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順天戊午科場案

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清王朝正處在劇烈的動蕩之中，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如火如荼，外有帝國列強虎視眈眈。 這一年，正是多事之秋，“內亂外患交迫”。先是四月初八日，英法聯軍炮轟大沽砲台，挑起大沽之戰。無能的清廷在外國侵略者槍砲的威脅下，簽訂了《天津條約》。沙俄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簽訂了《瑗琿條約》。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主權和領土遭受重大損失。而中原大地，更是戰火紛飛。清廷為包圍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今江蘇南京），重建江南、江北大營，截斷了天京的交通及糧道。太平天國主將李秀成、陳玉成為解天京之困，率部奮力與清軍血戰，清江北大營被徹底摧毀。 面對接踵而來的內憂外患，咸豐皇帝應接不暇，惶惶不可終日。他本來就昏聵無能，當此大變局之際，更是無力應付，沮喪之下乾脆日夜沉迷在聲色當中。這位無心求治的年輕皇帝，被公認為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無道、最荒淫、最無恥的一位，在綜合排名中一貫居於末位。

按照天干地支紀年，這一年為戊午年，剛好又是一個大比之年。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科場案就發生在這一年。不過這場大獄，並不像順治科場案那樣牽連極廣，而是以受刑官員級別之高創下了新的紀錄。 當年八月初，順天鄉試如期拉開了帷幕。這一科鄉試的主考官為協辦大學士（從一品）兼軍機大臣柏葰，副主考為戶部尚書朱鳳標（南宋理學家朱熹第二十一世孫）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 柏葰，字靜濤，姓巴魯特，蒙古正藍旗人。道光六年（1826）進士，之後仕途順暢，歷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黃旗漢軍副都統等職，以謹慎正直著稱。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一年內五次升遷，深得道光皇帝的器重。咸豐皇帝登極後，對柏葰也相當倚重，推其為軍機重臣之首，地位顯赫。

即使是主考官柏葰，在鄉試開始的那一天，依然不知道首場考題的內容，因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始，會試和順天鄉試的首場四書考題均由皇帝欽命。在這次考試之前，由內閣獻《四書》一部給咸豐皇帝。咸豐皇帝閱覽後命題，《四書》發還內閣，命題則鎖入專門的題匣。八月初，柏葰入駐貢院時，題匣鑰匙被交到他手中。到了八月初八鄉試的前一天，再由特定官員向咸豐皇帝領取鎖得嚴嚴實實的題匣，然後送到貢院，交給外簾官員，再由外簾官員轉交給內簾官員，最後送到主考官柏葰手中。柏葰用事先帶入場中的鑰匙打開題匣，取出考題。這一套程序十分嚴密，基本上製止了預先洩漏考題的行為。 這場鄉試剛剛開場之時，外簾官員便鬧出了一場小風波。提調官蔣達（時任順天府丞）認為貢院考場中供給不足，缺乏不少東西，斥責治中蔣大鏞辦理草率。監臨（順天鄉試監臨，設滿人一人、漢人一人，由部開列侍郎以下、三品卿以上官，奏請欽派）順天闈鄉試的梁同新（時任順天府尹）則認為蔣達是小題大做。二人因為這點小事鬧了意見，蔣達狂怒之下，不顧貢院已經鎖閉，擅自出闈，參奏梁同新袒護屬吏。結果，吏部議處後蔣達被革職，梁同新降為四品京堂候補，二人職務改由吳鼎昌、毛昶熙代替。這件事還沒有就此結束，都察院都御史命巡視專門御史（貢院外場官員，負責搜檢、巡查等事宜）分傳各行戶，查究草率之由，並移諮刑部定案。治中蔣大鏞及大名、宛平二縣令（二縣為朝廷所在地，稱京縣，京縣縣令級別比普通縣令高兩級）均因此被降職。

