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第七節人類史上最大的移民行動
唯有對於農民，朱元璋是關懷備至。因為，農民的利益與他的利益高度重合。在打擊地主階級利益的同時，朱元璋不遺餘力地提高底層人民的社會地位。
元朝社會奴隸制復活，大量貧民因沒有生計，賣身為奴。朱元璋即位不久，就下令解放奴隸。他下詔說：“因元未大亂，所在人民或歸鄉里，或避難地方，勢孤力弱，或貧乏不能自存，於庶民之家為奴者，詔書到日，即放為良，不得羈留，強令為奴。”並決定由朝廷出資贖還因飢荒典賣為奴者。
在他的政策下，絕大多數奴隸獲得了解放。
元朝時期，地主和佃戶之間貴賤等分甚嚴，元法律規定，地主與佃戶行主僕之禮，佃戶對地主“拱侍如承官府”，在路上遇見田主，“不敢施揖，伺其過而復行”，地主打死佃客，僅科以“杖一百七，徵燒埋銀五十兩”，便告了事。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下詔改變這種嚴重不合理的規定：
“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禮行之。”農民和地主的關係，由父子升為少長，身份地位有了明顯提高。
朱元璋起家於起義，也正是在起義中，他親身感受到了普通百姓身上蘊藏的力量。他認為，元朝之所以滅亡，在於“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起自赤貧的他，當了皇帝后仍然非常儉樸。對老百姓，朱元璋也很厚待。朱元璋制定了極低的賦稅水平。在全國大多數地區，老百姓的田賦一般是每畝徵收三升三合五，以畝產一石而論，不過三十稅一，也就是說，朱元璋制定的農業稅，稅率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一甚至更低。與元末相比，實在是不啻霄壤。
為了讓全國官員理解他的這一做法，在這篇白話詔書《大誥武臣》中，朱元璋將道理講得粗鄙而透徹：
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未長成，怎麼說道不餵食，不放？必要餵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生方可用。如今軍官全家老小，吃著穿著的，這見受的職事，都是軍身上來。這軍便似他家裡做飯的鍋子一般，便似倉里米一般，又似莊家種的田一般……似他這般害軍啊，卻便似自家打破鍋子要飯吃麼遙？卻似露天地裡放著米，眼前吃一頓，別的都爛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無？卻似莊家種田，本是一百畝，足本家食用，內賣去十四五畝，荒了數畝，尚且要飽飯吃，得也不得……害得軍十分苦楚，望長遠受用，如何能勾？
為了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朱元璋還大力建設民政福利制度。
一有災荒，他就心神不安。對災荒的記憶牢牢地刻在他的腦海裡。他說：“朕經常想起寒微之時，不斷遭遇兵荒饑饉，經常靠野菜度日。今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嚐一日忘於懷。”他開倉濟民，毫不吝嗇。他規定：
“凡地方發生水旱災害，地方官不報告的，許老百姓來申訴，我將對官員處以極刑。”因為瞞報災情及賑災不力，他殺了不少官員。
他執政的特點是對下屬極不放心，要求事事向他請示而後行，唯規定救濟災民可以先行動後匯報。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四月，他命戶部通令全國郡縣：“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各地發生水旱災害，查勘屬實，全部蠲免稅糧。沒有災情的年頭，也會挑一些貧窮地區，減免農業稅。整個洪武年間，賑災所賜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
除了這些應急措施，他還建立制度化的福利救濟設施。回想起父親生病無錢救治的慘景，他發布命令，令各地設立“惠民藥局”，凡軍民有病而無錢醫治者，給醫藥治療。因為自己做過流浪者，他對無家可歸者的疾苦深有體會，他命各地設“養濟院”，貧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贍養。月給米三鬥，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給以上數量的三分之二。這些福利設施幫助人民解決了在舊朝代靠個人力量無法解決的生老病死等困難，使社會上最脆弱群體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顯示出了新生政權對民生的關心，也顯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農民帝王本色。
朱元璋知道，他的帝國的最佳統治模式是建立在一盤散沙式的小農社會之上。在他的算盤裡，自耕農越多越好。因為自耕民恰好處在歷代統治者夢寐以求的沒有“餘粟”“餘智”“餘力”的狀況下，只要他們都能吃上飯，並且沒有渠道自我組織起來，就對帝國構不成絲毫威脅。相反，馴服的小農是專制政權最牢固的基礎，他們的勞動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財政來源。
所以，朱元璋才要製造一個平均化的社會，使盡可能多的人成為自耕農。這樣，基層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體積大小都差不多，不會相互侵凌，也不會相互融合。在皇權面前，他們都是原子化的個人，對皇權的控制沒有絲毫的抵抗力。
