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被孤立的痛苦

夜宴之後，太子和齊王對秦王發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強力攻擊。 首先，他們動用了朝中和后宮的所有政治力量，不斷對李淵施加影響，有力地加劇了李淵對李世民更深的猜忌和反感。在所有的離間之詞中，有一個當朝重臣的話似乎一下子就說到了李淵的心坎裡。 這個人就是封德彝。 在太子與秦王的政治博弈中，封德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 因為每一方都把他當成自己人。 李世民一直認為他是忠心耿耿的秦王黨，李建成也認為他是不折不扣的太子黨，而高祖也始終將其視為心腹重臣。直到時過境遷後的貞觀初年，也就是這個“所為秘隱，時人莫知”的封德彝死後數年，其生前的真實面目才被唐太宗知悉——原來他一直“潛持兩端，陰附建成”。 在毒酒事件之後，這個八面玲瓏的封德彝一方面勸秦王對太子下手，一方面又勸太子除掉秦王，同時又跟高祖說了這麼一句話：“秦王恃有大勳，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為之所！”（《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

這句話的字面意思很簡單：秦王居功自傲，不願屈居太子之下，這一點陛下您也知道，既然您不可能廢黜太子而改立秦王，那就要早做打算。 封德彝很聰明，他沒有明說應該做何打算，但是其潛台詞無非是——早日剷除秦王，以絕後患。 此刻的李淵不能不受到極大的震動。同時他也不得不承認，封德彝的勸告是有道理的。照目前的形勢發展下去，遲早有一天，一切都將變得無法收拾。 可問題是——老皇帝下不了這個手。 對於一個年逾六旬、兒孫滿堂的老人而言，還有什麼比一家人和和睦睦更值得珍惜呢？還有什麼比父子之情、天倫之樂更容易讓人產生幸福感呢？ 沒有了。 權力固然重要，江山社稷固然重要，可要讓一個老人為了這些東西而犧牲親情甚至親手除掉自己的兒子，那實在是太殘忍了。

所以，儘管封德彝的話切中肯綮，儘管高祖手中的這碗水顫動得越來越厲害了，但是他只能滿懷無奈地把它端下去。 除此之外，李淵什麼也做不了。 所幸老皇帝身邊也不完全是反對秦王的聲音。比如另一個心腹重臣陳叔達就站在秦王這邊。他對高祖說：“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卷一九一） 陳叔達的話讓李淵多少緩解了一些內心的痛苦，也讓他多了一個繼續把水端下去的理由。所以不久後的一天，當齊王李元吉明目張膽地勸老皇帝殺掉秦王時，李淵就毫不客氣地把他頂了回去：“他有定天下之功，而今又沒有什麼明顯的罪狀，你有什麼理由殺他？” 齊王咬牙切齒地說：“當初攻克東都洛陽時，他盤桓逗留，不肯馬上班師，還散發大量金帛樹立私恩，又違抗敕令，不是反叛是什麼？但應速殺，何患無辭！”

李淵閉上了眼睛，一個字也不想再說。 齊王只聽到一個長久的沉默。 老皇帝雖然老了，有時候難免輕信而多疑，可還沒老到李元吉希望的那個程度。 太子陣營的步步緊逼讓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終日。 他們感到一根無形的絞索已經套上他們的脖頸，而周遭的空氣也已變得日漸稀薄。 房玄齡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對秦王的大舅子長孫無忌說：“如今結怨已成，一旦禍亂爆發，豈止是府廷血流滿地，簡直是社稷的災難啊！不如勸秦王效法周公（誅殺管、蔡），以拯救家國。生死存亡之機，不容延誤，必須儘早發動。” 長孫無忌說：“我早有此意，只是不敢出口，你今日所說，正合我心，我馬上去跟秦王說。” 當長孫無忌將他們心中的想法向秦王和盤托出後，李世民沉吟了很久。

長孫無忌看見，他原本沉鬱冷峻的臉色變得越發凝重。儘管這個年僅二十八歲的年輕妹夫眉宇間依舊英氣逼人，但是長孫無忌還是注意到了，多年的戎馬倥傯已經過早地在秦王臉上刻下了歲月的風霜，而緊隨其後的這場曠日持久、臨深履薄的政治博弈，更是讓他原本清澈的目光變得日益渾濁而灰暗。 許久，長孫無忌聽見秦王用一種低沉而略帶嘶啞的嗓音說：“傳房玄齡。” 房玄齡來到後，迎面就說：“大王功蓋天地，應該繼承帝業。今日之憂危，正是上天賜給的機會，請大王不要再遲疑了！”片刻後，杜如晦也匆匆步入了議事廳。他們異口同聲地勸說秦王——當機立斷，誅殺太子和齊王。 李世民的目光長久地停留在他們臉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光芒，可轉瞬之間便又黯然消隱了。

