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第六節農民和農奴的區別

中國農民被稱為“民”、“百姓”，而西方農民被稱為“農奴”。從字面上看，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遠高於西方。然而，事實卻是相反。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嚴密的一個群體。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時代，政治家們就已認定，只有讓農民處於既不“轉死溝壑”，又無“餘粟”、“餘力”、“餘智”去“捨本而事末”，使他們世世代代“死徙無出鄉”，才能保證天下太平。從極早開始，中國政治家們就發明了“戶口制度”和“保甲制度”這雙重控制體系，天涯海角內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被毫無遺漏地織入帝國行政網絡之內。 在這個控制體系中，居民們一生下來就被登記註冊，不許隨便遷移，不許隨便改變職業，並且相互監視，實行連坐。一家有罪，鄰里遭殃。

這種控制，實際上比西歐那種莊園農奴制度對農奴的束縛要嚴密得多。 與此同時，歷朝政府又堅持不懈地阻斷民間社會自發組織的渠道，厲行打擊民間的宗教組織和集會結社行為，使農民在政治上永遠處於一盤散沙狀態。比如元朝政府，禁止漢人劃龍舟、趕集、夜間點燈。靠白蓮教紅巾軍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後立刻取締了白蓮教。大清律則明確規定，百姓之間結拜兄弟是犯罪行為。 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目的當然是為了“萬世一系”，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剝奪農民們的財富以供養自己。中國政權對農民徵課的各種租稅，實際上總是遠遠超過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稅一”、“三十稅一”之類的限額。 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起義後建立的新王朝初期三十年內，能夠溫飽之後，略有所餘。而其餘大多數時期裡，都處在為溫飽而奮鬥終生的處境之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很多。

據學者推算，中國農民去掉賦稅後，人均佔有糧食通常低於六百四十斤。而在中世紀歐洲，一個農奴的年糧食消費量就達到一千零七十斤。而且，就連這低水平的生存，也多次被大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所打斷。 專制權力發展的規律只能是越來越貪婪。尤其是每當一個王朝進入它的中後期，龐大的官僚機器和官僚隊伍總是要像腫瘤一般進入無法抑止的膨脹階段。與此同時，人口越來越多，人均佔有資源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線下。餓殍遍地，鬻兒賣女，是每一個王朝末期必然出現的悲慘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