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歷史小說 一寸河山一寸血1·長城以北

第12章 第十二章不眠之夜

中蘇同江之戰結束後,關內緊接著就爆發了中原大戰。 以前蔣介石是一雙拳頭鬥倆(李宗仁、馮玉祥),現在則是敵四(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眼看著越來越吃力。 在最關鍵的時候,張學良選擇了同自己的盟哥哥站在一邊兒。 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發表擁蔣通電,表示將派兵進行武裝調停。 聽起來好像是勸和,但胳膊肘明擺著就是向蔣介石那邊拐的。 十萬東北軍主力入關,在華北的馮玉祥、閻錫山腹背受敵,立刻被打癱下去。他們一癱,蔣介石就成了逐鹿中原的霸主。 人生的故事就是在恩怨情仇中不停打轉。這些人都曾義結金蘭,然後又一個個成為死敵,最後,蔣介石和張學良,這對最晚出爐的盟兄弟終於贏了,可惜是在內戰中。

對外,其實沒有一個不是輸家。經過大規模內戰,參戰各方均“殺傷甚慘”,原有老兵幾乎換了一茬,而張學良移兵關內,更為外人覬覦東北提供了乘虛而入的機會。 此時,如果還有一個真正的贏家的話,倒不如說是隔海相望的日本。 時局如棋,當中國這個棋手精神和體力分散的時候,它的對手則已經悄悄把東北一角的棋子圍了起來。 一個巨大的陰謀正在醞釀,一場地震式的變故即將到來,因為它的出現,從此之後華夏將再無寧日。 還記得“皇姑屯事件”的總策劃兼製片人河本先生嗎(關東軍司令村岡只能算是出資人)? 當初對河本的處理決定是退出現役。軍部開出罰單說穿了都是給外面人看的,對關東軍高級參謀能以一己之力在東北弄成這麼大的動靜其實很是欣賞。在他即將被迫脫下軍裝的時候,上面便派人來問:河本君之後,誰可繼之者?

那意思就是問,你走之後,還有誰能夠像你一樣善於搗亂? 河本推薦了兩個人,都是他的陸大新同學:板垣徵四郎大佐、石原莞爾中佐。 除了土肥原,所謂的“關東軍三傑”現在一齊登場亮相了。 查一下個人履歷,土肥原、河本、板垣、石原都是陸大校友,高考經歷幾乎一模一樣,都經歷了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這三級跳階段。有趣的是,四個人的畢業屆數(陸大)也呈梯次遞增,中間都跳開兩級,從土肥原開始,分別是陸大24期、26期、28期、30期。 我早就說過,日本在克隆人方面是有一套的。 前三個人都可以算是那個時代日本軍官的典型代表,狂妄、囂張、自以為是、急功近利,滿腦子都是衝動,根本不顧及後果。土肥原因為對兼職特務“情有所鍾”,所以還經常裝裝斯文,但他本人除了喜歡煸風點火,做“土匪的源頭”外,並沒有任何能上得了檯面的獨立思想,對侵華這檔子經國大業更談不上有什麼遠見卓識。

但是石原是個例外。如果說日本的克隆人生產線偶爾也會出點毛病的話,石原算是一個。 準確地說,石原莞爾是日本軍人中百年一遇的奇才和怪才。 舉凡指望大才出世,就和想培育奇花異葩一樣,除了靠老天爺幫忙外,還需要有適合其成長的土壤、環境和條件。但在東瀛軍界,這些東西其實並不具備。 有人說,高考制度真正危害的不是現在,而是未來。 本人深以為然。 同高考相似,日本軍官的培養教育體系基本上是全封閉式的,而且更加唯分數論,在校分數甚至可以隨你一生一世。 一個有志從軍的日本人,從小就必須寄宿,上軍事小學“陸軍幼年學校”,平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一門心思就是死讀書,讀完書後再勵志,一個比一個口氣大,都嚷嚷著要把中國這些“東亞病夫”怎麼樣怎麼樣。

