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第五節大明：退化的朝代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樣，從世界史視角觀察，朱元璋的出現使中國社會體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現了重大退化，導致中國從明代開始與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進，永遠失去了在人類文明中的領先地位。 十四世紀的明朝，與歐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紀的歐洲特別不幸：黑死病掃蕩了歐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歐動盪不已的“百年戰爭”也始於這個世紀，因此人們稱這是歐洲的“黑暗時代”。而在中國，朱元璋卻締造了一個很長的和平時期，“華冑重光”，生產恢復，東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亂的表像下面，卻湧動著兩股方向相反的歷史暗流。 在歐洲大陸，從十四世紀起，漫長的死氣沉沉的中世紀統治開始支離破碎。由於教皇和國王們忙於爭權打仗，無暇管理地方事務，許多城市從封建統治中脫離出來，獲得了獨立。這些城市居民們集資向國王們購買了自治權，可以組織自己的市政廳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當時的一句俗話所說，“城市的空氣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裡，人們不再向國王貴族們卑躬屈膝，他們投身於商業和企業，用自己的雙手和頭腦為自己創造財富，用財富來建立自信。 “自治市的自由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這種自信和獨立是歐亞大陸任何地區所沒有的。”這些城市的本質就是一個大公司。 “所有的商業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業船隻也就是海軍。”這些城市一出現就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之後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敗熱納亞，成為歐洲海上霸主。 從此之後，資本主義因素在封建社會的縫隙中像黴菌一樣逐漸生長，很快摧垮了日趨腐爛的舊體制，使歐洲社會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卻進行著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會理想，頗具烏托邦精髓。他統治的原則就是全面的社會控制，把每個社會成員的一舉一動都嚴格控制在政府權力之內，以徹底杜絕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村莊，取消了多元和層級發展的可能，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如果把異族建立的元朝視作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意外，那麼作為一個漢人政權，朱元璋直接繼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稱他的奮鬥目標是“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卻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個非常富於“現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的極盛出現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認為是一個衰弱的朝代。然而從經濟角度來看，唐朝與宋朝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拿國家財政收入來比較，宋朝國家財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額的三倍。 更具說服力的是財政收入的構成。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農業稅是國家收入的主體，而宋朝時，工商稅收佔財政收入的70%，農業稅只佔30%。這說明宋朝的財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對農民剝削，而是由於工商業繁榮、生產力提高的結果。 孫基隆在《鳥瞰中國千年史》中說，宋朝鋼鐵工業高度發達，大型企業通常會僱傭數百名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廠聘用工人數多達八千人。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年為例，達年產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宋朝採礦業發達，信州鉛山的一個銅礦就有十餘萬礦工。煤已經成為首都的主要能源。 “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礦冶、造紙業、製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長江兩岸，貨棧林立，廣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遠航阿拉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作為經濟發達的一個標誌，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時年鑄幣量五百萬貫，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不過三十二萬貫。宋朝還發明了紙幣，出現了銀行和支票這類非常“現代”的金融工具。 網絡作者“Jiangpub”在流傳極廣的一篇文章《中國的大宋，世界的美國》中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採取了類似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王安石則是世界上第一個試圖對全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專家。

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財政收入供養數量眾多的軍人，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宋代的中國都已經出現，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國比較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說： “本書的假設是： 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 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啟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麼成果。 ”

在“現代”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基礎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實現了突破。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不殺大臣”，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學藝術作品裡，洋溢著前所未有的生活氣息和個人尊嚴意識。 然而，朱元璋創造的明朝卻在宋朝的坐標下實現了全面大躍退。明史學家黃仁宇說，“明朝之採取收斂退卻的態度，也可以說是在王安石新法失敗後的一種長期的反動”。明代的經濟發展遠遠不及宋代。宋真宗時代，國家財政收入16000千萬兩白銀，而據黃仁宇計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間，平均每年財政收入是3078萬兩，不過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農業稅佔明朝政府總收入的81%，工商雜稅只佔總收入的12%。這個數字告訴我們，相對宋代，明朝的經濟結構是何等落後。

宋代經濟奇蹟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做了皇帝之後，朱元璋敏銳地意識到了商人財富的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因此在他的統治下，中國幾千年來的抑商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 他屢屢說：“農桑為衣食之本。”只有實實在在出產了糧食和棉花的活動在他看來才是勞動。他說：“上古時代，每個男人都耕地，每個女人都織布，所以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從人們學會了經商，學會了享受，農桑之業廢……所以，要讓天下人都吃飽飯的關鍵在於禁止商業。” 他規定，商人外出經商，必須經官府嚴格審核，發給通行證才行。如果沒有通行證隨便外出，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遊食之罪”，重則殺頭，輕則發配到邊疆地區。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國所有的商業經紀人和中間商，只允許最低限度的商業活動存在。商人被列為社會上最底一層，想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宋代財政收入早就實現了貨幣化，朱元璋卻把稅收制度倒退了幾百年，恢復了低效率的實物徵收制和勞役制。 “衙門內的傳令、獄丁，都由各鄉村輪派，即使文具紙張，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類的修理也是同樣零星雜碎的向村民徵收。”“全國蓋滿了此來彼往短線條的補給線，一個邊防的兵鎮，可能接收一二十個縣份的接濟；一個縣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機構繳納財物。”“萬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 用黃仁宇的話來說，洪武型財政的特點就是“缺乏眼光，無想像力，一味節省，以農村內的經濟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產……不顧投資為來日著想”。 “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經濟發展不平衡，部分地區經濟高度發達，江南領先於華北，東部發達於西部，由此帶動全國經濟成長。朱元璋則始終崇尚平均主義，防止局部地區經濟領先發展，強迫領先地區向落後地區看齊。 宋代貨幣高度發達，明時則抑制鑄幣業，有時甚至禁止金銀及銅幣交易。據估計整個明代鑄錢量不超過千萬貫，這不過相當於北宋兩年的造幣量。因為缺乏貨幣，無法交易，許多小商小販失業，“1544年竟至因'錢法不通'人民倒斃於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國，從海外貿易中獲得了巨大財富。但明朝實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措施，非但不准國人出海，外國進行“朝貢貿易”的數量也限得極低。孫基隆說：“明代中國從蒙古世界系統中擺脫出來……不可免作出背對世界大勢的自然反應。中國從唐末已開始走向海洋，但如今這個新走向變成'離經叛道'，並被算在'外族'蒙古的頭上，而新出現的鎖國心態則被說成是'華冑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開創的明朝，賤視大臣的程度創了歷史之最。皇帝一不高興，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脫下褲子一頓棍打。 唐宋以生機勃勃的外向型競爭社會呈現於世界，而朱元璋統治下的明朝則是內向的、反競爭的、缺乏想像力的。朱元璋開創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國歷史上最穩定的朝代之一。而這三百年間，卻是歐洲歷史上最為動蕩的階段。不過正是在這些動亂中，孕育了現代西方文明。黃仁宇說，“克倫威爾在馬斯頓荒原擊敗查理一世時，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國所謂崇禎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國與西方一個大幅度後退、一個大踏步前進的擦肩而過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