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太上皇李淵的忠臣
隨著時間的推移，李世民手中的權力日益鞏固，大唐王朝也日益呈現出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榮的太平景象。
這樣的時刻，李世民終於可以騰出手來，做很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正月，李世民用一種陰冷的目光鎖定了朝中的一個大臣。
這個人曾經是武德年間滿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風光的一個人物；進入貞觀後，他仍然身居高位，名重一時。
他，就是時任司空的裴寂。
眾所周知，裴寂是晉陽首義功臣、李唐開國元勳，深得李淵寵信。登基之初，李淵就曾對裴寂說：“使我至此，公之力也！”隨後拜其為尚書右僕射，賞賜華服珍玩無數，並且每天賜以御膳，臨朝之時，必引裴寂同坐，極盡恩寵之能事。 《舊唐書·裴寂傳》稱：“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為比！”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劉武周進犯并州、橫掃河東，裴寂自告奮勇率兵出征，結果丟盔棄甲，鎩羽而歸。李淵只不過輕描淡寫地責備了幾句，表面上把他交給有關部門處理，實際上沒過幾天就把他放了，而且“顧待彌重”，恩寵不減往日；此後不久，另一個開國元勳劉文靜企圖與裴寂爭寵，卻被李淵和裴寂以謀反之名聯手剷除。可見在武德一朝，裴寂第一寵臣的地位根本無人可以撼動。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李淵又擢升裴寂為左僕射，並賜宴於含章殿。裴寂故作謙恭地辭讓了一下，表示既然天下已經平定，自己就應該告老還鄉了。李淵一听就急了，眼淚嘩嘩地下來，十分動情地說：“未也，要當相與老爾。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逍遙晚歲，不亦善乎！”隨即加封裴寂為司空，賜食邑五百戶，而且派遣一名官員天天到裴府蹲點，生怕他偷偷掛冠而去。從這件事情足以看出，李淵對裴寂的寵信早已超出君臣的範疇，可以說有深厚的私誼。
李世民即位後，一開始對裴寂也顯得恩寵有加，優禮備至。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他加封裴寂食邑一千，與前共計一千五百戶。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到南郊祭祀，返程時忽然命裴寂和長孫無忌與他共乘御輦，以示尊崇。裴寂受寵若驚，不敢奉命。李世民笑著說：“以公有佐命之勳，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舊唐書·裴寂傳》）
恭敬不如從命。最後裴寂只好硬著頭皮與天子同乘而歸。
也許正是從“同乘”的這一刻起，裴寂就已經預感到危險的降臨了。因為李世民的那句話聽上去好像是一種莫大的恩寵，實則充滿了弦外之音。
因為，李世民所說的“佐命之勳”，無疑是在向裴寂強調——你佐的是我父親的命，不是我的。所以，與其說李世民是在誇獎裴寂，還不如說他是在警告裴寂——不論你有多大的“佐命之勳”，你終究是太上皇的人，而不是我李世民的人。
裴寂不無恐懼地發現：在新天子李世民的朝廷上，自己當初的“佐命之勳”不但不再是一種值得驕傲的政治資本，反而使他成了新天子眼中的一根芒刺，隨時有可能被連根拔掉。換言之，自己的榮寵到頭了。
裴寂的恐懼很快變成了現實。
貞觀三年正月，李世民突然頒下一紙詔書，罷免了裴寂的司空之職，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並且將他驅逐出京，遣返原籍。
當然，李世民要清除裴寂這種功高望重的元勳老臣，總是要找一個理由的。
或者說要找一個藉口。
這次的藉口緣於一個名叫法雅的和尚。
武德年間，法雅得寵於高祖，因而能夠自由出入宮禁。可到了貞觀初年，法雅的這項特權被取消了，於是心懷怨恨，散佈了一些蠱惑人心、影響社會穩定的“妖言”，隨即被朝廷有關部門逮捕。兵部尚書杜如晦親自審理此案。本來裴寂和這個案子根本是八竿子打不著，可杜如晦親自審問的結果偏偏就扯上了裴寂。
據法雅供認，裴寂曾經聽他說起過那些“妖言”，可裴寂卻沒有及時上報。也就是說，裴寂犯了知情不報之罪。
有關部門查到了裴寂頭上，裴寂當然矢口否認。但法雅卻死死咬住他不放，令他百口莫辯。最後杜如晦從容結案，裴寂罪責難逃。
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一樁十足不合常理的案子。