這件事後，京師中有謠言說，貢院中某晚出現了大頭鬼。有人說：“貢院中大頭鬼不輕出見，見則是科必鬧大案。”（《庸庵筆記》） 雖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場鄉試主考官為素有剛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進行著。鄉試結束後，閱捲進行了一個多月，於九月十六日發榜。雖然輿論一片嘩然，但也並未到達物議沸騰的地步。自古以來，科舉發榜後，有人歡喜有人憂，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此場鄉試結束後，柏葰更被拜為正一品的文淵閣大學士，仍然兼任軍機處領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內閣之外設立軍機處以來，一直有種說法：“不入軍機，則雖位居大學士，不得謂之真相。”（《庸庵筆記》）而柏葰一人身兼軍機大臣及文淵閣大學士，便成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極人臣。即使有人懷疑科場有不公之事，但也沒有想到能就此將官高位顯的柏葰拉下馬來。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為保證對準噶爾的戰爭順利進行，設立了軍機處。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及南書房的地位，成為施政發令的中樞機構，地位十分顯赫。軍機處最初是為軍務而設，並非正式機構，一旦戰事結束，即當立即裁撤。但由於這個機構便於皇帝朝綱獨攬，集權於一身，所以一經成立，即常設不廢。軍機處職責是“掌軍國大政，以贊軍務”，設有軍機大臣，一般為四五人，以親王、大學士、尚書、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軍機處的特點有二：一是處理政務迅速；二是辦事機密。一切的轉機是從一個伶人（戲子）開始的。 當時朝臣中除了柏葰位高權重外，尚有怡親王載垣（康熙皇帝第十三子胤祥後人）、鄭親王端華（鄭親王濟爾哈朗七世孫）以及端華同父異母弟肅順這一股勢力。載垣和端華二人才能平庸，遇事優柔寡斷，遇事常由肅順做主。

順天鄉試後，剛好是鄭親王端華大福晉壽誕，端華請了一個戲班子到府中唱戲祝壽。但偏偏戲班子中的紅角兒沒到，大福晉很不高興。端華派人連傳了三次，紅角兒總算來了，卻是酒氣熏天，根本無法上台唱戲。端華勃然大怒，厲聲質問紅角兒。紅角兒嚇得酒醒了一半，告訴端華說：“不是小的有意抗傳，而是小的朋友中了舉人，剛好趕上他今天擺宴賀喜。”端華驚訝戲子竟然也能中舉，便問那舉人的姓名和來歷。紅角兒如實回答道：“小的這朋友是滿人，名叫平齡，素嫻曲調，經常以票友身份上台客串小旦，如今譽滿京城，也開始賺包銀了。”端華聽了大笑，也沒當回事兒，轉身就將此事當笑話講給了眾賓客聽。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剛好肅順在座，立即留上了心。

壽宴結束後，肅順開始暗中調查平齡。平齡為鑲白旗人，酷愛戲曲，本人戲也唱得不錯，經常上台客串花旦，竟然以票友身份成為京城的名伶。當時有花旦名叫松林者，才貌俱佳，聲名噪動京城，平齡號稱“賽松林”，可見其名頭之響。但戲唱得好是一回事，有沒有學問則是另外一回事。平齡此人素來不學無術，卻能得中鄉試第七名，實在令人起疑。 當時肅順一黨忙著與柏葰爭權，肅順感覺這是個搞垮柏葰的大好機會，決意利用這次科舉的岔子大做文章。於是，與順治丁酉科場案和康熙辛卯科場案一樣，戊午科場案不再是簡簡單單的一場舞弊案，而是不可避免地開始與政治鬥爭息息相關。 當年十月初七，御史孟傳金上疏給咸豐皇帝，指出本年順天闈鄉試有舞弊行為，共有四件科場違規事發生：“或主考壓令同考官呈薦，或同考官央求主考取中，或同考官彼此互薦，或已取中而臨時更改。”