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李淵：被遺棄的太上皇

武德九年八月以後，儘管唐高祖李淵頭上依舊掛著一個“太上皇”的頭銜，可這頂帽子不僅不能給他帶來尊貴和榮耀，反而只會讓他感到沉重和壓抑。 古人說：“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欲尊其父，故號曰太上皇也。”（《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集解》） 可在李淵看來，史書上的這種定義和解釋毋寧說充滿了嘲諷的意味。從李世民登基禦極的那一天起，李淵感覺自己就成了一個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李世民每頒布一條新政策，都無異於在他臉上狠狠摑了一巴掌—— 玄武門事變當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李淵剛剛施行的宗教政策，讓所有已經還俗的佛道出家人重回寺院道觀；幾天后，李世民又宣布“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緊接著，他又下令放歸掖庭宮女三千餘人……這一連串的政治舉措意味著什麼呢？

這顯然是李世民在和武德舊政劃清界限，同時向天下人表明——李淵執政時期存在很多問題和錯誤，必須及時予以揭露、批判和糾正。 這難道不是在打李淵的耳光嗎？ 面對李世民的左右開弓，李淵只能一忍再忍，打脫牙也要和血吞。而更讓李淵始料未及的是，到了貞觀三年春天，李世民的“掌摑行動”就突然升級——將裴寂放逐，給劉文靜平反，並且毫不留情地公開抨擊武德舊政。這一切已經不止是在抽耳光了，它們更像是一記記重拳狠狠地砸在李淵的心上。 “武德之際，貨賄公行，紀綱紊亂……”（卷一九三） “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舊唐書·裴寂傳》） 按照常理，當前任皇帝仍然在世的時候，這種話幾乎是不可能從一個現任皇帝的口中說出來的。然而，李世民還是理直氣壯地把它們說出來了。

這裡的每一個字都力重千鈞，足以把李淵原本就抑鬱寡歡的精神徹底壓垮。 李淵很清楚，當年自己不但沒有按照李世民的意願廢黜李建成，改立他為太子，而且還對他極力打壓，甚至差點終結了他的政治生命，這一切一直讓李世民耿耿於懷。 儘管事情已經過去了這麼久，可李世民始終沒有原諒他。此刻李世民之所以拿裴寂大做文章，還替劉文靜平反，並且公然把武德政治塗抹得一團漆黑，貶低得一無是處，除了出於一定程度的報復心理之外，其主要目的就是給他施加壓力，並且向他發出強烈的暗示——讓他主動遷出太極宮。 看來，自己是沒有理由繼續待在這座象徵著權力和尊嚴的太極宮中了。 李淵無奈而悲涼地想，既然遲早要被人“請”出去，那還不如識相一點，主動滾蛋，免得到時候大家難堪。

貞觀三年四月，也就是裴寂死後不久，太上皇李淵終於“主動”提出，願意從太極宮遷往弘義宮。表面上的遷居理由是這樣的：“高祖以弘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乃徙居之，改名大安宮。”（《唐會要》卷三十） 眾所周知，弘義宮就是李世民當年的秦王府，無論建築規格、佔地面積還是庭苑規模都遠遠不及太極宮，甚至遠不及東宮，說高祖“雅好之”，願意主動搬過去住，恐怕難以令人信服。尤其是剛剛發生了那麼多事情，高祖就主動要求遷居，這恐怕也並不是巧合。 不過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經過這一系列事件後，李世民總算達成了他夢寐以求的目標，終於可以冠冕堂皇、順理成章地入主太極宮了。 離開太極宮的那天，李淵悄然回望這座生活了十幾年的巍峨華麗的皇宮，一種巨大的苦澀和感傷瞬間攫住了他。

