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第二節祖制的空殼

朱元璋對自己給子孫後代留下的“祖制”，是十分自信的。他認為經過自己這顆超級大腦幾十年日夜不停的思考，這些“祖制”已經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沒有改進的餘地了。他不放心後代們的智力水平，所以一再強調，他留下的這些規矩，一個字也不許改。他囑咐後代們“欽承朕命，勿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實錄》卷八十二）。他要求“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餘繼登《典故紀聞》卷五）。 那麼，這個“祖制”，被他的子孫後代們執行得怎麼樣呢？ 幾乎明代每一個皇帝都要反復強調自己對祖訓的恪守之誠。如明宣宗就說：“朕祗奉祖宗成法，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曾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往多有可鑑。”

而明代臣民一提起祖訓，更是神魂飛越，推崇得無以復加，崇拜得一塌糊塗。天啟間潘孔壁的說法就很有代表性： 太祖……創制立法，至精大備，明明典則，貽厥子孫……真萬代之龜鑑。列聖相承，二百四十七年以來，海內晏如……實我皇祖德澤，法度纏綿而鞏固之……我皇祖經世大法，該而核，簡而要矣！ 在這樣強大的恪守祖訓的政治傳統之下，表面上看，黃冊制度一直運行下來，而且規矩依然森嚴。黃冊庫初建時，只是在湖中的舊洲島上建有少量庫房。隨著黃冊每十年一造，每次匯送戶部約六萬冊，新舊並存，冊庫也每十年增建約三十間。所以後湖中的冊庫與黃冊，逐漸增多，佈滿了舊洲、新洲、中洲等各島。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有冊庫34間黃冊五萬餘本。萬曆三十年，增長到667間。到明朝滅亡前夕，後湖共收貯黃冊達一百七十九萬餘本。正如後湖管冊官、南京戶部主事計宗道在一首詩中所形容的：“九州圖籍歸天府，萬載珍藏亦富哉。”這樣巨大的規模，在當時世界上是罕見的。

自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至清兵攻陷南京，黃冊庫的工作前後二百六十多年從未間斷。不論從它保管整理的檔案的數量和文件利用的頻繁程度，還是從它本身各種規定嚴密的工作制度，後湖黃冊庫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檔案館之一。 但事實上，明代中後期，黃冊制度其實只剩下了空殼。 “祖訓”遠沒有朱元璋所說的那樣盡善盡美。某些朱元璋製造的“土法上馬”又異常強大的政治機器，只有他這樣的政治強人才能開動得起來，而他的後世子孫們根本沒有那樣的精神力量去操縱。於是，雖然人們仍然要保留祖制的外殼，不敢稍稍觸動，但形勢的變化使得這個外殼已經毫無意義。 “祖制”演變成一具可怕的政治殭屍。黃冊制度就是這樣。明代中後期，黃冊制度已經演變成了一個可笑的政治笑話。

首先，庫內的黃冊數量雖然迅速增加，但質量已經大大下降，甚至徒有其表而已。 朱元璋制定的明確而嚴格的黃冊製造質量標准在洪武、永樂年間得到了貫徹。這兩朝的黃冊後來被人稱為“銅版冊”，就是說它堅固厚實，有如銅版。然而明代中期之後，各地造黃冊，已經不再遵守原來的規定。嘉靖三年，南京吏科給事中彭汝實這樣說： 各庫黃冊式樣大小不一，中間全損亦殊。大抵體裁最闊大者多損，體裁稍窄小者多全。蓋惟闊大則翻閱既難，曬晾不便，收藏搬運之際，亦未免於損破矣。 （《後湖志》卷十）朱元璋規定必須使用厚實白綿紙造冊，然而明中期以後，許多地方為貪污經費，專門以脆薄的劣質紙張造冊。更有許多在造黃冊時動了大量手腳的底層官員為了毀滅罪證，特意使用容易被蟲蛀的上過粉的紙來造冊，裝訂時又違反規定，使用大量面製漿糊。這樣，黃冊送到後湖之後，不久就會被蛀蝕一空。

這一著很奏效，明代中期之後，後湖黃冊庫經常發生黃冊“通架蛀光”的情況。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黃冊庫共有七十九萬二千九百餘冊，但其中殼面不存，不同程度被蟲蛀或腐爛的已達六十四萬七千三百冊之多，佔81%以上。 （《後湖志》卷九，《為補造蟲蛀黃冊以備清查事題本》）不但用紙嚴重違反規定，內容也越來越敷衍塞責。朱元璋本來要求是正楷，後來卻普遍是“字跡潦草，行款參差”。 這種狀況所反映的，絕不僅僅是基層胥吏們的貪贓枉法，更反映出官僚體系整體的敗壞。否則，如此明顯的不合呈式之處，各級負責審核的官員何以不能發現？後湖收冊官員何以竟能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