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棄霸道擇王道
李世民即位之初，雖然海內早已平定，大唐王朝也已經走過九個春秋，但是李世民從高祖手中接過來的卻仍然是一座百廢待興的江山——“率土之眾，百不存一；干戈未靜，桑農咸廢；凋弊之後，飢寒重切。”（《全唐文》卷二）
也就是說，經歷隋末唐初的多年戰亂之後，人口數量急劇萎縮，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普通百姓雖已逃脫戰爭和死神的魔爪，卻依舊生活在飢寒與貧困的陰影之中。
大亂之後，如何求治？
如果把幾千年的中華帝國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線圖，那麼此刻的大唐王朝無疑正處在一個長達四百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自公元220年大漢帝國覆亡之後，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國鼎立、五胡亂華、南北紛爭的黑暗歲月裡呻吟和板蕩，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楊堅滅陳，中華帝國才重新回到大一統的軌道，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們的心頭點燃。然而，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的隋煬帝楊廣卻粗暴地葬送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他在位僅十餘年，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場幻夢，在短暫的精彩之後破滅無餘，中華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織的亂世深淵。
而此時此刻，在隋王朝的廢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國，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歷史教訓，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勵精圖治，在大一統的基礎上重建一條堅實的上升通道，再造媲美於大漢王朝的那樣一個繁榮強大的帝國？抑或仍舊實行強力統治，驕奢縱慾，窮兵黷武，重蹈隋王朝的歷史覆轍，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曇花一現？
這是擺在貞觀君臣面前的一道歷史課題。
站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捩點上，以李世民為首的新一屆李唐政府，應該選擇一種怎樣的方式來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
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即李世民登基數月後，大唐君臣就圍繞著未來的施政方式展開了一場至關重要的討論。
準確地說，這是一場辯論。
話題由李世民提出。他說：“我朝承大亂之後，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見成效。”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觀點：“不然。長期安定之人容易驕逸，驕逸才難以教化；而久經離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於治理。譬如飢餓的人甚麼食物都覺得可口，什麼水都覺得好喝一樣。”
李世民說：“賢明的人為政百年，才能祛除殘忍好殺之風。大亂之後，欲求大治，怎麼可能像你說的那麼容易，在短時間內達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聖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響應，相信大治並不太難，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頻頻頷首，深以為然。
可是，魏徵的觀點立刻遭致大多數宰執重臣的反駁。
為首的人就是右僕射封德彝。
他用一種近乎嘲笑的口吻說：“自夏、商、週三代以降，人心日漸澆薄詭詐，所以秦朝專以嚴刑峻法治國，漢朝也不得不兼雜王道與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豈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恐敗亂國家！”
面對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應對：“五帝三王治國時，人民也是久經離亂，可照樣能夠教化。躬行帝道則成就帝業，躬行王道則成就王業，一切都取決於人君的努力。考諸史籍，昔日黃帝與蚩尤大小七十餘戰，天下可謂混亂至極，可戰勝蚩尤後，天下遂致太平；其後顓頊誅除九黎，商湯驅逐夏桀，武王討伐商紂，不都是在天下大亂之後進而締造了太平盛世嗎？若說古人淳厚質樸，後世澆薄詭詐，那麼迄於今日，人民應悉數變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頓時語塞，其他反對者也都啞口無言。但他們堅持認為：魏徵所言是不切實際的書生之見，斷不可行。
很顯然，魏徵所堅持的觀點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這是一種以仁義道德治理天下的統治方式，堅信道德與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而“政”的語源是“正”，確實含有顯而易見的道德寓意。所以王道思想強調政治領袖必須正心誠意、克己修身，進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禮義化育萬民、治理天下；同時輕刑罰、薄徭賦、發展生產、選賢用能，最終讓天下的百姓豐衣足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場則是與王道對立的霸道。
所謂霸道，是指君主憑藉權術、暴力和嚴刑峻法進行統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完全不服從周王室的統治，競相以武力與權謀進行殺伐和兼併，於是產生了齊桓公、秦穆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等所謂春秋五霸，從而構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論基礎。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認為，王道與霸道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是以道德和禮義感化人民，而後者則是以強權和武力鎮壓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讓人“心悅而誠服”。 （《孟子·公孫醜上》）由此可見，類似春秋五霸那樣的事功在儒家學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術當然也為絕大多數的後世儒者所不齒。
發生在武德末年的這場事關國家施政方式的高層辯論，只有魏徵一個人堅持王道，而以封德彝為首的朝廷重臣則普遍傾向於霸道。
然而，最終結果卻是魏徵勝出了。
因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眾議，最終選擇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為李唐王朝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方式。不久後，李世民就在朝會上對文武百官公開宣布：“朕所好者，唯堯、舜、週、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在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從此，李世民開始不遺餘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處就是寬減刑罰。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與群臣討論當時社會上的犯罪現象，有人依舊未脫“亂世用重典”的舊習，強調“重法以禁之”，李世民當即一臉不悅地說：“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賦繁役重，二是官吏貪求，所以飢寒交迫，才顧不上禮義廉恥。以朕看來，對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費，二是輕徭薄賦，三是選用廉吏；如此一來，百姓衣食無憂，自然不會犯罪，又何須用重法！”
貞觀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弘文館諸學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員，共同討論修訂律法，把五十多種絞刑條款全部廢除，一律改為“斷右腳腳趾”。修訂之後，李世民還是覺得此刑過於殘酷，於是對朝臣說：“廢除肉刑，由來已久（中國廢除肉刑始於漢文帝劉恆，但後世多有恢復，至隋文帝楊堅才再次廢除）。朕以為不可再傷害百姓肢體，所以此法仍須改易。”有人隨即提出，將“斷右趾”改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詔批准。
作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礎，政治領袖必須率先垂範，努力做到正心誠意、克己制欲。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義，正所謂“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這方面，李世民並非一開始就能做到，而是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思想轉變。執政初期，李世民的統治方式跟歷代君主一樣，並不排斥“以權謀禦下”的帝王術。有一件“反腐敗”的案子足以說明這一點。
