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江南丁酉科場案
江南地傑人靈，素來為人文薈萃之地，才子名士層出不窮。明末清初之際，如號稱“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娶秦淮名妓柳如是）、龔鼎孳（娶秦淮名妓顧眉）、吳偉業（字梅村，與秦淮名妓卞玉京有一段曠世情緣），復社公子侯方域（字朝宗，娶秦淮名妓李香君）、冒襄（字辟疆，娶秦淮名妓董小宛）、方以智、陳貞慧等，無一不是聲動天下的名士。吳門詩人吳兆騫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文風熾盛的地方。
吳兆騫，字漢槎，號季子，江蘇吳江（今江蘇吳江）人。他少有雋才，成名很早，九歲時就寫出了數千字的《膽賦》，十歲時寫出《京都賦》，聲震文壇。才氣縱橫，又才名遠播，養成了吳兆騫高傲狂放、憤世嫉俗的性情。他小時候在私塾讀書，經常將同學的帽子拿來當溺器小便。當先生責問時，他竟然回答說：“與其放在俗人頭上，還不如拿來盛小便。”先生由此嘆息道：“此子將來必以名大惹禍。”吳兆騫卻毫不以為然，非常自負地告訴好友汪鈍說：“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非凡的自信和狂傲一覽無遺。正因為他自少年時期起，便“為人簡傲自負，不拘理法，不諧與俗”，因此鄉里有不少人對他又嫉又恨。
吳兆騫曾隨父親宦遊楚地四年，後因張獻忠農民軍起義烽火所及，奉母回到故鄉。明朝滅亡後，吳兆騫歸隱鄉里，與江南士大夫互相唱和。大名士吳偉業對少年吳兆騫非常賞識，二人曾一同遊歷。
順治六年（1649）吳地成立了“慎交”、“同聲”二社，二社其實都是松江名士陳子龍所創建的畿社的分支。陳子龍抗清敗亡後，畿社社事削弱，分出了慎交、同聲二社。吳兆騫與兄長吳兆寬、吳兆宮加入了慎交社，他少年才俊，高談雄辯，聲望甚隆，被推舉主持慎交社。當時名滿江南的才子尤侗、計東、顧貞觀等人加入了慎交社，成為社中重要人物。尤其是吳兆騫與顧貞觀情投意合，二人結為生死之交。而後來吳兆騫罹難，顧貞觀所表現出來的友情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顧貞觀，字華峰，亦作華封，又字遠平，號梁汾，初名華文。江蘇無錫人，出自無錫之邑的名門望族。其曾祖顧憲成為晚明東林黨人的領袖。由於各守門戶，慎交、同聲二社勢同水火，積怨很深。順治十年（1653），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北赴京師前，他受錢謙益委託，出面調和社事。兩社人馬應吳偉業召集，在虎丘舉行大會。九郡之人才齊聚虎丘廣場，盛況空前。尤其是吳兆騫與吳偉業即席唱和，才華逼人，令吳偉業嗟嘆不已，以為自己也不能及。一時間，吳下英俊都以結識吳兆騫為榮，時人將他和陳維崧、彭師度並稱為“江左三鳳”。吳偉業更是對賓客說：“江左三鳳凰，陽羨有陳生，雲間有彭郎，松林吳兆騫，才若云錦翔。”
虎丘大會還算圓滿，就連歸莊這樣的人也都參加了（歸莊是複社重要成員，以性格孤傲怪僻著稱。時人將他和顧炎武並稱為“歸奇顧怪”），但是二社的裂痕依舊。尤其令吳偉業難堪的是，大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少年投函給他，信上寫著一首詩：“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極盡能事地嘲諷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吳偉業看了信後，立即站了起來，但默然無語。
虎丘大會後，吳兆騫才名轟動一時，甚至傳入了京師，“諸前輩巨公，恨不識吳生也”。可惜命運無常，這位文采風流的江南才子竟然離奇地捲入了丁酉江南科場案，從此被拋進了苦難的深淵。
在各省鄉試中，順天闈為北方最重，江南闈則為南方最重，二省錄取舉人的名額也是高居前兩位。順天闈之所以排在第一，不過因為是“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沾了京師和皇帝的光。而江南闈能排在第二，則全靠地域人文薈萃、真槍實彈的本事了。江南多名士，江南闈也素來被認為是國家選拔人才最關緊要的所在，因而在選派考官方面特別慎重。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的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是順治皇帝千挑萬選出來的，並寄予厚望。二人臨行前，順治皇帝特意召見，要二人敬慎秉公，並警告說倘所行不正，決不輕恕。不過因為科場積弊已深，之前的處罰又輕微有限，加上漢官素來有欺負滿人不通翰墨之心，方猷、錢開宗二人跟順天闈的同考官李振鄴一樣，並沒有太將少年皇帝的話放在心上。
到了南京後，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自以為天高皇帝遠，早就將順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九霄雲外，大肆徇私舞弊。結果榜發後，取中者頗多富貴人家子弟，士論大嘩，憤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人寫文章怒罵，還有人寫詩嘲諷道：“孔方主試合錢神，題目先論富與貧。金陵自古稱金穴，白下於今中白丁。”不過，影響最大的還是南京書肆剛剛刊刻發行的《萬金記》一書，萬是方猷的“方”字去一點，金字則為錢開宗的“錢”字的一半，“萬金”二字即是影射方猷、錢開宗兩考官的姓。書中揭露了主考官納賄通賄的情形，歷歷如繪，只是隱去了當事人姓名。
另外還有一出名叫《鈞天樂》的雜劇，也是寫科場故事，分上、下兩本。上本寫文才出眾的沈子虛，應試落第，而不學無術的賈斯文等，卻因財勢而得中。主考名叫胡圖，是“糊塗”的諧音；三鼎甲名叫賈斯文、程不證、魏無知，諧音分別為“假斯文”、“真不證”、“鬼無知”。劇本中有一首《黃鶯兒》詞：“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孔子弟子，以善於營財著稱），原是貨殖家風。”淋漓盡致地揭發了主考官納賄作弊的行為。下本寫天界考試真才，沈子虛遂中狀元，並得夫妻團圓，表現了作者的幻想。此劇剛好寫成於江南闈發榜後，時人均疑影射科場，每每演出，“觀者如堵牆，靡不咋舌駭嘆”，“吳中好事者傳為美談”（《鈞天樂自記》）。
方猷、錢開宗二人離開江南迴京師，路過常州和蘇州時，一路都有人隨舟唾罵，甚至投擲磚石，嚇得二人一路都躲在艙中。來時前呼後擁，無比風光；去時卻是藏頭縮尾，絲毫不敢拋頭露面，可謂對比鮮明。
