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二章死亡旅行

本來蔣介石還想支持傅作義繼續進攻商都，以端掉偽蒙軍老巢，但因閻錫山態度消極，加上突然聽說西安不穩，他決定先放一放，到西安去安撫東北軍。 他沒有料到的是，此次西安之行會是一次差點永遠買不到歸程票的死亡旅行！ 這場大戲的主角先後有好幾個人，其中之一就是東北軍少帥張學良。 人生是多麼詭異，兩個“九一八”，把張學良的命運分割成了兩處。 1930年的“九一八”，東北軍以調停為名入關參戰，張學良因功被授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且坐擁華北、東北兩大地盤，正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時風光無人能及。 1931年的“九一八”，卻蒙羞失地，不僅丟失東北，還戴上了“不抵抗將軍”的帽子，聲譽降到冰點。 如果前一個“九一八”算成功日，後一個“九一八”卻是標準的恥辱日，不僅是他個人的恥辱，還是國家的恥辱。

從那以後，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就像是失去跌停板控制的股票，翻著跟頭往下摔了。 1931年9月18日，不作抵抗，放棄東三省，退入錦州。 1932年1月3日，再次不戰而棄錦州，至此，不到半年，關外三省一區皆喪於敵手。 1933年3月4日，熱河淪陷，前後不到十天。 再然後，關東軍逼近長城，繼東北之後，華北也搖搖欲墜。 在內戰之中，他曾是多麼精明且敢作敢為，以至於連馮玉祥、閻錫山這樣的千年老狐狸都摔倒在了這個毛頭小伙面前。 可是在外戰中，他又表現得那麼怯懦和無能，以至於105個守備隊員可以攻破北大營，120多個騎兵也同樣能夠佔領熱河省。 其實每一次做決策前都經過猶豫和徬徨，然而毫無例外，最後下的每一著棋又都是實實在在的臭棋。小事聰明，大事糊塗，或者說，內戰聰明，外戰糊塗，幾乎成為“九一八”之後掛在少帥身上的固定標籤。

他仍然在繼續沉淪。 長城抗戰前後，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張學良，已是骨瘦如柴，精神頹喪，別說指揮作戰，就是談一回話，都堅持不了，隔一會兒就得到裡面去打針——當然不是感冒輸液，而是去打嗎啡針。 沒有人認為以他這樣的精神和身體狀態，能夠保衛長城，所以海內外輿論鼎沸，紛紛要求其下野走人。 被迫辭職出國的張學良，面臨著的是軍事慘敗，政治失意，身體頹廢，原來還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後一摸口袋卻發現已輸得分文不剩。 東北之後，尚有華北，華北之後，終於沒有退路了。 在海外漂泊的那幾年，張學良也想到了振作，想到了要改變形象，想到了要拯救自己，於是他戒除毒癮，打算東山再起。 1934年，張學良啟程回國。

回國後的張學良戒了毒，身體也得到恢復，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朗了。 這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已經大變，外戰重又轉向內鬥，雖然大部分時間還是暗鬥——各個地方諸侯與蔣介石“合縱”、反“合縱”的鬥爭愈演愈烈。 一直沒有表明態度的張學良重新受到重視，從出國時那個“不抵抗將軍”搖身一變，成了大家爭搶的香餑餑。 張學良剛到上海，馬上就有說客登門。 說客是兩廣派來的，主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攜起手來共同反蔣。 張學良並不笨，他馬上就從中掂出來了自己的分量，因此回答的話也就極具技術含量：我會跟你們兩廣一起反蔣的，不過現在仍只有與蔣介石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為將來的主動爭取機會。 此時張學良的所謂“反蔣”，倒真是對兩廣的敷衍之詞。

兩廣能夠“合縱”，是因為他們各有各的穩固地盤，進可攻，退可守，而東北軍此時的處境卻是雖在北方，但原有地盤已大多喪失，無所依托，一下子從主軍淪為了客軍。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顯然，張學良此時的生存之道，不是參加“合縱”，而是進行“連橫”，即依托蔣介石這個“強秦”，重新舉著抗日大旗殺回東北或華北。如此，客軍才有轉正成為主軍的希望和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繼續跟著蔣介石做“忠臣”，就成了張學良的必然選擇。 蔣張會晤，張學良的第一句話就是：再回國內，我不想帶兵了，給你當侍從室主任吧。 蔣介石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誰不知道誰啊，這話的前半段是假的，後半段也是假的，但聽著就是讓人打心眼兒裡感到舒服。

