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十五章放還是不放

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似乎已經誕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開會正式通過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瀾再起。 東北軍內部先起反對之聲。這個內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國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壯派新人”，比如在臨潼負責扣蔣的孫銘九。 西安事變之前，孫銘九不過是張學良手下衛隊營的營長，屬於大內侍衛的角色，在東北軍將官中原本是排不上號的。但西安事變過後，他已儼然成為少壯派的首領，連張學良的話似乎也可聽可不聽了。 從少壯派的角度上來說，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蔣扣蔣“一舉成名”的，一旦放蔣介石回去，無疑就是縱虎歸山，這老頭子能不尋機進行報復嗎？所以堅決不能放。 這邊張學良剛把昨晚的情形複述一遍，那邊會場上就出現了不和諧的聲音。

有人問道：姓蔣的說得好聽，誰知道他會不會真的去做，有什麼具體保證嗎？ 張學良此時已抱定和平釋蔣的宗旨，周恩來的支持和蔣介石的讓步都讓他更加堅定了這一想法，眼看騎虎難下的局面即將走出，卻意外地遭遇到了來自自己內部的阻力，不由得又急又氣。 他聽後馬上逼視對方：你們要什麼保證？你說！你說！ 語調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內氣氛立時緊張起來。 如果放在從前，以少帥在東北軍中之權威，此時眾人就應該噤聲了。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雖然說話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亂，卻沒有一點要退縮的樣子。 你不是讓我說嗎？那我就說給你聽聽。 蔣介石所有答應的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後再做，在西安就要實現，有一件他沒有做，我們就得不到保證，也就堅決不能放人。

張學良心裡很清楚，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們要知道，我們發動這次事變，對蔣介石的打擊已經夠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諸位的要求。現在最重要的，是幫他撐起面子，恢復其領袖威信，讓他“好見人，好說話，好做事”。 但不管張學良怎樣解釋和說服，雙方都難以達成一致，最後會議不歡而散。 會散了，卻並不表明眾人的情緒會散。 有少壯派軍人憤然出言：西安事變是我們大傢伙提著腦袋幹的，早已不是他張、楊兩個人的事了。 哦，你們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鬧著玩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輩生死於何地。 聽到這些話，少帥的神經立刻緊繃了起來，他生恐蔣介石有個三長兩短，趕緊把原來負責看管蔣介石的孫銘九衛隊營調開，轉而由其他侍衛部隊接任。

與東北軍相比，第17路軍的反響更為強烈。蔣介石幾次三番在西北搞“拆遷”，明里暗裡催著要他們挪窩，擺明就是不想讓人過好日子，所以其中下級將領都對蔣介石恨入骨髓，頗多“報復思想”。 東北軍說要“保證”，第17路軍卻說要什麼保證，一顆“花生米”了結不就得了。 要不是張學良有所提防，很早就與楊虎城商定，把蔣介石移到自己看管的區域，後者現在是不是尚有命在，還真是得兩說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響，原本在釋蔣問題上就猶豫不決的楊虎城開始動搖了。 張、楊合作，楊虎城常有“齊大非偶”的顧慮。 什麼叫“齊大非偶”，這是一個典故。 說春秋時候，齊國國王想把女兒嫁給鄭國太子。當時齊是大國，鄭是小國。按道理，這應該是一個讓鄭國太子受寵若驚，備感榮幸的一件事，但這位太子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門來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個人都有適宜自己的配偶，齊大鄭小，門不當戶不對，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 此典故收在《左傳》上，想來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對鄭太子是很讚賞的。 都是男人嘛，誰娶老婆也不希望總被對方壓著一頭，那日子還要不要過了。 東北軍無論兵員還是武器糧餉，都遠超第17路軍，這樣的合作夥伴從某種程度上就是對你的一種潛在威脅。 兩廣事變之初，張、楊原計劃通電響應，但對陳濟棠能否成功，兩人心裡都無勝算。商量的結果，是由張學良到南京去拜訪老友宋子文。 拜訪是假，摸底是真，因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曉的軍政內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嚇一跳。原來蔣介石已經在江西搞定了余漢謀，陳濟棠垮台要不了多長時間了。