順天科場案發後，李振鄴等人被處極刑，並株連極廣，朝中北方籍大臣劉正宗自然不會放過“荼毒南士”的大好機會。經過一番周密的策劃後，順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給事中陰應節（山西洪洞人）上疏參奏說：“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竇多端，發榜後，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廟、毆簾官，物議沸騰。”為此，他還舉出了此事中乘機滋弊、冒濫賢書的典型：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鉞因與方猷聯宗而被取為舉人。
方章鉞出身海內著名世家桐城（今安徽）方氏。方氏號稱“江東華冑第一”，門中數代科第仕履繁盛，聲名顯赫。方章鉞本人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以他的文章才華，不中舉才是咄咄怪事。但陰應節有意選中他為箭靶彈劾，其實是將目標對準了方章鉞的背後——其在朝為官的父親方拱乾（時任詹事）和兄長方玄成（後因避康熙名玄燁改名方孝標，時任內弘文院侍讀學士）、方亨咸（時任監察御史）、方膏茂幾人。
方拱乾，初名策若，字肅之，號坦庵。他少年聰穎，七歲已經“能屬詩文”，二十歲時，詩文為世人稱許，與同鄉姚孫森等五人並稱為“六駿”。崇禎元年（1628）中進士，授官庶常。後以翰林身份任東宮（太子）講官。明朝滅亡後，方拱乾先是被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大順軍俘虜，受到酷刑折磨，後以行賄得免。清軍入山海關，李自成棄北京退往山西，方拱乾乘亂南歸。順治十一年（1654），因兩江總督馬國柱等人推薦，方拱乾被清廷起用，初為內翰林秘書院侍講學士，後升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內翰林國史院侍讀學士。
清朝初年，桐城方氏享大名者，莫過於方拱乾父子。方拱乾有六個兒子，依次為玄成（順治六年進士）、亨咸（順治四年進士）、育盛（順治十一年中舉）、膏茂（舉人出身）、章鉞、奕箴。他取名有一原則，即所謂的“文頭武尾”——第一字以一點一劃起筆，第二字以斜鉤收尾。其時，方氏父子文名震動天下，長子方玄成更是成為順治皇帝極為寵信的文學侍從之臣，深遭北方大臣忌恨。而方拱乾早前曾在“南太子案”中得罪過劉正宗，劉正宗恨之入骨，一直要找機會報復。
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後，弘光帝朱由崧過著逐酒徵歌、荒淫無恥的生活，同時，也生怕有人奪取他的皇位。清順治二年（1645）年初，南明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僕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穆虎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份，少年自稱是明皇太子。崇禎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後，散失民間，久無消息。高夢箕雖然難辨真假，但卻有心投機，心想萬一這少年是真太子，那就是奇貨可居。於是，他不但不上報，反而急忙將王之明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世事難料，這王之明經常招搖於眾，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高夢箕懼怕惹禍上身，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大驚失色，急忙派遣內官持御札宣召。清順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日，少年來到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諭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劉正宗當時在弘光朝任職，曾擔任東宮講官，熟悉太子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同樣熟識太子的方拱乾也被召來辨認，但他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由此引來謠言紛紛，對弘光帝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佈流言蜚語，劉正宗的信譽也大受影響，由此深恨方拱乾。其實，方拱乾明知太子是假，他刻意沉默，不過是藉以表示對弘光政權的不滿而已。
順治皇帝當時正為順天科場案惱火，接到陰應節的奏疏後，赫然震怒。他立即召來方玄成詢問究竟。往昔順治皇帝對方玄成優渥眷顧，都是親切地稱呼他的號“樓岡”，從不直呼其名，還經常說“方學士面冷，可做吏部尚書”，但此刻卻是翻臉無情，聲色俱厲。方玄成如實告訴皇帝說：他們方家出自安徽桐城，已歷數世，而江南主考官方猷是浙江人，從未同宗，他弟弟方章鉞根本不在迴避之列。事情顯而易見，陰應節是誣奏之詞。順治皇帝這才顏色稍緩，但又口氣嚴厲地告訴方玄成說：“此案既然要從嚴辦理，方章鉞亦不能例外。”方玄成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何況天子正在氣頭上，因而除了附和外，別的話再不敢多說。
之後，順治皇帝暗中打聽江南闈的情況，結果宮中太監找來《萬金記》和《鈞天樂》的刊刻本。皇帝看過後，本來還對其中的情節半信半疑，但聽說《鈞天樂》是尤侗所寫後，立即轉變了態度。
尤侗，字展成，號西堂，江蘇長州人。少時便有神童之譽。後加入吳兆騫主盟的慎交社，遍交江南名士。他的詩寫得情真性靈，且在文體上體現出極大的開拓性和創造性，被吳偉業稱為“騷壇盟主”。尤侗有一篇寫西廂《臨去秋波那一轉》的時文，深為順治皇帝賞識。順治皇帝多次向身邊人稱讚尤侗，說他是“真才子”，“極善作文字”，還將尤侗極富文采的《討蚤檄》一文展示給翰林院學士們說：“此奇文也。”