在當時的長安官場，官員貪污受賄的行為十分普遍。李世民對此深惡痛絕，決定懲治腐敗，於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賄”，試圖以此引誘官員上鉤，然後殺一儆百。 （按照黃仁宇先生的說法，當今美國政府也有類似做法，稱為“敲詐行動”——sting operations。）此計一施，馬上有個官員掉進了陷阱。雖然“受賄”的數額很小，僅僅是一匹絹，可李世民還是勃然大怒，準備殺了這個官員。民部尚書裴矩力諫，說：“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卷一九二）李世民聞言，頓時醒悟，隨即收回了成命。
這件事情之後，李世民就斷然拋棄了類似的做法。
貞觀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請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問：“你說的佞臣是誰？”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確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個辦法，很容易就可以試出來。請陛下在與群臣交談的時候佯裝發怒，藉此試探，如果是執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順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擺擺手說：“君是國之源，臣是國之流；若源泉渾濁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詭詐之術，如何責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慣以權譎小術對待臣下，常暗自引以為恥。所以，賢卿之策雖善，但朕不能採納。”
此事足以證明，經過“王霸之辯”後，李世民確實下定了“以至誠治天下”的決心，所以才會將慣用的帝王術視為一種可恥的行為。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此後二十多年的執政生涯中，李世民也並未全然摒棄帝王術。在權力控制的過程中，他也難免會運用一些“胡蘿蔔加大棒”的御下手段，只不過這種手段絕對要比敲詐行動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
除了正心誠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現也堪稱歷代帝王的楷模。
眾所周知，在古代中國，作為一個君臨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許就是縱慾；而最難修煉的品格，無疑就是寡欲。
對於大多數皇帝而言，坐在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其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放縱並且滿足自己的各種慾望。
在他們看來，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從眾多的古代皇帝中脫穎而出，成為後世廣為傳頌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慾望這一點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貞觀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來打算修築一座宮殿，連所需的各種建材都已準備妥當，可思前想後，李世民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打算。
對此，李世民曾有過一段精闢的論述。他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慾也！”（卷一九二）
關於李世民力行節儉所產生的社會效果，總結說：“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雖然司馬光的評價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在貞觀時代的二十三年間，李世民並未將節儉寡欲的政風一以貫之地堅持到底。但是起碼在貞觀初期，李世民在這方面的表現還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時，李世民還有一個“省費”的大動作，就是大力精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
古代中國常有“十羊九牧”之說，意思是衙門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十個百姓就要供養九個官吏。隋文帝時，曾經把東漢末年以來的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二級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十羊九牧”的狀況。但是從隋大業年間起，“豪傑並起，擁眾據地，自相雄長”，李唐崛起之後，群雄相率來歸，李淵“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
李世民在執政之初就已註意到了這個問題，“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卷一九二）。於是從貞觀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兩項重大改革：一是合併州縣，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將武德年間增設的州縣予以裁撤合併，其次是根據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國劃分為十道：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這個道不是行政區，而是相當於監察區。此後，李世民多次派遣簡點使、觀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會要》）。
在裁撤合併地方行政機構的同時，李世民又對房玄齡說：“官在得人，不在員多。”於是責成房玄齡精簡中央政府機構的官員。有隋一朝，長安的各級官員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經過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員精簡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節約了行政開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隨著李世民對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實踐得以展開，大唐帝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力蒸蒸日上，開始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歷史時期。
史稱：“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卷一九二）
然而，這種四海昇平的繁榮景象卻是來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對的是一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的局面。貞觀元年，關中飢荒，物價飛漲，一斗米的價格漲到了與一匹絹相當；貞觀二年，全國又遍地蝗災；貞觀三年，有些地方旱情嚴重，而有些地方卻又洪澇成災……就是在這樣一個艱難的局面下，李世民卻能矢志不渝地堅持王道路線，“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並且“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所以到了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整個帝國的形勢便煥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卷一）；而多年來一直侵擾中原的東突厥也在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對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為感慨地對群臣說：“貞觀之初，很多人都堅持認為，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獨魏徵勸朕推行王道；同時很多人上疏說：'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說：'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可魏徵還是勸朕說：'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採納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幾年，果然收到了'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長久以來一直是中國的勁敵，而今頡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長甚至成了朕的帶刀侍衛，各部落皆服中國衣冠，所有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勞！”
李世民的這一席話，不僅高度肯定了魏徵對國家所作的卓越貢獻，同時也充分錶明——武德九年那場“王霸之辯”確實對整個大唐帝國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深遠影響。
換言之，正是由於這場事關國家大政的重要辯論，讓李世民找到了一條正確的施政路線，從而引領大唐帝國走出黑暗而漫長的歷史隧道，並且最終開啟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具有典範意義的一個黃金時代——貞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