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第四節里甲制度：“二流子”們的緊箍咒

正經過日子的農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老實巴交的莊稼人到了城裡，最害怕的則是地痞流氓。作為一個從小家教嚴格的標準農民，朱元璋雖然曾混跡江湖，本性裡對遊手好閒之徒卻有一種強烈的厭惡。 對於那些縱情玩樂的“敗家子”，他從來都看不慣。 翻閱史料，偶然見到了朱元璋接見功臣子弟時的一篇講話，錄其片斷，從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態度： 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個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 你每（們）趁我在這裡，年年來叩頭。你每（們）還是挨年這歇來（方言，即“每年到這來”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學那等潑皮的頑……你每這幾個也年紀小哩，讀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有一次，朱元璋聽說京衛將士閒暇飲酒，就將他們召來訓斥一通：“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饜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他對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簫唱曲更是異常痛恨，曾頒旨大加懲罰：

“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臾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 做了皇帝之後，朱元璋又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遊民們的可怕。歷代農民起義，都是由遊民牽頭，他們有農民們所沒有的膽量、野心和社會活動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在社會上自由活動，因此，在天下大亂之時，往往成了燎原的星火。因此，登基之後，他把消滅遊民作為控制社會的關鍵。 他規定，每個人都要從事固定的職業，社會上不許存無業之人。 他在《大誥續編·再明遊食第六》中說： 再次申明不許不務正業，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職業。我這個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鄰人、里甲，對這些不務正業者，要告誡訓誨，讓他們立刻找活干……一月之間，仍然不務正業的，四鄰和里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們送赴京來，為民除患。如果不拿，這樣的人，非在官府幫閒做壞事，就在鄉里當盜賊……是誥一出，四鄰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壞事，案發之日，四鄰里甲同坐其罪！的示不虛！

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個一個單位，變成“單位人”、“固定人”，每個人只有依靠單位才能生存，才能領到工資、口糧。這樣，就可以確保每個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為國家機器所控制。 朱元璋在計劃經濟體制出現前五百多年，即已把傳統的“里甲”制度強化成了鑲嵌式的社會控制體系，用“里甲”這張大網對全國人民進行了網格化固定。他規定，全國人民，每十戶編為一甲，每一百一十戶編為一里（一里包括十甲，另十戶輪流為里長）。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歸屬的“單位”。 朱元璋的里甲制雖然是由歷代沿襲而來，其嚴密程度卻大大超越歷代。 他規定，“里甲”的首領有組織一里之內生產生活的權力。一里之內的居民，都有互相監督的義務。每家每戶都要互相作保，實行連坐，一家犯罪，全體倒霉。他發布《大誥》說，一里之內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況：

要知道這家幾口人，是從事什麼職業的。比如，讀書的，要知道他的教師和同學分別是誰，是上縣學還是州學，要一清二楚。當教師的，鄰里一定要掌握他的學生們的情況，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這些人。 務農的，每天從炕頭到地頭，天天出來進去，鄰里都看得見，這個情況就好掌握了。 做工匠的，鄰里們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證，掌握他到哪去做工了，一般到遠處做大活兒，在外呆的時間可以長些，在附近做小活，應該不久就會回家，鄰里要密切掌握這些情況。 經商的，有做大買賣的，有做小買賣的，有走得遠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去都有通行證可以檢驗，回來的期限就不必嚴格限定了。不過鄰里也要勤打聽點，如果一年到頭也沒有個信，兩年還沒回來，鄰里就要到這個人家裡去問問緣故。 （《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之所以要如此嚴密地掌握鄰里情況，是為了一發現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匯報給官府。 “一里之中，如果發現了強盜小偷，逃出軍隊的人，逃歸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規矩胡亂生事的人，里長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里的人抓來送到官府裡去，如果不這樣辦，嚴懲不貸。”

在這樣嚴密的社會控制之下，遊手好閒之人當然沒有了生存空間。朱元璋重申：“一里之間，如果有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里長們坐視不管，鄰居親戚也不抓他送官，那麼這個遊手好閒的人處死，里長們還有他的鄰居親戚們都流放到邊疆！” 里甲制度如同一個個牢籠，使天下人“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浪兒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當然要防止第二個朱元璋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