首先，一個無關緊要的和尚說了幾句不痛不癢的牢騷怪話，居然把兵部尚書杜如晦都驚動了，這不免有些殺雞用牛刀之嫌；其次，杜如晦除了兵部尚書的身份外，還是皇帝李世民的心腹重臣，這就更容易讓人產生微妙的聯想；最後，單憑和尚法雅的一面之詞就認定裴寂有罪，似乎也顯得過於草率。畢竟裴寂的職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雖說沒有掌握實權，但也是堂堂的開國元勳，如此草率將其定罪，其背後的真正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說白了，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而裴寂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找他麻煩的人不是什麼和尚法雅，也不是什麼兵部尚書杜如晦，而是天底下最有權力的人——皇帝李世民。
儘管明知道李世民不能容他，可裴寂還是抱著一絲僥倖心理，央求皇帝讓他留在京城養老。
然而，他的要求遭到了李世民的一口回絕。
不但一口回絕，而且李世民還藉此機會痛痛快快地數落了一番。
數落的對像不僅是裴寂，還包括李淵。
李世民說：“計公勳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為群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賄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卷一九三）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要論先生的功勳，豈能擢升到如此高位？你不過是蒙受太上皇的恩澤，僥倖在群臣中位居第一而已。武德年間，賄賂公行，朝綱紊亂，問題都出在你的身上。只因念在你是故舊，不忍心依法處置，你能活著回到家鄉，已經是萬幸了！”
李世民都把話說到這分上了，裴寂還能怎麼辦？
他當然只能灰溜溜地捲鋪蓋走人。
不過，裴寂離開長安的時候，其實內心還是有一絲慶幸的。
因為李世民說得沒錯，能讓他活著回老家，確實是已經法外開恩、手下留情了。換句話說，就算李世民找個更嚴重的罪名砍他的頭，甚至是抄他滿門，裴寂也不敢說半個不字。
在淒涼的返鄉路上，裴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當年的劉文靜——同樣是首義功臣、開國元勳，一朝不能見容於皇帝李淵，便落了個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場；倘若今天的李世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裴寂很可能會死得比劉文靜更難看。
所以，沒有步劉文靜之後塵，得以全身而退，保一個善終，裴寂實在是要謝天謝地了。
李世民將裴寂逐出朝廷不久，就將劉文靜平反昭雪，不但下詔追復了他的官爵，讓其子劉樹義承襲了魯國公的爵位，還把一位公主許配給了劉樹義。
毫無疑問，這是對劉文靜在天之靈的一種告慰和補償。
裴寂黯然回到了家鄉蒲州（今山西永濟市）。本以為離開了長安的是非之地，總算可以安度晚年了，可他斷然沒有想到，更倒霉的事情隨即接踵而至。
無獨有偶。上一次瘋和尚法雅隨口說了幾句“妖言”就讓他倒了大霉，而這回一個叫信行的狂人又大放闕詞，差點要了裴寂的老命。
這個信行是個招搖撞騙的江湖術士，有一次在街上遇見了裴寂的家童，忽然心血來潮地附在他的耳邊說：“你知道嗎？裴公是有天命的人啊！”
家童把這話告訴了裴府的管家恭命。後來恭命又向裴寂做了禀報。裴寂一聽之下，當即嚇得目瞪口呆，渾身暴汗。
說他“有天命”，這不等於是說他想造反嗎？這可是滿門抄斬、十惡不赦的大罪啊！
按照常理，聽到這種大逆不道之言，裴寂應該第一時間通知當地官府，將傳話的人逮捕問罪，藉以洗脫干係。
可是，眼下裴寂根本不敢這麼做。
因為他本來就是戴罪之身，如今傳播這句話的人又是自己的家童，他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清、洗不脫干係的；更何況皇帝李世民原本就愁抓不他的小辮子，要是裴寂主動報官，那無異於自尋死路。
所以，裴寂絕對不能報官。
唯一的辦法只有一個——滅口。
當時信行已經死了，於是裴寂就讓恭命馬上殺掉那個傳話的家童。
恭命嘴上唯唯，可一轉身就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那個家童放掉了。
因為他心裡另外藏著一本小九九。
恭命是裴寂十分信任的管家，專門負責收納封邑之內的各種貢賦。經手的錢多了，恭命自然就起了貪念。他前後侵吞了一百萬的巨款，並且早已揮霍一空。因此，他這次之所以放走家童，就是準備東窗事發的時候，拿手裡的把柄和證人要挾裴寂。
