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十六章後時代

西安事變的結局，卻讓一直在旁觀望的日本人大跌眼鏡。 中國不僅沒有走向內亂，反而還在抗戰的旗幟下高度聚合了人心，諸侯們紛紛從反蔣變成了擁蔣，就連以往不共戴天的國共兩黨也奇蹟般地站到了一塊兒。 與此同時，由於綏遠抗戰的勝利，南京政府在對日政策上更趨強硬，連一貫低調的汪精衛都喊出了“恢復失地，還我河山”的口號。 在綏遠抗戰結束之後，日本在內蒙古已經一敗塗地，他們把所有精力和著眼點都集中到了華北。 有句話叫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如果華北也像綏遠那樣，團結一心，勵精圖治，日本人的“華北工作”恐怕又得像“內蒙工作”那樣無功而返了。 可惜這時的29軍高層已經進入了後蕭振瀛時代，雞蛋上不是無縫，而是縫很大，越來越大，這就讓人家從中找到了空子。

之所以會發展到這個地步，緣於在29軍內部，宋、張之爭又再次爆發。 長城抗戰結束後，宋哲元和張自忠所熱衷的，都不再是領兵打仗，而是所謂的戰而優則仕。 宋哲元公開場合幾乎再也不穿軍裝，出場的標準裝扮是瓜皮小帽配長袍馬褂，常給人以不倫不類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將們亦群起仿效，紛紛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實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於何為仕途，在仕途之上應該干些什麼，都不甚了了，乃至“見識常若頑童”，而他們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流了血，後面得安享富貴做大官。 當時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醫生感嘆說，宋哲元的政委會一落地，華北就又進入了武人當政的北洋時代。 古語有謂沐猴而冠，代不乏其人。

宋哲元、張自忠這些人，若在戰場之上，都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卻沒有一個夠格的。 不過兩人還有區別。 既要搞政治，免不了要招攬門客。宋哲元的門客，就是政委會裡的那幫人，裡面很多是跟日本人有扯不清理還亂關係的漢奸文人。 早在蕭振瀛在時，就為此制定了一個原則，即用人而不被人所用——利用他們去跟日本人打交道，並顯示自己“親日”的一面，實際上並不重用此輩。 蕭振瀛雖走，宋哲元仍是“蕭規宋隨”，張自忠卻是糊里糊塗，常常被人用而不自知。 要說張自忠以前也有過衝動之舉，卻還不至於如此糊塗，那是因為有蕭振瀛在。 張、蕭關係原來就很好，要不然當年張自忠也不會聽從蕭的話，讓位於宋哲元了。後來張自忠雖因利益之爭，加入過驅蕭陣營，但關鍵時候，後者的話他還聽得進去：蕭振瀛讓他停止反宋，他也就偃旗息鼓，暫不作此想。

可是在蕭振瀛離開華北後，身邊少了這麼一個諍友，情形就完全變了。 天津租界裡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多得數不勝數。這些人蜂蜂蝶蝶，都是一心要通過做張自忠的門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貴的主。 蕭振瀛在時，他們被壓在下面一動不敢動，蕭振瀛不在，這些想富貴想瘋了的門客們便一擁而上，天天在張自忠面前聒噪個不停——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輕雜牌。 誰是宋的嫡系？ 當然是馮治安。 你沒見宋哲元把什麼好處都送給他了嗎。按道理，你是二頭兒，頭兒宋哲元排下來就輪到你了。如果他不在北平，軍隊事務應該由你來代理才對。 結果，這好事卻歸了馮治安。人家現在是29軍代理軍長，宋哲元不在，29軍的軍務皆由姓馮的一手主持。

還有呢，別看宋哲元讓你做了天津市市長，可他還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職讓給了馮治安。與河北比起來，天津這才多大一點地面兒。 可以說，冀察兩省兩市，就數河北的位置最顯要，本來這地盤也應該是二頭兒的！ 得出的結論就是，張自忠不僅早已淪為宋哲元的雜牌，而且連二頭兒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軟，那就俯身稱臣，乖乖地在天津碼頭求個平安符，但倘若你還算個爺們儿，你不仁我不義，為什麼一定要給這個沒什麼本事的宋哲元當小弟呢？ 張自忠原來心裡就有氣，給門客們這麼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張某頂天立地一漢子，豈可久居人下。 我們中國人的血液裡彷彿天生就缺乏合作這一細胞，所以上下五千年，內鬥向為吾國之傳統，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種圈子組成的。大到國家，小到斗室，不排出個讓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來絕不罷休。