房玄齡等人無奈地對視了一眼。 秦王怎麼了？他到底在想什麼？ 在太子和齊王發動的這一波攻擊中，除了進一步離間李淵和李世民的關係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步驟是——不擇手段地翦除李世民的羽翼。 李建成首先把目標鎖定在李世民麾下一位大名鼎鼎的驍將身上。 他就是尉遲敬德。 李建成派人給他送去了一封親筆信和一車金銀器皿。他在信中說：“獻上這點菲薄的禮物，希望得到長者眷顧，並增進我們的私人友誼。” 尉遲敬德當即提筆回信：“敬德乃一介草民，遭隋末之離亂，長久淪為草寇，罪不容赦！秦王賜我以再生之恩，而今又列位秦府，唯當以一死相報！我無功於殿下，不敢貿然接受重賞。倘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為了利益拋棄忠誠，殿下要這種人又有何用？”

同時，太子也給另一個秦王府將領段志玄送去了重賄，同樣遭到段志玄嚴辭拒絕。 尉遲敬德隨後把太子的誘降信拿給秦王看。李世民大為感動，說：“你的心志如同山岳一般堅定，縱然把黃金堆積到星辰，我知道你也不會變節。如果他再有什麼饋贈，你只管收下，何須避什麼嫌疑！你可以乘機刺探他們的情報，豈非良策？如果不這麼做，你恐怕會有危險。” 李世民的判斷沒錯。 看完回信的太子頓時勃然大怒。 給臉不要臉，敬酒不吃吃罰酒！ 老虎不發威，你還以為我是病貓！ 當天黃昏，尉遲敬德的府第門前就出現了一位不速之客。 準確地說，這是一個刺客。 齊王派來的刺客。 尉遲敬德對此心知肚明。他一臉冷笑，吩咐手下把府上的每一道門全部打開，然後自己高臥床榻，若無其事地等著刺客進來。

刺客傻眼了。 行走江湖這麼多年，從沒見過這樣的刺殺對象。 眼前門戶洞開，可他不能這麼冠冕堂皇地走進去。 刺客照例飛簷走壁地進入尉遲敬德府內，忽然感到周圍好像有無數道目光正在盯著自己。 尉遲敬德躺在內室的床上閉目養神，並且悠哉悠哉地晃著二郎腿。外面的刺客卻產生了從未有過的恐懼和遲疑。他好幾次沮喪地退了出去，又好幾次不甘心地摸了回來。 然而最終，刺客還是不敢下手。 當這個手下灰溜溜地空手而歸時，齊王頓時一跳三丈高——老子就不信收拾不了你尉遲敬德！ 齊王立刻進宮，向高祖控告尉遲敬德謀反。李淵當然知道這是無端加罪，但是翦除秦王羽翼事實上也符合他的想法，所以當即把尉遲敬德拿下詔獄。 就在齊王準備在獄中對尉遲敬德下手的時候，秦王火速入宮向高祖陳情，極力證明尉遲敬德的清白。

所謂謀反畢竟是子虛烏有之事，既然秦王力保，李淵當然也無話可說，只好下令釋放了尉遲敬德。 老虎雖然發了威，但是傷不到秦王的人一根毫毛，仍有被視為病貓的嫌疑。 太子和齊王只好調整策略，轉而採用斥逐手段，慫恿高祖把秦王府的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外調為康州（今甘肅成縣）刺史。程知節置朝廷調令於不顧，冒死去見李世民，說：“大王的羽翼全被翦除，身軀還能活多久？知節寧死不去康州，希望大王早定大計。” 同時，太子又把漫天撒網的進攻方式改為精確打擊，他對齊王說：“秦王府的智囊，足以讓人畏懼的事實上只有房玄齡和杜如晦二人。”結果，房玄齡和杜如晦也很快被逐出了秦王府。 至此，李世民身邊的心腹盡數被逐，只剩下一個長孫無忌。