在這樣的背景下，順治皇帝完全相信《鈞天樂》中所描述的科場弊端情形是事實。他因而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嚴辦。一道上諭頒行江南：“據奏南闈情弊多端，物議沸騰，方猷等經朕面諭，尚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並同考試官，俱著革職，併中試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時任兩江總督，兩江即江南、江西兩省）速行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方猷、錢開宗當時已經回到北京，立即被革職下獄，等待調查。同考官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錢文燦等人是來自浙江各縣的舉人以及進士出身的知縣，也同時被革職，結果相關縣地的衙門為之一空。兩江總督郎廷佐接到聖旨後自然不敢怠慢，聯同漕運總督亢得時，迅速展開了調查。又聽說京城同考官李振鄴等人已經掉了腦袋，更加惶恐不安，唯恐禍及己身。在這樣的前提下，郎廷佐能查到事實真相還好，查不到事實真相勢必要找出幾個替罪羊來。
詹事方拱乾無辜受此牽連，倒也沒有驚慌，因為他自己很清楚，陰應節的奏疏不過是憑白誣陷之詞，因此明白地聲辯說：“臣籍安徽，與主考方猷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不在迴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齒錄可據。”
方拱乾父子作為壯年新進的書生，不僅對黨爭的殘酷性知之不深，對當時的時局也沒有清醒的認識。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對漢人士族十分警惕。多爾袞執政時，對漢人大臣一向採取猜疑、壓制的態度。前面提到的南北黨爭中南方大臣陳名夏、龔鼎孳與北方大臣馮銓爭鬥，多爾袞公然庇護名聲很壞的馮銓，就是因為馮銓是最早剃髮留辮的漢人大臣之一，遠比陳名夏、龔鼎孳對清朝更為忠心耿耿。
不過，多爾袞死後，順治皇帝親政，立即一改多爾袞的政策，對籠絡依靠漢人大臣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順治九年（1652）四月，順治皇帝在一道諭旨中宣布，為防止諸王公大臣因循怠玩，允許滿漢官吏互相參劾對方的玩誤之處。次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又提出，內三院為機密重地，事務殷繁，應選舉賢能之人任職，並特別指明每院應設漢官大學士二員。到順治十一年（1654），十七名大學士中只有兩名滿人，其餘都是漢人大臣，直接參與了製定政策、發布政令等國家大事的處理。順治皇帝還突破了漢人大臣不得掌印的陳規。順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額真卓羅奉命出征，順治皇帝即命漢承政龔鼎孳掌管部院印信。之前，部院印務向來由滿人大臣掌管，正官公出時，則由次官代理，從未有漢人掌管印信，以致龔鼎孳接到任命後嚇得不輕，戰戰兢兢地上疏懇求撤去這一任命。但順治皇帝未予接受，堅持要龔鼎孳接管印信。
表面上看起來，自順治皇帝掌權，漢官的地位顯著提高了，但這起初不過是少年皇帝刻意要表現得與他所痛恨的多爾袞不同，之後則是為了統治的需要。在年輕皇帝的骨子裡，對漢人大臣的戒備和警惕並未比多爾袞減輕多少。順治登上皇帝之位並不是必然，而是多方政治勢力複雜鬥爭和相互妥協的結果。他幼年即位後，都是其叔多爾袞在殿堂上發號施令。其母孝莊太后有男人般的雄才大略，為了避免兒子受到多爾袞猜忌，多次教育順治皇帝要韜光養晦，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皇帝，心理壓抑，脾氣暴躁，性好猜忌，後來一旦掌權，則任性得一發不可收拾。他喜歡漢人服飾，喜歡漢人文學，也大力提拔漢人文士，但這並不代表他就此信任漢人。
舉例而言，之前提到過，漢人高官陳名夏被殺的引子是順治皇帝喜歡明朝衣冠，被殺的原因是南方大臣黨爭失敗。這不過是表面現象。當時，南方戰火紛紛，南明李定國正攻打廣東，沿海一帶的鄭成功也蠢蠢欲動，打算聯合南明抗清作戰。在這樣的局勢下，陳名夏看到順治皇帝喜歡明朝衣服後，隨口說了句“留頭髮，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便立即勾起了順治皇帝深藏於心的警覺，殺機立現。實際上，陳名夏之死是順治皇帝猜疑漢人大臣的一次公然展露。而在漢人大臣中，因南方陷落較晚，尤其是清軍在江南遭到激烈的抵抗，一手炮製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諸多慘劇，深遭江南士民懷恨，因而較之北方大臣，清廷對南方大臣更不放心。這就是為什麼在清初多次南北黨爭中，北方派屹立不倒、南方派多遭慘敗的根源。
江南闈案發時，南方尚不穩定，沿海鄭成功、張煌言等抗清勢力依舊活躍，而江南士子與他們有著盤根錯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順治皇帝之前是何等欣賞方拱乾、方玄成父子的文學才華，只要有更大的利益可圖，一時的優遇瞬間就能化作塵土。正因為如此，儘管方拱乾有憑有據作了辯白，但其子方章鉞還是立即被刑部逮捕，鎖鏈加身，從江南踏上了前往京師受審的路途。其實到了這個時候，人們應該已經可以看到，無論江南新進舉人是不是真的作弊，部分人的結局必將是悲慘的。江南歷來為財賦重區，“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尤其是清朝初年，天下甫定，皇帝需要嚴厲懲治，殺一儆百，一是警告那些敢與抗清勢力有關聯的江南人士，二是警示、馴服所有的漢族士子。剛好，北方大臣劉正宗發動的新一輪荼毒南方士子的黨爭完全遂了他的心願。
轉眼到了順治十五年（1658），先是正月十五日順治皇帝親自主持順天闈中舉考生復試，取中一百八十二名，只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舉人。正月二十四日，順治皇帝最寵愛的皇四子病死，出生不足百日，連名字都還沒有來得及取。眼見愛妃董鄂妃悲痛欲絕，皇帝的目光一下子變得呆滯了許多。
到了二月，朝廷大員陳之遴等人結交通賄大太監吳良輔（在協助順治皇帝肅清多爾袞親黨勢力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東窗事發。順治皇帝鑑於明朝太監擅權亡國的教訓，曾設立鐵牌，宣稱太監如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處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決不姑貸。陳之遴因此被立即革職，家產籍沒，與父母、兄弟、妻子一起被流放盛京，之後死在戍所。而吳良輔作為此案的核心人物，犯了太監干政的大忌，不但受到順治皇帝庇護，沒有被凌遲處死，還恩寵不衰，繼續作威作福，後來更是作為心腹代替順治皇帝出家為僧。由此可見，南方大臣陳之遴的倒台不過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既是北方大臣劉正宗等人從中推波助瀾，也有順治皇帝本人的意願在其中。陳之遴走了，朝廷再沒有人能出面為南方士子說話。