這似乎也能解釋，為什麼胡適等人熱衷的“民主憲政”從來都只能淪為書生之見，因為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張圓桌前搞合作。可是我們從老祖宗那裡繼承下來的，不是圓桌，而是四方桌，誰居上首，誰陪末席，甚至連上桌子的資格都沒有，這都是有講究的，豈能允許你們隨隨便便，呼啦啦地聚一堆，成何體統？ 據說新桂系剛剛平定廣西時，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這“三雄”也是誰都不服誰，頗有自相火併之勢。直到後來他們突然想到了一個地方——廣西金田。 那是當初太平軍發家之所在。想想這些被清廷稱為“長毛”的猛人吧，本來勢頭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熬不住，鬧起了內訌，結果“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想到這裡，他們就不敢再鬧了：人家好歹還拿下了半個中國，我們才剛剛搞定一個廣西，爭來奪去確實沒有太大意思。

廣西的“三雄”故事前鑑未遠，華北的“雙雄”暗鬥卻又要開始了。 張自忠對宋哲元不服氣，想爭做頭兒，可是由於蕭振瀛離開華北前做了佈置，不僅馮治安站在了宋的一邊，即如其他幾個師長，也大多傾向於擁宋，這使雙方實力達到了新的均衡，僅靠張自忠一人，如何能夠再推得動宋哲元這座大山？ 實力不濟，那就得玩計謀。 張自忠的門客們曾嘗試引用北洋時代“曹吳配”的辦法，來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盡人皆知的“賄選總統”曹錕，吳就是吳佩孚。 “曹總統”稀里糊塗，根本搞不清楚究竟該如何治國理政，平時諸事不問，所以“曹吳配”當家的實際是吳佩孚。 以“曹吳配”來套用“宋張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名義上的華北負責人，而由張自忠來主持一切，掌控實權。

這事當然得宋哲元自己願意才行。 經過暗中聯絡，天津的“擁張派”便傳話給北平政委會裡的“擁宋派”，讓後者找機會試探宋哲元。 政委會裡的那幫傢伙，與其說他們是“擁宋派”，倒不如說他們是騎牆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擁宋、擁張，甚至擁日，無非是奔著名利二字去的，誰上來能給他們榮華富貴，就向誰山呼萬歲。 宋哲元本來就是一把手，從他身上撈不著太大的擁立之功，但如果能夠使二頭兒張自忠“黃袍加身”，意義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開國功臣”的待遇啊，所以，這些人的熱情比“擁張派”還來得高。 可是宋哲元並非曹三傻子（曹錕），他個人的自尊心很強，宋、張關係也完全不同於曹、吳，如何甘心充當傀儡一般的角色。 “擁張派”碰了一鼻子灰，張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無策。

這時候他們就想到了蕭振瀛在時曾使用過的那個策略：挾日自重。 宋哲元誰都可以不怕，他能不怕日本人嗎，所以只要能藉到老虎皮，宋哲元就只能變成一隻貓，在我們面前乖乖就範。 張自忠沒有想到，他這是在玩火！ 當初蕭振瀛也是在29軍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才不得已使用這一下下策的，而倘若你不是蕭振瀛那樣的縱橫高手，到最後幾乎注定要引火燒身。 蕭振瀛離開華北後，日本人並沒有放棄“以華製華”的策略，一直想在29軍內部繼續做文章。 現在張自忠的門客主動接洽，自然是求之不得，於是馬上把張自忠給順勢托起來，拿一堆舞檯燈光照著，捧其為華北的中心人物。 1937年4月，日方放出誘餌，說要邀請宋哲元赴日考察。

按照宋哲元自己的解釋，他覺得自己理所當然不能去，但是又不能因此得罪日本人，兩難擇其中，便讓張自忠訪日。 事情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張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東瀛。 然而真實的內幕並非如此，張自忠其實並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著邀請書去日本的！ 在當時，日本繞過宋哲元，而單獨邀其部下，顯然對宋哲元的聲望和權威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甚至也是一種侮辱。宋哲元明知這一點，卻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對外還要解釋，說這是自己的權宜變通之計——張自忠使日，實乃吾之驅使。 明眼人都能看出，這是日本人使的一個離間之計，為的就是打壓宋哲元，抬高張自忠。 聰明的，無論如何不能上他這個當。