蔣張的關係也非常特殊。 說起來，這也算是一對兄弟，但與黃郛的那種兄弟又不同，至少在早期，蔣黃都有過共同理想，稱得上是志同道合。 蔣張則不然，很多時候，與其說是兄弟，不如說是生意場上的盟友更合適。 不過他們這種盟友的牢固程度，又要遠超他人。那麼多盟兄弟，馮玉祥反蔣，李宗仁反蔣，可以說，在蔣介石稱王之後，就沒有不反他的。 與馮、李相比，張學良過去不僅有改旗易幟和入關擁蔣的功勞，而且還幾乎是唯一一個沒有公開表露過反意的地方諸侯，在某種程度上，堪稱擁蔣的模範。 蔣張之間，蔣為兄，張為弟，弟弟哪怕是犯過錯誤，做哥哥的也一定要原諒，更何況他曾經幫過你那麼多次。 對盟弟能夠戒毒並重新奮發，盟兄很滿意。

於是鼓勵一下：出國前，你沒有乾好，國民對你不滿意，你這次回來後要好好乾。 張學良脫口而出：我聽你的話，你認為什麼活最難，就交給我幹吧。 這麼有覺悟，是蔣介石事前根本沒有想到的。 什麼活最難，當然是“剿共”。 張學良一口應承下來，並親自調兵南下，進入大別山“剿共”。 曾有人勸他三思而後行，張學良答复：你主張抗日，可我現在不能抗；你主張不要“剿共”，而我現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實正是三思而後行的結果。 對紅軍的實力，張學良原本只有耳聞，並未目睹。東北軍內部也有這樣一種說法：我們打日本不行，打紅軍沒有問題。 的確，這時候的紅軍在實力上確已今非昔比，面臨的困難非常之多。經過大別山的輪番苦鬥，紅25軍被迫長征。

東北軍和中央軍一起追到了陝北，從這個時候起，東北軍的噩運就開始了。 紅軍畢竟不是一般的部隊，到陝北後，包括中央紅軍在內的幾路紅軍會合，儘管面臨的困難仍有增無減，但他們已無退路，其戰略戰術和戰鬥力是東北軍無法比擬的。 最慘的一次，東北軍整整一個師遭到伏擊，從師長、參謀長一直到班排士兵，沒幾個人跑掉，光被俘就有三千多人。到後來，東北軍幾乎就成了人家的運輸隊，紅軍從中繳獲的武器裝備，僅輕機槍就可以裝備一個師。 一時之間，東北軍內怨聲四起，覺得與紅軍這樣抵死拼殺，一點都不值：本來想依靠蔣介石打回東北老家去的，沒想到卻被反過來利用了一把。說不定全面抗戰還沒開始，東北軍就已經在內戰中打得一個不剩了。

及時改弦更張，對東北軍來說幾乎是本能反應——在關內打紅軍，不如出關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於是，早在紅軍東渡黃河，與晉軍和中央軍殺得難分難解之時，東北軍就已與紅軍達成了秘密停戰並互助的協定。 而在當時，主動要求和紅軍聯合，不打內戰，一致對外的，其實遠非東北軍一家，幾乎是所有地方軍頭的不二之選。 以陝西為地盤的楊虎城不用說了，與張學良那是難兄難弟，到兩廣事變爆發時，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華北的宋哲元、傅作義，都搶著派代表到陝甘寧蘇區，要與紅軍訂立抗日協定，這差不多成了一個公開的秘密。 張、楊與紅軍合作，只不過是在“合縱”的名單上多添了兩個人而已。 蔣介石公開場合和紅軍兵戎相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背地裡卻也早早就與中共地下黨建立了聯繫，進行談判，意圖“不戰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戰前後那套“削藩策”。

當然，對於諸侯們而言，這都是權宜之計。等到蔣介石擺平兩廣事變，眾人又是一哄而散，沒人再敢到黃土高原上去和紅軍合唱信天遊了。 你們都可以散，張、楊不能，一個成天想奪回家園，另一個志在經略西北，如果不跟紅軍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對這些情況，蔣介石不是不知道。 兩廣事變發生前後，明有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暗有藍衣社，都不斷有情報上達南京，說東北軍不是光跟紅軍聯繫的問題，而是內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時候，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甚至衝進東北軍軍營，從中抓了幾個“共黨嫌疑犯”。張學良聞訊後大怒，立即派兵對陝西省黨部進行反搜查，又將人領了回去。由此，兩邊結下深怨。 張學良為此向蔣介石“請罪”，請後者給以“處分”。