就在這個時候，掌河南道御史上官（崇禎十六年進士，山西翼城人。《清史稿》中記為上官鉉，實為誤作）奏參江南同考官舒城縣知縣龔勳出考場後曾被考生羞辱，事情可疑。又上奏說：“江南新榜舉人，嘖有煩言，應照京闈事例，請皇上欽定試期，親加複試。”順治皇帝立即批准，打算複試江南舉人。但此時參加江南鄉試的舉子大多已經回鄉，於是各府縣出動人馬，到處拘索，擾攘四方，動靜極大，很是費了一番工夫。這些已經金榜題名的江南舉子，“師生牽連就逮，或就立械，或於數千里外鋃鐺提鎖”，剛剛還志得意滿，轉瞬天降橫禍，“家業化為灰塵，妻子流離”。
這批命運多舛的舉子中，就有之前提到的江南才子吳兆騫。他跟方章鉞一樣，參加了順治十四年丁酉科江南闈鄉試，並順利中舉。本來江南闈發榜後，滿城風雨，關於主考官通同作弊的謠言滿天飛，一些考生還趁機鬧事，但吳兆騫本人自負才高，兼之順利登榜，也沒有太把這些流言當回事。倒是他的好友尤侗憤憤不平，寫了一出《鈞天樂》的雜劇，影響極大，連遠在京城的順治皇帝都找來《鈞天樂》的刊刻本認認真真地讀了。後來方章鉞被刑部派員役逮往京師，吳兆騫一度憂心忡忡，但那也是出於對朋友的關切，完全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捲入其中。因而，當如狼似虎的官差來逮捕他時，雖是複試的名義，他卻不由得不惶惶然了。
由於順治皇帝要親自複試，江南舉人都要被押往京師，吳兆騫也在被押送北上之列。此時正是初春季節，草長鶯飛，尤其對從未到過北方的吳兆騫來說，是難得的經歷。可惜，在刀棍之下，前途未卜，再美的風景也無心欣賞。半路上，他寫了一首詩：“自許文章堪報主，哪知羅網已摧肝。冤如精衛悲難盡，哀比啼鵑血未乾。”語調委屈淒楚，悵恨報主無門。正是因為這首詩，吳兆騫的人格後來受到了懷疑。
江南舉子到達京師時，兩江總督郎廷佐的調查結果也出來了，一共舉報了八名舉子“顯有情弊”，其中包括方章鉞在內，不過並沒有吳兆騫。順治皇帝立即下令逮捕這八人。但有個名叫程度淵（出自著名的安徽徽州歙縣槐塘程氏，程氏既是當地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鹽商）的舉子在逃，大概是確實有作弊事實，情知不妙，已經搶先逃走。
三月，順治皇帝照順天闈的例子，親自複試了江南舉人。這次地點不是太和門，而是瀛台，順治皇帝親出的考題就叫《瀛台賦》。瀛台位於西苑中海之中，明朝時稱南台，清朝順治時因其三面臨水，如海中仙島，改稱瀛台。此處波光蕩漾，垂柳依依，風光迷人。然而，參加複試的舉子卻一個個失魂落魄、戰戰兢兢。也難怪如此，複試的環境極好，複試的氛圍卻極度壓抑。清人李延年在《鶴微錄》中描述說：“試官羅列偵視，堂下列武士，鋃鐺而外，黃銅夾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而每名舉子身邊還各有兩名護軍監視，持刀相向，如臨大敵。這哪裡是複試的樣子，分明是要興師問罪，是以與試的舉人無不嚇得“栗栗危懼”。
瀛台複試結果，武進舉人吳鳴珂成績優異，被取為第一名（解元），准予參加當年的會試；汪溥勳等七十四人通過考試，仍準做舉人，但不得參與本科會試；史繼佚等二十四名，也算通過考試，準做舉人，但“罰停會試兩科”，要到六年以後才能再次參加會試；方域等十四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舉人功名。本來詩名已經傳遍京城的吳兆騫則再次聲震京師，這次不是因為他的才華，而是因為他竟然在瀛台複試中交了一張白卷。
關於驚才絕豔的江南名士吳兆騫為何會交白卷，時人說法頗多。有人說吳兆騫恃才傲物，不滿清廷所為，不願意在刀棍威逼下為文，故意如此。還有人說吳兆騫並沒有那份傲骨，他其實是真的被嚇倒了，所謂“書生膽小當前破”，刀槍環顧下，驚魂不定，“戰栗不能握筆”。但無論如何，一張白卷，令吳兆騫被認定當初鄉試時有請託作弊的嫌疑，迅即“享受”到與方章鉞等八名被舉報有作弊行為的舉子同等待遇，被逮捕下獄，交給刑部審訊。
江南舉人復試告一段落後，順治皇帝於四月了結了順天科場案，將四十名已經判了死刑的案犯改為流徙尚陽堡。傳說順治皇帝此舉有為重病中的愛妃董鄂氏祈福的意思。
關於董鄂妃的身世來歷，有許多說法：有人說她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被擄進宮，為掩人耳目，冒稱為董鄂氏；而其夫江南名士冒襄為免殺身之禍，不得不詭稱董小宛已經病死。也有人說她本是旗人，為順治皇帝之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福晉。
不論真實情況如何，姿容絕代的董鄂氏自入宮後便寵冠后宮，順治皇帝的五位蒙古后妃全部失寵，這當然引起了孝莊太后的警惕。孝莊太后出身蒙古王族，滿蒙聯姻素來是清朝加強與蒙古關係的關鍵紐帶，順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便是政治聯盟的產物，為孝莊太后的親侄女（蒙古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但結婚僅兩年，順治皇帝便不顧母親面子上難堪，以夫妻二人誌意不協調為由，堅持將皇后降為靜妃，改居側宮。此諭旨下後，北方大臣核心人物馮銓和南方大臣首腦陳名夏難得地採取了相同的口徑，相繼上疏，表示皇后“母儀天下”，關係甚重，不能輕易廢棄，懇請順治皇帝深思詳慮，慎重行動。他們還舉例說：漢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雖然都是賢主，但均因廢掉皇后而受到批評。結果，順治皇帝接到奏疏後勃然大怒，聲言自己此舉是廢掉無能之人，嚴厲斥責上疏大臣不關心國家政務，反在無益之處沽名釣譽，“甚屬不合”。儘管有孝莊太后和蒙古王族的支持，諸大臣還是未能說服順治皇帝，他的任性、偏激、妄為由此可見一斑。
順治皇帝是清朝入關後第一位統治中原的皇帝，他幼年即位，受到母親孝莊太后的嚴格管教，而朝政大權長期為其叔攝政王多爾袞把持。順治皇帝成了擺設不說，還不得不有意縱情於嬉戲遊樂，以為韜晦之計，避免受到多爾袞的猜忌。在這樣險惡政治環境下長大的順治皇帝，心理極為扭曲壓抑。多爾袞病死後，他終於取得了大權，立即表現出暴躁刻薄的性格，開始恣意妄為，完全憑自己的意志決定許多事情，全然不為大臣的意見所左右。