這下，響應是肯定不能夠了。摸到底後的張學良並沒有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的花花世界去轉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個底給楊虎城啊，他卻沒有。一直在西安翹首南望的楊虎城既見不到人，又看不到信，還以為張學良去蔣介石那裡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如果東北軍和中央軍合起來對付第17路軍，後者只有完蛋一途。 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前後，楊虎城還是邊合邊疑，十分謹慎小心。不然的話，他也不會在張學良一度遲疑時，露有懼色了。 在對待已淪為階下囚的蔣介石的態度上，張、楊也分歧很大。張學良雖然扣蔣，但屬萬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腦裡面，他和蔣介石還是最為親近的，所以西安事變後，他對蔣介石仍是“執禮甚恭”，不敢有過於失禮的地方。

蔣介石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記。比如國外的汪精衛就正在加緊往國內趕，在蔣介石缺席的情況下，他極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張早在長城抗戰前就有過勢不兩立的衝突，蔣、汪兩個人，如果你一定要張學良從裡面選一個出來做頭的話，毫無疑問他只會選蔣。 一邊是外界並不支持扣蔣行動，另一邊是蔣介石的位子將可能被汪精衛或其他人所取代，這時候的張學良就非常希望能盡快釋蔣。 宋美齡剛到西安時，張學良就當著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錢，二不要地盤，只要“委員長”同意領導抗日，簽不簽字都可以。 張學良其實是個很聰明的人。別說蔣介石死也不肯簽字，就算簽了，真有那麼大的作用嗎？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蔣介石雖然權勢日重，但說出來的話也並非絕對聖旨，就算在國民黨內，他的反對派也有不少。更何況，蔣介石既處於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員們日後完全可以以蔣介石簽字系“出於脅迫”為由，對所有條件予以全盤否認和推翻，都用不著蔣介石自個兒出來反悔。

正是出於這些考慮，張學良本身對簽字其實並不熱衷，他相信的，還是自己與蔣介石的“君子協定”。 張、楊之間最重要的分歧在於，楊虎城主張要么不扣蔣，扣了就不能輕易放，縱然關著不殺，也絕不給其以東山再起的機會。張學良則以為，既然蔣介石已答應了中共的調停條件，應立刻予以釋放，且繼續擁其為領袖。 在是否釋蔣的問題上，張、楊爭著爭著就大吵起來。 張學良情緒激動：我們開始為什麼要發動西安事變，還不是要停止內戰，讓“蔣公”領著我們抗日嗎，現在他都答應了，你為什麼還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楊虎城也不再隱瞞自己的觀點，氣憤地對張學良說：在沒有獲得任何保證的情況下，你卻同意讓老蔣就這樣一走了之，他回去後肯定會讓你我人頭落地的。

張學良則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檔的看法：如果我們接受他的領導，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怕擔責任，那政變的完全責任由我來負好了。 說著，少帥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氣話：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如果不能政治解決，張某將獨行其是！ 到這個時候，兩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氣了。楊虎城一甩手，拂袖而去。 一旁的周恩來眼見張、楊幾乎要鬧到決裂的程度，趕緊上前勸解，讓張學良少安毋躁，大家可以慢慢再商討。 張學良意識到，在西安的“三位一體”中，他和楊虎城分居天平的兩頭，周恩來的態度顯得最為重要。 這天晚上，在張學良的陪同下，周恩來來到了蔣氏夫婦居住的宅院。 此時蔣介石躺在床上，因為病痛而動彈不得。當周恩來進屋時，四目相對，兩人彷彿又回到了那個彼此熟悉的地方——黃埔軍校。

十年過去，已顯蒼老的“蔣校長”仍稱“週主任”為部下，而“週主任”也表示，只要“蔣校長”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紅軍，亦可聽其指揮，直接開赴抗日前線。 知道蔣介石需要休息，周公很識趣地聊了幾句就退了出去。雖然初次相見十分簡短，但無疑極其重要，因為它實現了國共領導人在多年為敵後的第一次握手，也見證了雙方的誠意。 這稱得上是一個好的開頭。 1936年12月25日。這一天對蔣氏夫婦具有特別意義，因為當天是西方的聖誕節。他們很希望藉此“吉兆”盡快離開西安。 可還是走不了。 這是南京主戰派定下的最後一天，這一天過去，對西安的總攻就要開始了。 宋美齡決定再次勸說張學良。 你知道嗎，三天的期限就要到了，如果還不能放“委員長”回京，中央軍肯定是要發動大舉進攻的。到時，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獨存。