尤其揭發了中試舉人平齡朱墨不符，引起物議沸騰。咸豐皇帝正沉迷於圓明園“四春”（四名美貌的漢人女子）的美色當中，但孟傳金在奏疏中力言事態嚴重，又不能就此不理，便授權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兵部尚書全慶和陳孚恩會審此案。主審者載垣和端華剛好是柏葰的死對頭，由此興起了清朝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科舉案。

清朝初年，順治皇帝生母孝莊皇太后為了保證滿人的血統，下令后宮禁止“小腳女子”（即漢女）入內。咸豐皇帝喜歡漢女，但不敢違背祖訓，所以將漢女安置在圓明園。四春後為懿貴妃那拉氏（即後來的慈禧太后）嫉恨，被誣為“內侍匿小腳婦女”，藉口執行祖訓殺死。此事也成為咸豐皇帝逐漸疏遠防範懿貴妃的由頭。平齡先被逮捕，但在審問時，支吾不清，不肯交代。案子還沒審清，沒兩天，他便莫名其妙地“瘐死”在了大獄之中。平齡的答卷被重新調出來審查，發現其墨卷（考生原卷）內草稿不全，朱卷（謄錄生謄錄出的副本）內有七個錯謬之處被改過。追查之下，同考官鄒石麟被迫承認朱卷是他所改，他以為錯別字是謄錄生謄錄時的筆誤，所以才代為改正。

載垣等人將審理平齡的結果上奏後，咸豐皇帝很憤慨在自己眼皮下還能發生這樣的事，於是下令複查全部試卷。 當年十月二十日，在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兵部尚書全慶和陳孚恩四人的嚴密監視下，刑部尚書趙光、翰林院編修郭嵩燾（湘係經世派代表人物，後入曾國藩幕僚，與曾國藩是兒女親家）等人在圓明園重新勘查了全部試卷，最終發現有五十多本試卷也應訊辦查議。 其中，新中試刑部主事羅鴻禩的試卷，竟然有三百多個錯別字。咸豐皇帝聽說後，驚訝無比，立即派太監到禮部取得試卷，親眼看到後才不得不信。他立即召羅鴻禩到南書房複試，複試的文題是“不亦樂乎”，詩題是“鸚鵡前頭不敢言”，暗有譏諷揶揄之意。監考官則是鄭親王端華和戶部尚書肅順，閱卷官是兵部尚書陳孚恩。複試結果，羅鴻禩的答卷“疵蒙謬累”，羅氏“通關節”中舉的作弊行為一覽無遺，當即被逮捕下刑部大獄。餘怒未消的皇帝還下令將主考官柏葰革職，將副考官朱鳳標、程庭桂解任，等候進一步的處理。

肅順從羅鴻禩入手，追查到他與同考官浦安交通關節一事，又將浦安逮捕審訊，整個過程遂真相大白。原來，羅鴻禩參加順天鄉試前，托同鄉兵部侍郎李鶴齡代為通關節，李鶴齡便求助其同年進士、本屆鄉試同考官浦安。浦安便與羅鴻禩約好了關節暗號。閱卷時，浦安找到了帶有暗記的羅鴻禩的試卷，便推薦給主考官柏葰。柏葰看到這本試卷錯誤百出，便讓親信家丁靳祥去告訴浦安，此本試卷不符合中試條件。 當時柏葰年老，許多事情都交給家丁靳祥處理。靳祥其人天資聰慧，知書達理，柏葰對其十分信任，幾乎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於是浦安竭力向靳祥懇求，並說其房中中試者只此一本。靳祥答應為浦安出頭，力說柏葰不如順水推舟，賣個人情給浦安。柏葰果然聽從了靳祥之言，抽出了本已中試的劉成忠試卷，換成了羅鴻禩的試卷。

後來榜發，羅鴻禩果然由浦安推薦得中正榜，如願以償。他前去答謝浦安時，浦安告訴他說：“其實你還要多謝一個人，他就是柏中堂（柏葰）的門丁靳祥。你能夠中試，多虧靳君之力。”於是，羅鴻禩送了十六兩銀子給柏葰，表示感謝。另有五百兩銀子給中間人李鶴齡，李鶴齡留下二百兩，將剩下的三百兩轉送給了浦安。 肅順審清來龍去脈後欣喜若狂，立即迫令柏葰交出關鍵證人靳祥。此時靳祥已經陪同分發甘肅知府的鍾英（柏葰之侄）離開京城。聽到風聲後，靳祥立即出逃，結果在陝西潼關被陝西巡撫曾望顏拿獲，押解回北京歸案。不過，靳祥不久後就病死在刑部大獄中。據說他是有意自殺，以求死無對證，意在保住老主人柏葰。然而，在肅順的威逼下，浦安和李鶴齡如實交代了主考官柏葰的受託情節，有無靳祥的供詞已經不重要了。柏葰被立即逮捕，交給刑部監禁。 