至於政治經濟外交,國內國際國外,他們既不關心,也不學習,基本上是一竅不通。除了軍事以外的課程,學生不想學,老師也不願教,教學要求、考試科目裡更沒這一項,導致軍校學生出來後都是兩眼一抹黑,除了打仗什麼也不懂。像土肥原,看似知識還算淵博,其實都不是學校裡學的,是由於特務行當的職業需要,後期自己惡補的,因此純屬七拼八湊,用來吹牛侃大山還能騙騙人,真正的學問就別指望了。 當時中國留學東瀛的最高境界就是考取日本士官學校。從日本士官學校回國的人,平時都是兩隻鼻孔朝著天走路的(東北軍還專門出了個“士官系”,優秀程度參見楊宇霆楊先生)。其實這只能說是日本軍校中的高中,離大學還差得很遠。日本軍校生的終極目標是陸軍大學。這個陸軍大學的門檻離地三尺三,如果不是士官學校的優等生,你連報考的資格都沒有,更別說考上了。當然要求的分數也是異乎尋常地高。

在這樣一種教育模式中生存下來的人,全面發展根本談不上,畸形發展還差不多。加上日本人性格本身就拘謹刻板,你要克隆型的軍事幹部那是一抓一大把,如果想找幾個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奇才怪才,那就幾乎等同於天方夜譚了。 不過我說的是幾乎。 在寸草難生的沙漠裡,有時還會找到幾棵千年不倒的胡楊樹呢,所以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奇蹟總是偶爾會出現的。 比如我們前面提到過的明石元二郎。 作為陸大第五期畢業生,他是土肥原們的前輩。與後來的“傑出成就”相比,其實他的在校成績(指陸大)並不算太好。不過考陸大也跟考我們國內的大學一樣,考前條件苛刻,進了門就是自家人了,並不用擔心因為門門飄紅而被學校退學。 除了成績不好外,此人還奇懶無比,在這方面簡直堪稱一絕。他一不愛洗澡,二不愛換衣,身上經年累月散發著特殊的味道,屬於生人勿近的類型。據說有一次上級找他談話,領導談著談著,一低頭,忽然發現自己的鞋子潮了,還有著一股騷味兒。再仔細一看,竟是從明石君的褲襠裡飛濺出來的!

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這位邋遢大王對此不僅臉不紅來心不跳,而且還保持了完全泰然自若的態度,稱自己當時的確感到內急,但因為談話過於投入,所以不想去上廁所,就一邊說話一邊尿出來了。 與明石相比,那些不小心尿了床還會臉紅的小朋友簡直就太文明了。 但事實證明,明石確實是特務領域的一個天才。 在明石之後20年,日本陸軍大學終於又出了一個純軍事作戰領域的天才。 這個人就是石原莞爾。 像明石一樣,石原也做到了“不拘小節”,堅決貫徹了這種不愛洗澡、不修邊幅的怪人傳統。 怪人才有怪才,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與明石不一樣的是,在邋遢這種行為藝術的圈子裡,石原表現出了更大的創造性。 不洗澡就會渾身長滿蝨子,這幾乎是一定的。別人身上生了蝨子,都會惱羞成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石原則不然,他不殺蝨子。

當然,從小就在軍人窩裡長大的石原既無婦人之仁,也不是動物保護組織的成員。他留下蝨子只是因為他想出了新的樂子。 這位老兄把抓來的蝨子都編了號,喊一聲:預備,跑。 然後看哪隻蝨子領先,哪隻蝨子落後,獎優罰劣,十分過癮。 你還別說,這種變態遊戲圍觀的人還挺多。到後來索性開了賭場,大家按號下注,弄得就跟香港人賭馬一樣熱鬧。 繪圖歷來是軍校的一門基本功課。就好像裡面的“孫紅雷”就是靠一手繪圖手藝考上黃埔軍校,並受到教官賞識的。 日本的大小軍校也是如此,每週都會要求學生交來繪圖作業,允許自由命題。可是有一天軍校教官卻被一張“自由命題”的繪圖給徹底雷倒了。 其實也沒畫什麼驚天動地的東西,如果沒有文字說明,看上去就是一根很普通的小棒槌。

題目:我的寶貝。 作者:石原莞爾。 地點:廁所。 時間:某月某日。 原來是石原君自畫的寶貝雞雞! 基本寫實,也許還有一點點誇張。 從此大家便送了石原一個名字:七號。 不解釋,你還以為這是搞潛伏的特務代號。其實它指的是日本一家醫院的第七號樓,裡面住的都是精神病人。大家認為那里特別適合石原去居住。 畫圖能畫到進精神病院的偉大境界,也算古今第一人了。 生活上一塌糊塗,學習上也並不用功,別人都在拼著命讀書,唯獨這哥們儿不當一回事。平時除了捉蝨子玩,畫自己小雞雞外,最大的興趣就是看閒書。 前面講過了,日本軍校最看重分數,考試壓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課又多,一般情況下,很少有人願意擠時間去看軍事以外的書。石原則不一樣,他的閱讀範圍很廣,人文地理什麼書都涉獵,而且還頗有心得,這也許就是他後來有能力搞“理論研究”的基礎。