他在心裡默默地告別這熟悉的一切，同時也與過去的輝煌記憶徹底訣別。 那一刻，李淵感覺自己就是一個被遺棄的人。 而位於宮城之外的那座弘義宮，則是一個喪失一切、寂寞潦倒的老人最後的收容所。 搬進大安宮（弘義宮）後，李淵在這裡又生活了六年，直到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去世。與其說這六年間李淵是在一座有著山林勝景的宮殿里安度晚年，還不如說他是在一個與外界近乎隔絕的環境中度過了人生中最後的淒涼歲月。 就像我們前面說過的，大安宮的各方麵條件與太極宮根本不可同日而語。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當時的監察御史馬周的一道奏疏中得到佐證。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正月，馬周上疏說：“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牆宇宮闕之製，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舊唐書·馬周傳》）

馬周認為，大安宮地處宮城之外，過於偏僻，而且規格至為卑小，與太上皇的至尊身份不太相稱，無論是在蕃夷人還是在四方百姓看來，都顯得有點丟份。所以，馬周提議修繕擴建，而且務必要高大顯赫，如此才能符合天下人的願望，同時體現皇帝對太上皇的孝心。 馬周其實是在暗示李世民——就目前狀況而言，陛下在孝道上實在有所虧欠，唯一能彌補的辦法，就是趕緊提升大安宮的規格，改建得壯觀一點，以免天下人說閒話。 很顯然，馬周的勸諫觸及了當時人人避諱的一個敏感問題。 李世民看過奏疏後，既沒有責怪馬周，也不採納他的建議，只是一笑置之，絲毫沒有擴建大安宮的意思。 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 除了居住環境不太理想之外，李淵在大安宮的生活還有一個莫大的遺憾，那就是——缺乏行動自由。

從前的李淵是一個坐不住的皇帝。武德年間，儘管建國初期政務繁忙，而且統一戰爭仍未結束，可李淵還是經常以巡幸、狩獵、避暑等名義，馬不停蹄地四處遊玩，東到華山（今陝西華陰縣）、西到稷州（今陝西周至縣）、北至宜州（今陝西宜君縣），盡情地享受著皇權賦予他的無上權力和自由。 可是，自從成為太上皇，尤其是搬進大安宮以後，李淵就連一次這樣的機會也沒有了。 這樣的生活與過去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別。 在大安宮生活的六年裡，除了偶爾出席幾次重大的宮廷宴會之外，李淵幾乎是足不出戶。 不是他不想出來，而是根本沒有機會。 因為李世民沒有給他機會。 這一切當然又被那個忠直敢諫的馬周看在眼裡。

不久，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宮（今陝西麟游縣）避暑，馬周聽說後，馬上又毫不客氣地上了一道奏疏，說：“臣又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舊唐書·馬周傳》） 如果說前一道奏疏的措辭還比較委婉的話，那麼這一次馬周的口氣則要尖銳得多。他擺明了就是在批評皇帝——首先，太上皇年事已高（時年六十七歲），陛下應該每天探視他的飲食起居，而現在您居然自己跑到三百里外的行宮避暑，萬一太上皇想你了怎麼辦？其次，您想要避暑也沒錯，可您把老爺子扔在熱烘烘的大安宮裡，自個兒跑去九成宮涼快，這就是您的不對了！所謂“溫清之道”，就是冬天要讓老人家得到溫暖，夏天要讓老人家享受清涼，可您卻把這些孝道拋到腦後，臣私下替您感到不安啊！

儘管馬周的諫言和批評一次比一次尖銳，可李世民的態度照舊是既不怪罪也不採納，仍然把李淵留在大安宮裡，於這一年三月徑自去了九成宮。 此後的貞觀七年（公元633年）五月和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三月，李世民又連續兩次去九成宮避暑，可始終沒有帶李淵同行。直到貞觀八年的七月，李世民才“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 這是否表明李世民終於想通了，準備採納馬周的建議，對高祖履行“溫清之道”了呢？ 不，真正的原因是——高祖李淵病了，而且病得不輕。 他患的是“風疾”，也就是中風。 所以，不論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請，也不論李淵本人多麼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經走不動了。 對於高祖的病情，李世民當然是心知肚明。既然如此，那麼李世民此舉有多少誠意呢？明知道高祖已經臥床不起了，才屢屢向老人家大表殷勤，那早幾年李淵身體還硬朗的時候，他幹嗎去了？