不如今天就把我們放掉吧，就等於送國家一個“無價之聖誕禮物”。 張學良很是為難。 鑑於楊虎城不肯放蔣，他已準備必要時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較困難。 若以總體實力而言，東北軍或許強於第17路軍，但在西安一地，張學良掌握的部隊卻並不比楊虎城多，不僅城門由後者負責把守，城外更有第17路軍九個團，而東北軍僅有一個團。 一旦雙方打起來，楊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為強，把蔣介石扣起來再說的。 張學良便找到宋子文，哥倆共同商討如何才能擺脫窘境。 能不能把蔣介石秘密帶到機場，乘他人不備，突然飛離西安？ 這個設想馬上就被他們自己給推翻了。 太危險了。楊虎城肯定已經把這裡嚴密監視起來，我們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他的眼睛。說不定還沒等到機場，蔣介石就要落在他手裡了。 再想。 張學良忽得一計，喚作“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我們可以讓宋美齡和端納先走。其他人問起，就說停戰期不是到了嗎，他們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長停戰期的。 只要這邊轉移了視線，那邊就可以給蔣介石化個裝，藏在汽車裡混出去，直接送到東北軍營地，然後大家再在洛陽會合。 宋子文覺得如果實在沒有辦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齡堅決反對。 知夫莫如婦。沒人比她更了解老蔣的脾氣了，那是個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麼肯把臉畫得跟個花臉貓一樣逃出去呢。萬一在城門口被查出來，這不是要他的命嗎？ 更何況，蔣介石背部還在華清池受了傷。就算能僥倖從城裡混出去，西安到洛陽，那可不是一點點的路程，坐著汽車這麼顛過來簸過去的，那兩根老骨頭還不都得給拆散了。 所以宋美齡說，一定要讓蔣介石坐著飛機公開走，要是做不到，還不如一起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張學良簡直有些技窮了。 要坐飛機，還要公開，靠我一個人斷然是沒這麼大能量的，還是請周公來幫忙吧。 於是，蔣、週便有了第二次談話。 這次談話，雙方都從容了許多，也更具目的性。 蔣介石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話語極為懇切：你知道嗎，即使在“剿共”的時候，我也一直是記掛你們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黃埔學生，畢竟都曾經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廣西的桂系怎麼樣，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說好就好了，我對他們“施以仁懷”。對你們，我也一樣啊，肯定會慷慨對待的。 蔣介石甚至表示，只要紅軍對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軍一樣的待遇。具體細節，以後可以在南京直接談。 一旁的宋子文趁勢插嘴，希望周恩來施以援手，讓蔣介石迅速離開，否則再耽擱的話，只會讓局勢進一步複雜和惡化起來。 周恩來答應了這一請求。 事實證明，蔣、週的二次談話極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關鍵時候扮演關鍵角色，出面說服楊虎城釋蔣，後者是很難安然無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過程中，蔣氏夫婦著實受了不少罪，他們幾乎是在煎熬中度過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們的究竟是福還是禍。 從11點半等到2點半，再從2點等到3點，兩人注視著屋裡的電話，那裡始終沒有傳來他們需要的喜訊。 忽然，宋子文跑了進來——楊虎城終於被說服了。 接著進來的是張學良。 現在天已經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飛南京吧。 宋美齡一躍而起：還等什麼等，等他們改變了態度再來抓我們嗎？ 馬上走！ 高興歸高興，要離開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齡更急切，但此時蔣介石想到了更深更遠的地方。 