形勢萬分險惡。 長孫無忌立刻把舅父高士廉（時任雍州治中，即京畿行政長官）、右侯衛車騎將軍侯君集，還有死裡逃生的尉遲敬德全都召到秦王府，日夜苦勸秦王先下手為強，誅殺太子和齊王。 可讓眾人大失所望的是，在這個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平素英勇果決的李世民此刻卻變得優柔寡斷。無論眾人如何勸說，秦王就是不置可否。 其實，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態的嚴重性，同時也比任何人都更為迫切地想要採取行動。可他首先顧慮的是——自己在京師的軍事實力遠在太子和齊王之下，一旦真的要拼個魚死網破，就必須在行動之前盡量爭取更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同盟。 為此，李世民鎖定了兩個人。 他們就是李靖和李世勣。此刻二人都手握重兵，屯駐在北方邊境防禦突厥。李世民希望他們能夠暗中提供軍事支援，起碼希望他們在政治立場上與其保持一致。

面對李世民的試探和拉攏，李靖和李世勣究竟作何選擇？ 對此，各種史料記載不一。按《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李靖和李世勣還沒等秦王開口，就主動對其大表忠心，頻頻勸他說：“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而的記載則與之大相徑庭：“（世民）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也就是說，兩位驍將不約而同地拒絕了李世民，選擇了中立。 那麼，上述記載到底哪一種更為可信？ 我們的答案是：後者。 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假如李靖和李世勣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團，並且主動請纓，願意效“犬馬之力”，何以在整個玄武門事變中，任何史料都看不見這兩位名將的絲毫踪影？ 眾所周知，在這場險象環生的流血政變中，秦王集團的所有人都拼盡了全力——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侯君集、張公謹等將領全都衝上第一線就不用說了，就連長孫無忌這樣的文臣都要跟著秦王披掛上陣，甚至連李世民的妻子長孫氏也要親臨現場，鼓舞士氣。 （《舊唐書·文德皇后長孫氏傳》：“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後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長孫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則在情況危急時不得不釋放獄囚，授以兵器，率之馳援秦王。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秦王集團是全體上場，孤注一擲了。根本沒有多餘的力量充當預備隊。假如李靖和李世勣參與了這場政變，不管直接還是間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會如此捉襟見肘，而史料中也不會不留下他們的蛛絲馬跡（其他參與政變的一二十號人，在兩《唐書》的各個紀傳中就算沒留下具體事蹟，也都留下了姓名）。 因此，所謂的二李“願效犬馬”云云，很可能是貞觀史臣編撰《太宗實錄》時的虛構。之所以會有這種不實記載，無非是為了表明李世民得到了廣泛的擁戴，從而為這場流血政變提供更多的正當性。 面對李靖和李世勣的拒絕，李世民作何反應呢？ 《通鑑》稱他“由是重二人”，也就是打心眼裡尊重他們的選擇，並從此越發敬重他們的為人。根據李世民在事後對待他們的態度來看，這種說法應該是可信的。從總體上說，貞觀年間，李世民對二李還是一如既往地保持著信任，並且一再予以重用。 雖然李世民並未因此懷恨，但是被人拒絕的滋味總是不好受的。何況在這種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缺少這兩位驍將的支持，肯定會讓李世民感到一種極大的無奈和失望。 然而，不管內心多麼失望，也不管敵我力量的對比如何懸殊，太子都已經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經形成，無論如何，這場迫在眉睫的惡仗都不能不打。 問題只在於，這一仗該怎麼打？ 最大的問題倒不僅僅在於實力的懸殊，也不在於時機的把握和戰術的選擇，而是在於這場戰爭的性質。也就是說，李世民此刻面對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特殊戰爭。 這一次的對手不是別人——是自己的兄長和弟弟，還有父親。 向自己的骨肉至親揮起屠刀，這需要的絕不僅僅是智慧、勇氣和力量。 可到底還需要什麼？ 李世民不知道。 他不無痛苦地發現，以自己二十八年的人生閱歷和十年的從政經驗，似乎仍然不足以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也不足以讓他逃避一場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 原來自以為成竹在胸的一切，到頭來還是如此地困惑和迷茫。 原來手足親情，並不像自己一直以為的那樣容易割捨、那樣無足輕重。 原來這個世界上最難以征服的不是外在那些強大的敵人和堅固的城池，而是自己靈魂深處最不堪碰觸的那個地方。 這一切，是李世民身邊的任何一個人都無法感同身受的。 面對他們焦急的臉龐和殷切的目光，李世民只能報以沉默，一種近乎麻木的沉默。 除此之外，李世民還能給他們什麼呢？ 起碼在這場令人不安的道德拷問終結之前，李世民給不出任何答复。太子和齊王已經磨刀霍霍，李世民的靈魂卻還在掙扎和思考。 就在此時，北方邊境烽煙再起，東突厥將軍阿史那鬱設率數万鐵騎圍攻烏城（今陝西定邊縣南），戰報迅速傳至長安。 太子和齊王笑了。 一個徹底整垮李世民的計劃迅速在他們的腦中成形。