柏葰本已經是正一品大員，榮華富貴都已經是囊中之物，僅僅因為聽信家丁一言，收了十六兩銀子，便引來此等大禍，身敗名裂，晚節不保，自然是追悔莫及。雖說他認為自己不過是瀆職而已，算不上受賄，但也自知與肅順一黨素來不睦，對手歷來視自己“如鯁在喉，不除不快”，好不容易有此機會，一定不會輕易放過自己，但至多也不過是流配新疆而已。昔日和珅罪大惡極，最後也只是被賜自盡，自己僅失察之罪，不過褫職而止。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吧。柏葰一邊這般安慰自己，一邊吩咐家人收拾好遠行的行李。 咸豐九年（1859）二月十三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兵部尚書全慶和陳孚恩四大臣聯銜上奏，將案情作了詳細匯報，奏疏上對柏葰的處置是“比照交通囑託，賄買關節例，擬斬立決”。 當日，咸豐皇帝在勤政殿召見諸親王、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和各部尚書，商議如何處置柏葰。柏葰在朝為官三十餘年，老成宿望，資歷很深，咸豐皇帝有意詢問群臣說：“柏葰有無屈抑？”其實是感念柏葰“早正揆席，勤慎無咎”，且已經老邁，打算從輕發落，只要有大臣站出來“乞恩”求情，皇帝便可順水推舟。但肅順果斷敢為，“治事嚴刻”，好用重典，之前曾力主殺死和談不成的宗室耆英。群臣畏懼肅順一黨的勢力，竟然無人敢回答皇帝的話。而肅順本人又及時站出來，大講了一通“取士大典，關係至重，亟宜執法，以懲積習”的道理，要求立即將柏葰正法。咸豐皇帝便不再堅持，準肅順所請，同意將柏葰“斬立決”。 可憐柏葰素有寬厚謹慎之名，以為至多不過是流放的結果，卻等來了斬首的命令。清朝自立國以來二百餘年，從無公開處斬宰相之例。此舉如同晴天霹靂，不但令柏葰本人震驚，也令朝野側目。 午後三時，柏葰被押赴北京南城的菜市口行刑，由戶部尚書肅順和刑部尚書趙光監斬。肅順看到柏葰的囚車到來後，喜笑顏開地迎上前去，說：“七哥來早。”（《清稗類鈔》）然後立即升座，催促用刑。柏葰被立即斬首，同考官浦安、兵部侍郎李鶴齡、新中試刑部主事羅鴻禩也被同時斬決。擅改朱卷的同考官鄒石麟被革職，永不敘用。副主考戶部尚書朱鳳標則被革職，未及一年，旋復起用。 當時，柏葰朝中同僚、門生、故吏不但不敢為其求情，甚至沒有一人到刑場奠別。刑部尚書趙光還慶幸地說：“此次科場之案，未令刑部會審，予幸以為幸焉。”可見朝野對肅順一黨畏懼到何等地步。只有時在江南鎮壓捻軍的欽差大臣勝保自軍中上疏，為柏葰求情，其中有“羅網彌天，衣冠掃地”之語，暗指柏葰為肅順所陷害。肅順與勝保遂成死敵。但勝保遠在前線，且統領重兵，肅順也無法輕易加害。後來肅順一黨與慈禧太后爭權，勝保迫不及待地倒向慈禧太后一邊，在剷除肅順一黨中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柏葰不僅是終清一朝唯一一名因科場案被處死的一品大學士，也是中國自實行科舉以來，因科場舞弊而被處死的職位級別最高的官員。 柏葰等四人被殺，戊午科場案並未就此終結，案情還在進一步發展中。之前，同考官浦安曾經供稱他聽說副主考程庭桂收過很多請託者遞送的條子，並在後來燒毀了這些條子。程庭桂由此被逮捕審訊。程庭桂供認鄉試開始後，他的兒子程炳採接到過幾個人的條子，因為這些條子的來頭都不小，程炳採無法拒絕，於是收了下來，並讓家人胡升給程庭桂送食物時，將條子黏在食物盂下，帶進了貢院。遞條子的人，包括李旦華（刑部侍郎李清鳳之子）、潘祖同（工部郎中潘曾瑩之子）、潘敦儼（湖南布政使潘鐸之子）等人，分別為工部候補郎中謝森墀、恩貢生王景麟、附貢生熊元培等人請託。不過謝森墀、王景麟、熊元培等人都未能中試，因而程庭桂在事後將條子燒毀。 程炳採被逮捕後，除了承認其父程庭桂供稱的遞條子的人外，又招出一個重要情節，他還接到過兵部尚書陳孚恩之子陳景彥送的條子。但程庭桂卻根本不知道有這個條子。原來家人胡昇在送陳景彥的條子入考場時，被監場御史發現。監場御史見事涉兵部尚書陳孚恩，於是將條子藏了起來。 條子一事涉及眾多大臣之子，事態頓時嚴重起來。這再一次說明，科場舞弊案的發生，其本質始終是權力和利益相勾結的產物。