可是張自忠還是高高興興地去了東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認為由於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環超過了宋哲元。沒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覺中，他已經踏入了一個可怕的陷阱。 除了離間，裡面還隱藏著其他大大小小各種陰謀。 在東京期間，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親自宴請張自忠，並照相留念。吃完飯後，其他參觀團成員打道回府，張自忠和旅長們則留下進行會談。 這是一次神秘的談話，時間很長，一直談到深夜才作罷。參觀團的成員們只知道，返回的幾個旅長神情緊張，問起來，只是說談得不成功，卻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儘管外界不掌握談話的具體內容，但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講求效率”的東條絕不會浪費時間，主客雙方的話題也斷不會只限於吟風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這一機會在試探張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張自忠此時雖有“挾日自重”的打算，可僅憑他一個人並不能決定如此大事——豈止張自忠，當時就連宋哲元，若想直接投日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蕭振瀛曾經說過，29軍是以抗日起家的。一支用大刀砍過鬼子腦袋的部隊，精忠報國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並非一兩個首腦人物所能隨意變更。 顯然，即使張自忠本人願意，他也得顧及手下的旅長以及基層將士的情緒，斷然不敢隨意造次。 然而素來精於計算的日本人並沒有白忙乎。 “參觀”期間，日方著重於炫耀其軍力國力。特別是在所謂的航空表演中，塗著膏藥旗的日機從高空俯衝而下，幾乎從眾人的頭頂一掠而過，氣勢十分逼人。 回來後，張自忠問隨同諸將：感覺如何？ 這幾個旅長氣得哇哇直叫：有什麼感覺，小日本這麼做，無非是要向我們示威。 張自忠默然無語。 人家的飛機能貼著我們頭皮飛，我們卻連塊飛機皮都沒有，若要言戰，恐怕連公平較量的機會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機之外，此行還讓張自忠得出一個結論，即日本軍事力量太強，29軍輕易觸碰不得。 張自忠此後在對日態度上，一直是29軍中的“主和派”，不能不說這次的耳濡目染對他的個人判斷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在內，張自忠離心離德，在外，由於缺少蕭振瀛，宋哲元自己在對日交涉上也頻頻出現漏洞，終於他招架不住，不得不以回山東老家掃墓為名離開京城，以躲避日本人的糾纏。 可是躲終究不是個事，因為你跑得了和尚卻跑不了廟。 1937年7月7日晚上，日軍以演習為名向盧溝橋開槍。 第二天早晨，華北“駐屯軍”步兵旅團突然向宛平城發動進攻，這就是“盧溝橋事變”，也稱“七七事變”。 事發突然，宋哲元又不在北平坐鎮，危急時刻，蕭振瀛留下的居中佈局顯現作用：馮治安命令宛平守軍就地還擊。 經過激戰，宛平守將金振中血染征袍，以全殲日軍一個中隊的戰績，不僅守住宛平，還奪回了盧溝橋。 那是盧溝橋戰事最好的時候，讓人恍然以為又回到了長城抗戰，回到了喜峰口。 正是由於戰事看上去還比較樂觀，“七七事變”本身也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所以當宋哲元在山東老家得到報告時，並沒有選擇即刻“起駕回宮”。 可是接下來的情況卻越來越不對勁。 馮治安在盧溝橋附近對抗步兵旅團，屢挫其鋒，然而讓他感到困惑的是，後者不但不見少，反而還越打越多。 問題就出在張自忠的防區：廊坊。 宋哲元事先曾告訴張自忠，如果日軍從此經過，一律不准放行。 其實就算宋哲元不說，張自忠也不會不明白，華北“駐屯軍”的大本營在天津，從天津向盧溝橋增兵，必須經過廊坊。 這裡是步兵旅團的生命補給線，假如能予以卡斷，馮治安便可不戰而勝。 但廊坊守軍從天津師部接到的命令，卻是只能監視，不能攔截。 什麼叫監視，說穿了，就是眼巴巴地看著人家從這里大搖大擺通過。 一段時間裡，天津日軍及其輜重就順著廊坊，川流不息地往盧溝橋開去，而誰都知道，那就是過去打29軍的。 在這一過程中，日軍曾有一輛輜重汽車陷到泥裡。師部給廊坊守軍的指令竟然是：責令你部幫助日軍把汽車拖走！ 