在國民黨內，所謂“請罪”、“自求處分”云云，多是做給外人看的場面工夫，實際根本不可能。蔣介石當時揮揮手就過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實更不快的是少帥。 因為他發現自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連馮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說籠絡馮、閻、李這些中原大戰時的老對手，只是蔣介石為了謀局而不得不為之的話，張學良看在眼裡卻委實不是個滋味。 他怎麼可能被排在馮、閻、李之後呢。 沒有東北易幟，國民黨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嗎，能統一全國然後自居為“中央”嗎？ 烽火中東路，就听了你蔣介石的話，獨自跟蘇聯作戰，最後幾乎把黑龍江軍的精銳都給打光了，試問地方諸侯誰能做到。 中原大戰，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時候，及時出現，並扮演終結者角色，把馮、閻趕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卻成了各路諸侯眼中的異類。 長城抗戰，如果沒有東北軍在長城內外苦苦支撐，大家接得上來嗎，華北豈止是維持，怕是早就歸日本人了，哪輪得著宋哲元這些人上台唱戲。 等到我再次回國，你讓我到東就到東，讓我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別山和紅25軍纏鬥，然後又跟到“苦寒之地”陝西，和中央紅軍打。 你說，地方軍隊裡面，誰肯這樣給“中央”賣命，只有東北軍！ 可誰能想到，自己出了這麼大的力，結果卻被拋得越來越遠，位次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後面去了。 對內，蔣張之間的關係，雖然表面上仍遠勝於一般君臣，其實內心早已生出芥蒂。 對外，更是快到撕破臉的程度了。 “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淪亡，足以令東北軍上下刻骨銘心，因為這導致了他們後來的一連串霉運，直至浪跡天涯，無枝可依。 想當初，前倚東北，後據華北，曾是何等風光，哪個地方派系和勢力有過如此富足和強盛，那是要錢有錢，要糧有糧，要槍有槍，又有誰料想過會淪落到如今這步淒慘的境地。 與此同時，在東北軍與紅軍作戰，以致損兵折將，徒勞無功之時，宋哲元卻以華北禦日為口號，取前者而代之，成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裡？就在於我們打的是內戰，他們喊的卻是抗戰！ 驅逐倭寇，打回老家，這既是東北軍上下的真實願望，也是一條從現實中突圍，改變自身地位和處境的必然道路。 可這個願望在現實中屢屢碰壁，因為蔣介石不讓他們參與抗戰。 綏远战火一起，東北軍將士聞風而動，以為機會到了，抗倭之責非我莫屬。然而他們最後發現，東北軍始終未被列入綏远战役的作戰序列，他們的任務仍然是老老實實待在陝北繼續“剿共”。更讓張學良感到大丟臉面的是，在第一期國防計劃中，東北軍竟然只能充當預備隊的角色。 除了憤怒，還有羞辱。 站在蔣介石的角度，如此安排卻也有他的考慮。 長城抗戰，東北軍人多歸多，論戰力，卻幾乎排在所有參戰部隊的末尾，而且由奉軍時代沿襲而來的軍紀一直很差，甚為人所詬病。這是從軍事著眼。 若以政略論，關東軍最見不得張學良和東北軍，其時如把他們擺到綏遠一線，無疑是在刺激關東軍，須冒與日本關係完全破裂，全面開戰的風險。 由於後面的原因，使蔣介石在東北軍的使用問題上十分小心，不願輕易把東北軍放入華北和內蒙古，情願讓他們在陝北跟中央軍一起“剿共”，而又正是這個做法，使張學良與蔣介石的矛盾更加激化。 與張學良相比，楊虎城的危機感更強。此時中央軍已大批進入陝境，說是“剿共”，誰知道是不是衝著我來的？ 要了解這一點，只要看一看雲、貴、川的遭遇就什麼都明白了。 一直以來，國民黨官方對一個歷史細節都隱而不言，那就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為什麼會“出走”得那麼順利。 其時蔣介石幾乎傾全力以至，國民黨軍隊大兵壓境，紅軍戰鬥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徹底“剿滅”紅軍，似乎並不像後人想像得那麼困難。 作為新桂系軍人中的戰略高手，李宗仁當時就疑竇叢生，認為蔣介石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來，不是施行碉堡作戰嗎，四周圍都筑起碉堡，重重圍困，怎麼可能會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開口子，也得開東邊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廣東兩省——一直往東，盡為大海，可立驅紅軍於絕境。