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六節吸血的官員們

中國貧困化的第三個因素是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專制制度的發達使中國官僚體系的早熟和完整舉世無匹。官僚體系的龐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皇權，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具有無法抑制的瘋狂擴張的衝動。每個王朝建立後，官僚隊伍的人數都直線上升，與此同時，農民的負擔也自然直線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時，農民的負擔會暫時減輕，會積累一些財力來改善生活狀況。而過了頭一兩代皇帝，則負擔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難以為繼。 在歷代大一統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屬於統治技術較為粗糙的一類。蒙古人本不懂農業，當初南下之際，曾想將漢地“悉空其人以為牧地”，也就是說，把農民消滅乾淨，把良田改造成牧場。還是在耶律楚材的勸說下才改變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動蒙古統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為牧場，收益不如剝削漢地農民大。

基於這種思維方式，蒙古人的剝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統王朝要更赤祼祼。元朝將全國人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公開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為了防止漢人反抗，蒙古人規定，不許漢人學習武藝，不許漢人上山打獵，甚至夜間禁止漢人通行。 《元史·刑法志》載： 諸夜禁，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 違者笞二十七，有官者聽贖。其公務急速，及疾病死喪產育之類不禁。 也就是說，每天晚上八點到第二天早上六點，老百姓不許上街行走。和這一條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時段，不許百姓點燈。漢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隸。 經濟上的剝削比政治上的歧視更令底層百姓難以承受。蒙古皇室手筆粗豪，揮霍闊大，日常生活奢靡無比，宮廷的花銷大得驚人，據天歷二年（公元1329年）中政院的報告，“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帛五萬匹，綿五千斤”。他們做起佛事來更是漫無節制，最多時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據延禧四年（公元1317年）統計，每年內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酥油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

這些費用最終是由底層社會來承擔。還是以朱元璋家為例：元朝實行職業世襲制，將一部分人戶另立戶籍，承擔某種專業性的徭役，如站戶（承擔驛站的徭役）、礦冶戶（開採鐵、銀等礦）、獵戶（從事打捕）、水手戶（充當河運與海運的水手）、灶戶（煮鹽）、窯戶（燒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們本來是淘金戶，按規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納金子。但南京附近並不產金，於是只好靠賣糧換錢，再到遠處買金子充數。這樣折騰幾年，把僅有的一點家產賠光，才不得不北渡長江。然而到哪裡都逃不脫官府的搜刮。五四逃到淮北之後，還沒有過上幾天安穩日子，官府就開始來收稅。按照元朝規定，淮河南北的農民要繳納人頭稅、農業稅和科差。人頭稅每人二石谷，約合今天的360斤。朱五四家三個成丁，就要繳1080斤谷。稅糧要由稅戶自己輸納進倉，按國家規定，每石稅再納鼠耗三升，份例四升，而實際徵收的要遠遠大於這個規定。元代前期官員胡祗矞說：“鼠耗、份例之外，計石二三可納一石谷。”如此算來，1080乘以125%，就變成了1350斤。科差主要包括絲料、包銀、官吏俸鈔三項，是按戶繳納。規定每戶納絲1.4斤，包銀鈔四兩（銀鈔二兩合銀一兩），官吏俸鈔五錢至一兩。按購買力計算，元代一兩銀值四石谷，則三兩多銀值2160斤谷。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負擔3510斤谷的負擔。我們估算朱家那時每個勞動力可生產糧食2000斤，則總產量6000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給國家。這尚是國家正式規定的稅收，各地政府的層層加稅還不在此列。

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大起義後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夠溫飽有餘。而其餘大多數時期裡，都處在僅能勉強維持生存的處境之下。據龐卓恆在《人的發展與歷史發展》中介紹，在正常年景下，中國農民一般狀況下每年產品的剩餘率不會大於5%。而中世紀一個佔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國農奴戶淨餘率為26％。他們一年生產的糧食約為4641公斤，除去租稅、種子、口糧後約可淨餘糧食1224公斤。從這個數字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 由此可見，中國官僚階層對廣大農民的剝奪，遠遠嚴酷於歐洲的莊園主。中國農民被迫在簡單再生產中耗盡全部潛能，使他們無法像西歐的農奴一樣，有剩餘財力來發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由此推動起一個又一個的促成封建制度解體的重大歷史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