這一荒唐的指令令守軍指揮官都瞠目結舌，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還是日軍自己把車推出了泥潭，才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尷尬。 就這樣，廊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大漏勺，步兵旅團缺什麼，就可以從這裡補到什麼，缺兵補兵，缺糧補糧，缺彈補彈。 馮治安所統之兵為第37師，廊坊守軍為張自忠第38師，民間稱之為：37師打，38師看。 如果你不清楚29軍的組成，沒準還會以為這是不搭界的兩家人哩，難怪前方的馮治安雖然一度佔盡優勢，卻怎麼也沒法滅掉眼前的對手。 馮治安眼看戰事在朝著不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也有些急了，趕緊招來部將何基灃商議對策。 何基灃亦是“八兄弟”之一。他向馮治安建議，要想把局面完全扳過來，光爭一個橋是沒有用的，即使今天拿下來，明天也可能再被敵人奪回去。 那怎麼辦呢？ 依在下之計，不如把步兵旅團的老巢丰台一舉端掉，這樣可以一勞永逸。 馮治安一拍大腿，眼前為之一亮。 在接下來的兩天裡，馮治安暗中大範圍調動兵力，將第37師的主力全部集中起來，準備由何基灃負責具體指揮，給丰台日軍來個致命一擊。 丰台日軍其時只有步兵旅團一個大隊，不僅士氣不高，兵力也相對薄弱，在何基灃從三面對其形成包圍之後，幾乎可以肯定會被連鍋端掉的。 可是就在這節骨眼上，“主和派”張自忠突然插進一腳。 他從天津打電話給前線的何基灃，第一句話就是：你們要大打出手，這很愚蠢。 雖然同為“八兄弟”，但張自忠在軍內無論資歷還是官階，都比何基灃要高得多，所以後者只有洗耳恭聽的分兒。 張自忠一板一眼地教訓何基灃：真的打起來，你知道誰會高興嗎？ 何基灃不語。 張自忠自問自答：國民黨（指南京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都高興，他們就希望讓我們29軍去打頭陣，然後自生自滅才好。 我知道何基灃你手癢癢，想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可我們都是帶兵的，還怕沒有仗打嗎，但我們打仗，說到底是為了29軍這個團體，不是為了個人好表現。 聽到這裡，何基灃終於忍不住了，不由得脫口而出：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們日本人來打我們了！ 張自忠一時語塞。 他實際上還是一個純粹的軍人，一些所謂的政術，都是門客們給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灃這樣的問題，他也答不上來。 軍隊當然還可以硬性命令，下級服從上級，可是張自忠畢竟不是何基灃的頂頭上司，他沒法對人家呼來喝去。 知道馮治安也是“主戰派”，張自忠便索性給宋哲元打去電話，讓後者直接對何基灃下達停止進攻的命令。 張自忠出面打這種招呼，不僅無禮，還有越權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從上到下，自有軍長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時難以決斷，他還可以讓副軍長秦德純給他參謀，哪裡輪到你一個師長來說三道四。 然而結果卻是軍長聽師長的，而且言聽計從，宋哲元立即以29軍軍部的名義，嚴令何基灃：“只許抵抗，不許出擊”。 在29軍中，一直盛傳著一個說法，即宋哲元最顧忌張自忠，就生怕一個不好惹對方不高興，因此在張自忠私自出訪日本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護，張自忠每次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他也總是能照辦的就照辦，即使一時辦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從不給打回頭票。 莫非宋哲元膽小，不敢跟張自忠爭？ 非也。這恰恰體現出，宋哲元雖然因見識所限，有其偏狹的一面，但在維護29軍團體方面，是具備克己讓人的大局觀的。 當年29軍建軍，在爭執頭把交椅應該屬誰所有時，蕭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義高能得士”，像個做大哥的樣子。 能做到這一點，與宋哲元的寬厚個性以及善待下屬不無關係。 有人說，還寬厚呢，他不照樣把首功之臣蕭振瀛給一腳踢出去，還逼其出國了嗎？ 我告訴你，按照故國老傳統，對於君王或諸侯而言，這就算是“仁義之舉”了。 讀古史，我們在看到柳宗元、蘇東坡這樣的一代文豪被貶謫到天涯海角，乃至“萬里投荒”時，都會為他們感到不值，忍不住還要痛罵皇帝老兒兩句。