貞觀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詔，開始興建大明宮，表面上說是要“以為上皇清暑之所”，實際上明眼人都知道，太上皇李淵已經無福消受了。 果不其然，大明宮剛剛拔地而起，李淵的病情就日漸沉重，“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卷一九四）。 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五月，臥病大半年的李淵終於在大安宮的垂拱殿駕崩，終年七十歲。這個曾經至高無上的大唐帝國的開國之君，這個晚年遭遇巨變落入淒涼之境的孤獨抑鬱的老人，終於走完了他悲喜交加的一生，告別了這個讓他又愛又痛的世界。群臣上諡號太武皇帝，廟號高祖；同年十月，葬高祖於獻陵。 高祖李淵去世後，李世民並未流露出應有的思念之情。 其實人們不難發現，早在武德後期的奪嫡之爭中，隨著李淵手中那碗水逐漸朝太子一方傾斜，李世民對父皇李淵的敬意和溫情就已變得日漸稀薄，雙方關係瀕臨破裂的邊緣。當李世民不得不採用陰謀和暴力的手段從李淵手中奪取最高權力後，原本岌岌可危的父子關係就更是雪上加霜——即便不說蕩然無存，起碼也是形同虛設。

在權力鬥爭面前，親情是蒼白而脆弱的，所謂“父慈子孝”的人倫大義最終也會變得微不足道。 這就是政治對親情的扼殺。 玄武門事變後，雙方之所以還能維持一種表面的和睦，其實只是為了維護大局的穩定，確保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而已。 簡言之，這是一種政治需要。所以在貞觀年間，李淵與李世民的父子關係純粹是虛有其表，毫無真情可言。 既然如此，李世民對死去的高祖又怎能有什麼思念之情呢？ 真正讓李世民痛徹心扉的，不是高祖之死，而是短短一年後另一個人的死亡。 這個人就是長孫皇后。 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長孫皇后因病去世，十一月葬於昭陵。李世民萬分悲傷，“念後不已”，遂“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卷一九四）。也就是在宮城的御苑中建築了一座瞭望台，經常在此眺望，以慰思念之情。 有一天，李世民帶著魏徵同登瞭望台，又讓魏徵和他一起眺望昭陵。魏徵說：“臣眼花，看不見。”李世民覺得非常奇怪，又指給他看了一次。 魏徵忽然說：“哦，臣以為陛下看的是高祖的獻陵；如果是說昭陵，那臣早就看見了。” 李世民一怔，隨即明白過來，魏徵這是在趁機進諫啊！ 說白了，魏徵就是拐著彎在罵他——一門心思只想老婆，卻把死去的老爹拋諸腦後，你於心何安？ 李世民十分尷尬，只好含淚命人拆毀了這座瞭望台。 不管昭陵還是獻陵，我乾脆什麼陵都不看總成了吧？ 這件事情，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李世民與長孫皇后的夫妻情深，但與此同時，也有力地證明了李世民與李淵之間的父子情薄。 一直到李淵去世許多年後，當李世民自己面對兒子們的奪嫡之爭，又一次在政治與親情的衝突中陷入焦頭爛額的窘境時，他才驀然體會高祖在武德年間的苦衷，從而反思自己在高祖晚年的所作所為，並且發自內心地湧起對高祖的慚悚和愧悔之情。 我們前文曾經提到過，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在偶然讀到一篇討論孝道的古代文章後，曾極為傷感地對侍臣說：“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朕）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卷六） 這顯然是一種真實而痛切的懺悔。 只是不知道這種遲來的懺悔，可否告慰高祖李淵的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