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八節權力決定一切

西諺有云：“窮人的房子風可進，雨可進，未經允許國王不可進。” 在同時代的歐洲社會，像朱元璋這樣大規模地強制性搬遷，這樣任意剝奪私人財產，這樣心血來潮地命令富人替窮人交稅，是不可想像的。 很多人讀世界史時會發現，書上說歐洲的國王們很窮，要打仗要辦事得向商人們藉錢，借得多了還不起，就被商人們控制，不得不聽商人的話，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結果資本主義就這樣發展起來了。 （在日本也是這樣，到明治維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制了大部分領主的財政收入。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的民謠。） 我們讀了之後大惑不解：怎麼君主還會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嗎？西方的君主怎麼那樣笨？

大多數人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雖然私有製在中國起源很早，然而中國人從來沒有真正確立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本質上的區別是組織方式的區別。西方社會是個契約社會。統治者的權力或多或少產生於契約關係中。在封建時代的君主制下，國王只能對他直屬附庸的封地，在契約性規定的基礎上，享有某些權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臘為代表的民主制下，權力的產生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每個公民從根本上說都是平等的，所以公民們在一個國家之內共處，首要的是按照公共約定的方式，通過公開的競爭，組織起政府，把權力自下而上賦予它，使它合法地為眾人服務。所以西方行政權力的表情有點像一個僱工，畢恭畢敬，一副被選票所操縱的窩囊樣。

而當古代中國人群聚之時，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 他們較量武力，比賽智謀，來進行與大猩猩群中爭奪首領頗為類似的慘烈鬥爭，用朱元璋的習慣語言，就是“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最後，唯一的一個勝利者穿著血跡斑斑的征衣，踩著失敗者的頭顱登上王位，對所有人發號施令，生殺予奪，成為天下人民的“主人”，即“遂掃平群雄，使百姓息於田野”。而其他活下來的競爭失敗者和那些膽怯的旁觀者於是立刻匍匐在地，三呼萬歲，從此成為王者統治下的順民，即“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學者林澐等研究“王”字的起源，認為王字本是斧鉞之形，是殺伐的象徵。而“臣”字的本義是奴隸，它的字形是一個卑躬屈膝的人。 《說文》說：“臣，像屈服之形也。”

同樣是分封制度，中國的封建與西方的封建並不是一回事。兩週時代的分封關係不是在大小貴族之間經過博弈產生的，而是作為最後的戰勝者的王，以全國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的資格，向臣下“授民授疆土”。 “授”下去以後，“王”仍然擁有最高的所有權；而且授受雙方之間，只存在下級對上級的單方面服從關係，而不存在契約性的相互制約關係。 因為權力的取得沾滿鮮血，所以中國式權力的表情是居高臨下、威嚴無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霸氣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氣。沒有一個國家像古代中國那樣，政治權力決定著一切。每個社會成員，都被政治權力所牢牢控制。政府與它統治下的人民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從這樣一個詞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國稱統治人民曰“牧”，即“放牧”。 《淮南子》直截了當地說：“夫牧民者，猶蓄禽獸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統治者眼裡，被統治者是自己用刀劍獵獲來的豬羊，自己對他們擁有絕對的產權，生殺予奪，任由己便。

有了鮮血和頭顱做底氣，古代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做起事來，從來都是大刀闊斧、乾綱獨斷，沒有和皮鞭下這些豬羊商量的習慣。上古時代，史載商王盤庚欲遷都於殷，但許多人留戀故土，盤庚聲色俱厲地說：“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 秦始皇時代大規模的移民、修長城，也沒聽說徵求過百姓們的意見。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內，人民搬遷一空。 如此巨大的行政動員能力，讓西方人驚嘆不已，說西方任何一個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權。 雖然中國的皇帝們不可能預見到西方社會國王終於被富商控制的後果，但他們的政治敏感度確實比西方君主們高多了。戰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就十分銳敏地認識到，不受專制政權控制的私營工商業乃是破壞自然經濟、威脅封建專制“國本”的大敵，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同西歐封建專制政權的“重商主義”截然相反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的理論和政策。他們希望把天下人盡量控制在無餘財無餘力的狀態。後來的皇帝們更是知道如果“富商大賈富過王侯”，則意味著他們的政治壟斷地位將受到挑戰，所以中國多數朝代不允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

因此西方是經濟支配的社會，而中國卻是權力，或者從根源上說，是暴力支配的社會。西方的權力為經濟發展服務，而在中國，權力是超越經濟的，是指揮經濟的。這是中國和西方社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別。 經濟學家楊小凱說，私有財產製度是比民主政體更重要的現代社會的基石。西方社會私有財產權大於政治權力，所以我們從解剖經濟關係入手，可以發現西方社會的一切秘密。當新的中產階級的獨立經濟勢力超過了政府的權力，就有能力進行造反，進行政治上的製度創新，這是資本主義產生的一個關鍵。所以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然而，馬克思的這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理在中國這片特殊的土地上就不准了。中國不可能出現商人造反，只有不斷重複的農民起義。

因為以暴力為基礎，中國的專制權力這個東西很神奇，它不能生產出一粒糧食，製造一匹布匹，但卻可以支配一切東西。只要有了權，土地、財富，一切東西都可以源源而來。 如果一個人能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便可以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所以，朱元璋才可以憑一己之喜怒，把國家像揉麵團一樣揉來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