因為兒子陳景彥牽涉入內，負責審理此案的兵部尚書陳孚恩不得不奏請迴避，並自請嚴議。因陳孚恩與肅順關係極好，咸豐皇帝倒沒有計較，反而命他繼續秉公審理此案。 由於請託之人李旦華和考生謝森墀、熊元培在科場案發後均已經逃回江蘇原籍，刑部不得不派人前去追捕，此案一直拖到咸豐九年（1859）七月才審結。肅順等人擬將程庭桂、程炳採父子共同斬首。咸豐皇帝念及程庭桂是兩朝老臣，不忍將他們父子一起處死，於是法外開恩，只將程炳採處斬，程庭桂則發配軍台效力。 程炳採被押赴刑場時，由於心中不服，向圍觀的路人哭訴道：“吾為陳孚恩所紿，代弟到案以至於此。陳孚恩諂媚權奸，吾在冥間當觀其結局也。”（《庸庵筆記》）聞者皆為之揮淚。 案中的請託者七人謝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華、潘敦儼、潘祖同和陳景彥免死發配新疆。不久又允准李旦華等人捐輸贖罪。陳孚恩、潘曾瑩、潘鐸因失察子弟犯法降一級調用，李清鳳病死免罪。其他辦理科場不善的官員也依例作了處理，流徙、革職、降級調用、罰俸等數十人。戊午科場案至此結束。 戊午科場案並非人為羅織的冤獄，跟之前的順治丁酉科場案和康熙辛卯科場案比起來，案情顯然沒有前兩件科場案那樣清濁難分，而且打擊面和牽連度都要小得多，“同官不聞連坐，家屬亦未長流”，涉案官員的家屬均沒有受到牽連。之所以驚世駭俗，號稱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科舉案，就因為最後斬了首席軍機大臣兼大學士柏葰。而導致柏葰被殺的關鍵人物，則是之後聲名鵲起、煊赫一時的肅順。 不過，若是就此認為肅順在此案中一心為公，意在整頓弊政，那就大錯特錯了。兩年後的恩科會試，肅順一心要推手下心腹幕僚高心夔（肅門五君子之一）坐上狀元位，不惜以身犯險。殿試前，肅順千方百計打聽到詩題為“紗窗宿鬥牛得門字”，其中“紗窗宿鬥牛”出自唐人孫逖的《夜宿雲門寺》一詩。肅順立即將題目告訴了高心夔，讓他連夜做準備。第二天，果然是這個題目。而在場三百多考生，很少有人知道此題的出處。高心夔大喜過望，自以為成竹在胸，狀元已經是囊中之物，匆匆寫成後，立即出場來找肅順報喜。肅順問了他的答卷內容後，跌足連叫道：“完了！完了！”原來，高心夔一時疏忽，詩作押錯了韻，而一旦出韻，內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最後發榜結果，高心夔列四等，最終未能當成進士。 對肅順而言，窮究戊午科場案，雖然意在剷除政敵，有“傾軋”之實，但也確實起到了扭轉頹風之效，此後，“司文衡者懍懍畏法，科場清肅”，科場風氣得到徹底扭轉，持續三十餘年沒有科場弊竇行為。 戊午科場案的意義還不止於此。 清朝發跡於白山黑水之間，雖然自開創者努爾哈赤起便一直奮發圖強，但論其實力，遠遠不足以橫掃天下，最後能夠入主中原，實在是機緣巧合所致。如此弱勢的一個民族，在僥倖下輕易取得了中原的大好江山，統治著數量、經濟、文化水平均遠勝自己千百倍的漢族，居高臨下之時又是何等戰戰兢兢。這既是終清一朝少有荒唐滑稽皇帝的根本所在，也是清朝自立國開始便對漢人防範警惕極嚴的關鍵原因。 乾隆以前，重臣兼部務均是清一色的清朝貴族，漢人大臣即使受到重用，也不過充當隨聲附和的工具，且受到嚴密的監視。一直到嘉慶朝以後，各地起義頻發，中央集權受到衝擊，清朝貴族壟斷朝政的局面才開始破冰，漢人大臣在朝廷的實際職權才有所增強。肅順出身宗室，卻是一個另類，其見識、閱人的眼光均是滿人中的佼佼者。他歷來輕視滿人，重視漢人，認為只有漢人才能挽救大清江山。而他本人因在戊午科場案力殺柏葰一事而聲震朝野，成為公認的天子之下的第一人，他本人也囂張不可一世，使得他重用漢人、以漢制漢的策略得以順利推行。正是由於肅順的大力推薦，曾國藩、左宗棠等人才得以崛起於歷史的舞台。正因為如此，戊午科場案也被視為晚清政治格局的關鍵轉折點。 中國有句古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戊午科場案也是如此。