要知道，南昌起義之後，賀龍和葉挺的部隊就是這樣在廣東潮汕遭到失敗的。 “成功經驗”都是現成的，現在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麼？ 據李宗仁說，紅軍入湘之後，中央軍本來可以“超越追擊”，即利用粵漢鐵路和湘江，從水陸兩路截擊紅軍，可是蔣介石卻屯兵湘北，作壁上觀，眼睜睜地看著紅軍繼續西進入桂。 紅軍要進廣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紅軍志不在此，他們往貴州去了。在李宗仁看來，這時候也完全可以不讓紅軍入黔。因為貴州那一帶地勢險要，只須破壞大路，留下小道，由黔軍和中央軍來個前後夾擊，也必能置其於死地。 可是蔣介石偏偏不這樣做，仍然採取那種“蠢到家”的蝸牛式尾追戰略，就跟商量好一樣，幾乎是隻手把紅軍給“送”入了貴州。 說蔣介石是戰略戰術失當的“蠢”，李宗仁絕不會同意。他認為，這是某人別有懷抱，一方面用紅軍來消滅異己，另一方面卻保存中央軍實力，在紅軍後面慢慢跟進，以便一點點佔領紅軍離去後留下的地盤。 不愧是多年的老對手，彼此肚子裡的算盤摸得真是絲絲入扣。很多年後，蔣介石的公子蔣緯國在一本書上完全證實了李宗仁的這一猜測：他老爸當年確實是想用這種一石二鳥的辦法，來賺雲、貴、川的地方軍頭，以便完成國防計劃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建立抗戰中的戰略大後方。 既是“賺”，那就不能打，蔣介石此舉高明就高明在，由於受到紅軍威脅，那些本來堅決拒絕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們竟然一反常態，爭先恐後地請中央軍過去“主剿”，結果“剿”到後來，貴州王王家烈一頭栽下馬來，四川王劉湘、雲南王龍雲雖然僥倖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蔣介石趁機滲透進去，從此就紮下根，趕都趕不走了。 楊虎城的擔心不是多餘的，蔣介石的確盯上了他的西北。 蔣緯國在書中認為，他的父親對未來的中日之戰曾有過通盤考慮，即一旦全面開戰，東南沿海難以守住，只能遷往內地，而這個內地，必須把南北都包括進去。具體來說，在南方，川、貴為核心，雲南為後方。在北方，陝西為核心，甘肅為後方。 在所謂的核心名單中，川、貴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陝西，而在川、貴、陝中，蔣介石又對陝西格外看重，認為是今後“禦侮復興之根據地”。 蜀中縱好，向為天府之國，然終偏於西南一隅，僅宜苟安而已，很難倚此成事。 想當年，諸葛亮那是多大一個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盡，卻只能出師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學生薑維，也是智勇兼備，能征慣戰的一員名將，接過遺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師還多三趟，仍然毫無建樹。 這說明什麼，說明要定天下，就必須先人一步，在北方搶占戰略要點。 顯然，楊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蔣介石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後者拱手稱臣的話，無論紅軍被消滅與否，陝西這塊地盤都終將失去，更不用說經略大西北了。 此時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軍都沒得選擇，如不主動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過於薄弱，必須尋找同盟者。 東北軍作為陝西客軍，兵力上又明顯強於第17路軍，因此張楊之間開始也是彼此猜疑，但是共同的處境，很快就讓他們認識到，只有轉變連橫策略，與其他諸侯結成合縱陣營，才能在未來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來兩廣事變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張、楊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蔣介石對兩廣動兵，則出兵援助兩廣。