如同其他八旗親貴一樣，順治皇帝自小形成了縱情聲色的惡習，好色淫縱，即使在結婚之後，“人們仍聽得到他在道德方面的過失”（傳教士湯若望）。不過，自遇到董鄂氏後，順治皇帝突然起了驚人的變化，惡劣脾性大為收斂。他仰慕漢族文化，而五位蒙古后妃均目不識丁，彼此自然沒有什麼共同語言。董鄂氏卻“不用金玉，誦《四書》及《易》”，又精通書法，與順治皇帝志趣相投。順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五日，順治皇帝力排眾議，冊封新入宮的董鄂氏為賢妃。當年九月二十八日，即晉為皇貴妃。才一個月的功夫，董鄂氏便由妃子升為地位僅次於皇后的皇貴妃，升遷速度之快，史所罕見。不僅如此，當年十二月初六，順治皇帝還特意為董鄂氏舉行了隆重的冊妃典禮，並下詔大赦天下。終清一朝，這是唯一一次因冊立皇貴妃而大赦天下的例子。
董鄂妃溫婉賢淑，對政治並無興趣，但由於皇帝對她的寵愛，她的一舉一動給清初政局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當她生下皇四子後，順治皇帝更將她們母子捧到了天上，並一心要立皇四子為太子。倘若真是如此，董鄂妃之子將來為皇帝，董鄂妃將來就是皇太后，勢必對滿蒙貴族間的政治關係構成威脅。孝莊太后從長遠的利益著想，決意置董鄂妃於死地，但以她的老謀深算，自然不會明目張膽地下手。她有意在董鄂妃剛剛生產之時，宣稱“聖體違和”，養疴於南海子，並要后妃們隨身伺候。董鄂妃不敢悖旨，被迫拖著極度虛弱的身子前往南海子，沒日沒夜地侍奉太后的寢食，經過一番折騰，健康狀況急劇下降，很快就“形銷骨立”。不久，董鄂妃的兒子早殤，不少野史記載說這名尚不足百日的皇子是被毒死的。皇四子之死對董鄂妃的打擊是致命的，她很快就倒下了，從此纏綿於病榻。
正因為董鄂妃的病情以及后宮複雜的矛盾，導致順治皇帝在順天科場案結案後沒有立即追究江南科場案。皇帝沒有心情，刑部自然也沒有太當回事，有意遷延觀望。
至於江南闈科場案的相關案犯，兩名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自然脫不了乾系。尤其是二人在離開京師前，順治皇帝親自召見叮囑，還弄出了這樣滿城風雨的事，死刑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另外包括方章鉞在內的七名舉人（程度淵在逃），有兩江總督郎廷佐的調查報告，當然也是難逃處罰。剩下比較難辦的是吳兆騫，他被逮捕下獄是因為在瀛台複試時交了白卷，按理該與另外十四個文理不通的考生一樣，革去舉人功名完事，不必再單獨立案審訊。然而他當場交了白卷，大大激怒了更年輕也更氣盛的順治皇帝，要深究之前南京鄉試時有沒有通弊嫌疑。問題是這位吳兆騫是名滿天下的才子，任誰都不會懷疑他會靠作弊中舉。最初，人人都以為吳兆騫最多不過被除名，最後還是無罪釋放，但偏偏有好事之徒在這個時候踩了他一腳。
之前曾經提到過江南有慎交社和同聲社門戶恩怨之爭，主持慎交社的吳兆騫曾與同聲社重要成員王長發有隙，王長發見吳兆騫被逮，趁機落井下石，挾嫌誣告。這就是後來吳兆騫父吳晉錫所說的“不意仇人一紙謗書，遂使天下才人，忽罹奇禍，投荒萬里，骨肉分離”（《歸來草堂尺牘》），以及吳兆騫子吳桭臣所稱的“詎知變起蕭牆，以風影之談，橫被誣陷，致使家門傾覆，顛沛流離”（《寧古塔紀略》）。當時得寵的北方大臣劉正宗“與慎交水火”（《清詩紀事》），也趁機在其中興風作浪。不過，儘管有王長發的告狀，有劉正宗的暗中支持，刑部審到最後，結論還是“審無情弊”，於是將吳兆騫與之前被告有通弊的七名舉人關在一起，打算最後革除功名了事。
順治十五年（1658）十一月，距離江南鄉試作弊案案發一年後，刑部將審實的結果上報順治皇帝，奏請將正主考方猷斬首，副主考錢開宗處以絞刑，同考官葉楚槐等人流配尚陽堡，被告八名舉人並吳兆騫革去舉人功名。處置結果是比照之前的順天闈科場案。
不料，在順天闈案中還網開一面的順治皇帝看到結果後大發雷霆，不但下旨將主考和副主考立即正法，而且將該場鄉試所有同考官共十八人（其中盧鑄鼎已死）均處絞刑，妻子家產抄沒入官。已經死去的同考官盧鑄鼎也沒有放過，其妻子家產也籍沒入官。同時將方章鉞、吳兆騫等八人革去舉人，責打四十大板後，流徙寧古塔，不但家產俱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也令流徙寧古塔。
對於在逃的舉人程度淵，順治皇帝也不能容忍有漏網之魚，責成兩江總督郎廷佐和漕運總督亢得時盡快抓捕程度淵，倘若抓不到，郎廷佐和亢得時二人就有受賄作弊、有意買放的嫌疑，必須受罰。此諭一下，郎廷佐、亢得時後悔不該報上在逃的程度淵之名，但事已至此，只得出動兵馬，全力緝捕了。程度淵後來被抓獲，也一樣被流放。
順治皇帝突然一反常態，如此苛刻嚴厲，這其中自然有深刻的背景。其時，抗清勢力鄭成功在廈門大練水軍，活動頻繁，隱隱有北上之意。而江南不少反清志士聞風而動，大有里應外合之勢。這還只是外憂。其內，紅顏知己董鄂妃一病不起，儘管順治皇帝多方撫慰，承諾一旦董鄂妃再生一子，一定立其為太子，但董鄂妃的病情還是一日一日地沉重。而最令順治皇帝煩躁的還是宮中四處充滿了幸災樂禍且不懷好意的目光，包括他的母親孝莊太后在內。在內外交困的處境下，內心虛弱的順治皇帝決意大開殺戒，拿江南科考案來立威。不僅相關案犯受到了嚴厲處罰，刑部尚書圖海、白元謙，侍郎吳喇禪、杜立德等人也被順治皇帝遷怒，被認為審理江南科考案玩忽職守，冠以“讞獄疏忽”的罪名，予以革職或降級的處分。
至此，這樁轟動一時的江南科場案，在涉及南北黨爭、江南社事之爭、清廷有意打壓江南士子兼之宮廷內部爭鬥的複雜背景下，最終以許多人的家破人亡落下了帷幕。
但丁酉科場案還沒有就此結束，南北闈科考案案發後，彈劾考官成了時髦之舉。刑科給事中朱紹鳳彈劾河南正、副主考黃、丁澎用墨筆填改考生筆跡，違反了考場規定，禮部也發現山東同考官袁英等人違犯成例而提出糾舉，另有舉報陝西考官唐賡堯批改試卷時也有違法行為。對這些官員，順治皇帝只是給以了革職的處理，沒有牽連其家屬，更足以說明其在江南科場案中大舉屠刀，是刻意針對江南士子。
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初三，吳兆騫、方章鉞以及方章鉞的父親方拱乾、兄長方玄成等一干人被同時押送起行，踏上了前往流放地寧古塔的艱難歷程。