這楊虎城雖然暫時被說服了，答應放我一馬，卻沒有說什麼時候讓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飛機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陰的，給我來上一炮怎麼辦。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楊的給穩住。 與自己老婆比起來，蔣介石的心機終究還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還把張、楊叫過來“訓話”，不過沒有責備，只有寬慰：儘管西安事變屬於“叛變行為”，但我已經原諒你們了，答應的事也都會一一照辦。 說是給兩個人“訓話”，其實大部分都是講給楊虎城聽的。 蔣介石知道楊虎城意在“經略大西北”。西北，這是多重要的一塊地兒，捨了身家性命也絕不能放手。可是現在你還在人家槍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訴張、楊：我把西北交給你們了，將來打算搞一個西北五省的統一軍事機構，讓你們負責。 這就叫投其所好。說白了，就是騙人。要是蔣介石真有此意，哪用得著請周恩來幫他從中斡旋。 前腳把張、楊送走，後腳蔣氏夫婦一班人就趕緊去機場。到了機場一看表，已是下午4點。 正要登機，忽然有一個人急如星火般地趕來。 這個人如果是楊虎城，蔣介石的心就得懸在那裡了。幸好不是，是張學良。 事實上，當天就釋蔣的決定，都是張學良根據蔣氏夫婦的意見，在很短的時間內確定下來的，乃至於“三位一體”中的楊、週均毫無察覺。 直到被叫過來“訓話”之前，楊虎城還不知道當天就要釋蔣的消息。來了之後才發現，蔣介石馬上就要上車去機場了。這是什麼意思？ 張學良低聲告訴他：現在就放蔣走。 楊虎城愣住了。 不滿幾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麼時候放，你總得事先跟我們商量一下，知會一聲吧。 可是當著蔣介石等人的面，這話還不怎麼好說，更不能跟張學良爭論，只得硬著頭皮一起聽“訓話”。 應該說，蔣介石沒有像他老婆說的那樣，拔腳就溜，而是執意作“臨行話別”，並在話裡暗示要把西北交給張、楊，對穩住楊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點作用的。 此時如果後者突然翻臉，把兵派到機場，阻止飛機起飛不是沒有時間。 在回去的路上，楊免不了要嘀咕幾句：你為什麼不跟我商量一下，就作出這麼大的決定，周先生知道這件事嗎？ 張學良則是一臉無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們下面還有這麼多人不同意釋蔣。夜長夢多，不知道會出什麼大亂子呢。 讓楊虎城更感鬱悶的一件事發生了。 張學良說他要親自送蔣進京。 不會吧，我們肯送佛已經不錯了，你幹嗎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張學良決心已定，他當即寫下手令交給楊虎城，言稱自己不在，東北軍即由其一體指揮——當然楊虎城實際上仍然指揮不了東北軍，這也是後來“三位一體”分裂的原因之一。 見張學良如此，楊虎城也無話可說，只得眼睜睜地望著他離去。 等到“三位一體”中的另外一位——周恩來聞訊趕到機場時，飛機早已遠去。 周公黯然神傷，仰天長嘆：何必擺隊相送，還要負荊請罪呢，你會吃虧的。 在獲悉張學良親送蔣介石赴京後，他的幕僚們始而愕然大嘩，繼而垂頭喪氣。有人甚至憤而說出了“豎子不足與謀”這樣的話。 謀臣尚且如此，將官就更不用說了，東北軍內部一片沮喪。 歷史聽到了嘆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們願意從張學良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就會知道“負荊請罪”並非完全出於其一時之衝動。 當時國內外輿論對西安事變大多不予認同，對張、楊更是群起而攻之，這一點張學良雖人在西安，卻時時刻刻能夠感受得到，並背負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壓力。加上扣蔣放蔣又爭執這麼長時間，外界對張、楊惡感更甚，在兩人發動西安事變的動機上不會不進行質疑，張學良確實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另外，他也需要彌補自己與蔣介石的私人感情。 國民黨內為人處世，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實大部分還是要依賴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話，也不會兄弟帖子到處亂飛了。蔣張曾經是中央和諸侯關係的典範，可是一個西安事變，“最愛的人傷我卻是最深”，張傷了蔣。雖然由於力主放蔣，二人關係已出現緩和，但張學良肯定認為僅此還不夠。 親自陪同蔣氏進京，完全可看成是一次感情的投資。 