果然，“天命事件”過去不久，恭命侵吞錢財之事就敗露了。裴寂怒不可遏，立即遣人捉拿。恭命連忙一口氣逃到長安，向朝廷告發了這件事。
李世民勃然大怒，當即宣布了裴寂的四大罪狀：“位為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密，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裴寂）所謀，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殺戮以滅口，罪四也。”（《舊唐書·裴寂傳》）
李世民本來完全可以置裴寂於死地，可很多朝臣替他求情，說裴寂罪不至死，應該發配，李世民最後便把他流放到了靜州（今廣西梧州市）。
短短幾個月之內，裴寂兩次遭貶。他萬念俱灰地走在山長水遠的貶謫之路上，感覺這就是自己人生的末路。
他知道自己終將在這遙遠的邊瘴之地了卻殘生。
不久，靜州境內的羌人作亂，有人立刻奏報朝廷，說造反的羌人要擁裴寂當首領。
可這一次李世民卻沒有聽信謠傳。他很有信心地說：“國家對裴寂有性命之恩，他必定不會造反。”
是的，李世民的判斷沒錯，裴寂沒那麼傻。即便屢遭貶謫，裴寂還是想盡力保住自己的晚節；就算不替自己著想，他也要為子孫後代的富貴和前程著想。所以，為了平息謠言，同時為了表明自己對朝廷的忠心，裴寂毅然披上戎裝，率領家丁平定了羌人的叛亂。
裴寂最後的表現終於換取了李世民的諒解。
他隨後就接到了一道徵召他還朝的詔書。
然而，年老多病又頻遭變故的裴寂已經不可能回長安了。接到詔命的幾天后，時年六十的裴寂便在抑鬱而蒼涼的心境中一病而亡。
儘管裴寂最後得以善終，並且保住了晚節和子孫富貴，但是相對於武德時期所享有的榮寵，他的晚年可以說是相當不幸的。
其實人們不難發現，裴寂晚年不幸的根源，絕非出於什麼和尚法雅與術士信行的所謂“妖言”，而是在於天子李世民。
人們或許會認為，這是因為李世民心中深藏已久的某種報復心理。道理很簡單：從晉陽起兵之後，裴寂就經常與李世民意見相左，雙方的關係一直不太融洽；武德二年，李世民的心腹劉文靜又遭裴寂排擠，並一舉被誅；到了武德後期的奪嫡之爭中，裴寂又一直站在李建成一邊反對李世民……所有這一切，難道不值得李世民報復嗎？
可是，難以理解的是，李世民在天下人面前一貫表現得寬容大度，為什麼唯獨會對裴寂存有報復心理呢？他即位之初，曾以既往不咎的和解姿態赦免了數以千計的前太子黨和所有政敵，從而贏得了天下人心，可為何到了時過境遷的貞觀三年，卻仍然不放過裴寂呢？
其實，李世民對裴寂的所作所為，絕不僅僅是出於報復心理，更主要的是出於某種潛在的政治需要。
這種政治需要並不是著眼於過去，而是著眼於現實。
那麼，對於貞觀三年的李世民來說，什麼才是最現實、最迫切的政治需要呢？
答案只有一個——正位太極宮。
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位的時候，由於李淵還住在太極宮中，所以他只能在東宮的顯德殿舉行登基大典。時至貞觀三年，身為皇帝的李世民不管生活起居還是治理政務都仍然還在東宮裡面，這無論如何都不會讓他覺得好受，況且也有名實不副之嫌。考慮到李世民奪嫡繼位又是採用了非正常手段，本來就已存在某種“合法性危機”，而始終不能正位太極宮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危機。
所以，李世民必須儘早進入太極宮，不管採用什麼辦法。
但是，李淵畢竟是太上皇，只要他一日不挪窩，李世民就搬不進去了。
這是李世民在貞觀初年所面臨的一個最棘手的問題。
該怎麼辦？
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讓李淵主動遷出太極宮。因為任何強迫手段都會讓李世民招致罵名。可是，要怎麼做才能讓李淵主動遷出呢？
當李世民若有所思的目光在滿朝文武中來回巡視，最後落在裴寂身上的時候，一個巧妙的主意就浮現在他的腦中了。
是的，只有這麼乾了。李世民對自己說。
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
於是，貞觀三年的春天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樣一些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裴寂被逐出朝廷，並一貶再貶，最後死於流放之地；劉文靜被徹底平反，子孫得享恩蔭；李世民對武德舊政的否定和攻擊突然從間接、隱晦轉為直接和公開……所有這一切，最後無疑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也就是說，這些政治事件注定會對某個人造成強烈的精神衝擊，在他的內心世界掀起巨大的情感波瀾。
這個人是誰？
他當然就是李淵——大唐王朝的太上皇李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