寧古塔比之前順天科考案犯的流放地尚陽堡更遠。尚陽堡（一作上陽堡）在今遼寧開原縣東四十里，滿語稱為台尼堪（“尼堪”是滿人對漢人的稱謂）。寧古塔在今黑龍江寧安縣內，清初其地尚未開化，行人皆視為畏途。罪犯徙居尚陽堡，猶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得活命。而徙居寧古塔的罪犯，有的走至半路即被虎狼所食，或被野人所吃，得生者甚少。當時，只有謀逆大罪中的相關人犯才流徙寧古塔。可以說，被判流放寧古塔，就相當於被判了死刑。正因為如此，江南士林魁首吳偉業聽說吳兆騫被流放寧古塔後，自知再無相見之日，寫下了一首堪稱絕唱的《悲歌贈吳季子》：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魂銷別而已；君獨何為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經並學史，生在江南長紈綺，辭賦翩翩眾莫比，白璧青蠅見排觚。一朝束縛去，上書難自理，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彼尚愁不歸，我行定已矣！七月龍沙雪花起，橐駝腰垂馬沒耳，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譬為風沫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聰明慎勿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只從讀書始！君不見，吳季子。
吳季子即吳兆騫。吳偉業為人謹小慎微，一向很少出言過激，但此詩不但對吳兆騫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還飽含悲憤之情，寓意極深——可以說，吳偉業已經看清了清廷大興科場案的真正用意。
按照順治皇帝的諭旨，吳兆騫的父母、兄弟、妻子都該受到牽連，被一同流放。但朝中尚有不少人同情吳兆騫的遭遇，設法為他開脫，因而他的父母和兩個哥哥都得以留在關內，其妻葛採真也被允許暫緩出關。這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而方章鉞一家數十口人（方章鉞出塞時，幼弟方奕箴因年少免於出塞，三哥方育盛與四哥方膏茂則於次年夏始抵寧古塔）均受到牽連，一同被流放。
吳兆騫因“審無情弊”遭此大罪，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平白遭此大禍的他心情奇差，這可以從他《出關》一詩中窺出一斑：邊樓回首削嶙峋，篳篥喧喧驛騎塵。
敢望餘生還故國，獨憐多難累衰親。
雲陰不散黃龍雪，柳色初開紫塞春。
姜女石前頻駐馬，傍關猶是漢家人。
清兵入關後，對它的“龍興之地”遼東地區（今東北）實行了特殊的保護政策——“封禁”，即以山海關為限，嚴禁關內人出關進入遼東。這種“封禁”政策大約持續了二百年左右。但自清廷定鼎於北京後，大部分丁壯人口都跟隨八旗官兵移駐京師，造成了關外地區人煙稀少，土地大量荒蕪，因而被流配到關外的人生活都十分艱苦。一行人三月出發，當年七月十一日才抵達極北苦寒之地寧古塔。有種說法，此地即為昔日宋徽宗、宋欽宗被囚禁的五國城。這裡沒有房屋廬舍，當地人都是掘地為屋居住。且天氣極為嚴寒，寒風如刀，一直要到五月，地面才解凍可鋤，須立即種下蔬菜，六七月便要採食，不然一到白露即枯，到寒露時節，根都要爛腐。
剛到寧古塔之時，吳兆騫身無分文，生活異常艱辛。他經常獨坐柴門，用斧子敲擊冰塊，然後用冰水煮稗子而食。幸好得到難友方拱乾的關照，“解衣推食，得免飢寒”。吳兆騫由此與方拱乾父子成為患難之交，經常“商榷圖史，酬唱詩歌”，“談詩論史，每至夜分”。這些所謂的流人寫下了大量詩歌，成為黑龍江地區最早的詩集之一。
就在吳兆騫、方章鉞被押往寧古塔之時，南方時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順治十六年（1659）六月，鄭成功稱招討大元帥，率十七萬水路大軍在崇明島登陸，開始北伐。一路上清兵不堪一擊，望風瓦解。在內地反清志士的引導和幫助下，鄭成功軍很快攻破瓜州，並攻克了長江的重要門戶鎮江及其所屬諸縣。六月二十六日，鄭成功部前鋒已至南京。七月十二日，鄭成功親自率領十餘萬大軍，連營八十三處，將南京團團圍困。
消息傳到北京，順治皇帝嚇得六神無主，打算退位逃回關外，外厲內荏的本性暴露無遺。被母親孝莊太后指著鼻子一番痛罵後，歇斯底里的順治皇帝一怒之下拔劍砍碎御座，下令要御駕親征。孝莊太后急忙派眾大臣諫阻，順治皇帝這才沒有再鬧。
十分可惜的是，鄭成功圍住南京後，自以為破城只在旦夕，沒有積極進取，而是釋戈開宴，縱情娛樂，致使戰機延誤，戰事拖延了一月之久。而困守南京的兩江總督郎廷佐一面假意向鄭成功表示要投降，暗中卻積極備戰。七月二十三日，鄭軍將士上下張樂歌舞，飲酒卸甲，為鄭成功慶祝生日。郎廷佐趁機派軍出擊，大敗鄭軍。鄭軍潰退，鄭成功立腳不穩，倉促退出長江，返回廈門。
鄭成功敗出江南後，江南士民再一次受到清廷的荼毒。清廷出動人馬，在揚州、鎮江、蘇州、紹興等地大肆逮捕曾經擁護和支持鄭成功的人，數千人受到了牽連。這就是清初歷史上十分有名的“通海案”。被逮捕的江南士紳，情節嚴重的被斬首，如清蘇松常鎮提督馬進寶曾多次與鄭成功私通信息，被處死。又如浙江慈溪儒士魏耕在鄭成功退出江南、張煌言孤軍無援而陷入倉皇失措時，親到張煌言軍中勸其再接再厲、不要氣餒，也被清廷殺害。情節輕的，也被發配寧古塔為流人。
可嘆的是，正是這些流人一手創建的“流人文化”代表了清朝的關東文化。寧古塔是清朝入關前後黑龍江一帶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但文化貧乏落後，到順治十二年（1655）時，此地依然漢人稀少，也很少能看到書籍。後來清廷大量發配漢人到此為奴，流人帶來了大量書籍和中原文化，一度沉寂而荒涼的寧古塔變得活躍起來。在流人中，文學成就最高的公推為吳兆騫。他的《秋笳集》、《歸來草堂尺牘》等，在流人文化中佔有主要地位。
流人還留下了大量珍貴文獻。吳兆騫到寧古塔不久，便與方拱乾聯袂同遊“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吳兆騫曾寫《天東小紀》一文，方拱乾則寫有《遊東京舊址》等詩，記述寧古塔風物、古蹟以及所聞所見，成為寶貴的史料。方拱乾後來根據其在寧古塔的見聞，寫成《寧古塔誌》（又名《絕域紀略》）一書。其中分流傳、天時、土地、宮室、樹畜、風俗、飲食等部分，是黑龍江第一部風物誌。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正值清廷在江南大興“海獄”之時，董鄂妃病死。順治皇帝痛不欲生，開始沉迷於釋道。當年九月，他請僧人茆溪森為其淨發，決心披緇山林。孝莊太后屢勸不止，以燒死茆溪森為威脅，才迫使順治皇帝打消了出家的念頭。一場鬧劇就此收場。但順治皇帝出家之心依然不死，又改派親信太監吳良輔代替自己出家。三個月後，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順治皇帝因染上天花病死於養心殿。因事出突然，民間多懷疑皇帝並沒有死，而是到五台山出了家。時年八歲的皇三子玄燁即位，是為康熙皇帝，並頒詔大赦天下。大赦令下後，被流放的鹽商之子程度淵由於在京師認捐鐘鼓樓，獲准返回了江南。方拱乾也設法籌集了一筆錢，認修京師前門城樓工程，於是一家人就此贖歸赦還。