飛機還在飛行途中，飛機上的人則是心境各異。 蔣介石躺在機艙唯一的長沙發上，他雙目緊閉，臉色憔悴，看上去，絲毫沒有脫險後的那種喜悅和興奮。 除了身上有傷，病痛未癒外，他的心情可以理解。 相比於蔣介石，其他人則要輕鬆得多。 宋美齡看著窗外，雖然疲憊，但臉上始終帶著一種如釋重負的微笑。 他們夫婦終於又可以在一起了，不管今後如何，這都是一件值得額手相慶的特大喜訊，這個聖誕節，上帝實在是太照應他的子民了。 張學良的心情也算是好的，他甚至一度閉著眼睛昏昏欲睡。 到洛陽時，天已黑了，由於事先並沒有通知洛陽方面，因此少帥命令飛行員在洛陽機場上空盤旋一兩圈，以便讓地面的人知道他們要降落。 飛機降落，張學良看到無數學生和士兵朝這裡湧來，只是他們對待飛機上的人的態度卻涇渭分明。 宋美齡第一個邁出艙門，人們駐足立正，當她的雙腳著地，更是得到了英雄般的敬禮，有兩名軍官上前來攙扶她。 張學良就跟在宋美齡身後，可是他得到的待遇卻完全不同，剛剛站穩，便有四個士兵拿槍對准他，其中有一個甚至露出一臉憤怒的表情，聲稱要開槍殺了他。 宋美齡聞言，立即回頭：不許這樣，讓他一個人走！ 最隆重的當然是對待蔣介石。 他被攙扶下飛機，前來問候的人們排成歡呼方陣，有的人把帽子拋向空中，有的人眼裡閃著淚花，有的人則已是喜極而泣。 在西安時，雖然宋氏兄妹曾反復安慰蔣介石，說你的聲望不僅沒有因為西安事變而下降，反而還因禍得福，像坐著直升機一樣升了上去。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誰能信呢。 在洛陽的這個晚上，全信了。 洛陽萬人空巷，鳴炮慶祝，以致店舖裡的鞭炮都被人搶售一空，不是“洛陽紙貴”，成了“洛陽鞭炮貴”。 這叫什麼，這叫民意，蔣介石真正成了無人能撼倒的“領袖”。 毫無疑問，此時張學良的臉色已經變得煞白，對眼前的這一情形，他不是完全沒有預計，只是沒有預計到會這麼可怕。 爆竹在腿邊炸響，彷彿炸響在心靈深處。 人們都在慶祝，都在歡呼，沒有人再去理睬那個孤獨失意的人。 蔣介石不願在洛陽多耽擱，於是第二天早上，他們一行便再飛南京。 當然不可能再讓張學良這個“叛逆”跟“領袖”坐一塊兒，於是五個人分兩撥，蔣氏夫婦和端納坐一架飛機，張學良和宋子文坐原來那一架，同時有軍用飛機護航。 給張學良開飛機的，是他的美籍私人飛行員。人們對張學良的極度敵意，都被他看在眼裡，也急在心頭。 在往南京的途中，忽然刮來了一場沙塵暴，滿天捲起翻滾的黃雲。張學良的座機是美國波音飛機，性能優越，很快就將護航機甩下了一大截。 這時飛行員悄悄對張學良說：也許我們不去南京最好。 不去南京，他可以帶主人回包括西安在內的任何一個地方——連他這樣的老外飛行員都能看出，張學良如果到南京，絕不會有好果子吃。 然而少帥表現出了超常的冷靜。 沒關係，你繼續往南京飛，如果有人要殺我，讓他殺吧，我不在乎！ 飛機停在南京軍用機場。飛行員回頭望去，少帥的臉上已是一副聽天由命的表情，就好像子彈打在身上也不會躲避。 正如所料，洛陽的一幕再次重現在南京，機場上已經有一大群荷槍實彈的士兵圍了上來。 張學良站在機艙門口，他知道自己即將面臨的，將是一種什麼命運。 飛行員一把拉住他：小心…… 張學良轉過身，忽然落下淚來。 在洛陽，那麼困窘，他沒有掉一滴眼淚，可是當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他落淚了。 這個世界還有人記得你，沒有拋棄你。 張學良伸出雙手，跟飛行員握了握。 謝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現在我們就再見，無論我發生什麼事，你都要好好照顧自己，也許我們再也見不到了。 走出幾步，張學良又回過頭去，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飛行員的手。 然後，他昂著頭，穿過人牆，走向別人給他安排好的歸宿。 1936年12月31日，南京軍事法庭當庭作出宣判，判處張學良有期徒刑10年，剝奪公權5年。 第二年，南京政府發布特赦令，但仍將其交由軍委會嚴加管束。 即使如此，這個年輕人還有希望，真正讓他絕望的是隨後發生的“二二兵變”，東北軍自相殘殺，四分五裂，西安的“三位一體”也隨後瓦解。 張學良為此帶信給於學忠：話不知從何說，淚不知從何流。 從此，他徹底失去東山再起的機會，開始了漫長的幽居生涯。 張學良晚年總結一生，曾無限感慨地說：我的生命從21歲開始，到36歲結束。 21歲，他向父親張作霖提出整軍經武的一攬子計劃，在奉軍中嶄露頭角。 36歲，發動西安事變…… 他曾經風流倜儻，曾經權傾一時，曾經萬人景仰，也曾經擁有數不清的朋友，後來，這些都一一離他遠去。 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 命運像早已設置和安排好的一樣，它會讓你感覺擁有一切，又會同樣毫不留情地把這一切都從你手中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