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隨著事態的發展，除了兩廣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 真正響應的也有，比如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這些人，可他們都早已過氣，空喊誰不會，但又能起到什麼實際作用呢？ 此時當然不是公開跳出來和蔣介石叫板的時候。 等到兩廣事變結束，張、楊與蔣介石的緊張關係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再趨緊張。 因為蔣介石搞定了南方，可以專心致志來搞北方了。 張、楊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頭一起，把“逼蔣抗日”進行到底。 先是諫諍。 以楊虎城所處地位，他不可能出這個頭。因此最初進言的是閻錫山和張學良。 趁著蔣介石舉辦五十大壽，一片喜氣洋洋，大家都高興的機會，閻、張相互看了一眼，便開始小心翼翼地獻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棄武力削藩政策，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那一陣蔣介石像走鋼絲一樣，連著搞定“福建事變”、“兩廣事變”，自己也有點環顧宇內，雄視左右的感覺，正在興頭上呢，如何能聽得進去。 說來說去，不就是想讓我不要跟紅軍作戰，然後你們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嗎？ 不可能！ 閻張兩人，一個想聯合紅軍，一個已經聯成了，自然都不肯輕易放棄自己的主張。 蔣介石的臉色開始晴轉多雲，不好看了。 跟你們說好多遍了，紅軍已成強弩之末，這個時候，如何能夠停手！ 他氣呼呼地問閻、張：是我服從你們，還是你們服從我？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閻、張只好卻步了。 出得門來，閻錫山第一個哭了，老淚縱橫，當著一個晚輩。 看來指望“蔣先生”是沒有用了，他斷然不會採納我們的主張，一切全得靠自己，我們自己幹吧。 一邊說一邊哭，還緊緊地握著對方的手，用力地頓了一頓，以示自己的悲憤之情。 張學良當時非常感動。 原來閻錫山對蔣介石的看法比自己還大。那句“我們自己幹吧”不就意味著，在南方逼蔣失敗後，我們北方可以繼之而起嗎？ 只是這一次，毛頭小伙終於輸給了千年老狐狸。 閻錫山其實就那麼隨口說說而已，內心裡，他雖然也希望避免跟紅軍作戰，但不到萬不得已，他是絕對捨不得再扔下家裡的壇壇罐罐出來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張學良的心態完全兩樣，一個尚有一大堆家業，要“保住家鄉”，另一個卻是兩手空空，時時刻刻想“奪回家鄉”。 不過閻錫山那已經出神入化的表演，卻帶給張學良一個錯誤的信號，讓後者產生出這樣一個錯覺，即如果張、楊這時候揭竿而起，北方諸侯是一定會群起響應的。 屢次進諫未果，少帥憤憤不平，回到西安後，他就問楊虎城有何高見。 楊虎城看了他一眼，問他是否真的有抗戰決心。 張學良點點頭。 隨後，楊虎城說了一句堪稱石破天驚的話： 餘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事！ 曹操把漢獻帝扶上寶座，明為皇上，暗為人質，用以號令天下，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張學良雖已有心理準備，但一下子被點醒，仍然駭了一跳，以至於好半天回不過神來。 見張學良如此表現，可把楊虎城給嚇住了。 雖早已是同盟者，但楊虎城脫口而出的那句話，很大程度上仍是試探性的，因為一旦對方不同意，或洩露出去，那可是有殺頭罪過、滅頂之災的。 張學良感到了氣氛的異樣，馬上寬慰楊虎城，表示自己絕不會做賣友求榮的事，但這件事實在太大，還是需要再從長計議。 很快，他們就探聽到了蔣介石對東北軍和第17路軍的最新處置方案。 第一個方案，兩軍服從“剿共”命令，重新開到陝甘前線去，對紅軍發動真槍實彈的全面進攻。兩軍在前，中央軍在後。 第二個方案，如果你們不想打紅軍，那對不起，請讓開道，東北軍到福建，第17路軍至安徽，這裡給中央軍來“剿”。 第一個方案不用多說了，只不過是蹈以前的覆轍，無論勝敗，兩軍都沒什麼好處。 對於第二個方案，張、楊也同樣不能接受。 張學良要去的是北方，不是南方，況且福建周圍已佈滿中央軍和擁蔣勢力，東北軍去了之後還能有多大施展空間呢？ 楊虎城則一直堅持“大西北主義”，認為這裡才是自己發展的根基所在，當然也不願離開西北。 兩個方案實際是蔣介石對張、楊的最後通牒，而張、楊都已感覺被這個通牒逼到了懸崖邊上，遂決定在蔣介石來西安時實行兵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