不過，方家人的悲慘命運並沒有就此結束，繼方拱乾舉家流放後，其孫與曾孫兩代又因文字之禍再次被流放寧古塔。方氏赦歸後，方拱乾長子方玄成曾到雲南、貴州遊歷，剛好遇到吳三桂反清，因拒絕接受吳三桂所授官職，被黔撫曹申吉拘留。方玄成假裝癲狂發瘋，才找機會逃掉。返回江南後，追記在滇黔所見所聞，撰成《滇黔紀聞》一書，內記南明諸多史事。後來方玄成同鄉——著名學者戴名世著《南山集》一書，書中關於南明永曆朝事多引自《滇黔紀聞》。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趙申喬彈劾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康熙皇帝下令有司嚴查審明，結果發現《南山集》中用了南明年號，清廷由此大興文字獄。戴名世被斬首；方玄成當時已死，也被開棺戮屍，方孝標之子方登峰併其妻、子方式濟一齊發配卜奎（今黑龍江齊齊哈爾）；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免予治罪，入旗；出錢刊刻《南山集》的龍雲鍔、方正玉也被流放。方式濟所著《龍沙紀略》一書，後被收入《四庫全書》，是《方輿書》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方式濟的兒子方觀承每年都徒步出關探望父親、祖父，因此而親歷山川險要，飽閱人情世故，後來竟然因為閱歷官至直隸總督，成為乾隆一朝不經科第、不由軍功而官至封疆大吏的極少數漢人之一。方家人走後，吳兆騫的生活更加孤苦艱難。他感慨自己的身世，寫下“寄羈臣之幽憤，寫逐客之飄零”之句，由此更加思念江南的故鄉，殊不知江南已經今非昔比，物是人非。鰲拜等顧命大臣崇尚武治，對江南士民的態度較之順治皇帝更為激烈。
先是順治十八年（1661）春，莊廷私著明史案發。莊廷，浙江烏程（今湖州市）南潯鎮人，出身一個巨富而知書的家庭。入清以後，莊廷趁明天啟朝大學士朱國楨一門敗落之際，以銀千兩將朱國楨生前所撰明史稿本購得，並廣聘名士，增補天啟、崇禎兩朝史事，輯成《明史輯略》，未及刻印，莊廷就於順治十二年病故。其父莊允城費時五年，於順治十七年冬將書刻成，刊行於世。由於書中有詆毀貶斥清朝的文字，如稱清太祖為建州都督，直呼努爾哈赤；再如自天命至崇德皆不書其年號，相反，於南明隆武、永曆則大書特書等等，因而書刊行後，不斷有好事之徒前來恐嚇，藉以勒索錢財。當時歸安縣知縣吳之榮罷官居家，欲通過索詐而償還八萬兩贓款以復官。事情不成後，他便指使前任浙江糧道李廷樞向湖州知府陳永命告發此事。不料，陳永命早已接受了莊允城數千金的賄賂，拒不審理。吳之榮惱羞成怒下，將購得的初刊本呈交法司。清廷得悉消息後，遂興大獄。凡刊刻、參校、藏書、售書者，以及失職之官吏，均株連治罪。此案牽連極廣，直至康熙二年（1663）才最後了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順治十八年（1661）六月初三日，江南“奏銷案”起。清軍南下時，在江南遭到過激烈的抵抗，是以對江南之地徵收的賦稅格外重，以蘇州、松江等府為最。即使是魚米之鄉，也經不起苛捐雜稅的反复折騰，因此往往是舊賦未清，而新賦已近。僅兩江總督郎廷佐上任後，在校閱賦籍時，發現江南自順治八年至十三年積欠錢糧已經多達四百餘萬。但清朝廷因戰事頻仍，財政窘急，多次嚴頒催徵積欠之令。江寧巡撫朱國治為了逃避責任，造了一份名冊，上面列著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和溧陽縣紳鈐之“抗糧”不交者一萬三千五百餘人，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要求朝廷按名單嚴提究擬。清朝廷看到名冊後，批示道：“紳鈐抗糧，殊為可惡。”經刑部察議後，決定現任官降二級調用，士紳黜革，衙役照章治罪。於是，四府一縣之士紳被黜籍者達萬餘人，被逮者也有三千人，得免者寥寥無幾。整個江南為之震動。順治十六年（1659）的進士第三名（探花）葉方靄，僅因欠銀一厘即被黜免，因此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的說法。
葉方靄，江蘇蘇州崑山人，與吳兆騫同科中舉。之後也被押到北京參加了瀛台複試，不過他順利通過了考試。但久居關外的吳兆騫並不知道這些。他久戍思歸，也渴望能夠像方家人一樣用錢贖歸，但一來贖歸要等機會，二來他被流放前，家產已經全被抄沒，徹底破產，要籌到巨金，實在是難事。幸好到了康熙二年（1663），他的妻子葛採真和妹妹吳文柔從蘇州千里迢迢趕到關外探親，帶來極大的安慰。葛採真來時“攜來二三婢僕，並小有資斧”，吳兆騫的生活這才稍有改善。次年，葛採真生下一子，取名吳桭臣。有了自己的孩子後，吳兆騫得到了啟示，他開始了授徒生涯，專教那些流人子弟讀書寫字，並與後來發配到寧古塔的張縉彥等人結成“七子之會”，吟詩作對，互相唱和，窮困愁苦的生活“亦饒有佳況”。
順治十七年（1660），工部侍郎張縉彥刊刻了《無聲戲》一書，其中“不死英雄”一句，被清廷認為是煽惑人心、交結黨類。張縉彥由此被革職，籍沒家產，流徙寧古塔。吳兆騫在寧古塔的名氣越來越大，不少當地少數民族子弟也趕來向他求學。當地人懂得了讀書的好處後，開始以文人為貴，對流放的監生、生員統稱為“官人”；見到流人，凡騎馬者必下馬，行路的則滾道邊，不荷戈的老人則匐伏在地，等流人過去才起身行走，表現出相當的尊重。
康熙十三年（1674）秋，清巴海將軍聘請吳兆騫為書記兼教席（家庭教師），負責教其兩子讀書。吳兆騫雖是奴隸身份，巴海卻“待師之禮甚隆，館金三十兩”，且“每贈裘禦寒”。他還跟當地滿人官員副都統安珠湖，參領薩布素、穆參領、阿佐領等都交上了朋友。
朝鮮節度使李雲龍曾經因兵事路過寧古塔，聽說吳兆騫的才名後，請他代寫《高麗王京賦》。吳兆騫欣然執筆，數千言一揮而就。李雲龍大為震撼，回國後四處傳揚吳兆騫的才華，因而“其國頗以漢槎（吳兆騫）為重”。
但吳兆騫依舊一如往昔地思念故鄉，他無力自救，只能在冰天雪地的寧古塔空自徘徊感嘆。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忘記了他，他的生死之交顧貞觀就是其中一個。最為難得的是，顧貞觀時時刻刻都沒有放棄將老友救出生天的計劃，並為之付諸行動，費盡心思。