現在，他已經把大的土塊基本上碾成碎沙，不過，這盤沙子在整個中國這個盤子裡的分佈還不均勻。
明朝初年，因為連年戰亂，許多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蕪，人煙稀少，官員無人可統治。朱元璋老家鳳陽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戰爭過後，鳳陽的人口少至平均每平方公里僅僅五個人，許多地方一望都是荊棘，走幾天路不見一個人影。
翻開《明史》，荒涼景像在元末明初這個時段比比皆是：
以繁榮著稱的揚州，到龍鳳三年（公元1357年），“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徐達率師北伐，路過河北，發現“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洪武初，濟南知府陳修上奏“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衛輝府獲嘉縣在洪武三年時，“土著不滿百，井閭蕭然”。
直到洪武十五年，致仕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條》，還說：
“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
因此朱元璋在聖旨中說：“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土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
面對這種情況，朱元璋動用行政力量，組織了人類史上最大的政府組織移民行動。朱元璋一共組織移民1340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在中國史、人類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在華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區，流傳著大槐樹的傳說。這個聽起來有點離奇的傳說凸顯了朱元璋移民的力度之大，措施之嚴密乃至嚴酷。
心思縝密的朱元璋對移民組織得很成功。他居高臨下，根據各地的人口密度，確定遷出地、遷入地，由各地官員組織護送，並且發給遷移人口一定量的種子、糧食和農具，以使他們到了新地區後能迅速紮下根來，安居樂業。應該說，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計劃周密，組織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點。
可是，我們現在讀到的關於明初移民的記載和傳說，卻一律充滿了悲苦和辛酸。民間傳說，當時為防止人們半路逃歸，每登記一人，在腳小趾上劃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為小趾重甲；長繩捆綁，押解上路。由此人們都養成了背手習慣。連小便都要報告長官，由軍人解開手，才能行事，所以華北各地，都把上廁所叫做解手。
原來，朱元璋不論是為人民辦好事，還是鎮壓老百姓，風格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強悍霸氣。明初大移民是強制性的，誰搬誰不搬，搬多遠，搬到哪，都由政府官員一手劃定，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老百姓一點發言權和知情權也沒有。縱然從長遠看，移民造福於民，然而中國老百姓歷來安土重遷，要說服他們背井離鄉談何容易。
以山西人為例，無論是遷往安徽還是山東，多則四五千里，少則千餘里，所到之地又是人煙稀少，荊棘叢生，“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其艱難困苦之狀可想而知。山西曆來比較富裕，兵亂較少，所以百姓並不願意搬遷。朱元璋僅有的動員手段就是頂在後心上的槍刀，有時甚至是欺騙手段。偃帥縣《滑氏溯源》一文談道：“人們傳說山西遷民，唯不遷洪洞，所以人們都紛紛逃聚洪洞，不料上面驟然行文，獨遷洪洞……”
通常是，遷民令一下，各地官員就紛紛下鄉，把各地百姓整編成一百一十家為一里的隊伍，統一到某處集合，點名，發給身份證明，然後由官兵押著，一隊隊出發，奔向天南海北。洪洞大槐樹、蘇州閭門、江西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都是這些移民們出發前集合點名的地方，是移民們聽候官員們發號施令的所在，時間久遠，就被移民的後代們傳說成了自己的故鄉。
移民們一隊隊拖家帶口、扶老攜幼，拉著家裡的壇壇罐罐洒淚告別送行的父老鄉親。無論是寒風刺骨的嚴冬，還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罵聲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拋下因生病或者飢寒交迫而倒下的同伴。
不管過程怎麼樣，結果是大手筆地改變了中國的人口佈局，大大改變了人口分佈不均的現象。許多無地少地的民眾得到了屬於自己的“三畝地一頭牛”，可以在此基礎上建設“孩子老婆熱炕頭”的幸福小農生活。因此，按照歷史學家們的標準，朱元璋的大移民功垂千古。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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