表面看起來，肅順取得了一時的勝利，掌握了全部的朝政，但失敗往往就潛伏在勝利底下，而肅順“不學無術”，“又疏於防患，計智淺露”。戊午科場案揚刀立威後，肅順加大了整飭吏治的力度，雷厲風行，持法嚴厲，令大臣談其為之色變。但其時吏治昏庸腐敗，已絕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肅順如此嚴厲酷烈的手段，自然是四面樹敵，這也為他日後的悲劇結局埋下了禍根。 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三十歲的鹹豐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莊，遺命肅順、載垣、端華等八大臣輔佐幼主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野心勃勃，勾結恭親王奕？發動了辛酉政變，肅順被斬首示眾，載垣、端華被賜自盡，其他五大臣或革職或遣，肅順親黨陳孚恩也被遣戍新疆。肅順被砍頭的地方，就是三年前柏葰丟掉腦袋的菜市口。 肅順垮台後，朝中便有人想為柏葰翻案。慈禧太后素來痛恨肅順，卻也不敢輕易答應，只是諭令禮、刑兩部對戊午科場案重新進行核查。經過反復權衡後，同治元年（1862）正月，慈禧太后以同治帝名義發布上諭，只說當初肅順等人擅作威福，因與柏葰平日挾有私仇，便藉科場案之際，“以牽連蒙混之詞，致柏葰身罹重闢”；但柏葰自身也有責任，只不過量刑有點重，為柏葰奏請昭雪的官員未免措辭失當；又念及柏葰為兩朝重臣，且辦事勤慎，賜柏葰之子柏鐘濂四品卿銜；之前參與審案的吏部尚書全慶則被冠上“不能悉心核議”的罪名，降級調用；率先揭發戊午科場舞弊案的御史孟傳金也飽受朝中同僚白眼，“遂摭他事發回原衙門”。 戊午科場案後，直到清朝滅亡，再無大的科舉案發生。不過，科場弊端並未就此結束。每到考試前，遞條子、通關節依然成風，魯迅的祖父周福清便是因為遞條子而陷入一場牢獄之災。 光緒十九年（1893）三月，時任內閣中書的周福清因母親去世回紹興老家丁憂。當年剛好是大比之年，浙江鄉試的主考官通政使司參議殷如璋剛好是周福清的同科進士。周福清便想利用同年之誼為兒子和幾個本族子弟通關節。為了避人耳目，周福清決定在半路攔截殷如璋。七月，殷如璋乘官船自京城趕往杭州，七月二十七日抵達蘇州，停靠在閶門碼頭。早已經在蘇州等候的周福清派家僕陶阿順拿著一封寫有關節的書信前去投帖拜會殷如璋。陶阿順到達碼頭時，殷如璋正與副主考周錫恩在船上交談。莽撞的陶阿順便擅自將名帖信函交給了殷如璋的差人。殷如璋收到信後，一看是周福清的名帖，多少有些心領神會，因周錫恩在場，不便立即拆看。而岸邊的陶阿順等了許久後，依然不見回音，不耐煩起來，竟然對著官船大喊起來：“這一萬兩銀子的事非同小可，怎麼收了銀子連個收條也不給？”事情由此敗露。殷如璋不敢隱瞞，當即將書信連同陶阿順送到蘇州府審訊。凡信中提到的考生均被扣考，周福清則被逮捕入獄，判“斬監候”（死刑緩期）。幸運的是，當時已經是清朝末年，官場腐敗成風，周家反復用錢上下打點，周福清在死緩八年後，終於被釋放，但周家也從此衰敗。 由於科舉考試是通往權勢和利益的唯一門檻，因而無論採取如何嚴密的防範措施，或如何殘酷的嚴刑峻法，始終還是難以杜絕僥倖者的作姦犯禁。民國年間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漢民一度叱吒風雲，其實他還有另一個身份，即歷史上著名的科場代考槍手——他曾經在清末兩次代人參加鄉試，均順利中舉。 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列強侵凌日重，國內危機四伏，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等重臣聯銜奏請停止科舉。清廷經過考慮後，接受了呈請，下令廢止科舉。至此，歷經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壽終正寢，科場積弊也隨之而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