顧貞觀本是個風流倜儻、熱衷交遊的名士，但江南科場案發後不久，他即辭親遠遊，來到京師北京。他非常清楚，要想將吳兆騫救出來，只有在京城結交攀附權貴。康熙元年（1662），顧貞觀以一句“落葉滿天聲似雨，關卿何事不成眠”的詩名滿京城，得尚書龔鼎孳和大學士魏裔介引薦，任內閣中書舍人，後掌國史館典籍。為了營救吳兆騫，顧貞觀遍求滿朝權貴，並得到了翰林院編修徐乾學（顧炎武外甥）和宋德宜等人的大力相助。但前面提過清廷對待江南士子態度素來嚴峻激烈，單憑這些人的力量，還是不足以營救吳兆騫。
康熙十五年（1676），顧貞觀刻意到權相明珠家課館，終於與明珠之子納蘭性德相識，成為至交好友。顧貞觀懇請納蘭性德為援救吳兆騫出一援手。儘管納蘭性德也很仰慕吳兆騫的才氣，但他深知吳兆騫被流徙一事不僅僅是有作弊嫌疑那麼簡單，還涉及朝廷黨爭和清廷對江南士子的打擊等諸多背景，其中之複雜，遠非顧貞觀所能想像，而他素來“不干預政事”，因此沒有答應。
當時，顧貞觀寓居在北京的千佛寺，大雪紛飛之時，他突然想到了遠在天邊的吳兆騫，不知道好友平安否？感慨之下，他揮筆寫下了二首《金縷曲》：金縷曲（其一）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
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
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
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
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
金縷曲（其二）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
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潺愁。
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此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
辭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
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頻觀首。
文采風流，尤其詞中飽含深情，感人肺腑。納蘭性德讀了這兩首詞後，大為感動，當場聲淚俱下，破例說：“古來懷念朋友、抒寫友情的詩文中，以李陵與蘇武的《河梁生別詩》和向秀懷念亡友嵇康的《思舊賦》最為真摯深切。你的這兩首詞情真意切，絲毫不讓前賢，可與古人鼎足而三。我答應你，一定鼎力營救吳兆騫，並當成我自己的事一樣辦，但你要給我十年的時間。”
納蘭性德之父明珠當時權傾朝野，他本人又在康熙皇帝身邊當侍衛，深得寵幸，但一開口竟然是以十年為期限，可見營救吳兆騫絕非易事。顧貞觀則認為十年時間太長，說：“人壽能有幾何，十年太長，請以五年為期。”
納蘭性德稍作思考後，還是慨然允諾，並和了一首《金縷曲》送給顧貞觀，以表明自己營救吳兆騫當義不容辭：“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外皆閒事。”顧貞觀也很為納蘭性德的仗義感動，後來在寫給吳兆騫的信中稱讚其為人“知己之感，令人洒淚，此豈漢人中所可得者”。
於是納蘭性德出面，求父親明珠出力。明珠開始沒有表態，讓納蘭性德次日邀請顧貞觀到內齋來。第二天，顧貞觀如約來到。明珠有意斟了一大杯酒，對顧貞觀說：“吳素負才名，又與先生莫逆，老夫願一效綿薄。但先生素不飲酒，今日能為君友飲乎？”（《清稗類鈔義俠類》）顧貞觀毫不猶豫，端起酒杯一飲而盡。明珠又說：“先生南人，不肯效吾旗俗請安。今日更能為君友請安者，老夫必有以報命。”顧貞觀立即上前下跪請安，不稍逡巡。明珠這樣飽經世故的老官僚都被顧貞觀的朋友之義深深打動了，動容說：“老夫聊相戲耳，不圖先生血性熱腸一至於此，請放懷以待。”
儘管有了明珠的權勢，卻還是困難重重。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皇帝派遣使臣正黃旗都統、內大臣武默訥和一等侍衛對秦為使臣，前往長白山致祭。納蘭性德搶先派人將消息告知吳兆騫，並作下了周密的安排。吳兆騫寫下了數千言的《長白山賦》，通過武默訥和對秦獻給了康熙皇帝。此賦“詞極瑰麗”，且鋪張揚厲，對長白山極盡渲染。長白山素來被視為清朝的發祥之地，年青的康熙皇帝讀到此賦後，大加讚賞，馬上詢問作者的情況，得知吳兆騫的情由後，當即就有赦免之意。然而，又有“尼之者”從中阻撓，未能成功。皇帝有意赦免，照樣有“尼之者”，由此可見當初江南科場案涉及的背景是何等複雜。
在這樣的情況下，納蘭性德與顧貞觀商議後，決定走方拱乾贖歸的老路，籌集資金，為吳兆騫認修內務府工程，醵金贖吳。當時措贖金最踴躍者為徐乾學。願意為吳兆騫捐錢者不在少數，輦下名流都以不參與為憾。經過各方奔走，多方斡旋，吳兆騫最終以納二千金被贖歸。
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還鄉詔書終於下到吳兆騫手中，納蘭性德終於實現了五年為期的承諾。此時，吳兆騫在寧古塔已經度過了二十多個春秋。
當年九月二十日，吳兆騫從寧古塔起程，十一月回到京師，與顧貞觀等好友相見後，“執手痛哭，真如再生”。吳兆騫回到北京當日，許多人寫詩紀念。益都馮相國有詩道：“吳郎才調勝諸昆，多難方知獄吏尊。”可惜此時吳偉業已去世十年，山東詩人王士禛嘆息說：“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
吳兆騫回到京師後，留在明珠府邸中，為納蘭性德之弟揆敘、揆芳授讀，以報答納蘭性德相救之恩。儘管在關外多年，吳兆騫孤傲放誕之性情不改，不久因小事與顧貞觀有些嫌隙，顧貞觀也不作辯解。明珠知道後，特意將吳兆騫叫到內齋。只見內齋左楹上寫著：“顧某為吳某飲酒處。”右楹寫著曰：“顧某為吳某屈膝處。”吳兆騫得知情由後大為慚愧，找到顧貞觀，聲淚俱下地說：“生死肉骨之恩，而以口舌之爭辜之，兆騫非人類矣。”二人友誼從此更加親密。
不久後，吳兆騫返回闊別近三十年的蘇州故里，離開時還是黑髮青年，回來時已經是白首老翁，怎能不叫人感慨！其時，吳父、吳兄均已經去世，只有老母李氏尚在。吳兆騫即構屋三楹，讀書其中。友人汪退谷題其居為“歸來草堂”。
長期在關外生活，吳兆騫已不適應江南的水土氣候，他一回到故鄉，就大病數月，手足腫痛，腹疾時發，苦於下泄。後來不得不到京師治病，最後病死於京師旅邸中，時年五十四歲。因家境貧困潦倒，後事由納蘭性德代為料理。
至此，江南丁酉科場案中最傳奇的人物吳兆騫最終以淒涼的結局謝世。江南丁酉科場案的最後一點餘聲也終於結束，但其影響卻遠遠不止於順治、康熙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