮參張伯行各款“俱實”，免議。 這一次的結果可謂煞費苦心，表面做足了文章，公開處置趙晉、王曰俞、方名等一干查有實據的考官、舉子，為江南士子出了一口氣。看起來，似乎比前任欽差要厲害得多，但在互參案上，一如他們的前任張鵬翮所奏，稱噶禮與舞弊案無關，張伯行所參噶禮各款“皆虛”。 已經被免職的張伯行倒是依舊無所畏懼，又上了一道奏摺，說：“科場舞弊只懲從犯，不懲首惡，難撫江南人心。朝廷王法不治枉法封疆大吏，此風若長，大清朝刑律將名存實亡。我張伯行革職事小，朝廷安危事大，請陛下再派賢臣重新審理。” 康熙皇帝看了三審的結論和張伯行的奏章後很是感嘆，說，“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如守，果係無能。噶禮雖才具有餘，辦事敏練，而性喜多事，並未聞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參之案，皆起於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為可恥。”但他也知道科場案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完全變成了滿漢大臣之爭，即使再追究，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所以沒有應張伯行的要求再派欽差審理，只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就穆和倫等所審的結果進行討論，這就是所謂的四審。 四審之前，康熙皇帝特意召見相關官員，說：“伯行居官清廉，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伯行，則江南必受其削幾半矣。此互參一案，初遣官往審，為噶禮所製，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昇平矣。”（《清史稿》）然而，議奏的結果是：噶禮、張伯行二人不思和衷協恭，互相訐參，有失大臣體統，都應撤職。最後還是康熙皇帝下旨：噶禮著革職，免於嚴查深究，由漕運總督赫壽接任兩江總督；張伯行著革職，但留任江蘇巡撫。這樣，這樁轟動一時的江南科場案最終以互參案了結。 而本已經被從輕處理的噶禮並沒有就此安分守己，他惱怒母親曾經在皇帝面前替張伯行說話，與弟弟色勒奇、兒子乾都勾結，暗中在母親的食物中下毒，想害死母親。東窗事發後，被怒其不爭的康熙皇帝賜令上吊自盡，色勒奇、幹都也被斬首。 又傳說噶禮自盡時向監絞官行賄，因此還沒有氣絕就被放下來裝入了棺材。噶禮躺在棺材裡等了半天，也不知道時日，實在不耐煩了，便開口問道：“我可以出來了吧？”誰知道監絞官還沒有走，棺材周圍還有一些人，看到噶禮突然坐起來，無不駭然。監絞官生怕受賄事泄，於是上前一斧將噶禮劈倒，連同棺材一起燒了。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二十六日，江南科場案中最後處置結果下達。相關人物安徽巡撫葉九思已經病故；副主考趙晉，同考官句容知縣王曰俞、山陽知縣方名斬立決；舉人吳泌、程光奎，合謀者俞繼祖絞監候，秋後處決；主考官左必蕃失察革職；請人代筆者徐宗軾、夾帶作弊者席玕照一併枷責。 然而，奇事還沒有結束。趙晉在處斬的頭一天，忽然在獄中病死。一時間，謠言哄傳。有人說趙晉是上吊自殺了；有人說趙晉好友王式丹殺死一名乞丐，將屍體藏在肩輿（轎子）中，入獄探望時偷梁換柱，以死丐冒充趙晉，而趙晉本人則攀著繩子逃出大獄；還有人說那具屍體就是王式丹的僕人張大。 張伯行聽說後趕來驗屍，發現屍體確實不是趙晉，於是上奏康熙皇帝說：“屍體與趙晉狀貌不符，趙晉生死難明。”康熙皇帝曾經命張伯行等人在蘇州審訊王式丹，株連多人，但也沒有什麼結果，而趙晉逃走後，“通緝多年無獲”，最後連王式丹也被無罪釋放。 求取功名的科場素來是士子文人的角斗場，佈滿了荊棘。至此，這場轟動一時的江南辛卯科場案在經歷一年多的審理後，最終以輕描淡寫的處理方式落下了帷幕，雖然許多隱情尚未弄清，但康熙皇帝也不想再弄清了。不過，比較而言，康熙辛卯科場案遠不及順治丁酉科場案那般腥風血雨，這也正是時局從順治朝到康熙朝已經走向穩定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