饒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還不止的同學還是考不過他,每次“七號”都是名列前茅。 所謂怪才,通常都是指這樣一類人:神經兮兮,但腦子都特別好使,好像被外星人點過穴位一樣。 明石這樣,石原也是如此。兩個精神病似乎不費甚麼吹灰之力,都先後考上了正常人擠破腦袋也擠不進去的日本陸軍大學。 在當年的校園裡,石原君是很有些名氣的。 進了陸大,就等於進了高級軍官的保險箱,出去混好了都是將軍,再差也能弄個大佐噹噹,所以人人都架勢十足,走到哪兒都愛在腰間挎把刀顯擺顯擺。 其中最拉風的竟然是連穿件衣服都不成體統的石原。 因為他那把刀實在太牛了。就長度而言,比別人的刀都長出那麼一截,能一直拖到地上,屬於倭刀之加長版,走到哪兒都有人追著看。

石原畢業時還得到了另一把更牛的刀。 這就是天皇御賜寶刀。 在陸大,把畢業成績進入前六名的稱為“軍刀組”,不僅會得到天皇親賜的軍刀,還可以出國留學。到後期,日本陸軍高層幾乎被“軍刀組”給完全壟斷了。那個“皇姑屯事件”後被轉入預備役的村岡就曾經是“軍刀組”的一員。 對於日本陸軍來說,“軍刀組”是飛黃騰達的代名詞,一眾人等都是坐著火箭往上升的。 但石原是怪才,跟正常人不太一樣,所以不在此例。 由於他很早開始就惡名遠揚,所以連機關也沒能進得去。軍部打發他到中國內地,去經歷每一個“中國通”都走過的路,也就是“旅遊”兼偷畫地圖。 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今後的“黃金檔案”——陸大往屆生、頂頭上司板垣徵四郎。 到關東軍任職前,石原已經充分享受了一下“軍刀組”特殊的出國待遇,到德國去逛了一圈回來,此時正在陸大當教官。 河本選擇石原來完成他在東北的“未竟事業”是很有些眼光的。 因為怪才石原莞爾不僅具有同樣的瘋狂凶悍,更重要的,他還是日軍中極少數能把侵華戰略講得頭頭是道的“思想者”。 據說,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讀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就連他們的洋老師、陸軍大學的德國教官對這部皇皇巨著都諱莫如深。 大概此書也的確深奧,快趕上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水平了,後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樣寥寥無幾。 但是石原超越了他的祖師爺,把一部《戰爭論》硬給啃了下來。不僅如此,他還有所發展,拿出了一個最新理論成果,即“最終戰爭論”。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 像那個傳說中的西方預言家查拉斯圖拉一樣,石原也給日本算了一卦。 他說今後日本和美國遲早要打一場“最終的戰爭”(倒還是蠻準的)。 要打的話,日本在戰略上非常吃虧,主要是國土無縱深,又缺乏戰略資源(後來也應驗了)。 所以一定要擁有一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蒙”(缺德結論就這樣被推導了出來)。 在戰後的遠東軍事法庭上,起訴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摺作為證據提出犯罪指控。 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摺。全文很長,有四萬多字,但被人們記住的只有兩句話。第一句話: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第二句話: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田中奏摺在史學界是有爭議的,日本人一直說它是偽書。 從田中當政時推行的政策來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確疑點很多。因為田中的對華外交政策有個名堂,叫做積極外交。 所謂積極外交,就是依靠奉系軍閥首領來維護和擴大“滿蒙權益”。雖然一樣是打壞主意,但它與“征服滿蒙”畢竟還是兩碼事。 其實田中奏摺的大部分理論觀點,都來自於“最終戰爭論”。 石原的理論一出爐,就被日本陸軍當成了寶貝,並成為關東軍策動“九一八”事變的指導思想。 一切都預示著,關東軍這次不光是消滅兩個東北的頭頭腦腦就算了。他們要玩兒一把大的,把“滿蒙”一口吞下。 在東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親自觀摩了中甦之戰的實況。看完之後,石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說了這樣一句話:對付張學良連我的家傳寶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夠了。 他又一次作出預言。 我敢斷定,如果一旦有事,關東軍不用兩天時間就可以佔領奉天。 不過從現在開始,我們需要準備和等待,因為行動的最終實施至少還需要兩年時間。 石原比河本們更可怕的地方,就在於他不僅狂妄,而且冷靜,不是一般的冷靜,而是超常的冷靜。 一個行動計劃,僅僅方案的完備,石原就用了一年多時間。 