其實“文字由來重李唐”，唐宋時候的皇帝實在都稱得上是仁厚之君，你再怎麼出言不遜，也罪不至死，那柳、蘇被趕得再遠，不還是地方官嗎？他們照樣可以倒背著手，在山水之間優哉游哉，寫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試試，一言不合，不砍你腦袋，就是打爛屁股，充軍流邊，結果精神和肉體一道灰飛煙滅。 宋哲元對可能威脅自己權力寶座的昔日兄弟，如蕭振瀛、張自忠，也並沒有舉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意思。 須知，即在東北軍中，素稱仁厚的張學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後，毫不留情地讓“似有不軌之心”的楊宇霆人頭落地。 蕭振瀛不掌軍權，宋哲元就讓對方暫時“乘桴遊於海”，但張自忠與蕭振瀛不同，這位實際的二頭兒可是有實力的，宋哲元沒有辦法釋其權，那就只剩下兩個選擇，要么打，要么讓。 從骨子上說，宋哲元是個硬漢子，乃至29軍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屬於寧折不彎的那種。他身邊的那些“謀食門客”曾經也不比張自忠少，攛掇宋、張相爭的“進諫”亦不絕於耳，都巴不得兩人把刀子拔出來，朝對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和蕭振瀛都明白，無論誰贏誰輸，這種內鬥的後果都是很可怕的，無非是好好的一個團體四分五裂，29軍徹底玩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時間都選擇了讓，並竭力給外界造成一個印象，即宋、張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對外說話都是同一個聲音，做事都是同一個步調。 只是如此讓來讓去，把大好的作戰方略都給“讓”掉了。 奇襲丰台的計劃只得就此擱淺，29軍失去了一個徹底扭轉宛平戰局，以解城橋之圍的良機，縱使金振中冒死奪回盧溝橋，也難補其憾，惜哉。 就是在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張自忠無心於戰，而這也大大動搖了其主動出擊的信心，眉頭開始鎖成一堆。 這時他接到了蔣介石發來的急電。 “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綜合各方面的情報，認為此次事件不容小覷，日本人來者不善，須認真對待。 先前的綏遠抗戰，不僅使傅作義聲名大振，同時也鼓足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人之勇氣——看來日本人也不是完全惹不起，通過以硬對硬的方式，一樣可以嚇退之。 我可以和傅作義搭檔，在綏遠擊退偽蒙軍，為什麼不能和宋哲元聯袂，在華北挫敗“駐屯軍”呢？ 按照那個所謂的“何梅協定”，中央軍是不能進入河北的，但事情緊急，蔣介石也顧不得這麼多了，連調孫連仲等四個師的兵力開入河北保定，並指定由宋哲元赴保定親自指揮。 可是宋哲元接到電報後卻十分猶豫。 如今的老宋早已沒有要“南蔣北宋”甚至於一統江湖的野心了，他只想坐定華北。這裡是他的獨立王國，誰也別想搶走，不管是日本人，還是蔣介石。 華北形勢不僅沒有緩和，還更趨緊張，他也漸漸看出來了，但他仍然希望靠29軍自己的力量來抵禦日本人。 當然這很難，看看張自忠的表現就知道了。 一說到難，宋哲元不可能不想到那個被他驅出華北的人，在那個人面前，幾乎就沒有難字。 若是他還在我身邊，華北局面應該不致如此被動吧，我也用不著親自到前台去“肉搏”。 後悔是肯定會後悔，只是覆水難收。 宋哲元這樣的性格，是絕不可能當著面主動給人認錯，或者低聲下氣求人的，你要他現在就發個電報，讓蕭振瀛回國輔佐，更是絕無可能的事。 可是如何應付眼前呢？ 又想起了蕭振瀛臨別時留下的“錦囊”，上面說，一旦有事，要以張自忠為前鋒，而以張自忠其時在29軍高層中的地位而言，無論是戰是和，若是繞過他，都斷難執行。 7月11日，宋哲元離開山東。不過他不是到保定，也不是到北平，而是去的天津。 因為張自忠在那裡。 可事實上，張自忠並不在天津，而在北平，他著急的，也並不是如何擺陣禦敵，而是和日本人進行“和談”。 這個時候的張自忠，儼然已經從“軍事家”變身為“政治家”，而那次東京之行，則讓他對日軍軍力產生了很深的畏懼之感，認為29軍注定打不過對方，戰不如和。 “張政治家”到北平後，通過秦德純出面，與日方草簽了“秦松協定”。根據協定，宛平守軍由保安隊代替，步兵旅團則撤回原防，29軍只需形式上向日軍道個歉，就一切都解決了。 簽完協定，張自忠十分得意，以為自己出手非凡。已到達天津的宋哲元聞訊之後，也對日本人的承諾信以為真。 這下好了，“七七事變”終於可以塵埃落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