在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帶隊,組成了“參謀旅行團”,在東北境內跑了一圈。 一圈跑下來,石原已經為關東軍佔領“滿蒙”安裝了全副的GPS導航。 接下來,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個在他看來最為合適的出手機會。 這時候,被石原稱為“用竹刀就能對付”的張學良在哪裡呢? 他在北平。 因為參與中原大戰,張少帥在東北之外又獲得了對華北的控制權,擁有地盤之多,幾與南京政府相當,國內沒有一個地方諸侯能與之相提並論。 漸漸地,他似乎已淡忘了身後那個長滿大豆和高粱的地方,那個父輩基業之所在。 其實那兩年東北的事情特別多,而且大多跟日本人的挑釁有關,在朝鮮甚至爆發了駭人聽聞的排華運動。 可是這些都沒能引起張學良的足夠重視。 為了打擊反叛的石友三,他再次抽調八萬東北軍主力入關,這些精銳部隊在平叛之後,都再未返回東北。 東北已經危機四伏,他卻聽不見,也看不到。 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上,沒有誰可以真正高枕無憂。石原終於把“竹刀”磨好了。 最初他的設想是招一批浪人,讓這幫孫子穿上東北軍軍服,然後對日本總領事館和關東軍駐地發動襲擊,以此來挑起事端。 後來又覺得不妥。因為這樣一來,牽涉人數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人多嘴雜,難保不洩密。 這樣就又回到了當年策劃“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為極少數人在鐵路上進行爆破,然後再嫁禍於人。 時間本來定在9月28日,因為消息不慎被政府(日本政府)所察覺,只得提前10天,改為9月18日。 關東軍這邊忙得上躥下跳,不亦樂乎,東北軍那邊卻還是一如既往地“以不變應萬變”。 應該說,日本人要發動“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完全無跡可尋,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兩個日本兵剪斷北大營電話線這樣的細節,也被中國方面捕捉到了。 但從事後的反應來看,東北當局在防範上顯然又是嚴重不足的。莫非他們以為身邊的關東軍是傳說中的Hello Kitty? 對此,我也覺得十分鬱悶。人家都在你家門口放火了,你卻愣是說聞不著煙味,連點最起碼的準備動作都沒做,這話講出來誰信? 史料中有一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闖入了張學良在瀋陽的府邸,從他的保險櫃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單。 軍官們不看猶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為這些收款單的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還不是普通的日本人,個個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點一點,總共有53張之多,少說也有千把萬元。數字最大的一張是50萬,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壇可是個響噹噹的人物,他是日本兩大黨之一的政友會的主要幹部。後來政友會的犬養毅上台組閣,床次還做過內閣鐵道相。 為什麼給床次竹二郎的錢最多? 因為當時床次想競選首相,需要選舉經費,張學良就把寶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過提供“政治獻金”的方式幫助床次順利上台。 張學良身為東北少帥,錢自然是有的。但話又說回來,誰的錢都不嫌多。這些錢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場的。 按照走關係的傳統,砸出去的銀子一般有三種用處:其一,拉攏對方。其二,替我說話。其三,幫我辦事。 既然收據都拿了,那就是說目的肯定達到了,中國政壇的潛規則移到扶桑後同樣適用。因此,我猜測,少帥並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完全沒有作出任何防範動作。 53張收款單,那就意味著53個人情,53條信息渠道,53份保證書。 的確,那時候雖然相當多的日本政客嚷嚷著要動拳頭,其實也不過是形勢所迫,不得不在國內選民面前唱唱高調,表表姿態而已。真要說馬上動武,沒幾個人會贊成。 也許,正是基於這種日本短時期內不會動武的判斷,才使張學良在事發前未做任何認真準備。 當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測。 至於東北軍為什麼在事變前防備如此鬆懈(容忍和防備應該是兩碼事情),真實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問他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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